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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8年在“牛棚”里认识陈叔时先生的,尽管他调来湖南师范学院已经多年。刚来时他被安排在地理系当老师。1964年“四清”前不久地理系撤销,他才转到我们外语系来教英语。
安全闯过“四清”这道关
陈先生是从北京外交系统下放到我院的,同他一起下放的还有好几位,大多数都被安排在外语系教英语。同这些人相比,陈先生有两点显得特别突出:一是他的胞兄陈布雷大名鼎鼎,无人不知;二是他本人当过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再加上他年纪大、个子小,所以他一出现,人们往往指指点点,嘀嘀咕咕。
议论归议论,但都是背着陈叔时进行的。主动同他接触的人却不多。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里,谁愿意主动同有他这种政治背景的人接触呢?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我同他在一个系里工作了那么几年,却没有单独同他说过一句话!界线划得可是一清二楚啊。
陈先生调来我院时,正好赶上过“苦日子”,因为他是归国侨胞,又是统战对象、高级知识分子,按规定享受某些优待,生活过得比我们一般老师好;每月多配给半斤油、五斤灰面、两条烟、三斤黄豆。最重要的是那几年大家忙于过苦日子,政治气候宽松一些,没搞什么运动,有时老师们还开开“神仙会”,发点牢骚。不过,我可没听说陈先生发过什么牢骚,至少没听到他说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
三年苦日子一过,阶级斗争的弦绷起来了。我院成了湖南省高校“四清”的试点。单是工作队员就进来了一百多。“桃园经验”出来以后,我院的“四清”进入高潮,先是层层动员,“查敌情”、背靠背检举揭发,然后出大字报,干部“下放”,“洗手洗澡”,再由大家“脱裤子”,像“打扫厕所”一样,把一切肮脏的思想统统交代出来,分析批判,最后是团结一致,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开火!结果当然战果辉煌,分清了阶级阵线,开除了一个“阶级敌人”,宽大处理了一个“坏分子”,把几个阶级敌人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视其表现再行决定是否戴上,还有几个定为“内控对象”。当然,还有一批“推一推就可以成为阶级敌人,拉一拉也可以算成内部矛盾”的人,经过教育“挽救”过来了!这几种人加起来有十几个,好像陈叔时先生都不在其中。也就是说陈先生安全闯过了“四清”这道关!
“小将”从蜂窝煤里抄出美钞
凭着陈叔时在国民党驻外使领馆工作的经历,要得到重用,成为依靠对象是不可能的,但直到“文革”工作组大抓“黑鬼”为止,陈先生都还置身于革命群众之中,没有受到批判和揪斗。
可好景不长!到了1969年8月,工宣队浩浩荡荡开进学校,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陈先生就在劫难逃了。他的家突然被抄,藏在蜂窝煤里的美钞,也被“小将”们抄了出来,于是他理所当然地被关进了“牛棚”!
陈先生是在我们一百多条“牛”被关进牛棚以后几天才被关进来的。我们进牛棚的仪式非常隆重,先是排着长队,挂着自制的“黑鬼”牌子,站在炎炎烈日下,恭候工人阶级的检阅,然后由其代表——工宣队领着在校园里游街示众,听革命群众呼喊革命口号,庆祝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伟大胜利!游行(应为游街示众)以后,再由工宣队员率领红卫兵小将分别去我们家抄家,然后命令我们背着铺盖卷,在“小将”们押送下走进“牛棚”。
我清楚记得陈先生没有参加这一“盛典”,不在我们外语系的“黑鬼”队伍之中。但没过多久,他就被关进“牛棚”里来了。我劳动回来时,发现他默默地坐在进门左边第一间房里,昂着头,两眼茫然地望着窗外。对面的铺上,也坐着一个老人,却哭丧着脸,两手不停地抖动。我定睛一看,发现是我们系的老教授罗皑岚先生。因为我同他俩是一个系的教师,同罗先生更是很熟,便轻轻地走了进去,想安慰他们几句。罗先生一见到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唉声叹气,眼泪和鼻涕都流出来了。陈先生却欠欠身子让我坐在他的床沿上,然后谈起了他的过去。
他要我相信他没有说半句虚假话
陈叔时说他不是反革命,虽是陈布雷的胞弟,兄弟两人却走的不是一条路。他,陈叔时,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而且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在上海大学从事进步文化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他才接受国民政府的派遣,去驻外使领馆工作,曾经担任过驻智利等国使领馆的一等秘书、参赞和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高级外交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他就退出了国民党政府,躲在美国的一个偏僻小镇上,开办一个小小的养鸡场,准备一有机会就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经过多方奔走,终于找到了回国的机会。1954年他怀揣着一位颇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绕道瑞士,回到祖国,受到有关方面的欢迎,被安排在外交系统的对外关系研究所工作。1961年北京各单位干部下放,于是他来到了湖南师范学院。他反复告诉我,他的一生是爱国的、革命的,从来没有反对过革命,反对过共产党。他要我相信他,他说的全是实话,没有半句虚假。
钢鞭抽打下否认自己是反革命
斗争陈叔时时,他的态度特别“顽固”,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从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小将”们义愤填膺,对他的斗争特别残酷。有一次斗他的时候,让我站着陪斗。“小将”们别出心裁,将讲台布置成斗争台,上面摆着一条四方凳子,凳子上面横放着一个竹扫把,然后命令年逾花甲的陈叔时跪在上面挨斗,不承认就不准起来。陈先生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痛得他浑身冒汗,出来卷起裤腿一看,膝盖上早已血迹斑斑。但他却忍住了,既未叫喊!也没有呻吟!气得“小将”们挥动钢鞭抽打,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的这种表现,使我感到震惊。震惊之余,心中对他不由得生出了敬意,这真是一条汉子!他已年逾花甲,身子相当单薄,居然能经受住那么残酷的折磨!如果不是亲眼目睹,简直无法相信!
在批斗完了回“牛棚”的路上,我劝他改变态度,承认一些问题,免得皮肉受苦。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可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说:“我承认什么?我从来没有反对过革命,我没有罪。我年轻时就参加革命,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而且参加了CY,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哥哥(指陈布雷)怕我惹祸,曾经将我锁在家里,不让我出去,但我还是想方设法逃了出来,继续参加革命活动。我有什么罪?”
“你总为国民党当过外交官吧!”
“我当外交官是在开始抗日的时候,当时国共两党合作,不少共产党员都进了国民政府工作。我出国是为了争取美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帮助我们抗日,不是为了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就离开了国民政府的外交使团,一有机会就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了。我是爱国的,我有什么罪?难道我携全家回国也有罪吗?也算反革命?”
我睁着两眼望了他一下,无言以对。
陈叔时的确是携全家回国的。他妻子楼韵午就在我们系的资料室工作,我们常常打交道。他的大女儿在我院物理系就读,小女儿在我校附中读初中。
1969年3、4月间,陈叔时和我同时从“牛棚”里放了出来,交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后来我随同革命群众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因年老多病,留在学校里。由于他的历史复杂,态度又是那么“顽固”,所以一直被“挂”着,没有得到“解放”。
临终前嘱托我为他鸣冤
在陈叔时去世的前几天(最多不过一星期),他突然来到我的家里。记得他以前从未到过我家,这是唯一的一次!大概人在临死前总有预感吧!知道他的日子已经不多,所以才来我家找我。他进门时,正好碰上我的小儿子在学着拉小提琴。他站着望了一阵,脸上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笑容,然后说了一句:“拉小提琴好!”
等我支开小孩以后,陈叔时才开口谈他的来意。他说他在我院没有接触过什么人,只对我说过他的一生,只有我同情他,了解他,所以他才来找我。他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帮他说话,为他鸣冤!他说的时候,态度非常诚恳,使我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等到我答应之后他便起身告辞,他在我家呆的时间最多不过一小时。
几天过后,听说陈叔时死了。我感到非常震惊!他是怎么死的,得的什么病,我都不清楚,也没敢去打听。我估计系里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看他。那个时候死人很简单,赶紧火化了事,连个简单的追悼会也没开。不过,他对我的要求,我倒是一直记在心里。但在那时“左”风正盛,简直不可一世,我记着又能怎样?我自己不也是没有平反吗?
妻女遭打击身心受重创
陈叔时先生去世以后,好久都没有平反。他的妻子经不起打击,不久就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不得不回杭州投靠亲朋。他的大女儿受的牵连也很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陈叔时大女儿像所有的青年学生一样,积极投身运动,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外出串连,相当活跃。等到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大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陈叔时被揪出来了,于是她从“半空”中摔了下来,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快就被分配到湘西边远的农村当老师去了。这对一个在国外出生的女孩子来说,打击不谓不大,但她还算坚强,承受住了,没出什么意外。
不久陈叔时大女儿结识了一位解放军干部。两人你来我往,产生了爱情。那青年军官打报告,申请与她结婚,但领导不但不准,还命令他与她断绝来往,说她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父亲的问题很大,是历史反革命。这一消息传来,犹如晴空霹雳,一下子就把她击倒了。她精神完全崩溃,成了疯女!成了“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她现在虽然还活着,还住在他们家住的房子里,但精神一直没能恢复正常。直到现在也没有结婚,我每次一见到她就想起陈叔时先生,就想起他对我的嘱托和要求!心里感到很不安!
陈叔时先生的冤案,一直拖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到彻底平反。学院的院刊专门出了一期特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叙述他革命的一生。我认真读了两遍,内容与陈先生对我所说的没有什么出入。陈先生九泉有知,应该可以感到安慰了。
当然遗憾还是有的,就是他的那个“可以教育好”的女儿的病,至今也没有治好!全国有多少有这样经历的人,恐怕没人去统计,至少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数。但我却敢肯定,不只是陈叔时大女儿一个。
近些年不断有人问及陈叔时先生,并且这些人都说陈先生“了不起”,是个“大好人”。我这才觉得有必要写一篇短文来发表,一则表示我对陈先生的怀念,二来把我所知道的这点点情况告诉关心陈先生的亲朋好友。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离休教师)
安全闯过“四清”这道关
陈先生是从北京外交系统下放到我院的,同他一起下放的还有好几位,大多数都被安排在外语系教英语。同这些人相比,陈先生有两点显得特别突出:一是他的胞兄陈布雷大名鼎鼎,无人不知;二是他本人当过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再加上他年纪大、个子小,所以他一出现,人们往往指指点点,嘀嘀咕咕。
议论归议论,但都是背着陈叔时进行的。主动同他接触的人却不多。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里,谁愿意主动同有他这种政治背景的人接触呢?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我同他在一个系里工作了那么几年,却没有单独同他说过一句话!界线划得可是一清二楚啊。
陈先生调来我院时,正好赶上过“苦日子”,因为他是归国侨胞,又是统战对象、高级知识分子,按规定享受某些优待,生活过得比我们一般老师好;每月多配给半斤油、五斤灰面、两条烟、三斤黄豆。最重要的是那几年大家忙于过苦日子,政治气候宽松一些,没搞什么运动,有时老师们还开开“神仙会”,发点牢骚。不过,我可没听说陈先生发过什么牢骚,至少没听到他说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
三年苦日子一过,阶级斗争的弦绷起来了。我院成了湖南省高校“四清”的试点。单是工作队员就进来了一百多。“桃园经验”出来以后,我院的“四清”进入高潮,先是层层动员,“查敌情”、背靠背检举揭发,然后出大字报,干部“下放”,“洗手洗澡”,再由大家“脱裤子”,像“打扫厕所”一样,把一切肮脏的思想统统交代出来,分析批判,最后是团结一致,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开火!结果当然战果辉煌,分清了阶级阵线,开除了一个“阶级敌人”,宽大处理了一个“坏分子”,把几个阶级敌人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视其表现再行决定是否戴上,还有几个定为“内控对象”。当然,还有一批“推一推就可以成为阶级敌人,拉一拉也可以算成内部矛盾”的人,经过教育“挽救”过来了!这几种人加起来有十几个,好像陈叔时先生都不在其中。也就是说陈先生安全闯过了“四清”这道关!
“小将”从蜂窝煤里抄出美钞
凭着陈叔时在国民党驻外使领馆工作的经历,要得到重用,成为依靠对象是不可能的,但直到“文革”工作组大抓“黑鬼”为止,陈先生都还置身于革命群众之中,没有受到批判和揪斗。
可好景不长!到了1969年8月,工宣队浩浩荡荡开进学校,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陈先生就在劫难逃了。他的家突然被抄,藏在蜂窝煤里的美钞,也被“小将”们抄了出来,于是他理所当然地被关进了“牛棚”!
陈先生是在我们一百多条“牛”被关进牛棚以后几天才被关进来的。我们进牛棚的仪式非常隆重,先是排着长队,挂着自制的“黑鬼”牌子,站在炎炎烈日下,恭候工人阶级的检阅,然后由其代表——工宣队领着在校园里游街示众,听革命群众呼喊革命口号,庆祝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伟大胜利!游行(应为游街示众)以后,再由工宣队员率领红卫兵小将分别去我们家抄家,然后命令我们背着铺盖卷,在“小将”们押送下走进“牛棚”。
我清楚记得陈先生没有参加这一“盛典”,不在我们外语系的“黑鬼”队伍之中。但没过多久,他就被关进“牛棚”里来了。我劳动回来时,发现他默默地坐在进门左边第一间房里,昂着头,两眼茫然地望着窗外。对面的铺上,也坐着一个老人,却哭丧着脸,两手不停地抖动。我定睛一看,发现是我们系的老教授罗皑岚先生。因为我同他俩是一个系的教师,同罗先生更是很熟,便轻轻地走了进去,想安慰他们几句。罗先生一见到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唉声叹气,眼泪和鼻涕都流出来了。陈先生却欠欠身子让我坐在他的床沿上,然后谈起了他的过去。
他要我相信他没有说半句虚假话
陈叔时说他不是反革命,虽是陈布雷的胞弟,兄弟两人却走的不是一条路。他,陈叔时,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而且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在上海大学从事进步文化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他才接受国民政府的派遣,去驻外使领馆工作,曾经担任过驻智利等国使领馆的一等秘书、参赞和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高级外交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他就退出了国民党政府,躲在美国的一个偏僻小镇上,开办一个小小的养鸡场,准备一有机会就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经过多方奔走,终于找到了回国的机会。1954年他怀揣着一位颇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绕道瑞士,回到祖国,受到有关方面的欢迎,被安排在外交系统的对外关系研究所工作。1961年北京各单位干部下放,于是他来到了湖南师范学院。他反复告诉我,他的一生是爱国的、革命的,从来没有反对过革命,反对过共产党。他要我相信他,他说的全是实话,没有半句虚假。
钢鞭抽打下否认自己是反革命
斗争陈叔时时,他的态度特别“顽固”,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从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小将”们义愤填膺,对他的斗争特别残酷。有一次斗他的时候,让我站着陪斗。“小将”们别出心裁,将讲台布置成斗争台,上面摆着一条四方凳子,凳子上面横放着一个竹扫把,然后命令年逾花甲的陈叔时跪在上面挨斗,不承认就不准起来。陈先生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痛得他浑身冒汗,出来卷起裤腿一看,膝盖上早已血迹斑斑。但他却忍住了,既未叫喊!也没有呻吟!气得“小将”们挥动钢鞭抽打,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的这种表现,使我感到震惊。震惊之余,心中对他不由得生出了敬意,这真是一条汉子!他已年逾花甲,身子相当单薄,居然能经受住那么残酷的折磨!如果不是亲眼目睹,简直无法相信!
在批斗完了回“牛棚”的路上,我劝他改变态度,承认一些问题,免得皮肉受苦。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可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说:“我承认什么?我从来没有反对过革命,我没有罪。我年轻时就参加革命,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而且参加了CY,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哥哥(指陈布雷)怕我惹祸,曾经将我锁在家里,不让我出去,但我还是想方设法逃了出来,继续参加革命活动。我有什么罪?”
“你总为国民党当过外交官吧!”
“我当外交官是在开始抗日的时候,当时国共两党合作,不少共产党员都进了国民政府工作。我出国是为了争取美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帮助我们抗日,不是为了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就离开了国民政府的外交使团,一有机会就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了。我是爱国的,我有什么罪?难道我携全家回国也有罪吗?也算反革命?”
我睁着两眼望了他一下,无言以对。
陈叔时的确是携全家回国的。他妻子楼韵午就在我们系的资料室工作,我们常常打交道。他的大女儿在我院物理系就读,小女儿在我校附中读初中。
1969年3、4月间,陈叔时和我同时从“牛棚”里放了出来,交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后来我随同革命群众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因年老多病,留在学校里。由于他的历史复杂,态度又是那么“顽固”,所以一直被“挂”着,没有得到“解放”。
临终前嘱托我为他鸣冤
在陈叔时去世的前几天(最多不过一星期),他突然来到我的家里。记得他以前从未到过我家,这是唯一的一次!大概人在临死前总有预感吧!知道他的日子已经不多,所以才来我家找我。他进门时,正好碰上我的小儿子在学着拉小提琴。他站着望了一阵,脸上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笑容,然后说了一句:“拉小提琴好!”
等我支开小孩以后,陈叔时才开口谈他的来意。他说他在我院没有接触过什么人,只对我说过他的一生,只有我同情他,了解他,所以他才来找我。他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帮他说话,为他鸣冤!他说的时候,态度非常诚恳,使我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等到我答应之后他便起身告辞,他在我家呆的时间最多不过一小时。
几天过后,听说陈叔时死了。我感到非常震惊!他是怎么死的,得的什么病,我都不清楚,也没敢去打听。我估计系里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看他。那个时候死人很简单,赶紧火化了事,连个简单的追悼会也没开。不过,他对我的要求,我倒是一直记在心里。但在那时“左”风正盛,简直不可一世,我记着又能怎样?我自己不也是没有平反吗?
妻女遭打击身心受重创
陈叔时先生去世以后,好久都没有平反。他的妻子经不起打击,不久就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不得不回杭州投靠亲朋。他的大女儿受的牵连也很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陈叔时大女儿像所有的青年学生一样,积极投身运动,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外出串连,相当活跃。等到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大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陈叔时被揪出来了,于是她从“半空”中摔了下来,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快就被分配到湘西边远的农村当老师去了。这对一个在国外出生的女孩子来说,打击不谓不大,但她还算坚强,承受住了,没出什么意外。
不久陈叔时大女儿结识了一位解放军干部。两人你来我往,产生了爱情。那青年军官打报告,申请与她结婚,但领导不但不准,还命令他与她断绝来往,说她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父亲的问题很大,是历史反革命。这一消息传来,犹如晴空霹雳,一下子就把她击倒了。她精神完全崩溃,成了疯女!成了“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她现在虽然还活着,还住在他们家住的房子里,但精神一直没能恢复正常。直到现在也没有结婚,我每次一见到她就想起陈叔时先生,就想起他对我的嘱托和要求!心里感到很不安!
陈叔时先生的冤案,一直拖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到彻底平反。学院的院刊专门出了一期特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叙述他革命的一生。我认真读了两遍,内容与陈先生对我所说的没有什么出入。陈先生九泉有知,应该可以感到安慰了。
当然遗憾还是有的,就是他的那个“可以教育好”的女儿的病,至今也没有治好!全国有多少有这样经历的人,恐怕没人去统计,至少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数。但我却敢肯定,不只是陈叔时大女儿一个。
近些年不断有人问及陈叔时先生,并且这些人都说陈先生“了不起”,是个“大好人”。我这才觉得有必要写一篇短文来发表,一则表示我对陈先生的怀念,二来把我所知道的这点点情况告诉关心陈先生的亲朋好友。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离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