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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居易诗歌创作前期执守“兼济”保民创作价值观,谱写讽谕诗;后期“独善”,谱写更具审美鉴赏性的感伤诗、闲适诗和杂律诗,都是对中唐时期歌诗创作繁荣和传承的贡献。
关键词:白居易 歌诗创作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给世人留下光辉诗作的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歌诗创作价值观方面的真知灼见和时移变通的创作操略。因而,在评价其歌诗创作的成就时,不仅要品其诗,还要知其人,论其世。只有把作品和诗人所处的世情和所具的操略,连同由此形成的创作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才容易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白居易的歌诗创作价值观取向,主要集中在他的散文《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和《论礼乐》的几篇策问里,同时也散见于其诸多诗作中。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歌诗具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效;二是,诗人应当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和穷则独善其身的操守;三是,应本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用歌诗去反映所处时代和民众的呼声;四是,诗人应懂得适应社会世情和个人时运的交替通变,一旦自己入仕小有通达,又逢奸佞蔽君、民情不能上达之时,应以兼济保民为己任,有“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胆识,多写一些内容真实、语言直切的讽谕诗,若遭遇个人时背窘困,也应做到以诗自慰、自励,不放弃用上品的歌诗安己宜人。可见,白居易的歌诗创作价值观,是从社会和个人的现实出发而取向的。
那么,白居易所处的世情和个人境遇的现实,是怎样影响其上述创作价值观的形成呢?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清廉、贫寒的小官吏家庭,十一、二岁遭逢战乱和灾荒,漂泊于江浙一带。无疑,少年时期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百姓惨境,正是诗人形成以民为本现实主义创作价值观的生活渊源。后来,经过十几年“不遑寝息、“手肘成胝”的“课诗”、“力文”,他才于三十七岁时担任了左拾遗的谏官职务。此时,恰逢唐朝由盛世转入衰落。面对权贵歌宴奢侈,百姓啼饥号寒的现实,兼具谏官和诗人双重身份的白居易,对不利民生和国家的时弊,一方面义无反顾地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对一些不便直言启奏的事,则“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地谱写了大量揭露奸佞、反映民苦的讽谕诗。
白居易这个时期所写的一百七十多首讽喻诗,真实犀利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达了社会底层民众的呼声,体现了诗人保民济世的刚直风采。他在《轻肥》一诗中,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权贵们在席宴上“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的丑态和百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悲惨境遇。《立碑》一诗,用庸官死后,官家立碑吹嘘其“叙德皆仲尼”和清官死后“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的对比,揭露了当时朝廷用人的昏庸。《重赋》一诗,用地方官吏税外加物,勒索买宠和“缯帛如山积,岁久化为尘”的诗句,鞭挞了贪官枉法殃民的腐败。《采诗官》一诗,用“郊庙登歌赞君美”,“奸臣蔽君无所畏”的诗句,辛辣地揭露了访民采诗的有名无实的现状。
白居易的这些讽谕诗,情真意切地为百姓凄苦大声疾呼,自然深得中下层人民的喜爱,但同时又深深忤逆了朝廷和权贵。他们看了白诗,无不扼腕切齿,欲置诗人于死地。但因碍于白居易的声誉,加之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较为宽松,才以“言华无实,不可用”为由,使白居易在四十九岁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屡被贬谪和外放。其间,官场、文士中一些人讽刺他是“沽名”和“讪谤”,亲戚、朋友中也有人对白居易的为官之道埋怨颇多;另外,同为谏官的唐衢,经白居易劝说也效法写了一些讽谕诗,没过多久,就在倍受迫害的境况中郁郁而逝。如上接连不断的打击和挫折,迫使白居易不得不由原来的“兼济”取向,逐渐转向“独善”的人生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的“独善”并非颓废苟生,而是把常人认为是退路的“独善”,变成了退中求进之途。他审时度势,拓展了创作领域,又谱写了逾千首的感伤诗、闲适诗、音乐诗、喻理诗、杂律诗,由此开始了余生歌诗创作的二度高潮。
白居易后期所写的感伤诗有一百余首,是在他苦恼忧愤的心情下创作的,因而,多为诗人内心独白式的自慰、自勉之作。从他“权门要路是身灾,散地闲居少祸胎”;“上客清谈何垒垒,幽人闲思自寥寥。请君少说长安事,膝上风清琴正调”等诗句,可见其淡薄名利、远离党争的超然避世心态。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得以避免了朋党的灾祸。他在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写诗道“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七十岁致仕还乡时,写诗道“全家循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甚至临终前,诗人还用“先卖南坊十亩田”,“然后兼卖所居院”,获钱后“尚可销忧患”的诗句来苦中取乐。这些诗句都真实自然地表露出一个贬退官员知足自乐的清俭风范。尤其是他在《赠诸少年》一诗中所写的“官给俸钱天与寿,些些贫病奈吾何!”,简直是挑战困厄的自我激励。因此,可以说白居易后期所写的感伤诗,大多是感而不伤。这种歌诗作品,不仅有助于作者在困境中“独善”保安,对社会同境遇的人也不失感同身受的泄导和规勉。
白居易后期写的闲适诗数量较多,这也同样是由他的处境造成的。白居易贬谪后出任的江州司马,实际是一个没有实际责权、只是挂名领取俸禄的闲散职位。面对朝廷和州官不愿自己参与公干,诗人在无法改变境遇又不甘寂寞的情况下,只得用超脱的心情去写一些远离时政的闲适诗以自安。
白居易后期的闲适诗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容较为宽泛,具有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二是,从风格上看,多为诗人在返璞归真后,于家园起居、山水风月和草木鱼虫状类情状的随兴闲吟之作,因此读起来更显得情趣丰逸、率性可亲。例如,他在《小宅》一诗中,开头用“小宅里闾接,疏篱鸡犬通。渠分南巷水,窗借北家风”,描写了家宅的窄小,但诗意骤转,结尾却落在“何劳问宽窄,宽窄在人心”两句上。在《家园三绝》一诗中,先写了沧浪峡虽美,但路远难去之后,再自问自答说:“何似家池通小院,卧房阶下插鱼竿”;面对远处水面上的鸳鸯,写诗道:“何似家禽双白鹤,闲行一步亦随身”。寥寥数语就活脱脱地勾勒出一个达观自安、饶有情趣的老翁形象。更具审美性的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山水风月和草木鱼虫大多都已经人格化,达到物我合和、意趣颖奇、言淡实美的诗境。如他发现院内新移栽的蔷薇稍显萎蔫状,竟像个天真的老顽童一样,写诗安慰花道:“移根易地莫憔悴”,“花开将尔当夫人”。而在《采莲女》一诗中,写到坐在荷花深处小船上的采莲女,“恰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白居易此时似乎又成了一个柔媚、娇羞的少女。他的《忆江南》词:“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和《暮江吟》诗:“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更是富有生活情趣和审美意蕴的脍炙人口的佳作。还有他描写庐山《大林寺桃花》的小诗: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此诗用桃花代替想象中的春花,春光拟人化,使之跃然于眼前,形象美丽,还似乎具有顽皮惹人的性格。当人们“常恨春归无觅处”时,却遇到这里“山寺桃花始盛开”,使人不禁化失望为惊喜。这一奇遇和胜景,真是能给人带来一种特殊的享受,令人仿佛突然步入了另一超凡脱俗的境界之中。全诗构思新颖、灵巧,戏语中又带有雅趣,启人遐思、招人喜爱。时至今日,白居易的这首《大林寺桃花》还镌刻在庐山的美景中,引得无数游人为此玩味不已。另外,诗人还有不少咏物的闲适诗,如《上香炉峰》、《山中问月》、《江亭夕望》、《岭上云》、《涧中鱼》、《种春桃》等,也都无不出语隽奇、清丽怡人。
白居易后期自号香山居士和醉吟先生。在他的诗作中,也有“半醉行歌半坐禅”、“爱咏闲诗好听琴”的诗句。这说明,他后期的创作是伴随着酒、乐、禅一起进行的。他自称为居士和醉吟先生,对外而言,首先体现了诗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修禅是在向外界表明自己已避世离俗;醉吟表示自己写的诗都是醉话,倘有所失,也好请别人见谅。对内来讲,坐禅和饮酒既有利于消解和麻醉自己内心的悲忿,获得自慰和解脱,又能激发歌诗的创作灵感和大胆的想象力。不过,白居易的醉吟只是佯醉,他的坐禅也并非迷信无知的愚禅。例如,面对“道士教调气”,“山僧劝坐禅”,他用《答客说》一诗回答:“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他还在《读老子》一诗里,针对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知者不知,言者不言”,用“缘何自著五千文”的诗句戏以置疑。这说明白居易的坐禅谈不上虔信,充其量不过是用禅境以静心,借禅理、禅趣以提升诗的意境而已。但是,也就在他不即不离地参禅和诗禅融通的情况下,却也创作了不少以禅入诗、以诗入禅的优秀音乐禅诗。例如,《船夜援琴》一诗写道:
“鸟鱼不动,月照夜江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
从上诗以及诸如“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入耳淡无味,惬意潜有情”、“近来渐喜无人听,琴格高低心自知”、“太湖烟水绿沉沉”、“但有泉水洗我心”等诗句看,白居易确实已达到了诗禅圆通、意趣清远的境界。这意味着,他对音乐美的审美感受已由原来世俗的“江州司马青衫湿”、“愁杀江楼病使君”、“别有神情一万重”,升华为“万事离心中”,“琴格”“心自知”的恬淡随心、以心听乐的深远境界。尤其是他的《琴》诗曰:“置琴曲几上,慵坐但含情。何烦故挥手,风弦自有声”,以精妙的禅境意趣,向读者表达了大自然中天籁之声的音乐空灵美。因而可以说,白居易后期所写的音乐禅诗,也为百花盛放的唐诗文苑,绽开了另一种清新的奇葩。
至于白居易后期所写的喻理诗,更具有发人深思的哲理性。如其组诗《禽鸟十二章》中的一首七绝:
豆苗鹿嚼解乌毒,艾叶雀衔夺燕巢。鸟兽不曾看本草,谙知药性是谁教。
乍看之下,似是简淡无奇,但若深品则可发现,这是一篇上乘的喻理诗。诗人对鹿能做到嚼豆苗以解乌毒,麻雀懂得衔燕子讨厌的艾叶放入燕巢,待燕子飞走后而得其巢的描写,做到了由乎自然,意趣引人。从深层上看,这首诗更做到了微言隐义、引人深悟。七绝四句,就能妙语双关地引人悟出,动物有适应生存斗争的本能,人类也应懂得去读实践中的无字之书,通过“格物”达到“致知”的博深道理。白居易对歌诗四个要素所处的地位曾作过如下阐述:根情(情如诗之根)、苗言(言如诗之苗叶)、华声(声律如诗之花朵)、实义(内在的寓理如诗之果实)。如果歌诗内容空虚、没有寓理,只能算作徒能愉悦耳目的无实之花叶。以其论品评此诗,可以说《禽鸟十二章》在咏物喻理方面,已达到十分老道精妙之境,这在古诗中是不多见的。
纵观白居易的一生,如果说,他在前期谱写了大量体现以民为本的现实主义诗篇,堪称可贵;那么他后期的诗作,也因率性可爱、意趣多样,更加适应了社会不同层次的人对歌诗审美多样化的要求。这对我国中唐时期歌诗创作的繁荣和传承,也是有利并应该得到肯定的。就诗人歌诗创作价值观取向来说,也由早期比较重视歌诗补察时政和教化的政治功能,到后期转为更多地扩及到歌诗的审美娱乐功能。从而使白居易歌诗创作价值观的取向,从理论架构到其创作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新唐书》、《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 抱犊山人纂:《唐诗一万首》,华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 王彬:《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
[4] 王彝:《容斋随笔》,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
[5] 韩进联:《禅诗一万首》,河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
[6] 蔡振楚:《中国音乐诗话》,湖南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马宇清,男,1970—,河北石家庄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声乐教育、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
原红蕊,女,1974—,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声乐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
关键词:白居易 歌诗创作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给世人留下光辉诗作的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歌诗创作价值观方面的真知灼见和时移变通的创作操略。因而,在评价其歌诗创作的成就时,不仅要品其诗,还要知其人,论其世。只有把作品和诗人所处的世情和所具的操略,连同由此形成的创作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才容易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白居易的歌诗创作价值观取向,主要集中在他的散文《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和《论礼乐》的几篇策问里,同时也散见于其诸多诗作中。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歌诗具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效;二是,诗人应当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和穷则独善其身的操守;三是,应本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用歌诗去反映所处时代和民众的呼声;四是,诗人应懂得适应社会世情和个人时运的交替通变,一旦自己入仕小有通达,又逢奸佞蔽君、民情不能上达之时,应以兼济保民为己任,有“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胆识,多写一些内容真实、语言直切的讽谕诗,若遭遇个人时背窘困,也应做到以诗自慰、自励,不放弃用上品的歌诗安己宜人。可见,白居易的歌诗创作价值观,是从社会和个人的现实出发而取向的。
那么,白居易所处的世情和个人境遇的现实,是怎样影响其上述创作价值观的形成呢?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清廉、贫寒的小官吏家庭,十一、二岁遭逢战乱和灾荒,漂泊于江浙一带。无疑,少年时期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百姓惨境,正是诗人形成以民为本现实主义创作价值观的生活渊源。后来,经过十几年“不遑寝息、“手肘成胝”的“课诗”、“力文”,他才于三十七岁时担任了左拾遗的谏官职务。此时,恰逢唐朝由盛世转入衰落。面对权贵歌宴奢侈,百姓啼饥号寒的现实,兼具谏官和诗人双重身份的白居易,对不利民生和国家的时弊,一方面义无反顾地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对一些不便直言启奏的事,则“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地谱写了大量揭露奸佞、反映民苦的讽谕诗。
白居易这个时期所写的一百七十多首讽喻诗,真实犀利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达了社会底层民众的呼声,体现了诗人保民济世的刚直风采。他在《轻肥》一诗中,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权贵们在席宴上“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的丑态和百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悲惨境遇。《立碑》一诗,用庸官死后,官家立碑吹嘘其“叙德皆仲尼”和清官死后“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的对比,揭露了当时朝廷用人的昏庸。《重赋》一诗,用地方官吏税外加物,勒索买宠和“缯帛如山积,岁久化为尘”的诗句,鞭挞了贪官枉法殃民的腐败。《采诗官》一诗,用“郊庙登歌赞君美”,“奸臣蔽君无所畏”的诗句,辛辣地揭露了访民采诗的有名无实的现状。
白居易的这些讽谕诗,情真意切地为百姓凄苦大声疾呼,自然深得中下层人民的喜爱,但同时又深深忤逆了朝廷和权贵。他们看了白诗,无不扼腕切齿,欲置诗人于死地。但因碍于白居易的声誉,加之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较为宽松,才以“言华无实,不可用”为由,使白居易在四十九岁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屡被贬谪和外放。其间,官场、文士中一些人讽刺他是“沽名”和“讪谤”,亲戚、朋友中也有人对白居易的为官之道埋怨颇多;另外,同为谏官的唐衢,经白居易劝说也效法写了一些讽谕诗,没过多久,就在倍受迫害的境况中郁郁而逝。如上接连不断的打击和挫折,迫使白居易不得不由原来的“兼济”取向,逐渐转向“独善”的人生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的“独善”并非颓废苟生,而是把常人认为是退路的“独善”,变成了退中求进之途。他审时度势,拓展了创作领域,又谱写了逾千首的感伤诗、闲适诗、音乐诗、喻理诗、杂律诗,由此开始了余生歌诗创作的二度高潮。
白居易后期所写的感伤诗有一百余首,是在他苦恼忧愤的心情下创作的,因而,多为诗人内心独白式的自慰、自勉之作。从他“权门要路是身灾,散地闲居少祸胎”;“上客清谈何垒垒,幽人闲思自寥寥。请君少说长安事,膝上风清琴正调”等诗句,可见其淡薄名利、远离党争的超然避世心态。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得以避免了朋党的灾祸。他在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写诗道“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七十岁致仕还乡时,写诗道“全家循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甚至临终前,诗人还用“先卖南坊十亩田”,“然后兼卖所居院”,获钱后“尚可销忧患”的诗句来苦中取乐。这些诗句都真实自然地表露出一个贬退官员知足自乐的清俭风范。尤其是他在《赠诸少年》一诗中所写的“官给俸钱天与寿,些些贫病奈吾何!”,简直是挑战困厄的自我激励。因此,可以说白居易后期所写的感伤诗,大多是感而不伤。这种歌诗作品,不仅有助于作者在困境中“独善”保安,对社会同境遇的人也不失感同身受的泄导和规勉。
白居易后期写的闲适诗数量较多,这也同样是由他的处境造成的。白居易贬谪后出任的江州司马,实际是一个没有实际责权、只是挂名领取俸禄的闲散职位。面对朝廷和州官不愿自己参与公干,诗人在无法改变境遇又不甘寂寞的情况下,只得用超脱的心情去写一些远离时政的闲适诗以自安。
白居易后期的闲适诗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容较为宽泛,具有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二是,从风格上看,多为诗人在返璞归真后,于家园起居、山水风月和草木鱼虫状类情状的随兴闲吟之作,因此读起来更显得情趣丰逸、率性可亲。例如,他在《小宅》一诗中,开头用“小宅里闾接,疏篱鸡犬通。渠分南巷水,窗借北家风”,描写了家宅的窄小,但诗意骤转,结尾却落在“何劳问宽窄,宽窄在人心”两句上。在《家园三绝》一诗中,先写了沧浪峡虽美,但路远难去之后,再自问自答说:“何似家池通小院,卧房阶下插鱼竿”;面对远处水面上的鸳鸯,写诗道:“何似家禽双白鹤,闲行一步亦随身”。寥寥数语就活脱脱地勾勒出一个达观自安、饶有情趣的老翁形象。更具审美性的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山水风月和草木鱼虫大多都已经人格化,达到物我合和、意趣颖奇、言淡实美的诗境。如他发现院内新移栽的蔷薇稍显萎蔫状,竟像个天真的老顽童一样,写诗安慰花道:“移根易地莫憔悴”,“花开将尔当夫人”。而在《采莲女》一诗中,写到坐在荷花深处小船上的采莲女,“恰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白居易此时似乎又成了一个柔媚、娇羞的少女。他的《忆江南》词:“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和《暮江吟》诗:“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更是富有生活情趣和审美意蕴的脍炙人口的佳作。还有他描写庐山《大林寺桃花》的小诗: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此诗用桃花代替想象中的春花,春光拟人化,使之跃然于眼前,形象美丽,还似乎具有顽皮惹人的性格。当人们“常恨春归无觅处”时,却遇到这里“山寺桃花始盛开”,使人不禁化失望为惊喜。这一奇遇和胜景,真是能给人带来一种特殊的享受,令人仿佛突然步入了另一超凡脱俗的境界之中。全诗构思新颖、灵巧,戏语中又带有雅趣,启人遐思、招人喜爱。时至今日,白居易的这首《大林寺桃花》还镌刻在庐山的美景中,引得无数游人为此玩味不已。另外,诗人还有不少咏物的闲适诗,如《上香炉峰》、《山中问月》、《江亭夕望》、《岭上云》、《涧中鱼》、《种春桃》等,也都无不出语隽奇、清丽怡人。
白居易后期自号香山居士和醉吟先生。在他的诗作中,也有“半醉行歌半坐禅”、“爱咏闲诗好听琴”的诗句。这说明,他后期的创作是伴随着酒、乐、禅一起进行的。他自称为居士和醉吟先生,对外而言,首先体现了诗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修禅是在向外界表明自己已避世离俗;醉吟表示自己写的诗都是醉话,倘有所失,也好请别人见谅。对内来讲,坐禅和饮酒既有利于消解和麻醉自己内心的悲忿,获得自慰和解脱,又能激发歌诗的创作灵感和大胆的想象力。不过,白居易的醉吟只是佯醉,他的坐禅也并非迷信无知的愚禅。例如,面对“道士教调气”,“山僧劝坐禅”,他用《答客说》一诗回答:“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他还在《读老子》一诗里,针对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知者不知,言者不言”,用“缘何自著五千文”的诗句戏以置疑。这说明白居易的坐禅谈不上虔信,充其量不过是用禅境以静心,借禅理、禅趣以提升诗的意境而已。但是,也就在他不即不离地参禅和诗禅融通的情况下,却也创作了不少以禅入诗、以诗入禅的优秀音乐禅诗。例如,《船夜援琴》一诗写道:
“鸟鱼不动,月照夜江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
从上诗以及诸如“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入耳淡无味,惬意潜有情”、“近来渐喜无人听,琴格高低心自知”、“太湖烟水绿沉沉”、“但有泉水洗我心”等诗句看,白居易确实已达到了诗禅圆通、意趣清远的境界。这意味着,他对音乐美的审美感受已由原来世俗的“江州司马青衫湿”、“愁杀江楼病使君”、“别有神情一万重”,升华为“万事离心中”,“琴格”“心自知”的恬淡随心、以心听乐的深远境界。尤其是他的《琴》诗曰:“置琴曲几上,慵坐但含情。何烦故挥手,风弦自有声”,以精妙的禅境意趣,向读者表达了大自然中天籁之声的音乐空灵美。因而可以说,白居易后期所写的音乐禅诗,也为百花盛放的唐诗文苑,绽开了另一种清新的奇葩。
至于白居易后期所写的喻理诗,更具有发人深思的哲理性。如其组诗《禽鸟十二章》中的一首七绝:
豆苗鹿嚼解乌毒,艾叶雀衔夺燕巢。鸟兽不曾看本草,谙知药性是谁教。
乍看之下,似是简淡无奇,但若深品则可发现,这是一篇上乘的喻理诗。诗人对鹿能做到嚼豆苗以解乌毒,麻雀懂得衔燕子讨厌的艾叶放入燕巢,待燕子飞走后而得其巢的描写,做到了由乎自然,意趣引人。从深层上看,这首诗更做到了微言隐义、引人深悟。七绝四句,就能妙语双关地引人悟出,动物有适应生存斗争的本能,人类也应懂得去读实践中的无字之书,通过“格物”达到“致知”的博深道理。白居易对歌诗四个要素所处的地位曾作过如下阐述:根情(情如诗之根)、苗言(言如诗之苗叶)、华声(声律如诗之花朵)、实义(内在的寓理如诗之果实)。如果歌诗内容空虚、没有寓理,只能算作徒能愉悦耳目的无实之花叶。以其论品评此诗,可以说《禽鸟十二章》在咏物喻理方面,已达到十分老道精妙之境,这在古诗中是不多见的。
纵观白居易的一生,如果说,他在前期谱写了大量体现以民为本的现实主义诗篇,堪称可贵;那么他后期的诗作,也因率性可爱、意趣多样,更加适应了社会不同层次的人对歌诗审美多样化的要求。这对我国中唐时期歌诗创作的繁荣和传承,也是有利并应该得到肯定的。就诗人歌诗创作价值观取向来说,也由早期比较重视歌诗补察时政和教化的政治功能,到后期转为更多地扩及到歌诗的审美娱乐功能。从而使白居易歌诗创作价值观的取向,从理论架构到其创作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新唐书》、《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 抱犊山人纂:《唐诗一万首》,华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 王彬:《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
[4] 王彝:《容斋随笔》,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
[5] 韩进联:《禅诗一万首》,河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
[6] 蔡振楚:《中国音乐诗话》,湖南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马宇清,男,1970—,河北石家庄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声乐教育、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
原红蕊,女,1974—,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声乐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