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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看，美国仍然走不出格林斯潘通过制造泡沫医治泡沫破灭的老路，在此政策思路下新一轮通胀周期是不可避免的。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声明将购买3000亿美元的国债并额外购买8500亿美元的按揭债，使美联储购买的债券总额达到1.75万亿美元，现在看来这大多数需通过印钞来支付。尽管美联储的政策目标是缓解信贷市场的紧缩状况，但市场的解读认为这是货币扩张。按照货币主义理论，这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当天，不仅美元大幅贬值，通胀保值国债的价格也大幅上升。去年底，美联储曾声明美国的量化宽松与日本九十年代的量化宽松有本质不同，它不会通过印钞来增加负债。现在看来，两者并无本质差异。相反，欧洲尽管也面临经济衰退和通缩风险，但欧洲央行不仅维持了比英美更高的基准利率，没有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没有进行债务货币化的操作，背后的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政治的。
在历史上，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对通胀危害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被迫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并支付战争赔款，这导致了通胀失控和德国马克的急剧贬值。德国马克从1923年初的7300马克兑1美元到当年底的1300亿马克兑1美元。当时一个美国游客花五美元为一个镇上的所有居民买了够一个星期吃的土豆。希特勒1924年从监狱出来后就抓住高通胀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强烈抨击魏玛政府，把自己打扮成问题的答案、未来的希望，使他得以引领纳粹党、凝聚民意，为随后赢得议会选举打下了基础。而随后的大萧条带来的高失业，终于在1933年把希特勒推上了总理的宝座，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其后为德国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通胀猛如虎是德国历史也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教训。因此，在坚守货币纪律、反通胀方面欧洲央行在发达经济体中是最坚定的。目前，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还维持在1.5％的水平，远高于日、美、英。而且欧洲央行也没有进行债务货币化的操作。
除了历史因素外，政治因素也是欧洲央行执行严谨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欧盟成员国之间签署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财政赤字的限制，一方面强化了欧盟统一货币的信用基础，长远来讲为欧元币值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欧洲央行没有债务货币化的融资压力。
与欧洲相比，美国反通胀的历史包袱和政治环境都截然不同。在美国历史上，美国人更多的是关于通缩危害的深刻记忆。尽管在美国近代史上，也有通胀的不快经历，但通胀从未像通缩那样给美国经济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物价上涨15％，但经济仍然蓬勃发展，但其后由于美联储提高贴现率，导致通货紧缩，商品价格从1920年的峰值下降近50％，制造业产量下降了42％，失业率达到11.9％。美国社会对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后美联储降低贴现率，消除了1920-1921年的衰退，造就了沸腾的二十年代。但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带来的螺旋式债务通缩，使CPI下跌40％，失业率达到25％，道琼斯指数下跌89％，企业盈利下跌68％，5000多家银行倒闭，实际GDP下跌超过25％。美国经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走出需求不足的泥潭。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通胀尽管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停滞，但通过物价控制，特别是八十年代初的货币紧缩，控制了通胀。当时的通胀并没有动摇美国经济的根本。所以在美国的历史记忆中，通缩猛于虎，这是与欧洲很不同的。
在政治上，美国政府的债务扩大并无制度上的约束。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超过53万亿美元。巨额的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的高企，使美国政府有巨大的政治诱因制造通胀，使美元贬值。因为通胀会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有利于债务人。对政府而言，通胀可以使政府用更廉价的美元偿还政府债务。对美国公民而言，通胀可以减轻个人债务。同时通胀还会使资产的名义价格上涨、制造泡沫，造成虚假繁荣。格林斯潘在其早期论文中曾说“通胀是秘密的财富充公计划”，这是对债权人而言的。对美国债务人而言，通胀及货币贬值则是秘密的债务充公计划。因此，在政治上美国有足够的动机制造通胀并使货币贬值。
由Addison Wiggin和Kate Incontrera合著的《I.O.U.S.A》和比尔•邦纳与安迪森•威金合著的《债务帝国》（empire of debt）对此有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美国制造通胀的代价可由全世界来分担。在美国政府制造通胀并使美元贬值的历史中，有三个举措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将CPI构成中的租金取代房价，以减少房价变动对通胀的影响。目前，在美国的CPI构成中租金占近40％，由于租金相对固定，特别是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大幅降息，并使低利率保持了较长时间。低按揭利率使更多租房的人成为购房者。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在2002年10月宣布“我们要使每个美国人拥有他们的住房”。住房拥有率提高导致房屋租赁需求下降，促使租金下跌。这样房价上升并不推高租金，从而也不推升CPI，而CPI不上升，美联储也就失去了加息的理由。因此，美国房地产泡沫是与美国CPI构成的变化及通胀政策有关的。如果美国的CPI中用房价取代租金，从2002年到2007年的房价飙升，将使CPI大幅攀升并迫使美联储加息，房地产泡沫可能就难以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及其他西方学者指摘中国的高储蓄压低了美国的利率并造成资产泡沫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以，今年1月份，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讽刺到“亚洲的高储蓄只是提供了一根绳子，上吊的是美国人自己。”这个比喻可以说是击中要害，十分深刻。
第二是美联储对核心通胀概念的使用，并把核心通胀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照目标。由于核心通胀扣除了能源与食品价格的变动，由货币贬值、通胀导致的能源价格、粮食价格上升就不反映在核心通胀中。这样政府就可以自欺欺人了。但问题是能源、食品价格历史上主要受短期供需变化冲击和气候影响，但现在更多受货币、特别是美元币值的影响，这在石油及其它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可见，核心通胀在通胀治理和控制中有相当程度的误导作用。
第三是美国自2006年后不再公布货币M3。尽管美国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加，但通胀压力并不大，除了CPI构成因素外，还与美元的储备地位有关。由于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导致美国新增货币中有相当数量流向了全世界，减轻了美国CPI上行的压力，也减轻了滥发美元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但却极大地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间接增加了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
可见，欧美货币政策重心的差异既有历史记忆的不同，更是政治制度和货币地位不同的必然结果。欧洲央行严谨的货币政策从长远来讲有助于维持欧元币值的稳定，控制未来欧元区的通胀。但美元的泛滥及美元的贬值必然引发美元及货币与美元挂钩地区的通胀。根据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通胀及资产价格膨胀会向资本市场发出错误信号，引发不当投资，加速商业循环。从目前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看，美国仍然走不出格林斯潘通过制造泡沫医治泡沫破灭的老路，在此政策思路下新一轮通胀周期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我国人民币是此轮金融危机中少数维持币值稳定并保持小幅升值的主要货币，同时又是紧盯美元的货币。美元滥发，最终将有相当部分以资本流入和贸易顺差方式流入中国，增加国内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再加上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内已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旦美元贬值引起的通胀抬头，我们将面临输入型通胀和国内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需求拉动型通胀的双重压力。因此，我们要从欧美货币政策重心的差异中思考和寻求维护国家利益的对策，并对美元泛滥可能引发的通胀作前瞻性的思考。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声明将购买3000亿美元的国债并额外购买8500亿美元的按揭债，使美联储购买的债券总额达到1.75万亿美元，现在看来这大多数需通过印钞来支付。尽管美联储的政策目标是缓解信贷市场的紧缩状况，但市场的解读认为这是货币扩张。按照货币主义理论，这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当天，不仅美元大幅贬值，通胀保值国债的价格也大幅上升。去年底，美联储曾声明美国的量化宽松与日本九十年代的量化宽松有本质不同，它不会通过印钞来增加负债。现在看来，两者并无本质差异。相反，欧洲尽管也面临经济衰退和通缩风险，但欧洲央行不仅维持了比英美更高的基准利率，没有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没有进行债务货币化的操作，背后的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政治的。
在历史上，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对通胀危害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被迫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并支付战争赔款，这导致了通胀失控和德国马克的急剧贬值。德国马克从1923年初的7300马克兑1美元到当年底的1300亿马克兑1美元。当时一个美国游客花五美元为一个镇上的所有居民买了够一个星期吃的土豆。希特勒1924年从监狱出来后就抓住高通胀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强烈抨击魏玛政府，把自己打扮成问题的答案、未来的希望，使他得以引领纳粹党、凝聚民意，为随后赢得议会选举打下了基础。而随后的大萧条带来的高失业，终于在1933年把希特勒推上了总理的宝座，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其后为德国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通胀猛如虎是德国历史也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教训。因此，在坚守货币纪律、反通胀方面欧洲央行在发达经济体中是最坚定的。目前，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还维持在1.5％的水平，远高于日、美、英。而且欧洲央行也没有进行债务货币化的操作。
除了历史因素外，政治因素也是欧洲央行执行严谨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欧盟成员国之间签署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财政赤字的限制，一方面强化了欧盟统一货币的信用基础，长远来讲为欧元币值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欧洲央行没有债务货币化的融资压力。
与欧洲相比，美国反通胀的历史包袱和政治环境都截然不同。在美国历史上，美国人更多的是关于通缩危害的深刻记忆。尽管在美国近代史上，也有通胀的不快经历，但通胀从未像通缩那样给美国经济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物价上涨15％，但经济仍然蓬勃发展，但其后由于美联储提高贴现率，导致通货紧缩，商品价格从1920年的峰值下降近50％，制造业产量下降了42％，失业率达到11.9％。美国社会对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后美联储降低贴现率，消除了1920-1921年的衰退，造就了沸腾的二十年代。但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带来的螺旋式债务通缩，使CPI下跌40％，失业率达到25％，道琼斯指数下跌89％，企业盈利下跌68％，5000多家银行倒闭，实际GDP下跌超过25％。美国经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走出需求不足的泥潭。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通胀尽管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停滞，但通过物价控制，特别是八十年代初的货币紧缩，控制了通胀。当时的通胀并没有动摇美国经济的根本。所以在美国的历史记忆中，通缩猛于虎，这是与欧洲很不同的。
在政治上，美国政府的债务扩大并无制度上的约束。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超过53万亿美元。巨额的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的高企，使美国政府有巨大的政治诱因制造通胀，使美元贬值。因为通胀会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有利于债务人。对政府而言，通胀可以使政府用更廉价的美元偿还政府债务。对美国公民而言，通胀可以减轻个人债务。同时通胀还会使资产的名义价格上涨、制造泡沫，造成虚假繁荣。格林斯潘在其早期论文中曾说“通胀是秘密的财富充公计划”，这是对债权人而言的。对美国债务人而言，通胀及货币贬值则是秘密的债务充公计划。因此，在政治上美国有足够的动机制造通胀并使货币贬值。
由Addison Wiggin和Kate Incontrera合著的《I.O.U.S.A》和比尔•邦纳与安迪森•威金合著的《债务帝国》（empire of debt）对此有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美国制造通胀的代价可由全世界来分担。在美国政府制造通胀并使美元贬值的历史中，有三个举措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将CPI构成中的租金取代房价，以减少房价变动对通胀的影响。目前，在美国的CPI构成中租金占近40％，由于租金相对固定，特别是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大幅降息，并使低利率保持了较长时间。低按揭利率使更多租房的人成为购房者。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在2002年10月宣布“我们要使每个美国人拥有他们的住房”。住房拥有率提高导致房屋租赁需求下降，促使租金下跌。这样房价上升并不推高租金，从而也不推升CPI，而CPI不上升，美联储也就失去了加息的理由。因此，美国房地产泡沫是与美国CPI构成的变化及通胀政策有关的。如果美国的CPI中用房价取代租金，从2002年到2007年的房价飙升，将使CPI大幅攀升并迫使美联储加息，房地产泡沫可能就难以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及其他西方学者指摘中国的高储蓄压低了美国的利率并造成资产泡沫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以，今年1月份，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讽刺到“亚洲的高储蓄只是提供了一根绳子，上吊的是美国人自己。”这个比喻可以说是击中要害，十分深刻。
第二是美联储对核心通胀概念的使用，并把核心通胀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照目标。由于核心通胀扣除了能源与食品价格的变动，由货币贬值、通胀导致的能源价格、粮食价格上升就不反映在核心通胀中。这样政府就可以自欺欺人了。但问题是能源、食品价格历史上主要受短期供需变化冲击和气候影响，但现在更多受货币、特别是美元币值的影响，这在石油及其它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可见，核心通胀在通胀治理和控制中有相当程度的误导作用。
第三是美国自2006年后不再公布货币M3。尽管美国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加，但通胀压力并不大，除了CPI构成因素外，还与美元的储备地位有关。由于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导致美国新增货币中有相当数量流向了全世界，减轻了美国CPI上行的压力，也减轻了滥发美元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但却极大地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间接增加了其他国家的通胀压力。
可见，欧美货币政策重心的差异既有历史记忆的不同，更是政治制度和货币地位不同的必然结果。欧洲央行严谨的货币政策从长远来讲有助于维持欧元币值的稳定，控制未来欧元区的通胀。但美元的泛滥及美元的贬值必然引发美元及货币与美元挂钩地区的通胀。根据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通胀及资产价格膨胀会向资本市场发出错误信号，引发不当投资，加速商业循环。从目前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看，美国仍然走不出格林斯潘通过制造泡沫医治泡沫破灭的老路，在此政策思路下新一轮通胀周期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我国人民币是此轮金融危机中少数维持币值稳定并保持小幅升值的主要货币，同时又是紧盯美元的货币。美元滥发，最终将有相当部分以资本流入和贸易顺差方式流入中国，增加国内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再加上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内已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旦美元贬值引起的通胀抬头，我们将面临输入型通胀和国内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需求拉动型通胀的双重压力。因此，我们要从欧美货币政策重心的差异中思考和寻求维护国家利益的对策，并对美元泛滥可能引发的通胀作前瞻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