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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中期,北部边防出现危机。为了防御北方蒙古族及女真族的侵扰,明政府调整明初的战略,开始注重辽东防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此外,辽东镇还设立了马市,与女真等族进行贸易。马市的设立是辽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途径,是双方互惠互利的一项措施,当然也带来了一些复杂的影响。
关键词:明中期;马市;效应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6—0098—02
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明朝损失惨重,从此明朝北边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局面,以防守为主。为了防御北方蒙古族及女真族的侵扰,明政府调整明初的战略,开始注重辽东防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剿抚并用。此外,为了加强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解决辽东军马不足的问题,辽东镇还设立了马市,与女真等族进行贸易,促进双方的物质文化交流。马市的设立在辽东边政中地位十分重要,本文重点探讨一下明中期马市的立废及其效应。
一、马市的立废
明代辽东马市的设立始于永乐年间,是明朝对女真族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到明中期,蒙古兀良哈三卫及女真诸部不断袭扰辽东,明王朝在实行军事防御策略的同时,又利用马市对他们实行经济羁縻政策,以维护明朝在辽东的统治。
天顺八年(1464年),明王朝接受建州女真首领董山的请求,设置了抚顺马市,专与建州女真贸易。①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廷恢复了正统年间停开的广宁马市,开原马市也由二市增加为三市。马市设立后,明政府专门设官员管理马市,并对马市的开市日期、物品交易标准以及抽税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如宣德九年(1434年)明政府在开原设置辽东都司总管马市的衙门——“提督马市公署”,各关门也都设置“马市官”,监督管理马市。②对于马市的开市日期,政府有明确的规定。最初,“马市开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开一次;广宁,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日开一次”③。抚顺马市则为每三天一市,万历年间以后改为随到随市。开原马市后来也根据女真人的要求,改为每周一市,每市五天。明政府最初还规定:各少数民族部落凭印信入市。后来改为检验敕书入市,没有敕书或货物不得入市。马市官员需严格检验敕书,不准涂改敕书或互相转借使用,如果发现要治罪。敕书丢失或过于陈旧要及时申请补发。对于入市交易的货物,一般也要检验合格方可入市。
明初的马市,主要是官市,也就是明政府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市场,以马的贸易为主。到明代中后期,随着贸易的频繁,官市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出现了私市,并成为各民族之间交易的重要场所。
辽东马市中,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易额比较大,交易十分繁盛。女真人主要以马匹、人参、貂皮、木耳、粮食等换取汉族的布帛、米盐、耕牛以及铁制农具、铁锅等生活生产资料。辽东马市是建州女真获取耕牛、铁器的主要途径。当时建州女真从辽东马市换得耕牛、铁器的记载,在明代辽东档案中屡见不鲜。以至明人认为“耕牛,边人所恃为生”④,这里的“边人”,主要指建州女真人。但是,明政府又担心女真强大起来,威胁明的统治,就严格限制铁器的交易,不准铁制兵器运往女真地区。但实际上屡禁不止,仍有一定数量的铁器流入女真地区。
马市贸易总体上十分繁荣,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但明中期的辽东马市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时而设立,时而关闭,又时而恢复。正统十四年(1449年),由于蒙古兀良哈部犯掠辽东,明政府停止广宁马市和开原城东马市以示惩罚。到成化十四年(1478年),巡抚辽东都御史陈钺奏请复开这两处马市,理由是“近者朵颜屡请开市,朝廷不许。今朵颜穷迫,潜结海西,转市于我,而海西藉彼马力,数犯我边,甚为非便。若复许开,则有以收朵颜之心,散海西之党,而中国并受其利”⑤。朝廷接受他的建议,恢复了这两处的马市贸易。明政府关闭马市本为惩罚兀良哈三卫,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但结果却促使兀良哈三卫与海西女真结合共同犯边,加深了明政府和兀良哈、女真各部的矛盾,危害明朝的利益,最终不得不重新恢复马市。马市的立与废都着眼于为明朝的统治大业服务。其间也体现了蒙古、女真族与明政府的利益之争。
二、马市的效应与历史影响
马市的设立是辽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途径。明代辽东马市贸易十分繁荣。明人李贡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 。朝廷待夷旧有规,近城廿里开官廛(即广宁马市)。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⑥这首诗描写了马市市场繁荣、各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欢欣鼓舞的情景。
值得一提的是女真在马市中用粮食进行交易的情况。由于受到辽东汉族和朝鲜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建州女真的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除了从事狩猎采集之外,农业生产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明代辽东档案看,在马市上女真和汉人之间的大宗交易中,没有女真人购买粮食的记载,而粮食却是建州女真在抚顺马市上出售的重要物品,明人多次用猪牛等换取建州女真的粮食。尤其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铁制农具的使用增加,女真的农业生产发展更快。
通常情况下,当马市开放时,女真各部能够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资,他们与明就处于相对和平的局面,女真对明也比较恭顺;当明政府断绝马市,不能满足女真的要求时,他们就入边抢掠,形成“顺则市易,逆则抢掠”的局面。因此,马市的立废和当时明廷与女真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有密切的关联。
除了关闭马市外,明政府对马市的管理不当也会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进而入寇边境。如成化十三年(1477年),海西、建州女真诸部“入寇 阳”,原因就是由于明政府限制马市交易,“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因是入寇”⑦。而明朝守边官员无辜杀害少数民族人民,更是引起边境不安的重要因素。弘治十二年(1499年),兵部奏:“海西每年一贡,三卫每年再贡,互市相通,世受厚恩,虽时有寇掠,原无聚众反叛之谋。只因边臣往往诱杀熟虏以为功,委官覆按,亦不举正其罪,所以结怨虏人,致启大衅,彼得以复仇藉口,我军数败。”⑧显然,明政府对马市的经营管理是否得当,对于明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有重大的影响。而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亦颇狡黠,往往利用交易之机换取更大的利益,还以此窥探明廷虚实。因此,弘治十六年(1503年),吏科邹文盛疏曰:“以关市言之,辽东先年因三卫内附,东夷效顺,故于广宁、开原,奏立马市交易,当时虏囚输款,时以马易盐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战之具。近贼虏狡黠,不以堪用马匹货卖,持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牛马而已,又有假此窥觇虚实者,中国罔利之徒,与之结交,甚至窃卖兵器,泄漏军情,虽有监市分守等官,势不能禁,窃闻虏所易锅铧,出关后尽碎融液,所得豆料,专以饲马,其志可知。……乞罢关市。”⑨邹文盛乞罢关市,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所易物品质量不如以前,且有利用在马市获得的铁制品制作兵器,以备战争的可能。由此可知,马市不仅仅是经济贸易的场所,还关系着双方的政治利益,所以明政府对马市十分重视,少数民族也对马市依赖性很强。
辽东马市贸易的变化,与明政府对辽东的统治以及辽东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随着明朝政治上的腐朽以及在辽东统治力量的削弱,马市贸易中的各种矛盾凸现。嘉靖年间就有女真族杀掠市易汉人的记载,如“嘉靖初七月初,开原与虏为市,虏时杀掠市人,开原苦之”⑩。而且,万历初年,由于少数民族入市的次数和人数急剧增加,明政府所给的抚赏银两从一向“积有余羡”,到这时已经是经常入不敷出了。此外,明朝对马市的管理难以驾驭,无力约束前来马市交易的兀良哈三卫及女真各部落。嘉靖至万历年间,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势力壮大,桀骜不驯,在马市上横行霸道。原来抚顺马市开市时,“备御坐抚夷厅,酋长以次序立堂上,奉土产,乃验马,马即裸弱瘸败,并视善马价,餍欲乃已”。本来,明政府为了笼络建州女真人民,对于羸弱之马,已视若善马给价。然而,“杲尤睥睨,至辄多蘖酒饮,饮醉箕踞诟詈,无敢呵”。隆庆至万历初年,杲更加桀骜,甚至于万历二年七月惨杀抚顺游击裴承租、把总刘承奕等。“于是巡抚都御史张学颜请绝杲贡市,总兵李成梁以十月誓师捣杲巢,凡斩虏千一百四级来献捷”。 后王杲又纠众犯边,终被明朝处决。
随着明朝统治阶级的腐朽,明中后期的辽东马市中,一些边镇官吏贪婪欺诈,对女真人进行勒索、虐待,也导致马市贸易不能正常进行,甚至停顿。所谓“马市权贵把持,害军蠹国” 。而且,辽东镇部分官员及有势力人家,依赖权势贱价购买兀良哈、女真货物,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使犯边事件屡屡发生。如“广宁、开原、抚顺三马市,每遇夷人,持马貂诸物来市,被镇守等官及势家,纵令头目仆从减价贱市,十偿三四,夷人受其挫勒,折阅积久,怀怨殊深,往往犯边,多坐此故” 。辽东官员们这种“邀功于扑诱,欺愚于马市,构怨召祸,弗可禁诸” 的情形,严重破坏了马市贸易的正常进行,影响了各族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不管是明朝官员,还是兀良哈、女真各部首领对马市的破坏,都阻碍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加深了明政府与各族间的矛盾,是导致明末东北统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市贸易中虽然有明朝官员或兀良哈、女真各部等首领破坏贸易的情况发生,但是,各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是主要的,马市贸易的进行对于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来说,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女真马市,基本上没有中断而且发展相当繁荣,是其他各处的马市难以比拟的。
马市贸易对汉人和女真人来说是互利互惠的。通过贸易,女真各部,将其土特产品,比如人参、貂皮、各种皮革等大量地输入辽东汉族地区,换取辽东汉人大量的农具、布帛、米盐等生产生活用品;而辽东汉族人民用自己生产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也换取了蒙古、女真的土特产品。这就达到了互通有无的目的,加强了汉族与蒙古、女真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了民族关系。建州女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汉族、朝鲜族、蒙古族三个方面的影响,女真人十分善于吸收先进文化的营养,这就使得他们不断进步。外来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深入内部,又转化为女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因素。建州女真在万历年间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后来努尔哈赤崛起,与辽东马市贸易的进行关系密切。《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即称:“我国产东珠、人参、紫貂、元狐、猞狸狲诸珍异之物,足备服用于抚顺、清河、宽奠、 阳四关口互市,以通商贾。自此国富民殷云。”
马市贸易的进行,也带来一些其它复杂的影响。它促使女真各部社会经济的贫富差距拉大,阶级分化加剧。马市贸易的进行对明朝的兴亡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市贸易对建州女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马市建州女真便于窥探明廷军情,为建州女真在军事上入侵辽东提供了方便。以至有的学者认为,“后来努尔哈赤举兵反明,一克抚顺,即沈阳、辽阳相继而下,并下开原、铁岭,遂全有河东,这不能不说与抚顺开关有莫大关系” 。显然明王朝的灭亡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把马市贸易推动女真社会发展视为明边政失策,实在有失偏颇。至于在马市贸易过程中,由于明朝官员管理的失误或贪婪掠夺,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的杀掠破坏等,给双方市易人员、普通百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这也不应该算是开展马市贸易本身的过错。
注释:
①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七,天顺八年七月乙未。
②参见李治亭:《东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368页。
③《全辽志》卷一,《山川志》,三十五页。
④《明英宗实录》卷五四,正统四年四月己丑。
⑤[明]方孔 :《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选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201页。
⑥[明]李贡:《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全辽志》卷六,《艺文志》下,18页。
⑦《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二,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
⑧《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选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206页。
⑨《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选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209页。
⑩《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选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210页。
[明]苕上愚公:《东夷考略》之《建州》,选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62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六,万历二十年三月庚辰。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四,弘治十二年九月丁丑。
[明]黄云:《开原兵备道题名记》,《全辽志》卷五,《艺文志》上,17页。
清代历史资料丛刊:《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上海书店1989年版,9页。
张仁忠:《明清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07页。
(责任编辑/石银)
关键词:明中期;马市;效应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6—0098—02
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明朝损失惨重,从此明朝北边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局面,以防守为主。为了防御北方蒙古族及女真族的侵扰,明政府调整明初的战略,开始注重辽东防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剿抚并用。此外,为了加强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解决辽东军马不足的问题,辽东镇还设立了马市,与女真等族进行贸易,促进双方的物质文化交流。马市的设立在辽东边政中地位十分重要,本文重点探讨一下明中期马市的立废及其效应。
一、马市的立废
明代辽东马市的设立始于永乐年间,是明朝对女真族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到明中期,蒙古兀良哈三卫及女真诸部不断袭扰辽东,明王朝在实行军事防御策略的同时,又利用马市对他们实行经济羁縻政策,以维护明朝在辽东的统治。
天顺八年(1464年),明王朝接受建州女真首领董山的请求,设置了抚顺马市,专与建州女真贸易。①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廷恢复了正统年间停开的广宁马市,开原马市也由二市增加为三市。马市设立后,明政府专门设官员管理马市,并对马市的开市日期、物品交易标准以及抽税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如宣德九年(1434年)明政府在开原设置辽东都司总管马市的衙门——“提督马市公署”,各关门也都设置“马市官”,监督管理马市。②对于马市的开市日期,政府有明确的规定。最初,“马市开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开一次;广宁,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日开一次”③。抚顺马市则为每三天一市,万历年间以后改为随到随市。开原马市后来也根据女真人的要求,改为每周一市,每市五天。明政府最初还规定:各少数民族部落凭印信入市。后来改为检验敕书入市,没有敕书或货物不得入市。马市官员需严格检验敕书,不准涂改敕书或互相转借使用,如果发现要治罪。敕书丢失或过于陈旧要及时申请补发。对于入市交易的货物,一般也要检验合格方可入市。
明初的马市,主要是官市,也就是明政府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市场,以马的贸易为主。到明代中后期,随着贸易的频繁,官市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出现了私市,并成为各民族之间交易的重要场所。
辽东马市中,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易额比较大,交易十分繁盛。女真人主要以马匹、人参、貂皮、木耳、粮食等换取汉族的布帛、米盐、耕牛以及铁制农具、铁锅等生活生产资料。辽东马市是建州女真获取耕牛、铁器的主要途径。当时建州女真从辽东马市换得耕牛、铁器的记载,在明代辽东档案中屡见不鲜。以至明人认为“耕牛,边人所恃为生”④,这里的“边人”,主要指建州女真人。但是,明政府又担心女真强大起来,威胁明的统治,就严格限制铁器的交易,不准铁制兵器运往女真地区。但实际上屡禁不止,仍有一定数量的铁器流入女真地区。
马市贸易总体上十分繁荣,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但明中期的辽东马市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时而设立,时而关闭,又时而恢复。正统十四年(1449年),由于蒙古兀良哈部犯掠辽东,明政府停止广宁马市和开原城东马市以示惩罚。到成化十四年(1478年),巡抚辽东都御史陈钺奏请复开这两处马市,理由是“近者朵颜屡请开市,朝廷不许。今朵颜穷迫,潜结海西,转市于我,而海西藉彼马力,数犯我边,甚为非便。若复许开,则有以收朵颜之心,散海西之党,而中国并受其利”⑤。朝廷接受他的建议,恢复了这两处的马市贸易。明政府关闭马市本为惩罚兀良哈三卫,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但结果却促使兀良哈三卫与海西女真结合共同犯边,加深了明政府和兀良哈、女真各部的矛盾,危害明朝的利益,最终不得不重新恢复马市。马市的立与废都着眼于为明朝的统治大业服务。其间也体现了蒙古、女真族与明政府的利益之争。
二、马市的效应与历史影响
马市的设立是辽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途径。明代辽东马市贸易十分繁荣。明人李贡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 。朝廷待夷旧有规,近城廿里开官廛(即广宁马市)。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⑥这首诗描写了马市市场繁荣、各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欢欣鼓舞的情景。
值得一提的是女真在马市中用粮食进行交易的情况。由于受到辽东汉族和朝鲜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建州女真的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除了从事狩猎采集之外,农业生产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明代辽东档案看,在马市上女真和汉人之间的大宗交易中,没有女真人购买粮食的记载,而粮食却是建州女真在抚顺马市上出售的重要物品,明人多次用猪牛等换取建州女真的粮食。尤其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铁制农具的使用增加,女真的农业生产发展更快。
通常情况下,当马市开放时,女真各部能够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资,他们与明就处于相对和平的局面,女真对明也比较恭顺;当明政府断绝马市,不能满足女真的要求时,他们就入边抢掠,形成“顺则市易,逆则抢掠”的局面。因此,马市的立废和当时明廷与女真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有密切的关联。
除了关闭马市外,明政府对马市的管理不当也会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进而入寇边境。如成化十三年(1477年),海西、建州女真诸部“入寇 阳”,原因就是由于明政府限制马市交易,“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因是入寇”⑦。而明朝守边官员无辜杀害少数民族人民,更是引起边境不安的重要因素。弘治十二年(1499年),兵部奏:“海西每年一贡,三卫每年再贡,互市相通,世受厚恩,虽时有寇掠,原无聚众反叛之谋。只因边臣往往诱杀熟虏以为功,委官覆按,亦不举正其罪,所以结怨虏人,致启大衅,彼得以复仇藉口,我军数败。”⑧显然,明政府对马市的经营管理是否得当,对于明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有重大的影响。而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亦颇狡黠,往往利用交易之机换取更大的利益,还以此窥探明廷虚实。因此,弘治十六年(1503年),吏科邹文盛疏曰:“以关市言之,辽东先年因三卫内附,东夷效顺,故于广宁、开原,奏立马市交易,当时虏囚输款,时以马易盐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战之具。近贼虏狡黠,不以堪用马匹货卖,持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牛马而已,又有假此窥觇虚实者,中国罔利之徒,与之结交,甚至窃卖兵器,泄漏军情,虽有监市分守等官,势不能禁,窃闻虏所易锅铧,出关后尽碎融液,所得豆料,专以饲马,其志可知。……乞罢关市。”⑨邹文盛乞罢关市,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所易物品质量不如以前,且有利用在马市获得的铁制品制作兵器,以备战争的可能。由此可知,马市不仅仅是经济贸易的场所,还关系着双方的政治利益,所以明政府对马市十分重视,少数民族也对马市依赖性很强。
辽东马市贸易的变化,与明政府对辽东的统治以及辽东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随着明朝政治上的腐朽以及在辽东统治力量的削弱,马市贸易中的各种矛盾凸现。嘉靖年间就有女真族杀掠市易汉人的记载,如“嘉靖初七月初,开原与虏为市,虏时杀掠市人,开原苦之”⑩。而且,万历初年,由于少数民族入市的次数和人数急剧增加,明政府所给的抚赏银两从一向“积有余羡”,到这时已经是经常入不敷出了。此外,明朝对马市的管理难以驾驭,无力约束前来马市交易的兀良哈三卫及女真各部落。嘉靖至万历年间,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势力壮大,桀骜不驯,在马市上横行霸道。原来抚顺马市开市时,“备御坐抚夷厅,酋长以次序立堂上,奉土产,乃验马,马即裸弱瘸败,并视善马价,餍欲乃已”。本来,明政府为了笼络建州女真人民,对于羸弱之马,已视若善马给价。然而,“杲尤睥睨,至辄多蘖酒饮,饮醉箕踞诟詈,无敢呵”。隆庆至万历初年,杲更加桀骜,甚至于万历二年七月惨杀抚顺游击裴承租、把总刘承奕等。“于是巡抚都御史张学颜请绝杲贡市,总兵李成梁以十月誓师捣杲巢,凡斩虏千一百四级来献捷”。 后王杲又纠众犯边,终被明朝处决。
随着明朝统治阶级的腐朽,明中后期的辽东马市中,一些边镇官吏贪婪欺诈,对女真人进行勒索、虐待,也导致马市贸易不能正常进行,甚至停顿。所谓“马市权贵把持,害军蠹国” 。而且,辽东镇部分官员及有势力人家,依赖权势贱价购买兀良哈、女真货物,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使犯边事件屡屡发生。如“广宁、开原、抚顺三马市,每遇夷人,持马貂诸物来市,被镇守等官及势家,纵令头目仆从减价贱市,十偿三四,夷人受其挫勒,折阅积久,怀怨殊深,往往犯边,多坐此故” 。辽东官员们这种“邀功于扑诱,欺愚于马市,构怨召祸,弗可禁诸” 的情形,严重破坏了马市贸易的正常进行,影响了各族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不管是明朝官员,还是兀良哈、女真各部首领对马市的破坏,都阻碍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加深了明政府与各族间的矛盾,是导致明末东北统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市贸易中虽然有明朝官员或兀良哈、女真各部等首领破坏贸易的情况发生,但是,各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是主要的,马市贸易的进行对于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来说,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女真马市,基本上没有中断而且发展相当繁荣,是其他各处的马市难以比拟的。
马市贸易对汉人和女真人来说是互利互惠的。通过贸易,女真各部,将其土特产品,比如人参、貂皮、各种皮革等大量地输入辽东汉族地区,换取辽东汉人大量的农具、布帛、米盐等生产生活用品;而辽东汉族人民用自己生产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也换取了蒙古、女真的土特产品。这就达到了互通有无的目的,加强了汉族与蒙古、女真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了民族关系。建州女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汉族、朝鲜族、蒙古族三个方面的影响,女真人十分善于吸收先进文化的营养,这就使得他们不断进步。外来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深入内部,又转化为女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因素。建州女真在万历年间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后来努尔哈赤崛起,与辽东马市贸易的进行关系密切。《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即称:“我国产东珠、人参、紫貂、元狐、猞狸狲诸珍异之物,足备服用于抚顺、清河、宽奠、 阳四关口互市,以通商贾。自此国富民殷云。”
马市贸易的进行,也带来一些其它复杂的影响。它促使女真各部社会经济的贫富差距拉大,阶级分化加剧。马市贸易的进行对明朝的兴亡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市贸易对建州女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马市建州女真便于窥探明廷军情,为建州女真在军事上入侵辽东提供了方便。以至有的学者认为,“后来努尔哈赤举兵反明,一克抚顺,即沈阳、辽阳相继而下,并下开原、铁岭,遂全有河东,这不能不说与抚顺开关有莫大关系” 。显然明王朝的灭亡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把马市贸易推动女真社会发展视为明边政失策,实在有失偏颇。至于在马市贸易过程中,由于明朝官员管理的失误或贪婪掠夺,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的杀掠破坏等,给双方市易人员、普通百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这也不应该算是开展马市贸易本身的过错。
注释:
①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七,天顺八年七月乙未。
②参见李治亭:《东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368页。
③《全辽志》卷一,《山川志》,三十五页。
④《明英宗实录》卷五四,正统四年四月己丑。
⑤[明]方孔 :《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选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201页。
⑥[明]李贡:《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全辽志》卷六,《艺文志》下,18页。
⑦《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二,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
⑧《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选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206页。
⑨《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选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209页。
⑩《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选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210页。
[明]苕上愚公:《东夷考略》之《建州》,选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62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六,万历二十年三月庚辰。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四,弘治十二年九月丁丑。
[明]黄云:《开原兵备道题名记》,《全辽志》卷五,《艺文志》上,17页。
清代历史资料丛刊:《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上海书店1989年版,9页。
张仁忠:《明清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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