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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应用生命周期理论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进行考察，将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作为一个由乱世到盛世，再由盛世到乱世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并针对其中一个循环，我们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提出每个阶段时期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关键词 生命周期理论 法治 德治 盛世 乱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我国古代社会从夏商周到明清时期，都避免不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命运，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大体可以看作是一个由乱世到盛世，再由盛世到乱世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虽然在此过程中，法律与道德是阶级社会治理国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但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对法治和德治的看法又不尽相同，主要集中于：是依法治国为主，德治作为法治的补充，还是法治与德治具有同等的地位，等等；目前，也有很多人感性的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盛世用德治，在乱世用法治，那么，本文认为，对于法治与德治的地位问题，从生命周期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二者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治理来说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二者的地位和关系是有不同的。
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简介
19世纪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及管理学者们对企业产生、成长及衰亡规律进行了研究。1972年，哈佛大学的Greiner在《组织成长的演变和变革》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概念。1989年美国学者伊查克·爱迪思从企业文化角度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著作《企业生命周期》中明确了生命周期的概念，描述了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行为特征，并提出了预测、分析及诊断企业文化的工具，以及改变企业文化的爱迪思诊疗法。爱迪斯的生命周期模型如图1所示：
三、我国古代社会的生命周期分析以及对应的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我们扩展一下这一视角，将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用于整个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可将整个古代社会看出由乱世到盛世，盛世到乱世的循环发展过程。我们将这个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又是不一样的。如图2所示：
根据上图，我们以其中的一个循环为例（新朝代的建立到灭亡），来探索不同时期，法治与德治的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关系。
1、阶段Ⅰ：法治为主，德治为辅。
我们从历史可知，在这段时期，通常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各种起义和叛乱不断，也是一个新的王朝即将诞生的阶段，这一时期，为了建立新的制度，安定整个社会，通常主要会采取法治的方式，辅以德治，也就形成了以法为主，以德为辅的状态。
2、阶段Ⅱ：德治与法治并重。
进入阶段Ⅱ时，整个国家机制已经基本成熟，法治建设也趋于完善，整个社会处于安定的状态，此时，国家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自己的统治，除了主要依靠法治外，他还会将德治提到非常重要的高度，并将法治与德治进行融合，正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入刑，相为表里”。推行法治时必须以德治为社会基础，依靠德治教化，使大多数人遵律守法，这就为一个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治世治人，定分止争，得人心，安天下，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在德不在刑，在教不在杀。
3、阶段Ⅲ：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奉行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使仁政、德治得以復归。德主刑辅，大德小刑的德治，以仁为核心，以克己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为理论基础，强调以德为本，以教为先，重视教化感应。法治以法律为武器，有锋芒，有杀气，以强行处罚调整社会关系。为推动盛世的继续法治，将引礼入法和法律伦理化，这样就使得德治地位一路攀升，形成了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社会状态。
4、阶段Ⅳ：法治与德治的衰退。
进入这一阶段，国家已经开始走向灭亡，各种法治机制开始遭到破坏，国家已经不能很好的实施法治，也就无法统治整个社会，此外。由于法制遭到破坏，德治实施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整个国家开始陷入混乱的状态，逐步进入下一个乱世之中。
四、结论和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概括为一个由乱世到盛世，再有盛世到乱世的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并以其中一个循环为例，深度分析了法治与德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阶段Ⅰ、Ⅱ、Ⅲ、Ⅳ）时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知道不管何时，德治与法治都是同时存在，二者只有地位差别，在不同时期，国家治理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此外，这一模型分析，对指导现实的中国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处于生命周期理论中的阶段Ⅱ，因此，我国一直主张法治与德治并重。□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GreinerLarryE.Evolutionandrevolutionasorganizationsgrow.HarvardBusinessReview，1972，50：37
[2]伊查克·爱迪思.企业生命周期.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3]论语.为政.管曙光.诸子集成：第一册（第2版）.中华书局，2006.22.
[4]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01-11，（1）.
[5]以德治国方略全书（上卷）.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
[6]姜杰.中国管理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
关键词 生命周期理论 法治 德治 盛世 乱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我国古代社会从夏商周到明清时期，都避免不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命运，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大体可以看作是一个由乱世到盛世，再由盛世到乱世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虽然在此过程中，法律与道德是阶级社会治理国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但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对法治和德治的看法又不尽相同，主要集中于：是依法治国为主，德治作为法治的补充，还是法治与德治具有同等的地位，等等；目前，也有很多人感性的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盛世用德治，在乱世用法治，那么，本文认为，对于法治与德治的地位问题，从生命周期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二者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治理来说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二者的地位和关系是有不同的。
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简介
19世纪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及管理学者们对企业产生、成长及衰亡规律进行了研究。1972年，哈佛大学的Greiner在《组织成长的演变和变革》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概念。1989年美国学者伊查克·爱迪思从企业文化角度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著作《企业生命周期》中明确了生命周期的概念，描述了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行为特征，并提出了预测、分析及诊断企业文化的工具，以及改变企业文化的爱迪思诊疗法。爱迪斯的生命周期模型如图1所示：
三、我国古代社会的生命周期分析以及对应的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我们扩展一下这一视角，将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用于整个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可将整个古代社会看出由乱世到盛世，盛世到乱世的循环发展过程。我们将这个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又是不一样的。如图2所示：
根据上图，我们以其中的一个循环为例（新朝代的建立到灭亡），来探索不同时期，法治与德治的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关系。
1、阶段Ⅰ：法治为主，德治为辅。
我们从历史可知，在这段时期，通常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各种起义和叛乱不断，也是一个新的王朝即将诞生的阶段，这一时期，为了建立新的制度，安定整个社会，通常主要会采取法治的方式，辅以德治，也就形成了以法为主，以德为辅的状态。
2、阶段Ⅱ：德治与法治并重。
进入阶段Ⅱ时，整个国家机制已经基本成熟，法治建设也趋于完善，整个社会处于安定的状态，此时，国家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自己的统治，除了主要依靠法治外，他还会将德治提到非常重要的高度，并将法治与德治进行融合，正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入刑，相为表里”。推行法治时必须以德治为社会基础，依靠德治教化，使大多数人遵律守法，这就为一个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治世治人，定分止争，得人心，安天下，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在德不在刑，在教不在杀。
3、阶段Ⅲ：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奉行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使仁政、德治得以復归。德主刑辅，大德小刑的德治，以仁为核心，以克己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为理论基础，强调以德为本，以教为先，重视教化感应。法治以法律为武器，有锋芒，有杀气，以强行处罚调整社会关系。为推动盛世的继续法治，将引礼入法和法律伦理化，这样就使得德治地位一路攀升，形成了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社会状态。
4、阶段Ⅳ：法治与德治的衰退。
进入这一阶段，国家已经开始走向灭亡，各种法治机制开始遭到破坏，国家已经不能很好的实施法治，也就无法统治整个社会，此外。由于法制遭到破坏，德治实施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整个国家开始陷入混乱的状态，逐步进入下一个乱世之中。
四、结论和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概括为一个由乱世到盛世，再有盛世到乱世的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并以其中一个循环为例，深度分析了法治与德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阶段Ⅰ、Ⅱ、Ⅲ、Ⅳ）时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知道不管何时，德治与法治都是同时存在，二者只有地位差别，在不同时期，国家治理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此外，这一模型分析，对指导现实的中国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处于生命周期理论中的阶段Ⅱ，因此，我国一直主张法治与德治并重。□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GreinerLarryE.Evolutionandrevolutionasorganizationsgrow.HarvardBusinessReview，1972，50：37
[2]伊查克·爱迪思.企业生命周期.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3]论语.为政.管曙光.诸子集成：第一册（第2版）.中华书局，2006.22.
[4]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01-11，（1）.
[5]以德治国方略全书（上卷）.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
[6]姜杰.中国管理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