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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粲为建安引《诗》之冠，现存25首诗中引《诗》的就有12首，凡23次。王粲诗的情志和形貌与其所引《诗经》深度互文。随着东汉中后期以来引《诗》传统的新变和《诗经》抒情传统的复归，王粲诗不同于政治功利的个性化情感经由引《诗》的语言形式抒出，同时又受到引《诗》的规整。王粲凭借出众的《诗》学素养，在引《诗》语意限阈和强力抒情意志的张力之间，形塑了其诗歌作为建安诗歌情感美学典范的中和之美与“风骨”境界。引《诗》的视角得以为王粲诗的“风骨”美学境界正名。
关键词：王粲 引《诗》 《诗经》 风骨
王粲（177—217）是建安中“冠冕”式的诗人，与曹植并称“曹王”。南朝梁钟嵘《诗品》将王粲诗列为上品，足见其诗名之盛。王粲诗今存25首（另存失题诗四则），兼有四言、五言和乐府、杂诗诸体，且大多引用《诗经》。据考，王粲现存25首诗中，引用《诗经》的就有12首凡23次，为建安引《诗》之冠，详见表格（见下页）。
王粲诗引《诗》部分采自《风》《雅》，运有匠心，深度参与了王粲诗歌风貌的营构。明代张溥评王粲诗“雅诽见志”，陆实雍称其“时激风雅余波”“庄而近雅”，清人陈祚明也论其“伤乱之情，《小雅》、变风之余也”。这些诗话一方面揭示出王粲诗近乎《风》《雅》的诗性气质及其与引《诗》部分的“互文”关系;而另一方面，这类外在比附的格义式品评对王粲诗的创作理据和内在肌理又缺少应有的观照。王粲诗的诗性气质是如何生成的？它有怎样的诗学渊源？又形成了怎样的美学境界？以王粲诗的引《诗》为内置视角反观上述问题，或能更加精微地呈现王粲诗的情志与形貌。
引《诗》传统的新变与抒情诗传统的复归
《诗经》是中国抒情诗的渊薮，其中《风》诗、《小雅》内蕴爱恋、征怨、劳逸等民间情感，《大雅》《颂》之诗则更多虔敬肃穆的宗族或民族情感。如“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邶风·泉水》）、“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均显示出《诗经》“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的抒情本色。有据于此，陈世骧先生提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始于《诗经》”。《诗经》“以字的音乐做组织和内心自白做意旨”铸成了中国古典抒情诗的元范式。
然而，《诗经》的抒情传统在春秋以降的政治功利风尚中受到压抑，其抒情风致为圣王教化或行人辞令等礼乐仪轨所取代。从《左传》《国语》引《诗》的情况来看，其引《诗》的类型主要包括引诗证事、赋诗见志、乐工歌诗、作诗四种，《诗》对于引诗者而言不过是阐述政见或美刺君主的话语工具而已，引《诗》的目的一般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和社会历史感。如《左传·襄公八年》载晋范宣子赋《召南·摽有梅》请求鲁国及时出兵讨郑，引诗者将《诗》原义加以延伸并赋予其特定的政治内涵，这是当时引《诗》的通例。又如《国语·楚语上》载伍举引《大雅·灵台》以周文王营建台榭以教民利的历史事实，讽谏楚灵王修建章华台劳民伤财的做法。统而言之，春秋后期以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广泛存在着“以《诗》为教”和“以《诗》为史”两种引《诗》范型，前者注重发挥《诗》的衍生意义以达成引诗者的政治意图，后者以宗崇历史为政治权威同样具有道德规训的意味。即使在子书和汉大赋中，引《诗》之道理仍然抑制了情感的摇荡。
直到东汉中后期，由党锢之祸所触发的士人心态大转型带动了引《诗》传统的新变，使引《诗》的语境逐渐脱离政治鸿业和经学权力的绑缚，而逐渐回归表达个体情志的抒情传统。与此同时，儒学式微，经学意识形态无力凝聚士人与皇权的伦理亲和感，而老、庄哲学的复兴正为谋求与皇权解纽、全身远祸的清流士人提供了精神依托，引《诗》的经学合目的性也因之淡化。且引《诗》的意义形态不再拘于历史本事和教化功能，而更加趋于“述志”“疾邪”“咏物”等宣寄个性情感的诗学新尚。如《古诗十九首》的两处引《诗》，抒情意味已相当浓郁。《东城高且长》“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引《秦风·晨风》和《唐风·蟋蟀》二诗，感叹怀人不遇之苦、时节迁逝之速，根本突破经学式的引用规范而为排遣人生苦意、及时放荡情志张本。《迢迢牵牛星》诗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其中“终日不成章”引《小雅·大东》“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诗意，但古诗不取重敛苛赋的政治叙事，只用织布难成的诗典语义，进而抒表思妇个人化的脉脉私情，以申述抒情的旨归。两处引用《诗经》词句的诗学实践，自觉呼应遥远的抒情传统，革除无关的政治比附，逐渐显露出与前代道德美学精神迥异的情感美学性质。
总之，汉末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终止了经学中心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对《诗经》抒情传统的遮蔽，一系列相对成熟的文人诗以其切實的引《诗》经验和丰盈的情感内容表明引《诗》传统的新变和《诗经》抒情传统的复归。这也构成了王粲诗的前史及其引《诗》放情述志的诗史根据。王粲正是处在抒情诗传统与引《诗》传统两相遇合的交汇点上，勉力进行文人抒情诗的创作，并以引《诗》的方式和个性化的情志经营其诗意表达。
王粲的引《诗》表达与《诗》学素养
据统计，王粲诗引《风》诗11次、《小雅》9次、《大雅》3次。其引《诗》表达主要有三种语言形式：一是用“诗人”“古人”等标记引出有关《诗》章，如“人亦有言，靡日不思”“白驹远志，古人所箴”“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等;二是直引《诗》的成辞，如“允矣君子”“悠悠我心”等;三是化用《诗》的语汇，又可分为摘取标题与精炼语义二类，如“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与“和通篪埙，比德车辅”等。尤其是第一种形式的引《诗》，作为一种情感本体的客观旁证，使王粲诗的主观抒情不至流于空洞而更具“共识的魔力”。一方面，王粲与古诗人的共识意味着抒情传统的超时空对接，强化了王粲诗抒情的底气;另一方面，王粲诗的“共识性情感”在某种普遍意义上更能发动受诗者的心灵共鸣。而后两种引《诗》表达以《诗经》语辞作为一种诗学符号或隐喻，从语言的能指层面进而指涉《诗》之整体情境、阐释意义乃至抒情传统的所指层面，将王粲诗置于诗人自我之情与《诗经》本来之意的“互文的张力”中，以突显王粲诗的抒情特质。就此而言，王粲诗的引《诗》部分由“共识的魔力”与“互文的张力”融入其以诗人个体情性为中心的抒情体式之中，开拓了别致的抒情境界。 因此，王粲的引《诗》也并非直用《诗》的表层含义或深层解诂，而是将《诗》纳入其强大的抒情意志之下，以诗人自我的抒情诉求为先，辅以《诗》典之隶事来呈表诗人独异的情感判断。如王粲的《七哀诗》（其一）“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句，点引《曹风·下泉》抒情主人公忧怀世故、追念贤明之事，以衬显王粲“伤心肝”的真实抒情诉求。王粲之“伤”通过《下泉》引诗完成了对“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汉末实况的诗化概括，并与夐古的历史乱象关联生成旷代的伤悲;同时借引《下泉》的思治之意激起诗人慷慨澄平之志的隐约希望，显示出王粲诗抒情的丰厚意旨和强力意志。同时，引《诗》以其语言的界限和确指的故实，使诗人奔逸的情感涌流具有相对固定的动向。同样地，“在昔蓼莪，哀有余音”之“哀”、“征夫心多怀，凄凄令吾悲”之“悲”、“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之“哀”、“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之“愧”、“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之“美”皆以王粲强烈的自我情感为其引《诗》表达的终极要义，且在某种程度上其自我情感也受到所引之《诗》的规整。
值得注意的是，王粲诗引《诗》群落内部存在一定的情感意义逻辑。王粲作于归曹以后的组诗《从军诗》五首皆有引《诗》，引《诗》与引《诗》之间组成了王粲归曹之后渴望建功立业、竭诚用世的夙志。《从军诗》其一“尽日处大朝，日暮薄言归”引《小雅·出车》中征战凯旋的诗句，热情称颂曹操西征胜利、政治修明的功勋，并由衷地兴发“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的入世信念。其二“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引《豳风·东山》，其三“征夫心多怀，凄凄令吾悲”引《小雅·皇皇者华》，都写出征夫士卒在家国事业和个人乡思之间的矛盾性悲感，这也是士人入世之后的普遍心态：如何处理公与私、国与家的矛盾？因此《从军诗》其四征引《魏风·伐檀》而反用其意，表达守土有责、奋身报国、无功不受禄的慷慨悲壮之志，相当于在事功追求与情感本能的两难境地中毅然选择了前者，即对勉求事功的心志达成完全的价值认同。最后《从军诗》其五引《魏风·硕鼠》的“乐土”象征功名成就、四境安乐的幸福状态，作为入世理想最终实现的获得性图景，进而确证了勉求事功、尽力尽责的价值正义。至此，王粲的诗性构思与引《诗》实践共同建构了从确立《出车》式的壮志到摒弃《东山》式的私怀，再到追求“乐土”式的奋进与成就的诗意链条。王粲诗通过引《诗》表达既与《诗经》的抒情传统相互叠合交融，又重新缀联《诗经》的情感意义，衬托出王粲强力的抒情意志，此即“仲宣情胜”之所在。
王粲高超的引《诗》表达，大抵源于其深厚的《诗》学素养。王粲是东汉豪族山阳王氏之后，曾祖王龚“敦乐艺文”，祖父王畅“齐七政、训五典”，皆为汉三公;其父王谦曾为汉末权臣何进的长史。在恒传家法、以儒学自矜的东汉，王粲所受传统家学应有系统的经学根底。加之西汉以来，“今文三家《诗》之《鲁诗》与《韩诗》，在山阳颇有影响”，这为王粲预备了良好的习《诗》条件。王粲后徙至长安，受到当时经学深奥的重臣蔡邕赏识并获得其私人藏书，这对王粲的《诗》学成长有极大进益。初平三年（192）到建安十三年（208），王粲流寓荆州依附刘表，又受到当时荆州儒学的熏染。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刘表）乃命五业从事宋衷（忠）新作文学……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这里的“新作”指的是刘表、宋忠“改定五经章句，删刬浮辞，芟除烦重”的经学革新运动，“其精神实反今学末流之浮华，破碎之章句”，对廓清经学章句之繁缛、推进经学阐解的简单化、义理化具有重大影响。王粲引《诗》能够适志放情而不拘字句，与荆州《诗》经学的新尚风格不无关系。又据《三国志·李撰传》记载，李撰游学荆州，具传司马徽、宋忠之业而著《毛诗》。若此荆州《诗》学在四家《诗》中可归入《毛诗》系统，则王粲在荆州的《诗》学渊源又兼有《毛诗》的脉络。综而言之，王粲的《诗》学素养既有家学的泽溉，又得名家的奖掖，同时受到荆州新学的化育，并有兼采鲁、韩、毛三家诗的迹象。由于独特的《诗》学际遇及其对《诗》的熟稔，王粲得以借重引《诗》的形式塑造建安诗歌情感美学的典范。
王粲诗的引《诗》意义与美学境界
如前所述，汉魏之际的思想变革与王粲个人独特的《诗》学功底，锤炼着王粲抒情诗独特的情感美学形态。而引《诗》以“副文本”或“潜文本”的姿态，对王粲诗的语言和情感即《诗经》的语意限阈和王粲的抒情意志进行美学的调和，持守着二者之间的平衡，颇有“致中和”的儒家美学意味。事实上，从王粲的学养渊源、价值理念、诗学思维来看，王粲的美学理想根本具有儒家的精神。其引《诗》的深层意图盖以《诗经》的抒情传统和语言规范来引导个体抒情的强力意志，使之情性归于雅正，以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境界。王粲诗引《诗》的意义亦在于此，即通过分享《诗经》的神圣典范性来确立王粲诗本身的中和美学范型。方东树《昭昧詹言》论王粲《七哀诗》“《小雅》伤乱，同此惨酷”，张溥云“仲宣《咏史》，托讽《黄鸟》，披文下涕，几《秦风》矣”，二者都言及王粲诗与《诗经》的情感美学同一性，可见王粲诗通过引《诗》至乎风雅的诗学神思。
析言之，王粲诗的中和美学范型，即语言表达与情感内质的合度，而非质木无文或有文无质的诗歌形貌。在彬彬之盛的建安诸子中，王粲诗的中和之美即为建安诗歌美学“冠冕”式的代表，并标示着“风骨”的成立。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怊悵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其将情感内质与语言表达分别统合为“风”与“骨”两种诗学范畴，“风骨”即“意气骏爽”之“风”和“结言端直”之“骨”的和合统一。“风骨”的本质实际就是儒家诗学中和之美的具体形态，风骨之美与中和之美的美学境界庶几相同。王粲诗的引《诗》，既在“风”的层面绍继《诗经》的抒情传统，又在“骨”的层面熔铸《诗经》语词，使王粲诗的语言形式与情感内容两相折中相契、意达言从，斯谓“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刘勰又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以“气”释“风”，以“才”诠“骨”，品评建安诸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而王粲诗既具风情之气，又有《诗》学之才。从引《诗》的维度看，王粲确为建安最至“风骨”境界的诗人，因而其诗的“风骨”美学境界成为描述建安诗人群体风貌的一种面相。
但吊诡的是，王粲诗的中和美学和“风骨”境界为《诗品》以降诗论的偏见所淹没。钟嵘《诗品》评魏诗中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据其文过于质的抒情强度而忽视其“风骨”的和美。此后，陈祚明称其“跌宕不足而真挚有余”，刘熙载论为“悲而不壮”，亦以钟嵘的评语为话柄评判王粲诗文、质之乖离。究其原因，实为诗评家们对王粲与《诗经》的关联以及王粲诗引《诗》的现象存在鄙视。相形而言，王粲诗与《诗经》的诗学渊源较之李陵更为切实可征，加之王粲的引《诗》依托巨大的《诗经》传统对其强力抒情意志形成提系和牵引，且刘勰首唱的风骨论能够映射王粲诗语言表达与情感内质合度统一的中和美范型，王粲诗应有“情与气偕，辞共体并”的“风骨”美学境界。而引《诗》的视角，适能为王粲诗真正的美学品格正名。
关键词：王粲 引《诗》 《诗经》 风骨
王粲（177—217）是建安中“冠冕”式的诗人，与曹植并称“曹王”。南朝梁钟嵘《诗品》将王粲诗列为上品，足见其诗名之盛。王粲诗今存25首（另存失题诗四则），兼有四言、五言和乐府、杂诗诸体，且大多引用《诗经》。据考，王粲现存25首诗中，引用《诗经》的就有12首凡23次，为建安引《诗》之冠，详见表格（见下页）。
王粲诗引《诗》部分采自《风》《雅》，运有匠心，深度参与了王粲诗歌风貌的营构。明代张溥评王粲诗“雅诽见志”，陆实雍称其“时激风雅余波”“庄而近雅”，清人陈祚明也论其“伤乱之情，《小雅》、变风之余也”。这些诗话一方面揭示出王粲诗近乎《风》《雅》的诗性气质及其与引《诗》部分的“互文”关系;而另一方面，这类外在比附的格义式品评对王粲诗的创作理据和内在肌理又缺少应有的观照。王粲诗的诗性气质是如何生成的？它有怎样的诗学渊源？又形成了怎样的美学境界？以王粲诗的引《诗》为内置视角反观上述问题，或能更加精微地呈现王粲诗的情志与形貌。
引《诗》传统的新变与抒情诗传统的复归
《诗经》是中国抒情诗的渊薮，其中《风》诗、《小雅》内蕴爱恋、征怨、劳逸等民间情感，《大雅》《颂》之诗则更多虔敬肃穆的宗族或民族情感。如“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邶风·泉水》）、“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均显示出《诗经》“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的抒情本色。有据于此，陈世骧先生提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始于《诗经》”。《诗经》“以字的音乐做组织和内心自白做意旨”铸成了中国古典抒情诗的元范式。
然而，《诗经》的抒情传统在春秋以降的政治功利风尚中受到压抑，其抒情风致为圣王教化或行人辞令等礼乐仪轨所取代。从《左传》《国语》引《诗》的情况来看，其引《诗》的类型主要包括引诗证事、赋诗见志、乐工歌诗、作诗四种，《诗》对于引诗者而言不过是阐述政见或美刺君主的话语工具而已，引《诗》的目的一般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和社会历史感。如《左传·襄公八年》载晋范宣子赋《召南·摽有梅》请求鲁国及时出兵讨郑，引诗者将《诗》原义加以延伸并赋予其特定的政治内涵，这是当时引《诗》的通例。又如《国语·楚语上》载伍举引《大雅·灵台》以周文王营建台榭以教民利的历史事实，讽谏楚灵王修建章华台劳民伤财的做法。统而言之，春秋后期以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广泛存在着“以《诗》为教”和“以《诗》为史”两种引《诗》范型，前者注重发挥《诗》的衍生意义以达成引诗者的政治意图，后者以宗崇历史为政治权威同样具有道德规训的意味。即使在子书和汉大赋中，引《诗》之道理仍然抑制了情感的摇荡。
直到东汉中后期，由党锢之祸所触发的士人心态大转型带动了引《诗》传统的新变，使引《诗》的语境逐渐脱离政治鸿业和经学权力的绑缚，而逐渐回归表达个体情志的抒情传统。与此同时，儒学式微，经学意识形态无力凝聚士人与皇权的伦理亲和感，而老、庄哲学的复兴正为谋求与皇权解纽、全身远祸的清流士人提供了精神依托，引《诗》的经学合目的性也因之淡化。且引《诗》的意义形态不再拘于历史本事和教化功能，而更加趋于“述志”“疾邪”“咏物”等宣寄个性情感的诗学新尚。如《古诗十九首》的两处引《诗》，抒情意味已相当浓郁。《东城高且长》“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引《秦风·晨风》和《唐风·蟋蟀》二诗，感叹怀人不遇之苦、时节迁逝之速，根本突破经学式的引用规范而为排遣人生苦意、及时放荡情志张本。《迢迢牵牛星》诗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其中“终日不成章”引《小雅·大东》“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诗意，但古诗不取重敛苛赋的政治叙事，只用织布难成的诗典语义，进而抒表思妇个人化的脉脉私情，以申述抒情的旨归。两处引用《诗经》词句的诗学实践，自觉呼应遥远的抒情传统，革除无关的政治比附，逐渐显露出与前代道德美学精神迥异的情感美学性质。
总之，汉末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终止了经学中心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对《诗经》抒情传统的遮蔽，一系列相对成熟的文人诗以其切實的引《诗》经验和丰盈的情感内容表明引《诗》传统的新变和《诗经》抒情传统的复归。这也构成了王粲诗的前史及其引《诗》放情述志的诗史根据。王粲正是处在抒情诗传统与引《诗》传统两相遇合的交汇点上，勉力进行文人抒情诗的创作，并以引《诗》的方式和个性化的情志经营其诗意表达。
王粲的引《诗》表达与《诗》学素养
据统计，王粲诗引《风》诗11次、《小雅》9次、《大雅》3次。其引《诗》表达主要有三种语言形式：一是用“诗人”“古人”等标记引出有关《诗》章，如“人亦有言，靡日不思”“白驹远志，古人所箴”“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等;二是直引《诗》的成辞，如“允矣君子”“悠悠我心”等;三是化用《诗》的语汇，又可分为摘取标题与精炼语义二类，如“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与“和通篪埙，比德车辅”等。尤其是第一种形式的引《诗》，作为一种情感本体的客观旁证，使王粲诗的主观抒情不至流于空洞而更具“共识的魔力”。一方面，王粲与古诗人的共识意味着抒情传统的超时空对接，强化了王粲诗抒情的底气;另一方面，王粲诗的“共识性情感”在某种普遍意义上更能发动受诗者的心灵共鸣。而后两种引《诗》表达以《诗经》语辞作为一种诗学符号或隐喻，从语言的能指层面进而指涉《诗》之整体情境、阐释意义乃至抒情传统的所指层面，将王粲诗置于诗人自我之情与《诗经》本来之意的“互文的张力”中，以突显王粲诗的抒情特质。就此而言，王粲诗的引《诗》部分由“共识的魔力”与“互文的张力”融入其以诗人个体情性为中心的抒情体式之中，开拓了别致的抒情境界。 因此，王粲的引《诗》也并非直用《诗》的表层含义或深层解诂，而是将《诗》纳入其强大的抒情意志之下，以诗人自我的抒情诉求为先，辅以《诗》典之隶事来呈表诗人独异的情感判断。如王粲的《七哀诗》（其一）“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句，点引《曹风·下泉》抒情主人公忧怀世故、追念贤明之事，以衬显王粲“伤心肝”的真实抒情诉求。王粲之“伤”通过《下泉》引诗完成了对“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汉末实况的诗化概括，并与夐古的历史乱象关联生成旷代的伤悲;同时借引《下泉》的思治之意激起诗人慷慨澄平之志的隐约希望，显示出王粲诗抒情的丰厚意旨和强力意志。同时，引《诗》以其语言的界限和确指的故实，使诗人奔逸的情感涌流具有相对固定的动向。同样地，“在昔蓼莪，哀有余音”之“哀”、“征夫心多怀，凄凄令吾悲”之“悲”、“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之“哀”、“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之“愧”、“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之“美”皆以王粲强烈的自我情感为其引《诗》表达的终极要义，且在某种程度上其自我情感也受到所引之《诗》的规整。
值得注意的是，王粲诗引《诗》群落内部存在一定的情感意义逻辑。王粲作于归曹以后的组诗《从军诗》五首皆有引《诗》，引《诗》与引《诗》之间组成了王粲归曹之后渴望建功立业、竭诚用世的夙志。《从军诗》其一“尽日处大朝，日暮薄言归”引《小雅·出车》中征战凯旋的诗句，热情称颂曹操西征胜利、政治修明的功勋，并由衷地兴发“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的入世信念。其二“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引《豳风·东山》，其三“征夫心多怀，凄凄令吾悲”引《小雅·皇皇者华》，都写出征夫士卒在家国事业和个人乡思之间的矛盾性悲感，这也是士人入世之后的普遍心态：如何处理公与私、国与家的矛盾？因此《从军诗》其四征引《魏风·伐檀》而反用其意，表达守土有责、奋身报国、无功不受禄的慷慨悲壮之志，相当于在事功追求与情感本能的两难境地中毅然选择了前者，即对勉求事功的心志达成完全的价值认同。最后《从军诗》其五引《魏风·硕鼠》的“乐土”象征功名成就、四境安乐的幸福状态，作为入世理想最终实现的获得性图景，进而确证了勉求事功、尽力尽责的价值正义。至此，王粲的诗性构思与引《诗》实践共同建构了从确立《出车》式的壮志到摒弃《东山》式的私怀，再到追求“乐土”式的奋进与成就的诗意链条。王粲诗通过引《诗》表达既与《诗经》的抒情传统相互叠合交融，又重新缀联《诗经》的情感意义，衬托出王粲强力的抒情意志，此即“仲宣情胜”之所在。
王粲高超的引《诗》表达，大抵源于其深厚的《诗》学素养。王粲是东汉豪族山阳王氏之后，曾祖王龚“敦乐艺文”，祖父王畅“齐七政、训五典”，皆为汉三公;其父王谦曾为汉末权臣何进的长史。在恒传家法、以儒学自矜的东汉，王粲所受传统家学应有系统的经学根底。加之西汉以来，“今文三家《诗》之《鲁诗》与《韩诗》，在山阳颇有影响”，这为王粲预备了良好的习《诗》条件。王粲后徙至长安，受到当时经学深奥的重臣蔡邕赏识并获得其私人藏书，这对王粲的《诗》学成长有极大进益。初平三年（192）到建安十三年（208），王粲流寓荆州依附刘表，又受到当时荆州儒学的熏染。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刘表）乃命五业从事宋衷（忠）新作文学……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这里的“新作”指的是刘表、宋忠“改定五经章句，删刬浮辞，芟除烦重”的经学革新运动，“其精神实反今学末流之浮华，破碎之章句”，对廓清经学章句之繁缛、推进经学阐解的简单化、义理化具有重大影响。王粲引《诗》能够适志放情而不拘字句，与荆州《诗》经学的新尚风格不无关系。又据《三国志·李撰传》记载，李撰游学荆州，具传司马徽、宋忠之业而著《毛诗》。若此荆州《诗》学在四家《诗》中可归入《毛诗》系统，则王粲在荆州的《诗》学渊源又兼有《毛诗》的脉络。综而言之，王粲的《诗》学素养既有家学的泽溉，又得名家的奖掖，同时受到荆州新学的化育，并有兼采鲁、韩、毛三家诗的迹象。由于独特的《诗》学际遇及其对《诗》的熟稔，王粲得以借重引《诗》的形式塑造建安诗歌情感美学的典范。
王粲诗的引《诗》意义与美学境界
如前所述，汉魏之际的思想变革与王粲个人独特的《诗》学功底，锤炼着王粲抒情诗独特的情感美学形态。而引《诗》以“副文本”或“潜文本”的姿态，对王粲诗的语言和情感即《诗经》的语意限阈和王粲的抒情意志进行美学的调和，持守着二者之间的平衡，颇有“致中和”的儒家美学意味。事实上，从王粲的学养渊源、价值理念、诗学思维来看，王粲的美学理想根本具有儒家的精神。其引《诗》的深层意图盖以《诗经》的抒情传统和语言规范来引导个体抒情的强力意志，使之情性归于雅正，以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境界。王粲诗引《诗》的意义亦在于此，即通过分享《诗经》的神圣典范性来确立王粲诗本身的中和美学范型。方东树《昭昧詹言》论王粲《七哀诗》“《小雅》伤乱，同此惨酷”，张溥云“仲宣《咏史》，托讽《黄鸟》，披文下涕，几《秦风》矣”，二者都言及王粲诗与《诗经》的情感美学同一性，可见王粲诗通过引《诗》至乎风雅的诗学神思。
析言之，王粲诗的中和美学范型，即语言表达与情感内质的合度，而非质木无文或有文无质的诗歌形貌。在彬彬之盛的建安诸子中，王粲诗的中和之美即为建安诗歌美学“冠冕”式的代表，并标示着“风骨”的成立。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怊悵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其将情感内质与语言表达分别统合为“风”与“骨”两种诗学范畴，“风骨”即“意气骏爽”之“风”和“结言端直”之“骨”的和合统一。“风骨”的本质实际就是儒家诗学中和之美的具体形态，风骨之美与中和之美的美学境界庶几相同。王粲诗的引《诗》，既在“风”的层面绍继《诗经》的抒情传统，又在“骨”的层面熔铸《诗经》语词，使王粲诗的语言形式与情感内容两相折中相契、意达言从，斯谓“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刘勰又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以“气”释“风”，以“才”诠“骨”，品评建安诸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而王粲诗既具风情之气，又有《诗》学之才。从引《诗》的维度看，王粲确为建安最至“风骨”境界的诗人，因而其诗的“风骨”美学境界成为描述建安诗人群体风貌的一种面相。
但吊诡的是，王粲诗的中和美学和“风骨”境界为《诗品》以降诗论的偏见所淹没。钟嵘《诗品》评魏诗中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据其文过于质的抒情强度而忽视其“风骨”的和美。此后，陈祚明称其“跌宕不足而真挚有余”，刘熙载论为“悲而不壮”，亦以钟嵘的评语为话柄评判王粲诗文、质之乖离。究其原因，实为诗评家们对王粲与《诗经》的关联以及王粲诗引《诗》的现象存在鄙视。相形而言，王粲诗与《诗经》的诗学渊源较之李陵更为切实可征，加之王粲的引《诗》依托巨大的《诗经》传统对其强力抒情意志形成提系和牵引，且刘勰首唱的风骨论能够映射王粲诗语言表达与情感内质合度统一的中和美范型，王粲诗应有“情与气偕，辞共体并”的“风骨”美学境界。而引《诗》的视角，适能为王粲诗真正的美学品格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