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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12年8月16日上午10点
采访地点:《东方艺术·国画》编辑部
访谈人物:赵晨?杨建国 邓馨
文字整合:邓馨
当代水墨写实人物画的现状
杨建国(以下简称“杨”):首先,祝贺你考取冯远先生的博士生,现在你在艺术的道路上,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赵晨(以下简称“赵”):谢谢。
邓馨(以下简称“邓”):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你的艺术发展过程。你一直处于学院教育体系之中:本科就读于天津美院国画系,之后在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四年,然后考取中央美院华其敏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几年,你保持着自由创作状态直到今年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冯远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每所院校都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名师,这对你各个阶段的成长有很大帮助。
赵:1996年,我考上天津美院读本科,当时很有幸,陈冬至、霍春阳、何家英、李孝萱几位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可以说我在天津美院打下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相比之下,天津美院不像中央美院思维那么活跃,但在那里我可以一心一意地解决基本功的问题,解决造型、笔墨技巧问题。天津的画法整体上看倾向于雅俗共赏,并带有一定的宫廷味道和生动活泼的趣味。天津从建国以来就出现过很多优秀的画家,比如早期的陈少梅,刘奎龄、刘继卣,以及孙其峰、王颂余等等直到现在仍活跃于画坛的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并且一直备受关注。
在西南师范大学工作四年,我担任基础课教学。综合性的大学和美术学院不同,有很多人文学科,我觉得视野一下子宽阔了,交了一些其他专业的朋友,经常能听到很好的讲座。那几年虽然画得少了,但是看了些书,不仅仅是美术类的,还有哲学、文学、美学方面的。《弘一法师像》、《王国维像》等等一些20世纪的文化名人肖像就是那个阶段画的。
2004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华老师的研究生,我比较喜欢华老师绘画的路子。中央美院的教学,不是关注具体的技术,华老师技术很好,但他很少提,他对学生的绘画包容性很强,他注重的是从思想层面、从世界观上去引导你。冯远老师、田黎明老师、唐勇力老师、史国良老师他们也经常帮我看画指导,我也可以得到他们的综合意见。
杨:我刚开始关注你,你已经读华老师的研究生,目前院校里像你这么画的人很少。因为你这种画法,首先需要用很长时间和精力去掌握大量的基础性的东西。当下画画像快餐一样讲究实效,通过变形和色彩上做些文章便可以弱化基本功的需求,这是快速成功的捷径。当初也有人提出过质疑,说你的作品风格比较老了。我说我要关注新人,不是关注新样式。我对传统的理解是指比较泛泛的传统,只要是过去的、优秀的、成功的都可以认为是传统的。
邓:绘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画家的心态。当代社会是浮躁的,绘画圈子也是一样,周围有太多的画家急于成名。大家都知道,当代水墨人物画在传统路子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而你恰恰选择了这条路。这么多年,你能够沉下心来画画,持之以恒,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坚持,意味着你将投入漫长的时间,意味着你的付出不知道何时得到回报,或者说将来的回报是否和付出成正比。
赵:其实我对自己的绘画方式也进行过整理和反思,我觉得一切的选择都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乐之不如好之”。不过这种画法也着实不容易,首先它的标准性太强,因为前面有很多标杆,像黄胄、方增先、周思聪等,大家自然会拿那个高标准来比较你。再者,从上手到能有些模样也需要漫长的练习,还要方法对头,在这个基础上能做到有高度又有新意确实是难上加难。这都不太符合当下迅速“成功”的社会法则,大家是奔着迅速成功去的,而我对这个问题看得不重,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挺满足的。
邓:我听说你父亲是一位花鸟画家,是不是从小他对你的审美旨趣有一定的影响?
赵:我父亲是孙其峰的学生,小时候我喜欢画画,我父亲就让我临摹传统名家的画册,我从小就沐浴在这样的环境里。
读本科的时候,天津美院比较接近传统,对我的审美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我有时喜欢跟当下时尚的东西拉开一些距离,我觉得当下的这种时尚只是时髦的表象,转瞬即逝。比如我去书店买书,不喜欢买当下的畅销书,我会买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畅销书,如果它们经过时间的验证,今天还在畅销,那一定错不了。我喜欢经过沉淀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看黄胄、周思聪的作品依然非常精彩,他们已经过半个世纪的沉淀,这些确实能证明他们在美术史中的位置。古人说,“取法其上得其中,取法其中得其下”。要学一个人不要学他现在的模样,要学他发展的经过,要学他曾经学的东西。陆俨少说,“我和石涛是师兄弟”,言外之意他们都学董其昌和北宋,陆俨少再学石涛就没意义了,学什么要从根上找。我不喜欢学最时髦的东西,我喜欢什么要看它有没有厚度和深度,而不是喜欢它是不是新奇,是不是刺激,是不是时髦。
邓:建国后,写意人物画由于风格、技法不同,分出了南北两派,北派有中央美院,南派(也叫浙派)有中国美院。实际上,南北两派都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写实人物画家,推动了人物画的改良和发展。
杨:南北两派绘画方法有很明确的区别。北派以蒋兆和、周思聪、黄胄为代表,南派以方增先、冯远为代表。
实际上你受方增先影响比较大,也就是说受南派影响较大。当初你在天津美院的时候可能是学北派,后来读华其敏研究生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南派的东西。其实现在很多画家的绘画方法都是南北结合的,比如唐勇力,他在北方的时候和刘进安的创作环境是一样的,后来到浙江工作十几年对他有深刻的影响,笔墨趣味性的东西多了。地域对艺术家绘画风格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你读冯远先生的博士,在绘画方法上必然走南北两派融合的路子,将来你在写实人物上发展才能走得远一些。史国良总是说,现在画写实人物画的年轻人太少了。他说的确实是当下的实情。
赵:我每次找史国良老师看画,他都很认真地提出意见。其实我是比较接受南北兼容的绘画方法的,也想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索下去。
杨:你走这条路,相应地对你的创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将来就要求你能画现实题材也得能画历史题材,包括多人物的、情景刻画具体丰富的、大场景的作品,要想达到高峰就得在这方面达到一个高度。现在就要积累资料,选择好题材,做好准备工作。 赵:对,我也比较喜欢历史题材,很感兴趣。会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做些准备。
杨:我所说的历史,不一定是古代历史,即使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也是历史。题材不要太局限,可以是热点的新闻事件,也可以是非热点的。要把一群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组合起来,比如像你最近画的少数民族老人和妇女。
南北画法兼容互补
邓:你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后创作的一批作品改变了以往对个体模特写生的状态,开始了群体人物的创作尝试。画村子里的老人、妇女、儿童,或者她们忙农活的场景,这是对当地村民生活状态的一种记录,而且我在你画里看不到任何猎奇的新鲜感。
赵:胡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说,杜甫的诗是在写社会的实在状况、民间的实在声音,人生的实在希望与痛苦。这几句话放在写实人物画中很贴切,也是人物画需要解决和面对的。
杨:杜甫的诗是现实主义的,描述的是他生活那个时代的现实。写实绘画,需要用写实的眼光、写实的方法来描述社会现实。这种方法不同于古代文人画家的风花雪月,也不同与当下绘画对题材的猎奇与技术的弱化。当然你有几张作品已经露出端倪,也做出你的努力了。
我觉得你还应该进一步对画面中的人物关系进行梳理,可以参考一下周思聪的《总理和人民在一起》和《矿工》等等优秀的写实作品,她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在虚实关系、人物表情等等细节上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画人物画,人物一旦多了就很容易造成平面化,要努力塑造一个立体化的语言,多元交织的画面空间。
赵:冯老师、华老师他们那代人年轻的时候,画插画、画宣传画,一开始就直面创作的问题,在这方面锻炼特别多。我们一开始都在做基础训练,很多问题在课堂当中是没有遇到的,需要逐渐积累经验。
杨:前阵子我在北京画院的一个展览上,看到了贺友直的《山乡巨变》画稿。他的画一般至少有两遍画稿,有的画甚至有多遍画稿。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时期,绘画的政治性很强,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主题创作的发展。那个时代的很多优秀的作品凝聚了集体创作的经验和智慧。画家完成一个作品,大家来分析、指点、提意见,对作品完善很有帮助。
赵:那个时代大家画画都有类似的标准,容易在别人的身上找到自己影子和缺点。
杨:现在印刷条件提高了,通过看画册基本都能看到他们的创作过程和技法了。贺友直的《山乡巨变》两套画稿一对比就能看出很多问题:第一稿和第二稿有很大距离,他画这件作品,一稿可能不满意,于是二次下乡去体验生活,在第二稿中,他增添了农村的家具、农具、家禽,还有很多生活中的小物件,画面一下子就鲜活细腻了。我们从中看到了他的创作态度和方法,非常认真,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值得年轻画家借鉴。
赵:经过‘85新潮之后,大家不像以前画主题创作那种方法画画了,以前的那种创作方法就很难见到了。有些老先生也不用以前的方法了,比如方先生,他画得那么成熟了,就不需要准备那么多遍的小稿,过程就简化了。
杨:你学习老先生们,要善于取其优点为你所用。
赵:是的,比如我参考黄胄的画,也是想克服自己以前的偏于细节多的弱点。自己之前的东西都有有利和不利的两面,要把新的和旧的融合起来,让好的浮现出来,再把不好的去掉。
杨:黄胄是北方的代表性画家,他用速写法画创作,重复的用笔,他关注的是整体。
邓:写实人物画南北两种风格,在笔墨和造型上各有优势。南北写实人物画法经过半个世纪的改良革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画家,留下很多宝贵的可以借鉴的经验。而笔墨和造型的问题、线和面的问题等等关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的探讨尚未终结,后辈画家仍然可以继续探索下去。
赵:北方更注重塑造和深入概括地表现,南方注重在造型的前提下尽量解放笔墨,彰显出笔墨的味道。蒋兆和在形体的框架下借助明暗素描方法,利于刻画,在用笔方式上采用山水画用笔也更适合画大画。周思聪是蒋兆和的学生,她主要受北方的影响,形象的刻画和明暗使用比浙派稍多一些,但周思聪后来也受到些浙派的影响。浙派在这方面和蒋兆和的体系稍微拉开了一些距离。浙派要求去掉明暗,他们把素描中的线和面与笔墨中的笔和墨有机联系,所有的形体不再画直观的视觉化的形体,而是以笔墨按照理解化和归纳化的形体去画,将西方素描不用明暗、只用线面的作品拿来参考,再把花鸟画的点跳跃的笔墨方式结合在一起,墨是面,笔是线,把蒋兆和的方法进行了改造,这种写实方法就似乎显得更有国画的味道。
杨:其实田黎明属于蒋兆和这个北方体系的,他善于用明暗关系造型,很少用线,笔是很弱化的。田老师南北方都在学习,是兼容的时期,必然有他特定的成长过程。这些具体的方法和特征将来要放在当代美术史里做研究,纳入体系,要有系统地学习。
邓:从黄胄的画来看,他的写实人物画对线的质量要求并不是特别具体。既然书法关乎造型,那么写实人物画对书法有哪些要求?
赵:人物画的笔墨因造型而显得合适,黄胄的画,用八大山人的线组合,就不合适,那种火热的生活场面就出不来。方增先以前学任伯年的线,后来他画劳动人民,用任伯年的线条就不适合了,于是他就学习“吴派”的笔法把线画得粗了、壮了。线是可以随着人物造型的需要而变化的。
杨:人物画是这样的,但是花鸟画不行,花鸟画的每一点、每一线都是有质量要求的,不能含糊。南方的人物画家书法要比北方的要求严格,书写性要强。质量好的一条线,造型需要的丰富、微妙的变化都会涵盖其中。
赵:其实大部分优秀的写实人物画家都是南北画法兼容的。
杨:目前水墨写实人物画的发展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状态,后备力量严重不足,回想起建国初期到80年代,水墨写实人物画的画家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比如长安画派的石鲁、刘文西,岭南画派杨之光……当然那些年中国一直处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背景之下。目前写实人物画的状态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等等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
采访地点:《东方艺术·国画》编辑部
访谈人物:赵晨?杨建国 邓馨
文字整合:邓馨
当代水墨写实人物画的现状
杨建国(以下简称“杨”):首先,祝贺你考取冯远先生的博士生,现在你在艺术的道路上,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赵晨(以下简称“赵”):谢谢。
邓馨(以下简称“邓”):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你的艺术发展过程。你一直处于学院教育体系之中:本科就读于天津美院国画系,之后在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四年,然后考取中央美院华其敏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几年,你保持着自由创作状态直到今年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冯远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每所院校都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名师,这对你各个阶段的成长有很大帮助。
赵:1996年,我考上天津美院读本科,当时很有幸,陈冬至、霍春阳、何家英、李孝萱几位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可以说我在天津美院打下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相比之下,天津美院不像中央美院思维那么活跃,但在那里我可以一心一意地解决基本功的问题,解决造型、笔墨技巧问题。天津的画法整体上看倾向于雅俗共赏,并带有一定的宫廷味道和生动活泼的趣味。天津从建国以来就出现过很多优秀的画家,比如早期的陈少梅,刘奎龄、刘继卣,以及孙其峰、王颂余等等直到现在仍活跃于画坛的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并且一直备受关注。
在西南师范大学工作四年,我担任基础课教学。综合性的大学和美术学院不同,有很多人文学科,我觉得视野一下子宽阔了,交了一些其他专业的朋友,经常能听到很好的讲座。那几年虽然画得少了,但是看了些书,不仅仅是美术类的,还有哲学、文学、美学方面的。《弘一法师像》、《王国维像》等等一些20世纪的文化名人肖像就是那个阶段画的。
2004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华老师的研究生,我比较喜欢华老师绘画的路子。中央美院的教学,不是关注具体的技术,华老师技术很好,但他很少提,他对学生的绘画包容性很强,他注重的是从思想层面、从世界观上去引导你。冯远老师、田黎明老师、唐勇力老师、史国良老师他们也经常帮我看画指导,我也可以得到他们的综合意见。
杨:我刚开始关注你,你已经读华老师的研究生,目前院校里像你这么画的人很少。因为你这种画法,首先需要用很长时间和精力去掌握大量的基础性的东西。当下画画像快餐一样讲究实效,通过变形和色彩上做些文章便可以弱化基本功的需求,这是快速成功的捷径。当初也有人提出过质疑,说你的作品风格比较老了。我说我要关注新人,不是关注新样式。我对传统的理解是指比较泛泛的传统,只要是过去的、优秀的、成功的都可以认为是传统的。
邓:绘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画家的心态。当代社会是浮躁的,绘画圈子也是一样,周围有太多的画家急于成名。大家都知道,当代水墨人物画在传统路子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而你恰恰选择了这条路。这么多年,你能够沉下心来画画,持之以恒,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坚持,意味着你将投入漫长的时间,意味着你的付出不知道何时得到回报,或者说将来的回报是否和付出成正比。
赵:其实我对自己的绘画方式也进行过整理和反思,我觉得一切的选择都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乐之不如好之”。不过这种画法也着实不容易,首先它的标准性太强,因为前面有很多标杆,像黄胄、方增先、周思聪等,大家自然会拿那个高标准来比较你。再者,从上手到能有些模样也需要漫长的练习,还要方法对头,在这个基础上能做到有高度又有新意确实是难上加难。这都不太符合当下迅速“成功”的社会法则,大家是奔着迅速成功去的,而我对这个问题看得不重,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挺满足的。
邓:我听说你父亲是一位花鸟画家,是不是从小他对你的审美旨趣有一定的影响?
赵:我父亲是孙其峰的学生,小时候我喜欢画画,我父亲就让我临摹传统名家的画册,我从小就沐浴在这样的环境里。
读本科的时候,天津美院比较接近传统,对我的审美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我有时喜欢跟当下时尚的东西拉开一些距离,我觉得当下的这种时尚只是时髦的表象,转瞬即逝。比如我去书店买书,不喜欢买当下的畅销书,我会买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畅销书,如果它们经过时间的验证,今天还在畅销,那一定错不了。我喜欢经过沉淀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看黄胄、周思聪的作品依然非常精彩,他们已经过半个世纪的沉淀,这些确实能证明他们在美术史中的位置。古人说,“取法其上得其中,取法其中得其下”。要学一个人不要学他现在的模样,要学他发展的经过,要学他曾经学的东西。陆俨少说,“我和石涛是师兄弟”,言外之意他们都学董其昌和北宋,陆俨少再学石涛就没意义了,学什么要从根上找。我不喜欢学最时髦的东西,我喜欢什么要看它有没有厚度和深度,而不是喜欢它是不是新奇,是不是刺激,是不是时髦。
邓:建国后,写意人物画由于风格、技法不同,分出了南北两派,北派有中央美院,南派(也叫浙派)有中国美院。实际上,南北两派都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写实人物画家,推动了人物画的改良和发展。
杨:南北两派绘画方法有很明确的区别。北派以蒋兆和、周思聪、黄胄为代表,南派以方增先、冯远为代表。
实际上你受方增先影响比较大,也就是说受南派影响较大。当初你在天津美院的时候可能是学北派,后来读华其敏研究生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南派的东西。其实现在很多画家的绘画方法都是南北结合的,比如唐勇力,他在北方的时候和刘进安的创作环境是一样的,后来到浙江工作十几年对他有深刻的影响,笔墨趣味性的东西多了。地域对艺术家绘画风格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你读冯远先生的博士,在绘画方法上必然走南北两派融合的路子,将来你在写实人物上发展才能走得远一些。史国良总是说,现在画写实人物画的年轻人太少了。他说的确实是当下的实情。
赵:我每次找史国良老师看画,他都很认真地提出意见。其实我是比较接受南北兼容的绘画方法的,也想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索下去。
杨:你走这条路,相应地对你的创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将来就要求你能画现实题材也得能画历史题材,包括多人物的、情景刻画具体丰富的、大场景的作品,要想达到高峰就得在这方面达到一个高度。现在就要积累资料,选择好题材,做好准备工作。 赵:对,我也比较喜欢历史题材,很感兴趣。会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做些准备。
杨:我所说的历史,不一定是古代历史,即使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也是历史。题材不要太局限,可以是热点的新闻事件,也可以是非热点的。要把一群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组合起来,比如像你最近画的少数民族老人和妇女。
南北画法兼容互补
邓:你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后创作的一批作品改变了以往对个体模特写生的状态,开始了群体人物的创作尝试。画村子里的老人、妇女、儿童,或者她们忙农活的场景,这是对当地村民生活状态的一种记录,而且我在你画里看不到任何猎奇的新鲜感。
赵:胡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说,杜甫的诗是在写社会的实在状况、民间的实在声音,人生的实在希望与痛苦。这几句话放在写实人物画中很贴切,也是人物画需要解决和面对的。
杨:杜甫的诗是现实主义的,描述的是他生活那个时代的现实。写实绘画,需要用写实的眼光、写实的方法来描述社会现实。这种方法不同于古代文人画家的风花雪月,也不同与当下绘画对题材的猎奇与技术的弱化。当然你有几张作品已经露出端倪,也做出你的努力了。
我觉得你还应该进一步对画面中的人物关系进行梳理,可以参考一下周思聪的《总理和人民在一起》和《矿工》等等优秀的写实作品,她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在虚实关系、人物表情等等细节上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画人物画,人物一旦多了就很容易造成平面化,要努力塑造一个立体化的语言,多元交织的画面空间。
赵:冯老师、华老师他们那代人年轻的时候,画插画、画宣传画,一开始就直面创作的问题,在这方面锻炼特别多。我们一开始都在做基础训练,很多问题在课堂当中是没有遇到的,需要逐渐积累经验。
杨:前阵子我在北京画院的一个展览上,看到了贺友直的《山乡巨变》画稿。他的画一般至少有两遍画稿,有的画甚至有多遍画稿。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时期,绘画的政治性很强,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主题创作的发展。那个时代的很多优秀的作品凝聚了集体创作的经验和智慧。画家完成一个作品,大家来分析、指点、提意见,对作品完善很有帮助。
赵:那个时代大家画画都有类似的标准,容易在别人的身上找到自己影子和缺点。
杨:现在印刷条件提高了,通过看画册基本都能看到他们的创作过程和技法了。贺友直的《山乡巨变》两套画稿一对比就能看出很多问题:第一稿和第二稿有很大距离,他画这件作品,一稿可能不满意,于是二次下乡去体验生活,在第二稿中,他增添了农村的家具、农具、家禽,还有很多生活中的小物件,画面一下子就鲜活细腻了。我们从中看到了他的创作态度和方法,非常认真,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值得年轻画家借鉴。
赵:经过‘85新潮之后,大家不像以前画主题创作那种方法画画了,以前的那种创作方法就很难见到了。有些老先生也不用以前的方法了,比如方先生,他画得那么成熟了,就不需要准备那么多遍的小稿,过程就简化了。
杨:你学习老先生们,要善于取其优点为你所用。
赵:是的,比如我参考黄胄的画,也是想克服自己以前的偏于细节多的弱点。自己之前的东西都有有利和不利的两面,要把新的和旧的融合起来,让好的浮现出来,再把不好的去掉。
杨:黄胄是北方的代表性画家,他用速写法画创作,重复的用笔,他关注的是整体。
邓:写实人物画南北两种风格,在笔墨和造型上各有优势。南北写实人物画法经过半个世纪的改良革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画家,留下很多宝贵的可以借鉴的经验。而笔墨和造型的问题、线和面的问题等等关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的探讨尚未终结,后辈画家仍然可以继续探索下去。
赵:北方更注重塑造和深入概括地表现,南方注重在造型的前提下尽量解放笔墨,彰显出笔墨的味道。蒋兆和在形体的框架下借助明暗素描方法,利于刻画,在用笔方式上采用山水画用笔也更适合画大画。周思聪是蒋兆和的学生,她主要受北方的影响,形象的刻画和明暗使用比浙派稍多一些,但周思聪后来也受到些浙派的影响。浙派在这方面和蒋兆和的体系稍微拉开了一些距离。浙派要求去掉明暗,他们把素描中的线和面与笔墨中的笔和墨有机联系,所有的形体不再画直观的视觉化的形体,而是以笔墨按照理解化和归纳化的形体去画,将西方素描不用明暗、只用线面的作品拿来参考,再把花鸟画的点跳跃的笔墨方式结合在一起,墨是面,笔是线,把蒋兆和的方法进行了改造,这种写实方法就似乎显得更有国画的味道。
杨:其实田黎明属于蒋兆和这个北方体系的,他善于用明暗关系造型,很少用线,笔是很弱化的。田老师南北方都在学习,是兼容的时期,必然有他特定的成长过程。这些具体的方法和特征将来要放在当代美术史里做研究,纳入体系,要有系统地学习。
邓:从黄胄的画来看,他的写实人物画对线的质量要求并不是特别具体。既然书法关乎造型,那么写实人物画对书法有哪些要求?
赵:人物画的笔墨因造型而显得合适,黄胄的画,用八大山人的线组合,就不合适,那种火热的生活场面就出不来。方增先以前学任伯年的线,后来他画劳动人民,用任伯年的线条就不适合了,于是他就学习“吴派”的笔法把线画得粗了、壮了。线是可以随着人物造型的需要而变化的。
杨:人物画是这样的,但是花鸟画不行,花鸟画的每一点、每一线都是有质量要求的,不能含糊。南方的人物画家书法要比北方的要求严格,书写性要强。质量好的一条线,造型需要的丰富、微妙的变化都会涵盖其中。
赵:其实大部分优秀的写实人物画家都是南北画法兼容的。
杨:目前水墨写实人物画的发展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状态,后备力量严重不足,回想起建国初期到80年代,水墨写实人物画的画家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比如长安画派的石鲁、刘文西,岭南画派杨之光……当然那些年中国一直处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背景之下。目前写实人物画的状态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等等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