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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压力、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因素的叠加，使得80后一代并无“二胎”情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更多选择的是“独生主义”，这种核心家庭的变化渐成时尚
李默的短信里有一条丈夫的留言：我是爱你的，但是父母命不可违，如果你执意坚持……
看到这个省略号，李默一阵心痛又有一丝“好笑”。丈夫张岩提出离婚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我不能做不孝之子。从单独二胎政策公布后，李默就和婆家开始了一场谈判——生二胎。这使李默很是憋气，她不愿意自己被二胎“绑架”，毕竟生育权在自己手里，她一向坚持“独生”主义，但是这一次，李默似乎也走在了生与不生的纠结当中。
李默的烦恼并非个案，由《小康》联合新浪的调查显示，8%的人表示受到家庭等方面的压力现在还不能“表态”是否要生二胎，而41%的受访者表示“绝对不考虑二胎”，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单独二胎政策丝毫不会动摇他们“独生”的想法，有受访者感叹：生一个孩子的女人是聪明的女人，生两个孩子的女人是伟大的女人，而她们觉得这样的“伟大”实在担当不起。
“独生”有理？
“难道我们就不吃不喝了吗？”
养不起，这是横亘在生二孩选择面前的最大障碍。
李默和老公八年前来北京打拼，目前夫妻俩年薪加起来17万左右。2009年对于李默夫妻来说是一个“双喜年”——两人用存款及父母资助首付买下了东五环外的一套两居室，不久女儿豆豆的到来，给了这个家庭无限的欢乐。然而女儿一降生，经济上“束缚”也随之而来——房贷每月5000元、伙食费2000元、豆豆奶粉及婴儿用品2500元，这已经花出去将近一万。
也就从这一年起，夫妻俩再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去过一次高档餐厅，偶尔去商场也只敢在打折专柜前停步，不过夫妻俩觉得这都是生活的必然节奏——养孩子，哪能不付出呢？
2012年，豆豆已经3岁，在李默夫妻看来，这样一个关键阶段千万不能耽误，他们给孩子报了一个有名的早教班，一个月下来需要支出近2000元，这时李默感到经济上面临的不仅是“束缚”，而是有点捉襟见肘了。
2013年，这种捉襟见肘再次升级——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豆豆只能去私立幼儿园，一年的学费13000元，加上衣服、零食、玩具、医药费用，豆豆一年花销就将近5万元，这时李默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
李默无法想象，再生一个孩子，一年就要多开销5万元，这就意味着，除去房贷存款已所剩无几：“难道我们就不吃不喝了吗？”
在北京，李默夫妻俩的年收入属于中等水平，这就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和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可以尽力给到孩子最好的生活、教育条件，但是再生一个马上“难堪”。
最终李默决定用“算账”的方式和公婆沟通，当真实的数据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公公摇头叹息道：“你们在北京打拼已经很不容易，再生一个孩子确实是很大的负担，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愿意你们那么辛苦，豆豆培养好了也一样光宗耀祖。”
一场家庭风波平息了，当李默偶尔拿这件事出来“秋后算账”的时候，张岩总是理亏地转移话题：“我一定多赚钱，让你们娘儿俩过上更好的生活。”
李默的境遇并非个案，放开单独二胎后，城市人群的选择并非立即响应，更多人会算算“成本账”。
《广州日报》访问了当地28个广州户籍家庭，让他们计算自己的育儿成本，仅从孩子出生到上小学前，保守估计要花20万元左右。上海市社科院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在上海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22岁的成本已近百万元，比10年前涨了一倍。
养小孩的边际成本极高，导致很多人并不愿意生二胎。央视调查全国10万个受访家庭，发现东北三省、京津沪、青海的家庭生育意愿最低；而广西、广东、海南、山东及西藏的家庭生育意愿最高。但同时也有分析指出，尽管有生育意愿的家庭超过70%，但真正付诸行动的有可能不到一半，其中经济因素占比不少。
“你有没有精力照顾好每一个孩子”
没精力！
明星马伊琍不久前诞下了二胎，怀孕的时候她曾表示：生二胎不是经济问题，我纠结的是有没有精力照顾好每个孩子。
马伊琍的纠结代表了很多拒生二胎者的心声：即使金钱不是问题，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这种心态，在大城市人群中更为普遍存在。
35岁的张敏欣和老公都是独子，地道上海人，收入稳定，房产四套，存款百万，双方父母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经济条件较为优越，已有一子的她却坚定地表示：一个孩子刚刚好。尽管单独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其实早就在上海农村户籍家庭中实行，而城市“双独”家庭本来就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张敏欣的选择颇具代表性，今年10岁的儿子是张敏欣和丈夫的骄傲：身体健康，学习优异，弹得一手好钢琴，也能玩转各种球类，前不久还代表学校获得了少儿机器人大赛银奖，很多人都问张敏欣的育儿秘诀，她都是这样回答：搭上自己的全部精力。
从怀孕之初，张敏欣就状况不断，胆战心惊熬到足月生产时又闯了一回”鬼门关”。从儿子落地那一刻起，张敏欣就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哺乳期内，她没有一次能连续睡上三小时，长期的睡眠不足使得她一度患上神经衰弱，这些在她看来还仅仅是体力上的劳累。一旦儿子生病，就是她最受煎熬的时候。很多次夜里，张敏欣和丈夫抱着发烧的儿子奔向医院，看着孩子痛苦扭曲的小脸，她经常六神无主，那些日子里，张敏欣和丈夫的工作几乎停滞，“如果再生一个，家里不得要乱套了！”
这些在张敏欣看来还只是生活层面的操劳，孩子上小学后，一家三口都进入了“学习”状态，夫妻俩每天要不断补充新知识以跟上儿子的学习节奏，一到周末，两人带着孩子穿梭在几个兴趣班之间，为了能让孩子开阔眼界，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举家旅游，“我‘玩’的时候都在想儿子的作业习题。”
“一个孩子已经‘占用”了我们这么多精力，再生一个意味要长出三头六臂，我不赞成穷养富养之说，孩子就应该享受到最好的成长条件！”张敏欣说，他已经和丈夫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这辈子的目标就是把儿子培养成才。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即有人分析认为，这项政策的受惠群体大多为70后，因为80后一代大多是“双独”。对于刚刚进入中坚年代的这群人来说，在“房奴”、“车奴”的压力之下，要再次成为“孩奴”，不能不说是一个颇为艰难的抉择。
上海市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在户籍家庭中满足条件、有生育二胎意愿的约有40%—50%，多年下来平均为42%。但2008年至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市共办理双独或单独再生育审批约16000例，而实际生育数占申请量的51%。
“不能绑架彼此的生活”
要自由！
颜林也是坚定的“独生”主义者，她在一家知名外企担任时装设计总监，毕业十年熬到这个位置，颜林付出了很大牺牲，为了升职，她到35岁那年才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高龄，她的怀孕之路一直冠以“高危”的标签，不过最后还是收获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
为了不耽误工作，月子里颜林就在家里办公，往往一手喂着奶一手通着电话，家人劝她别那么卖命，可她总是这样回答：“我一停下来就会被别人赶超。”
“对身处这样一个变革时代的年轻人而言，生活就像一部不断加速的跑步机。它一方面代表了某种值得追求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提速就要被甩下来。” 2013年《人民日报》一篇《80后为何暮气沉沉》的文章在网络上激起了不同的反响，有很多人认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但也有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同。
这一代人想要追求自己的生活，也必将为这种生活付出代价。
颜林们的选择空间其实并不大，她和丈夫工作繁忙经常出差，照顾孩子的重担就落在四位老人身上。年届六旬的老人们对女儿灌注了巨大的心血，不仅把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还学习最先进的育儿方法。看着老人们日益花白的发丝，颜林时常感到愧疚——没生女儿之前，父母都是资深驴友，他们希望晚年能完成年轻时的梦想。但为了颜林，父母毅然停止寻梦。生二胎，谁来照顾孩子就是一个大问题，她和丈夫都不愿意找保姆，这就意味着仍然要四位老人帮忙，而这是颜林“于心不忍”的：“如果让父母带，他们肯定还是愿意，但他们年龄越来越大，完全可以安享晚年或者追求梦想，我们不能为了二胎去绑架彼此的生活。”
80后们不再视隔代养育为必然，他们期望解放自己，也解放父母。
“不生二胎也有自己的私心作祟，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势必会牵绊奋斗事业和享受生活的脚步。”颜林说，公司接下来会派她到巴黎时装学院学习，那是全世界设计师都梦想的殿堂，如果怀孕就要错失这个难得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年过四旬的她渐渐领悟：家庭并不是女人的全部，她希望能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看书、瑜伽、旅游、思考。而要做到这些，“一个孩子刚刚好。”
大多数的“独生主义”者都持有和颜林同样的看法，传统的尺度对他们并无束缚，他们无意扩大现在的家庭，而愿意保持“三口之家”的稳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实际上大城市中家庭户平均数已降至3人以下。国家卫计委的分析称，成员只有夫妻两人及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目前核心家庭占中国全部家庭的比重超过70%。
颜林、李默、张敏欣们选择“不生”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其结果却相当一致：这种核心家庭会成为一种常态，甚至更趋稳固，而这种趋势带来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变化才刚刚开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李默的短信里有一条丈夫的留言：我是爱你的，但是父母命不可违，如果你执意坚持……
看到这个省略号，李默一阵心痛又有一丝“好笑”。丈夫张岩提出离婚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我不能做不孝之子。从单独二胎政策公布后，李默就和婆家开始了一场谈判——生二胎。这使李默很是憋气，她不愿意自己被二胎“绑架”，毕竟生育权在自己手里，她一向坚持“独生”主义，但是这一次，李默似乎也走在了生与不生的纠结当中。
李默的烦恼并非个案，由《小康》联合新浪的调查显示，8%的人表示受到家庭等方面的压力现在还不能“表态”是否要生二胎，而41%的受访者表示“绝对不考虑二胎”，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单独二胎政策丝毫不会动摇他们“独生”的想法，有受访者感叹：生一个孩子的女人是聪明的女人，生两个孩子的女人是伟大的女人，而她们觉得这样的“伟大”实在担当不起。
“独生”有理？
“难道我们就不吃不喝了吗？”
养不起，这是横亘在生二孩选择面前的最大障碍。
李默和老公八年前来北京打拼，目前夫妻俩年薪加起来17万左右。2009年对于李默夫妻来说是一个“双喜年”——两人用存款及父母资助首付买下了东五环外的一套两居室，不久女儿豆豆的到来，给了这个家庭无限的欢乐。然而女儿一降生，经济上“束缚”也随之而来——房贷每月5000元、伙食费2000元、豆豆奶粉及婴儿用品2500元，这已经花出去将近一万。
也就从这一年起，夫妻俩再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去过一次高档餐厅，偶尔去商场也只敢在打折专柜前停步，不过夫妻俩觉得这都是生活的必然节奏——养孩子，哪能不付出呢？
2012年，豆豆已经3岁，在李默夫妻看来，这样一个关键阶段千万不能耽误，他们给孩子报了一个有名的早教班，一个月下来需要支出近2000元，这时李默感到经济上面临的不仅是“束缚”，而是有点捉襟见肘了。
2013年，这种捉襟见肘再次升级——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豆豆只能去私立幼儿园，一年的学费13000元，加上衣服、零食、玩具、医药费用，豆豆一年花销就将近5万元，这时李默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
李默无法想象，再生一个孩子，一年就要多开销5万元，这就意味着，除去房贷存款已所剩无几：“难道我们就不吃不喝了吗？”
在北京，李默夫妻俩的年收入属于中等水平，这就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和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可以尽力给到孩子最好的生活、教育条件，但是再生一个马上“难堪”。
最终李默决定用“算账”的方式和公婆沟通，当真实的数据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公公摇头叹息道：“你们在北京打拼已经很不容易，再生一个孩子确实是很大的负担，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愿意你们那么辛苦，豆豆培养好了也一样光宗耀祖。”
一场家庭风波平息了，当李默偶尔拿这件事出来“秋后算账”的时候，张岩总是理亏地转移话题：“我一定多赚钱，让你们娘儿俩过上更好的生活。”
李默的境遇并非个案，放开单独二胎后，城市人群的选择并非立即响应，更多人会算算“成本账”。
《广州日报》访问了当地28个广州户籍家庭，让他们计算自己的育儿成本，仅从孩子出生到上小学前，保守估计要花20万元左右。上海市社科院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在上海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22岁的成本已近百万元，比10年前涨了一倍。
养小孩的边际成本极高，导致很多人并不愿意生二胎。央视调查全国10万个受访家庭，发现东北三省、京津沪、青海的家庭生育意愿最低；而广西、广东、海南、山东及西藏的家庭生育意愿最高。但同时也有分析指出，尽管有生育意愿的家庭超过70%，但真正付诸行动的有可能不到一半，其中经济因素占比不少。
“你有没有精力照顾好每一个孩子”
没精力！
明星马伊琍不久前诞下了二胎，怀孕的时候她曾表示：生二胎不是经济问题，我纠结的是有没有精力照顾好每个孩子。
马伊琍的纠结代表了很多拒生二胎者的心声：即使金钱不是问题，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这种心态，在大城市人群中更为普遍存在。
35岁的张敏欣和老公都是独子，地道上海人，收入稳定，房产四套，存款百万，双方父母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经济条件较为优越，已有一子的她却坚定地表示：一个孩子刚刚好。尽管单独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其实早就在上海农村户籍家庭中实行，而城市“双独”家庭本来就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张敏欣的选择颇具代表性，今年10岁的儿子是张敏欣和丈夫的骄傲：身体健康，学习优异，弹得一手好钢琴，也能玩转各种球类，前不久还代表学校获得了少儿机器人大赛银奖，很多人都问张敏欣的育儿秘诀，她都是这样回答：搭上自己的全部精力。
从怀孕之初，张敏欣就状况不断，胆战心惊熬到足月生产时又闯了一回”鬼门关”。从儿子落地那一刻起，张敏欣就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哺乳期内，她没有一次能连续睡上三小时，长期的睡眠不足使得她一度患上神经衰弱，这些在她看来还仅仅是体力上的劳累。一旦儿子生病，就是她最受煎熬的时候。很多次夜里，张敏欣和丈夫抱着发烧的儿子奔向医院，看着孩子痛苦扭曲的小脸，她经常六神无主，那些日子里，张敏欣和丈夫的工作几乎停滞，“如果再生一个，家里不得要乱套了！”
这些在张敏欣看来还只是生活层面的操劳，孩子上小学后，一家三口都进入了“学习”状态，夫妻俩每天要不断补充新知识以跟上儿子的学习节奏，一到周末，两人带着孩子穿梭在几个兴趣班之间，为了能让孩子开阔眼界，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举家旅游，“我‘玩’的时候都在想儿子的作业习题。”
“一个孩子已经‘占用”了我们这么多精力，再生一个意味要长出三头六臂，我不赞成穷养富养之说，孩子就应该享受到最好的成长条件！”张敏欣说，他已经和丈夫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这辈子的目标就是把儿子培养成才。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即有人分析认为，这项政策的受惠群体大多为70后，因为80后一代大多是“双独”。对于刚刚进入中坚年代的这群人来说，在“房奴”、“车奴”的压力之下，要再次成为“孩奴”，不能不说是一个颇为艰难的抉择。
上海市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在户籍家庭中满足条件、有生育二胎意愿的约有40%—50%，多年下来平均为42%。但2008年至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市共办理双独或单独再生育审批约16000例，而实际生育数占申请量的51%。
“不能绑架彼此的生活”
要自由！
颜林也是坚定的“独生”主义者，她在一家知名外企担任时装设计总监，毕业十年熬到这个位置，颜林付出了很大牺牲，为了升职，她到35岁那年才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高龄，她的怀孕之路一直冠以“高危”的标签，不过最后还是收获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
为了不耽误工作，月子里颜林就在家里办公，往往一手喂着奶一手通着电话，家人劝她别那么卖命，可她总是这样回答：“我一停下来就会被别人赶超。”
“对身处这样一个变革时代的年轻人而言，生活就像一部不断加速的跑步机。它一方面代表了某种值得追求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提速就要被甩下来。” 2013年《人民日报》一篇《80后为何暮气沉沉》的文章在网络上激起了不同的反响，有很多人认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但也有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同。
这一代人想要追求自己的生活，也必将为这种生活付出代价。
颜林们的选择空间其实并不大，她和丈夫工作繁忙经常出差，照顾孩子的重担就落在四位老人身上。年届六旬的老人们对女儿灌注了巨大的心血，不仅把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还学习最先进的育儿方法。看着老人们日益花白的发丝，颜林时常感到愧疚——没生女儿之前，父母都是资深驴友，他们希望晚年能完成年轻时的梦想。但为了颜林，父母毅然停止寻梦。生二胎，谁来照顾孩子就是一个大问题，她和丈夫都不愿意找保姆，这就意味着仍然要四位老人帮忙，而这是颜林“于心不忍”的：“如果让父母带，他们肯定还是愿意，但他们年龄越来越大，完全可以安享晚年或者追求梦想，我们不能为了二胎去绑架彼此的生活。”
80后们不再视隔代养育为必然，他们期望解放自己，也解放父母。
“不生二胎也有自己的私心作祟，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势必会牵绊奋斗事业和享受生活的脚步。”颜林说，公司接下来会派她到巴黎时装学院学习，那是全世界设计师都梦想的殿堂，如果怀孕就要错失这个难得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年过四旬的她渐渐领悟：家庭并不是女人的全部，她希望能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看书、瑜伽、旅游、思考。而要做到这些，“一个孩子刚刚好。”
大多数的“独生主义”者都持有和颜林同样的看法，传统的尺度对他们并无束缚，他们无意扩大现在的家庭，而愿意保持“三口之家”的稳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实际上大城市中家庭户平均数已降至3人以下。国家卫计委的分析称，成员只有夫妻两人及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目前核心家庭占中国全部家庭的比重超过70%。
颜林、李默、张敏欣们选择“不生”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其结果却相当一致：这种核心家庭会成为一种常态，甚至更趋稳固，而这种趋势带来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变化才刚刚开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