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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产力不断重塑社会，综合实力不断重塑国家形象，情感不断重塑国家意识。国家政治、国家意识与文化沉淀出国家的情感，而国家的情感作为国际关系与政治的灰色地带，能够更真实地描述正在全球化的世界。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全球化趋势下，本文对《情感地缘政治学》主要观点进行剖析与引述，结合近年国内国际重大事件，通过对历史“乐观主义和悲剧性”的深刻认识，提出“冲破恐惧与羞辱”，为中国崛起建立正确情感支撑的理性国际政治体系，用希望重塑国家意识。
[关键词]情感地缘政治学 国际关系 全球化 希望
生产力不断重塑社会，综合实力不断重塑国家形象，情感不断重塑国家意识。
一、用情感更真实的描绘世界
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建》一书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将发生的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上的冲突，而是文化上的冲突”。这一观点在冷战后的九十年代颇受好评，并迷惑了许多人看世界的眼睛。但认真思考这个观点却也能举出反例――恐怖主义。“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各国安全部门的心病，也被称作“21世纪的政治瘟疫”。但是“9?11”事件本身并不只是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文化的冲突，不只是阿拉伯文化与美利坚文化的冲突，不只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它是由长期存在的强权政治和意识孤立所沉积的“错误的情感”产生的（或者说是由一个敏感的社会、经济、宗教、民族矛盾所产生的），也是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惧”情感与伊斯兰世界的“羞辱”情感的正面碰撞所产生的。由此来看，“文明冲突论”这类过于简单的观点已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而《情感地缘政治学》提出的“情感”文化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和这个世界，值得我们思考。
情感无时无刻不充满于社会，它是社会现实文化的写照。《情感地缘政治学》创意性地勾画出一幅情感世界地图。充满希望的亚洲，充满着羞辱与愤怒的中东与阿拉伯，充满恐惧的西方世界，还有情感混乱的拉美与非洲。在全球化中，情感作为国际关系与政治的灰色地带，重塑了国家的意识。即使情感无法对解决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起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但通过其对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判断和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更能真实的描述正在全球化的世界。
二、情感与政治
把情感和政治联系起来，好像是不可理喻的。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人类就必须能够从充满冲突事件的历史中发现更好的解决矛盾路径，走出当前和即将发生的全球化危机和困境。直面情感对政治的影响以理解历史和变动的世界越来越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从17世纪欧洲各个君主国就开始把感性从政治中剔除。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的宗教狂热，用上帝的手将情感打入地狱。新航路的开辟，让世界逐渐连成一个整体，而欧洲人也为将来会遇到的外交困境与国际矛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整个西方世界不断被动地对国际规则进行修正，但这些修正却预示着悲剧性的未来。因为情感并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从拿破仑到威廉Ⅱ，再到希特勒，每次情感的卷土重来都有仇恨的性质。而全球化让国际政治不再是传统的点对点模式，更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模型。只从纯理性理论的角度出发已无法完整地支撑起新的国际秩序体系，而情感在全球化中的影响却日益突显。
作为奠定现代外交理论基础和国际规则的西方世界也无法回避情感对其决策的影响。恐惧改造西方国家的意识，使他们草木皆兵、四面树敌、盲目趋利。自私自利的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更是“恐惧”的真实写照，民主、自由、人道主义、反恐成为最不时髦的武力干涉的借口。1999年占领科索沃，2001年出兵阿富汗，2003年攻打伊拉克。这些国家都沦为西方“情感”的牺牲品，如今的北非诸国可能也难逃厄运。
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输出“恐惧”却收获了更多的“恐惧”。 西方的“恐惧”使被强权压迫的伊斯兰世界的人民产生了“羞辱”与“愤怒”，“羞辱”与“愤怒”通过极端主义报复又反过来作用于西方的“恐惧”，使双方陷入了情感的恶性循环。而西方的这种恐惧即是危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疲软不振等不利因素的持续发酵，积累增长的“恐惧”、“恐慌”、“恐怖”也将通过全球化蔓延。2011年挪威发生的“7·12”枪击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不仅使“北欧神话”破灭，也使“错误的情感”加剧。在当今的环境下，恐惧、羞辱、愤怒成为阻碍世界和平发展的不利情感因素，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养分。
三、用正确的情感迎接属于全球的全球化
全球化让整个世界变的更“平”，从时间和空间上让地球变的更小。情感亦是如此，一种情感亦可通过全球化的蔓延而对社会、经济、文化产生连锁反应。全球化使世界更多地方和更多人的相互依存性增强的同时，人类的情感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表现。遥望着地中海以北的繁荣与萧条，一个摩洛哥人无奈地感慨道：“全球化不是为我们准备的！”而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一个中国人无比坚定地说：“信心比黄金还珍贵！”
为什么在全球化中有人迷失了自我，有人却看到了希望呢？
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仅剩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就开始在世界发挥极其重要作用。而此时就有人简单地指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个过于简单的定论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一定的支持。而其论据也很简单，现今反全球化抗议中，为政治、经济、宗教而争吵的过程中以反资本主义的仇美情感最为突出。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偏激的观点，误导了许多人：既然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则与我无关；甚至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而抵制全球化。这些人在全球化中迷失了自我，并非因为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束手无策，而只是没有明白全球化到底是什么。
如今，世界的格局开始悄然改变。多极化趋势已无法阻挡，在经济、军事、外交中不断崛起的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全球的存在感和压迫感不断被削弱，此时，又有人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并没有被美国化，世界上就有四分之一的人未被全球化。这是完全错误的！正是由这类过于简单的定论才使“唱衰中国论”者和“中国威胁论”者迷失自我。正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中国才能在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中起到突出的作用，才能在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年实现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这不仅驳斥了“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观点，也证明了，全球化是为所有地球人准备的，不能接受它的人只是尚未准备好罢了。只有迅速调整姿态，用“正面的情感”迎接这一潮流的国家，才能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 四、用“希望”重塑国家意识
2008年，世界上两个“第一”的大国沉浸在不同的兴奋中，全世界带着期盼的眼神关注着他们。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美国走进了一个新的未知的阶段。11月4日，当奥巴马站在芝加哥大公园演讲时，美利坚民族落下了热泪，在那充满情感的时刻，流下了平等的泪水，流下了不沾染任何肤色的泪水，这一个欢乐的信息在向世界传递，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当他们为情感，或说是为正确的情感所驱动时，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改变世界。8月8日，世界上第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举办了一场令世界震撼的奥运会开幕式。掺杂着一个世纪以来的羞辱和崛起的自信，亿万中国人落泪了，这或许是曾经的世界霸主回归的标志，亦或是新的民族主义孕育的讯息。无论如何，它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使是一个被压迫了一个百多年的民族，当他们为情感，或说是正确的情感所驱动时，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洗雪前耻改变现在和未来。
《情感地缘政治学》中提到：“希望就是自信。自信就是一种情感。希望主要是关于经济和社会活力，而希望的主要栖息地在東方。而且对于大多数亚洲人而言，重要的不仅在于他们努力追赶西方，还在于他们很自信自己能够赶上，也确实将会赶上。”“如果信仰是‘一种看不见的希望’，那么亚洲正在稳步超越信仰，将他们的希望放在他们在周围不断变动的世界中能够看到、感受到、听到、尝到、体验到的实实在在进步之中。”亚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屈辱，终于把愤怒、怨恨都转化成为对现实的思考，屈辱也转化为自信。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为世界作出了榜样，虽然印度发生了孟买事件，中国发生了西藏、新疆事件，虽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但这两片土地上的正确的情感让他们有了面对任何挑战和困难的勇气和毅力。甚至有政治家创造了新词“中印国（Chindia ）”以简化的方式替代两个快速崛起的亚洲人口大国。
国际形势的改变不仅仅源自物质事实，而是生活其中的人们以世界观和情感为基础发生的互动，使世界的社会建构发生了改变。“世界的中心正回到它在东方的故乡”。中国作为国际形势变动的中心之一，是亚洲“希望”文化的典型代表。世界中心的转移不只是“物质”的世俗概念，更是一种方法论的转变。“中国模式”成为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其多元化的包容性和高效的竞争力更是方法论作用的体现。中国政府在享受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积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就。2001年加入WTO，参与创立上合组织，2008年举办奥运会，2010年举办世博会、“G20”峰会和“金砖”国家峰会，各种政府外交活动和公共外交活动都向世界传递着一个公开信息：“中国回来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被可能出现的社会和经济的动荡的恐惧所困扰。庞大的人口压力是矛盾的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信的高涨，要求和期望像希望的副产品一般也不断增加，而政治改革的缓慢无力和“中国模式”的取向也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中国领导人也辩证地认识到：这些既是问题的根源，也是创造力的来源。只要人们的希望还存在，经济进步和政治改革就将延续下去，希望也将被长久地保留在人心中。
诚如《情感地缘政治学》中所展望的2025年，“希望是主导”。即使黑暗的“恐惧”蔓延，也无法遮挡“希望”的光芒，由正确情感支撑的理性政治将协调道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带着对历史的“乐观主义和悲剧性”的深刻认识，即使身处悲惨的命运之中，也将冲破恐惧与羞辱，重新点燃希望。
参考文献：
[1]《情感地缘政治学》，多米尼克?莫伊西著，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
[2]《帝国与自主性》，斯蒂芬·斯特里特，约翰·韦弗，威廉·科尔曼主编，陈家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干涉的目的：武力使用信念的变化》，玛莎?芬尼莫尔著，袁正清、李欣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4]《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5]《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萨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
[6]《国家的品格》，藤原正彦著，刘子倩译，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任然（1993.09—），男，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预科课程班学习，本文于2011年8月在广西南宁市独立撰写完成。
[关键词]情感地缘政治学 国际关系 全球化 希望
生产力不断重塑社会，综合实力不断重塑国家形象，情感不断重塑国家意识。
一、用情感更真实的描绘世界
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建》一书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将发生的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上的冲突，而是文化上的冲突”。这一观点在冷战后的九十年代颇受好评，并迷惑了许多人看世界的眼睛。但认真思考这个观点却也能举出反例――恐怖主义。“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各国安全部门的心病，也被称作“21世纪的政治瘟疫”。但是“9?11”事件本身并不只是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文化的冲突，不只是阿拉伯文化与美利坚文化的冲突，不只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它是由长期存在的强权政治和意识孤立所沉积的“错误的情感”产生的（或者说是由一个敏感的社会、经济、宗教、民族矛盾所产生的），也是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惧”情感与伊斯兰世界的“羞辱”情感的正面碰撞所产生的。由此来看，“文明冲突论”这类过于简单的观点已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而《情感地缘政治学》提出的“情感”文化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和这个世界，值得我们思考。
情感无时无刻不充满于社会，它是社会现实文化的写照。《情感地缘政治学》创意性地勾画出一幅情感世界地图。充满希望的亚洲，充满着羞辱与愤怒的中东与阿拉伯，充满恐惧的西方世界，还有情感混乱的拉美与非洲。在全球化中，情感作为国际关系与政治的灰色地带，重塑了国家的意识。即使情感无法对解决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起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但通过其对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判断和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更能真实的描述正在全球化的世界。
二、情感与政治
把情感和政治联系起来，好像是不可理喻的。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人类就必须能够从充满冲突事件的历史中发现更好的解决矛盾路径，走出当前和即将发生的全球化危机和困境。直面情感对政治的影响以理解历史和变动的世界越来越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从17世纪欧洲各个君主国就开始把感性从政治中剔除。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的宗教狂热，用上帝的手将情感打入地狱。新航路的开辟，让世界逐渐连成一个整体，而欧洲人也为将来会遇到的外交困境与国际矛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整个西方世界不断被动地对国际规则进行修正，但这些修正却预示着悲剧性的未来。因为情感并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从拿破仑到威廉Ⅱ，再到希特勒，每次情感的卷土重来都有仇恨的性质。而全球化让国际政治不再是传统的点对点模式，更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模型。只从纯理性理论的角度出发已无法完整地支撑起新的国际秩序体系，而情感在全球化中的影响却日益突显。
作为奠定现代外交理论基础和国际规则的西方世界也无法回避情感对其决策的影响。恐惧改造西方国家的意识，使他们草木皆兵、四面树敌、盲目趋利。自私自利的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更是“恐惧”的真实写照，民主、自由、人道主义、反恐成为最不时髦的武力干涉的借口。1999年占领科索沃，2001年出兵阿富汗，2003年攻打伊拉克。这些国家都沦为西方“情感”的牺牲品，如今的北非诸国可能也难逃厄运。
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输出“恐惧”却收获了更多的“恐惧”。 西方的“恐惧”使被强权压迫的伊斯兰世界的人民产生了“羞辱”与“愤怒”，“羞辱”与“愤怒”通过极端主义报复又反过来作用于西方的“恐惧”，使双方陷入了情感的恶性循环。而西方的这种恐惧即是危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疲软不振等不利因素的持续发酵，积累增长的“恐惧”、“恐慌”、“恐怖”也将通过全球化蔓延。2011年挪威发生的“7·12”枪击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不仅使“北欧神话”破灭，也使“错误的情感”加剧。在当今的环境下，恐惧、羞辱、愤怒成为阻碍世界和平发展的不利情感因素，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养分。
三、用正确的情感迎接属于全球的全球化
全球化让整个世界变的更“平”，从时间和空间上让地球变的更小。情感亦是如此，一种情感亦可通过全球化的蔓延而对社会、经济、文化产生连锁反应。全球化使世界更多地方和更多人的相互依存性增强的同时，人类的情感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表现。遥望着地中海以北的繁荣与萧条，一个摩洛哥人无奈地感慨道：“全球化不是为我们准备的！”而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一个中国人无比坚定地说：“信心比黄金还珍贵！”
为什么在全球化中有人迷失了自我，有人却看到了希望呢？
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仅剩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就开始在世界发挥极其重要作用。而此时就有人简单地指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个过于简单的定论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一定的支持。而其论据也很简单，现今反全球化抗议中，为政治、经济、宗教而争吵的过程中以反资本主义的仇美情感最为突出。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偏激的观点，误导了许多人：既然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则与我无关；甚至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而抵制全球化。这些人在全球化中迷失了自我，并非因为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束手无策，而只是没有明白全球化到底是什么。
如今，世界的格局开始悄然改变。多极化趋势已无法阻挡，在经济、军事、外交中不断崛起的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全球的存在感和压迫感不断被削弱，此时，又有人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并没有被美国化，世界上就有四分之一的人未被全球化。这是完全错误的！正是由这类过于简单的定论才使“唱衰中国论”者和“中国威胁论”者迷失自我。正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中国才能在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中起到突出的作用，才能在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年实现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这不仅驳斥了“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观点，也证明了，全球化是为所有地球人准备的，不能接受它的人只是尚未准备好罢了。只有迅速调整姿态，用“正面的情感”迎接这一潮流的国家，才能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 四、用“希望”重塑国家意识
2008年，世界上两个“第一”的大国沉浸在不同的兴奋中，全世界带着期盼的眼神关注着他们。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美国走进了一个新的未知的阶段。11月4日，当奥巴马站在芝加哥大公园演讲时，美利坚民族落下了热泪，在那充满情感的时刻，流下了平等的泪水，流下了不沾染任何肤色的泪水，这一个欢乐的信息在向世界传递，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当他们为情感，或说是为正确的情感所驱动时，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改变世界。8月8日，世界上第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举办了一场令世界震撼的奥运会开幕式。掺杂着一个世纪以来的羞辱和崛起的自信，亿万中国人落泪了，这或许是曾经的世界霸主回归的标志，亦或是新的民族主义孕育的讯息。无论如何，它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使是一个被压迫了一个百多年的民族，当他们为情感，或说是正确的情感所驱动时，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洗雪前耻改变现在和未来。
《情感地缘政治学》中提到：“希望就是自信。自信就是一种情感。希望主要是关于经济和社会活力，而希望的主要栖息地在東方。而且对于大多数亚洲人而言，重要的不仅在于他们努力追赶西方，还在于他们很自信自己能够赶上，也确实将会赶上。”“如果信仰是‘一种看不见的希望’，那么亚洲正在稳步超越信仰，将他们的希望放在他们在周围不断变动的世界中能够看到、感受到、听到、尝到、体验到的实实在在进步之中。”亚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屈辱，终于把愤怒、怨恨都转化成为对现实的思考，屈辱也转化为自信。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为世界作出了榜样，虽然印度发生了孟买事件，中国发生了西藏、新疆事件，虽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但这两片土地上的正确的情感让他们有了面对任何挑战和困难的勇气和毅力。甚至有政治家创造了新词“中印国（Chindia ）”以简化的方式替代两个快速崛起的亚洲人口大国。
国际形势的改变不仅仅源自物质事实，而是生活其中的人们以世界观和情感为基础发生的互动，使世界的社会建构发生了改变。“世界的中心正回到它在东方的故乡”。中国作为国际形势变动的中心之一，是亚洲“希望”文化的典型代表。世界中心的转移不只是“物质”的世俗概念，更是一种方法论的转变。“中国模式”成为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其多元化的包容性和高效的竞争力更是方法论作用的体现。中国政府在享受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积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就。2001年加入WTO，参与创立上合组织，2008年举办奥运会，2010年举办世博会、“G20”峰会和“金砖”国家峰会，各种政府外交活动和公共外交活动都向世界传递着一个公开信息：“中国回来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被可能出现的社会和经济的动荡的恐惧所困扰。庞大的人口压力是矛盾的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信的高涨，要求和期望像希望的副产品一般也不断增加，而政治改革的缓慢无力和“中国模式”的取向也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中国领导人也辩证地认识到：这些既是问题的根源，也是创造力的来源。只要人们的希望还存在，经济进步和政治改革就将延续下去，希望也将被长久地保留在人心中。
诚如《情感地缘政治学》中所展望的2025年，“希望是主导”。即使黑暗的“恐惧”蔓延，也无法遮挡“希望”的光芒，由正确情感支撑的理性政治将协调道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带着对历史的“乐观主义和悲剧性”的深刻认识，即使身处悲惨的命运之中，也将冲破恐惧与羞辱，重新点燃希望。
参考文献：
[1]《情感地缘政治学》，多米尼克?莫伊西著，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
[2]《帝国与自主性》，斯蒂芬·斯特里特，约翰·韦弗，威廉·科尔曼主编，陈家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干涉的目的：武力使用信念的变化》，玛莎?芬尼莫尔著，袁正清、李欣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4]《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5]《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萨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
[6]《国家的品格》，藤原正彦著，刘子倩译，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任然（1993.09—），男，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预科课程班学习，本文于2011年8月在广西南宁市独立撰写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