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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发明和革新的过程，现代性以“变”为荣，它不断反思批判过去、解构过去。然而，现代城市在城市景观上却没有表现出与过去的决裂，一些并不属于现代的城市景观安然矗立在城市当中。直观来看，这些城市景观表现出鲜明的“反现代”的特征，似乎是城市现代化的一种对抗；实质上，它们并没有置身于“现代性”之外，只是它们的现代性较为隐秘。
一、 “整旧如旧”中的价值理性
不管现代化带来多少负面结果、多少学者攻击现代性，都不能否认，对比传统文明，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现代性体现的是理性的精神。马克斯·韦伯将人的理性行为予以区分，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这组概念也成为观照理性行为的重要工具。现代城市对非现代化城市景观的保留、保护源于价值理性，也彰显着价值理性。
何谓价值理性？在韦伯那里，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在价值理性视野中，人追求价值和意义——无论这种价值和意义是美学的、宗教的抑或是任何其他阐释的，关注人类的最终归宿，表现出一种终极关怀。价值理性只看重行为本身的价值，不计较行为的手段或后果，这种行为努力创造一个人文的世界、有意义的世界。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之于该城市中的居民乃至整个种族正是意义的载体，它承载着文化，贮存着历史，昭示着城市以及城中居民的生命流转，使得城市不只是冰冷的客观实体。
意义和价值离不开相应的物质载体，非现代化城市景观的意义和价值蕴藏在它的“旧形式”中，或者说，它的“旧”正是其意义、价值所在。因此，尽管这种“旧”与现代化相悖，将其置于摩天大楼、公园、错杂的现代道路等现代化城市景观当中很不协调，然而，一些现代城市仍然不惜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以恢复旧形式为宗旨的重修复建。如江南三大名楼之黄鹤楼毁于光绪十年（1884），1981年重修主楼以清同治时期的黄鹤楼为蓝本；江南三大明楼之岳阳楼民国时期就已经破败不堪，1983年国务院拨专款对岳阳楼进行落架大修，修复的宗旨即“整旧如旧”；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岳麓书院新中国成立后的重修也是采取“恢复”原貌的方式。据相关资料，先后重建的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以及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王船山等先贤的专祠建筑在重修中都恢复了原貌。天津古文化街的“整旧如旧”更是用心和全面。古文化街上的天后宫始建于元代，玉皇阁始建于明初，几经沧桑，这两座古老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对它们的整修亦采取了保持原貌的方式。在基本恢复天后宫、玉皇阁原貌的同时，天津还建设了宫南、宫北大街，街上的建筑大多仿清代民间小式建筑，以“街区”的形式完整再现老天津的建筑风貌，辅之以泥人张、杨柳青年画、十八街麻花、吹糖人、熟梨糕等各色传统民俗店铺和民俗商品的售卖，可谓在传统建筑风貌中生动复现了传统生活，从而“完整”保留了历史和文化。
整旧如旧以再现、保留“旧”的方式避免了意义与价值的失落。诸如黄鹤楼、岳阳楼在其“旧”中内蕴着深厚的美学意义，天后宫以及其他一些道观、寺庙在其“旧”中内蕴着宗教意义，古文化街这样的老街区则有其不容忽视的民俗文化的意义，这些意义用韦伯的观点看，都是“阐释”出的“固有价值”，现代城市修复、保护这些承载着各种意义和价值的古老建筑、传统街区，这种行为本身彰显着价值理性。
二、 经营开发中的工具理性
与价值理性对出的概念是工具理性，现代性的发展使工具理性极速膨胀，城市管理者对于非现代化城市景观的具体对待也掺入了工具理性。
何谓工具理性？韦伯这样描述工具理性：“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或考虑的作为结果的目的。”（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工具理性注重行为的手段和结果，总是试图以最小的成本争取最大的利益，工具理性行为常常把他人或事物当成实现自己的工具或者障碍。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也成为城市推动自身发展的一种“工具”。
首先，非现代化城市景观成为城市证明自身、标志自身、界定自身、说明自身的符号。非现代化城市景观大多是一些名胜古迹。名胜古迹之所以为名胜古迹，往往是因为其中承载着许多情思与悲欢沧桑。如在唐时即成为官商行旅游览胜地的黄鹤楼，无数迁客骚人在这里留下大量诗歌、词作、楹联、碑记、文章，这些文字牵引出武汉悠远的历史，以及在这历史中无数名人与武汉这座城的渊源。因而，无论是城市宣传还是旅游开发，黄鹤楼都被当做武汉这座城市的重要符号之一。诸如此类的一处名胜与一座城市的对应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不是个案。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看，现代化的城市景观表现出惊人的趋同性，写字楼、商厦、超市、宾馆酒店，一些连锁经营的商家更是遍布许多城市，以致人们感慨“千城一面”。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无法将城市区分开来，以致一些城市通过非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标志自身、说明自身。天津古文化街坚持“中国味，天津味，文化味，古味”经营特色，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中，古香古色的老建筑成为“天津味”的具象化形式，观者亦由此获得了定义“天津味”的一种资源。
其次，城市对非现代化城市景观进行旅游开发借以获取相应的经济效益。如果说一些城市重修、恢复城中名胜古迹缘于价值理性，将其作为自身的标志符号内隐着工具理性，那么把名胜古迹作为城市的旅游资源并着力宣传则体现出明显的工具理性，而一些仿古建筑的兴建更是完全基于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注重手段和结果，努力通过有效的手段达成最好的结果，现代城市对非现代化景观的旅游开发利用了现代人的一些文化情怀和怀旧情绪。现代消费社会提供了各种休闲生活条件，现代人利用这些条件尝试各种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消费旅游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活内容，一些人甚至以其为基本生活方式过着一种“游牧式”的生活。消费旅游有各种心理缘起，历史文化情怀是其中之一。渴望了解不同文化的心理催生出游览名胜古迹的旅游意愿，城市将名胜古迹开发为旅游景点与其说是适应了这种旅游意愿，不如说恰当利用了这种旅游意愿，并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另外，现代性追求“变”的品格令世界与生活日新月异，商品化、技术革新带来各种负面效应，这些使一些人展望未来，认为现代事业尚未完成；另一些人则开始怀恋过去，“怀旧”情绪因此滋生蔓延。兴建仿古建筑、保留复建老街区进而将其作为城市的旅游景观之一便有对这种怀旧情绪的把握。
对非现代化城市景观的具体对待，不但手段上凸显出工具理性，而且目的上也有工具理性的印记。无论是作为城市标志自身的符号，还是作为城市的旅游资源，非现代化城市景观都沦为“商品”。城市追求这种商品的经济效益，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也给城市带来了经济效益。所以，城市对于非现代化城市景观的具体对待有基于价值理性的保护，还有基于工具理性的“经营”。
结 语
现代性四处蔓延，处于“现代时期”的人与事物不可能置身其外。现代城市中的名胜古迹、仿古建筑、老街区虽然表现为反现代的景观形式，但是，其中潜藏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等现代性的要素，同时承受了现代性的畸形发展。现代性使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被边缘化甚至沦落。非现代化城市景观在现代城市中的留存，对它们的具体对待也没有避开工具理性的膨胀，这种膨胀使得价值理性范导下的保护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妨碍。每到大型节假日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中游人如织、超出接待能力就是明证，本为宗教信仰场所却要收昂贵的门票是另一有力证明。
工具理性注重短期目的，价值理性表现为终极关怀，在韦伯的观念中，二者是对立的。然而，一些学者也指出二者统一的一面，提出价值理性的实现需要借助工具理性。从事实层面看，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需要以适度贯彻工具理性为条件。现代城市对非现代化城市景观基于工具理性的经营如果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势必有利于基于价值理性的保护行为。保护与经营如果能够和谐统一，那么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不仅承载着现代性，而且其所承载的现代性将是一种理想的现代性。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一、 “整旧如旧”中的价值理性
不管现代化带来多少负面结果、多少学者攻击现代性，都不能否认，对比传统文明，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现代性体现的是理性的精神。马克斯·韦伯将人的理性行为予以区分，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这组概念也成为观照理性行为的重要工具。现代城市对非现代化城市景观的保留、保护源于价值理性，也彰显着价值理性。
何谓价值理性？在韦伯那里，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在价值理性视野中，人追求价值和意义——无论这种价值和意义是美学的、宗教的抑或是任何其他阐释的，关注人类的最终归宿，表现出一种终极关怀。价值理性只看重行为本身的价值，不计较行为的手段或后果，这种行为努力创造一个人文的世界、有意义的世界。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之于该城市中的居民乃至整个种族正是意义的载体，它承载着文化，贮存着历史，昭示着城市以及城中居民的生命流转，使得城市不只是冰冷的客观实体。
意义和价值离不开相应的物质载体，非现代化城市景观的意义和价值蕴藏在它的“旧形式”中，或者说，它的“旧”正是其意义、价值所在。因此，尽管这种“旧”与现代化相悖，将其置于摩天大楼、公园、错杂的现代道路等现代化城市景观当中很不协调，然而，一些现代城市仍然不惜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以恢复旧形式为宗旨的重修复建。如江南三大名楼之黄鹤楼毁于光绪十年（1884），1981年重修主楼以清同治时期的黄鹤楼为蓝本；江南三大明楼之岳阳楼民国时期就已经破败不堪，1983年国务院拨专款对岳阳楼进行落架大修，修复的宗旨即“整旧如旧”；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岳麓书院新中国成立后的重修也是采取“恢复”原貌的方式。据相关资料，先后重建的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以及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王船山等先贤的专祠建筑在重修中都恢复了原貌。天津古文化街的“整旧如旧”更是用心和全面。古文化街上的天后宫始建于元代，玉皇阁始建于明初，几经沧桑，这两座古老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对它们的整修亦采取了保持原貌的方式。在基本恢复天后宫、玉皇阁原貌的同时，天津还建设了宫南、宫北大街，街上的建筑大多仿清代民间小式建筑，以“街区”的形式完整再现老天津的建筑风貌，辅之以泥人张、杨柳青年画、十八街麻花、吹糖人、熟梨糕等各色传统民俗店铺和民俗商品的售卖，可谓在传统建筑风貌中生动复现了传统生活，从而“完整”保留了历史和文化。
整旧如旧以再现、保留“旧”的方式避免了意义与价值的失落。诸如黄鹤楼、岳阳楼在其“旧”中内蕴着深厚的美学意义，天后宫以及其他一些道观、寺庙在其“旧”中内蕴着宗教意义，古文化街这样的老街区则有其不容忽视的民俗文化的意义，这些意义用韦伯的观点看，都是“阐释”出的“固有价值”，现代城市修复、保护这些承载着各种意义和价值的古老建筑、传统街区，这种行为本身彰显着价值理性。
二、 经营开发中的工具理性
与价值理性对出的概念是工具理性，现代性的发展使工具理性极速膨胀，城市管理者对于非现代化城市景观的具体对待也掺入了工具理性。
何谓工具理性？韦伯这样描述工具理性：“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或考虑的作为结果的目的。”（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工具理性注重行为的手段和结果，总是试图以最小的成本争取最大的利益，工具理性行为常常把他人或事物当成实现自己的工具或者障碍。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也成为城市推动自身发展的一种“工具”。
首先，非现代化城市景观成为城市证明自身、标志自身、界定自身、说明自身的符号。非现代化城市景观大多是一些名胜古迹。名胜古迹之所以为名胜古迹，往往是因为其中承载着许多情思与悲欢沧桑。如在唐时即成为官商行旅游览胜地的黄鹤楼，无数迁客骚人在这里留下大量诗歌、词作、楹联、碑记、文章，这些文字牵引出武汉悠远的历史，以及在这历史中无数名人与武汉这座城的渊源。因而，无论是城市宣传还是旅游开发，黄鹤楼都被当做武汉这座城市的重要符号之一。诸如此类的一处名胜与一座城市的对应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不是个案。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看，现代化的城市景观表现出惊人的趋同性，写字楼、商厦、超市、宾馆酒店，一些连锁经营的商家更是遍布许多城市，以致人们感慨“千城一面”。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无法将城市区分开来，以致一些城市通过非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标志自身、说明自身。天津古文化街坚持“中国味，天津味，文化味，古味”经营特色，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中，古香古色的老建筑成为“天津味”的具象化形式，观者亦由此获得了定义“天津味”的一种资源。
其次，城市对非现代化城市景观进行旅游开发借以获取相应的经济效益。如果说一些城市重修、恢复城中名胜古迹缘于价值理性，将其作为自身的标志符号内隐着工具理性，那么把名胜古迹作为城市的旅游资源并着力宣传则体现出明显的工具理性，而一些仿古建筑的兴建更是完全基于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注重手段和结果，努力通过有效的手段达成最好的结果，现代城市对非现代化景观的旅游开发利用了现代人的一些文化情怀和怀旧情绪。现代消费社会提供了各种休闲生活条件，现代人利用这些条件尝试各种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消费旅游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活内容，一些人甚至以其为基本生活方式过着一种“游牧式”的生活。消费旅游有各种心理缘起，历史文化情怀是其中之一。渴望了解不同文化的心理催生出游览名胜古迹的旅游意愿，城市将名胜古迹开发为旅游景点与其说是适应了这种旅游意愿，不如说恰当利用了这种旅游意愿，并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另外，现代性追求“变”的品格令世界与生活日新月异，商品化、技术革新带来各种负面效应，这些使一些人展望未来，认为现代事业尚未完成；另一些人则开始怀恋过去，“怀旧”情绪因此滋生蔓延。兴建仿古建筑、保留复建老街区进而将其作为城市的旅游景观之一便有对这种怀旧情绪的把握。
对非现代化城市景观的具体对待，不但手段上凸显出工具理性，而且目的上也有工具理性的印记。无论是作为城市标志自身的符号，还是作为城市的旅游资源，非现代化城市景观都沦为“商品”。城市追求这种商品的经济效益，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也给城市带来了经济效益。所以，城市对于非现代化城市景观的具体对待有基于价值理性的保护，还有基于工具理性的“经营”。
结 语
现代性四处蔓延，处于“现代时期”的人与事物不可能置身其外。现代城市中的名胜古迹、仿古建筑、老街区虽然表现为反现代的景观形式，但是，其中潜藏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等现代性的要素，同时承受了现代性的畸形发展。现代性使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被边缘化甚至沦落。非现代化城市景观在现代城市中的留存，对它们的具体对待也没有避开工具理性的膨胀，这种膨胀使得价值理性范导下的保护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妨碍。每到大型节假日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中游人如织、超出接待能力就是明证，本为宗教信仰场所却要收昂贵的门票是另一有力证明。
工具理性注重短期目的，价值理性表现为终极关怀，在韦伯的观念中，二者是对立的。然而，一些学者也指出二者统一的一面，提出价值理性的实现需要借助工具理性。从事实层面看，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需要以适度贯彻工具理性为条件。现代城市对非现代化城市景观基于工具理性的经营如果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势必有利于基于价值理性的保护行为。保护与经营如果能够和谐统一，那么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不仅承载着现代性，而且其所承载的现代性将是一种理想的现代性。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