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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从伍子胥出奔吴国，举兵伐楚和勾践卧薪尝胆，终究三千越甲灭吴的两个方面来讲述吴越争霸的史实。它继承了《史记》《左传》的人物塑造艺术，不仅直接借鉴了其中某些人物的言行，而且对其升华改造，使人物形象更为生动，活灵活现。《吴越春秋》中有很多人物，如慷慨相助、淡泊钱财的老渔夫，不辨忠奸、愚妄好色的吴王夫差，三令五申、军令如山的孙武，奸诈狡猾、自私自利的伯嚭，勇猛过人、机智聪明的要离，都各具特征，令人印象深刻。而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则是伍子胥，作者不吝笔墨，从语言、动作、神色和心理等方面细致入微地刻画，使其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一、《吳越春秋》中伍子胥的形象
（一）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奇人
关于伍子胥的最早文献记载是《史记》，司马迁专门为他列传，叙述他出奔吴国、复仇报恩的事情，荐孙武整治军队、西破强楚、入楚复仇。为报阖闾知遇协助之恩，伍子胥后期尽忠职守、强言直荐，却为谗臣所害，与夫差发生尖锐的冲突，最后被夫差所杀。伍子胥智勇过人，他的聪明才智可与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诸葛亮媲美。
《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记载：“子胥披头散发，在街上行乞。”伍子胥特意将自己装扮得如此怪异，为的就是吸引吴国善相者将他引荐给吴王，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为父兄复仇的目标，可见他足智多谋，善于寻求时机展现自己。在楚平王欲诱捕二子时，伍子胥占课知为大凶，必被加害。据伍子胥之言，“推知此课为甲子日巳时丑将，玄蛇后合，辰申午戌，甲子戌申，财戊合，子庚午后，兄丙寅虎，空虎常玄，丑寅牟辰”，故伍子胥有“君欺其臣，必欺其子”之语。伍子胥预测有杀身之祸，因此果断地没有随兄长前往郢都，为日后的复仇保存了实力，由此可见伍子胥有占卜技艺和预测吉凶的能力。
（二）忍辱复仇的烈丈夫
伍子胥的家人被楚平王杀害后，从此伍子胥进入疯狂的复仇之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样一位“烈丈夫”展现在读者眼前。伍氏三世为楚忠臣，后来因为伍奢对楚平王昏庸无道，亲小人而远贤臣的为君之道甚为不满，强言直谏，遭到囚禁。楚平王听从奸臣之言想要诱捕二子。哥哥伍尚为见父亲最后一面，决定与父亲共同赴死。而伍子胥却不这么认为，他要报仇雪耻，要让无知昏庸的暴君付出代价，即便是死，也要死得其所，死得轰轰烈烈。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人生，彰显出人物截然不同的性格，伍尚性格平易温和，伍子胥刚烈不屈。
作者还善于从侧面来突出伍子胥刚烈的性格，其父伍奢曾言：“子胥年少好学，有勇有谋能成大事。”它初步展示了伍子胥明智果敢的特征。伍子胥对楚平王的无所畏惧和逃离楚国前的满腔怨恨，以及对于亲人俱戮的悲痛，无不彰显出他的勇武刚毅、忠孝仁爱。渔夫、击绵女对伍子胥慷慨相助，后二人又为其保密，一个覆船而死，一个投水而亡。这样巨大的牺牲让伍子胥复仇的怒火更为汹涌。他想方设法接近吴王并为其所用，在吴国谨小慎微，时刻不忘父兄之仇。在一步步爬上权势的巅峰之时，终于西破强楚，破楚后，伍子胥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哪怕是帝王，他仍旧不畏强暴，为父兄报仇也是替天下讨伐无道的昏君。刚烈不屈、英明果断，为复仇忍辱负重，隐忍成就一世功名的烈丈夫形象在伍子胥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吴越春秋》中伍子胥独特形象的成因
（一）从思想层面分析
俗话说：“思想指导行为，行为塑造形象。”伍子胥独特的形象与他自身的思想密切相关。从伍子胥的政治思想来分析，后世多将伍子胥与比干并称，可见其忠心。伍子胥忠君爱民的思想一直被儒家所推崇，成为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伍氏家族一门忠烈，祖父伍举才能卓著、能言善辩深得君王赏识。父亲伍奢正直善谏，曾当面指出楚平王的过失。伍子胥强言直谏的性格无不受家族潜移默化的影响。
《吴越春秋之阖闾内传》记载：“阖闾向子胥请教治国之道，子胥着重强调民生，民生安定，国家才能兴盛。”这就显示了伍子胥安君理民的思想。携李之战吴国战败后，伍子胥痛心自责，他既懊悔自己没能劝阻吴王以致百姓遭殃，士兵白白牺牲，又愤恨吴王受谗臣蛊惑不能做出明智决定。以民为本，以德辅政的信条早已烙印在伍子胥的骨血中。他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鄙视那些凭歪门邪道、花言巧语谄媚君王的人，比如说太宰伯嚭，伍子胥的这种正直正统思想造就了自身刚烈不阿、公而不私的性格。
（二）从时代背景、文化风尚来看其成因
春秋时期是一个兼并争霸的战乱时期，在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列国形势急剧变化。各诸侯国风起云涌，争相逐鹿中原，对谋士和人才的需求剧增。楚国作为一个较有实力的强国，在诸侯争霸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楚平王任用奸佞，致使政治腐败，民怨沸腾，他还陷害忠良，杀伍氏一门忠烈，致使伍子胥逃离吴国。这便为伍子胥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晋楚两国长期争霸中原，最终落得两败俱伤，然而吴越新兴国家的兴起成为谋士选择的焦点。在这个不争即亡的时代，伍子胥养成了坚忍不拔、抗争到底、不向命运低头的性格，违抗质疑君王的诏令，不妥协于强权政治，毅然决然地出逃。春秋时期，国家动乱，民不聊生，人人自危，处处险象环生，稍有不慎便会落入敌人的圈套。伍子胥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小心翼翼，因此在逃亡途中路遇老渔夫和击绵女，并获得他们的帮助。即将离开时，他还不忘嘱咐老渔夫“掩子盎浆，毋令其露”，可见伍子胥的谨小慎微，在逃亡途中决不允许出一丝漏洞，否则就可能随时丧命。艰苦辛酸、多灾多难的逃亡生活将他锤炼成一个百折不挠、勇而无畏、能够审时度势的人。
三、伍子胥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吴越春秋》中伍子胥的形象多以因忠谏而身亡的“忠臣”和因复仇而成名的“孝子”为世人所知。它对后世文学中有关伍子胥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伍子胥变文》也受到《吴越春秋》的影响，民间文学可能更关注伦理实现，重视复仇事件本身的结局，因而将最痛快淋漓的仇者毁灭的结局赤裸裸地展现给读者，令人称快。这反映了民间伸张正义的渴望和不畏强权、快意恩仇的价值观。
《伍子胥变文》中伍子胥的复仇之焰火更盛，誓愿活捉楚平王，剜其心灭其族，如若不能，便永不还乡。在《吴越春秋》的复仇观念下，其情感更为强烈。另外，《伍子胥变文》在《吴越春秋》的基础上扩大了伍子胥复仇的后备力量，在《吴越春秋》中吴伐楚并不是给伍子胥复仇而是从吴王自身的利益出发，伍子胥逃亡只是在道义上得到渔夫、击绵女的相助。《伍子胥变文》在对历史事件的吸收借鉴中联系唐代极力推崇的孝文化，而使其复仇成为必然。
四、结语
伍子胥的形象无外乎“忠孝两全”或者“不忠不义”。从前人所著《伍子胥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再到后来的戏曲《伍子胥变文》《伍员吹箫》等，无不展现了伍子胥逃亡之路的艰辛、实施复仇计划的漫长过程。《吴越春秋》《越绝书》记载了其逃楚奔吴、过昭关的漫漫复仇路。《伍子胥变文》描述了他弃妻抛亲、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奔亡吴国后五年的辛劳筹划。伍子胥的一生，带给后人的不只是对其“忠”“孝”行为的追思，那只会是框裱在儒家所建立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中的信条，所看到的只有其折射出的人性光辉。从伍子胥的经历和所做的一系列事件来看，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面对强权、悲惨命运和变故时，他选择坚强和不屈不挠；对于国家、他人、自身等各种责任，他选择主动认同和倾心实践；对于自己的最终选择，他无所畏惧、至死不悔。而伍子胥之死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的哲理，死亡是人类走向更高境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后人能做的就是从悲剧中、从个体生命的灵魂中寻求生命的永存，在对生的否定中去肯定死的价值。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一、《吳越春秋》中伍子胥的形象
（一）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奇人
关于伍子胥的最早文献记载是《史记》，司马迁专门为他列传，叙述他出奔吴国、复仇报恩的事情，荐孙武整治军队、西破强楚、入楚复仇。为报阖闾知遇协助之恩，伍子胥后期尽忠职守、强言直荐，却为谗臣所害，与夫差发生尖锐的冲突，最后被夫差所杀。伍子胥智勇过人，他的聪明才智可与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诸葛亮媲美。
《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记载：“子胥披头散发，在街上行乞。”伍子胥特意将自己装扮得如此怪异，为的就是吸引吴国善相者将他引荐给吴王，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为父兄复仇的目标，可见他足智多谋，善于寻求时机展现自己。在楚平王欲诱捕二子时，伍子胥占课知为大凶，必被加害。据伍子胥之言，“推知此课为甲子日巳时丑将，玄蛇后合，辰申午戌，甲子戌申，财戊合，子庚午后，兄丙寅虎，空虎常玄，丑寅牟辰”，故伍子胥有“君欺其臣，必欺其子”之语。伍子胥预测有杀身之祸，因此果断地没有随兄长前往郢都，为日后的复仇保存了实力，由此可见伍子胥有占卜技艺和预测吉凶的能力。
（二）忍辱复仇的烈丈夫
伍子胥的家人被楚平王杀害后，从此伍子胥进入疯狂的复仇之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样一位“烈丈夫”展现在读者眼前。伍氏三世为楚忠臣，后来因为伍奢对楚平王昏庸无道，亲小人而远贤臣的为君之道甚为不满，强言直谏，遭到囚禁。楚平王听从奸臣之言想要诱捕二子。哥哥伍尚为见父亲最后一面，决定与父亲共同赴死。而伍子胥却不这么认为，他要报仇雪耻，要让无知昏庸的暴君付出代价，即便是死，也要死得其所，死得轰轰烈烈。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人生，彰显出人物截然不同的性格，伍尚性格平易温和，伍子胥刚烈不屈。
作者还善于从侧面来突出伍子胥刚烈的性格，其父伍奢曾言：“子胥年少好学，有勇有谋能成大事。”它初步展示了伍子胥明智果敢的特征。伍子胥对楚平王的无所畏惧和逃离楚国前的满腔怨恨，以及对于亲人俱戮的悲痛，无不彰显出他的勇武刚毅、忠孝仁爱。渔夫、击绵女对伍子胥慷慨相助，后二人又为其保密，一个覆船而死，一个投水而亡。这样巨大的牺牲让伍子胥复仇的怒火更为汹涌。他想方设法接近吴王并为其所用，在吴国谨小慎微，时刻不忘父兄之仇。在一步步爬上权势的巅峰之时，终于西破强楚，破楚后，伍子胥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哪怕是帝王，他仍旧不畏强暴，为父兄报仇也是替天下讨伐无道的昏君。刚烈不屈、英明果断，为复仇忍辱负重，隐忍成就一世功名的烈丈夫形象在伍子胥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吴越春秋》中伍子胥独特形象的成因
（一）从思想层面分析
俗话说：“思想指导行为，行为塑造形象。”伍子胥独特的形象与他自身的思想密切相关。从伍子胥的政治思想来分析，后世多将伍子胥与比干并称，可见其忠心。伍子胥忠君爱民的思想一直被儒家所推崇，成为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伍氏家族一门忠烈，祖父伍举才能卓著、能言善辩深得君王赏识。父亲伍奢正直善谏，曾当面指出楚平王的过失。伍子胥强言直谏的性格无不受家族潜移默化的影响。
《吴越春秋之阖闾内传》记载：“阖闾向子胥请教治国之道，子胥着重强调民生，民生安定，国家才能兴盛。”这就显示了伍子胥安君理民的思想。携李之战吴国战败后，伍子胥痛心自责，他既懊悔自己没能劝阻吴王以致百姓遭殃，士兵白白牺牲，又愤恨吴王受谗臣蛊惑不能做出明智决定。以民为本，以德辅政的信条早已烙印在伍子胥的骨血中。他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鄙视那些凭歪门邪道、花言巧语谄媚君王的人，比如说太宰伯嚭，伍子胥的这种正直正统思想造就了自身刚烈不阿、公而不私的性格。
（二）从时代背景、文化风尚来看其成因
春秋时期是一个兼并争霸的战乱时期，在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列国形势急剧变化。各诸侯国风起云涌，争相逐鹿中原，对谋士和人才的需求剧增。楚国作为一个较有实力的强国，在诸侯争霸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楚平王任用奸佞，致使政治腐败，民怨沸腾，他还陷害忠良，杀伍氏一门忠烈，致使伍子胥逃离吴国。这便为伍子胥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晋楚两国长期争霸中原，最终落得两败俱伤，然而吴越新兴国家的兴起成为谋士选择的焦点。在这个不争即亡的时代，伍子胥养成了坚忍不拔、抗争到底、不向命运低头的性格，违抗质疑君王的诏令，不妥协于强权政治，毅然决然地出逃。春秋时期，国家动乱，民不聊生，人人自危，处处险象环生，稍有不慎便会落入敌人的圈套。伍子胥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小心翼翼，因此在逃亡途中路遇老渔夫和击绵女，并获得他们的帮助。即将离开时，他还不忘嘱咐老渔夫“掩子盎浆，毋令其露”，可见伍子胥的谨小慎微，在逃亡途中决不允许出一丝漏洞，否则就可能随时丧命。艰苦辛酸、多灾多难的逃亡生活将他锤炼成一个百折不挠、勇而无畏、能够审时度势的人。
三、伍子胥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吴越春秋》中伍子胥的形象多以因忠谏而身亡的“忠臣”和因复仇而成名的“孝子”为世人所知。它对后世文学中有关伍子胥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伍子胥变文》也受到《吴越春秋》的影响，民间文学可能更关注伦理实现，重视复仇事件本身的结局，因而将最痛快淋漓的仇者毁灭的结局赤裸裸地展现给读者，令人称快。这反映了民间伸张正义的渴望和不畏强权、快意恩仇的价值观。
《伍子胥变文》中伍子胥的复仇之焰火更盛，誓愿活捉楚平王，剜其心灭其族，如若不能，便永不还乡。在《吴越春秋》的复仇观念下，其情感更为强烈。另外，《伍子胥变文》在《吴越春秋》的基础上扩大了伍子胥复仇的后备力量，在《吴越春秋》中吴伐楚并不是给伍子胥复仇而是从吴王自身的利益出发，伍子胥逃亡只是在道义上得到渔夫、击绵女的相助。《伍子胥变文》在对历史事件的吸收借鉴中联系唐代极力推崇的孝文化，而使其复仇成为必然。
四、结语
伍子胥的形象无外乎“忠孝两全”或者“不忠不义”。从前人所著《伍子胥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再到后来的戏曲《伍子胥变文》《伍员吹箫》等，无不展现了伍子胥逃亡之路的艰辛、实施复仇计划的漫长过程。《吴越春秋》《越绝书》记载了其逃楚奔吴、过昭关的漫漫复仇路。《伍子胥变文》描述了他弃妻抛亲、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奔亡吴国后五年的辛劳筹划。伍子胥的一生，带给后人的不只是对其“忠”“孝”行为的追思，那只会是框裱在儒家所建立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中的信条，所看到的只有其折射出的人性光辉。从伍子胥的经历和所做的一系列事件来看，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面对强权、悲惨命运和变故时，他选择坚强和不屈不挠；对于国家、他人、自身等各种责任，他选择主动认同和倾心实践；对于自己的最终选择，他无所畏惧、至死不悔。而伍子胥之死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的哲理，死亡是人类走向更高境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后人能做的就是从悲剧中、从个体生命的灵魂中寻求生命的永存，在对生的否定中去肯定死的价值。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