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伙常说：历史不会重演。其实历史一直在重演。
抗日战争胜利后，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再加上持续多年的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以及日伪军队的肆意破坏，市面上的住房供应严重短缺，各大城市的房价翻着跟头往上跳，工薪阶层不但买不起房，连租房都成了问题。以二线城市西安为例，中学教师一个月能领到1600万元法币的工资，而黑市上一袋面粉已经涨到了500万元法币，一个月的薪水只能换来3袋面粉。房租涨价的速度比粮食还快，在西安城内的筒子楼上租一间不带厨房和卫生间的小房子，每月得付给房东两袋面粉，相当于大半个月的工资。所以工薪阶层都感慨道：“身子是国家的，身价是房东的！”意思是大部分收入都让房东剥削走了。
与此同时，头脑灵活而且资金充裕的投机商们眼见居住成本飞速上涨，都认为炒房是最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们到处开设皮包公司，通过买卖房地产获取暴利。那时候，“踢皮球”、“飞过海”之风在上海、杭州、宁波、南京等地盛极一时。譬如某人认为某块地皮一定会涨，就向原业主高价求购，交过定金之后，直接就拿着定金收条去找中介，加价卖给另一个相信地皮会涨的买家。房地产中介则玩“抢帽子”的把戏，私自在委托方要求的卖价之上再加一成，仍能找到愿意上当的买家，既赚佣金，又赚差价。
上海的炒房风气尤其严重，疯狂的市民通过借贷筹集资金，纷纷加入到炒房的大军，只要是套房子，哪怕即将倒塌，都能在市场上接二连三地转手，每转一次手都要加一次价。各大房产公司眼见市场如此火爆，都把重心放到囤地上，当时有一家“国华地产公司”，开发土地仅仅半亩，囤积的空地却有229亩！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穿越到那个时代，见到房地产投机激烈，开发商囤地如此凶猛，还会以为穿越错了，不是回到民国，而是回到限购以前的2010年。
市场如此疯狂，房价如此高昂，不光低收入家庭，连中产阶级都在为解决居住问题而发愁，这时候当然急需当局调控。
当局也进行了一些调控。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出台“限租令”，限制房东任意高抬房租；一方面打击空置房，用加倍征收房产税的方式逼着家有余屋的业主抛售或招租；另外建设“平民住所”，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廉租房，让低收入家庭申请入住；还大力提倡从西方国家引进“住房合作社”，让市民联合起来团购住房和团建住房。多种调控手段组合出击，力度之大令人振奋。
我们不能说这些调控手段完全没有效果，但是它们并没有挡住房价进一步上涨的势头，在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杭州、宁波，房荒和住房难的情形依然存在。
更加让人失望的是，某些本来应该是帮助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的政府救济，最后却沦落为权贵们分赃的盛宴。以浙江省会杭州为例，市政府牵头设立了“第一住宅合作社”，无偿划拨国有土地50亩，同时又通过“浙江省政府善后救济处”划拨了一大笔钱，交给贫困户自主建房。结果该合作社的100名“社员”竟然全是官僚！“省政府秘书长雷某”、“省交通处处长杨某”、“省合作管理处处长唐某”、“市政府秘书长徐某”……都参加了合作社，这些蛀虫拿着救济款，在公共的土地上轻松建成100幢别墅，然后每人分了1幢。
对社会现状有所了解的朋友读了上述案例，大概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幻觉，以为我说的不是民国，而是今天。因为大家知道，今天也是房价飞涨，也是政府调控，也是要求地方政府建设廉租房，也是有一大批蛀虫在不停地、毫不脸红地吞噬着本该让弱势群体分享的救济指标和保障指标，例如限价房，例如经适房。
这难道不是历史的重演吗？
拿解放前的房地产市场和现在比，当然有不同的地方：解放前，开发商盖房子是为了出租，现代开发商盖房子是为了出售；解放前不流行买婚房，现代人流行买婚房；解放前房价飞涨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造成的，现在房价飞涨则跟战争完全没有关系。
也有相同的地方：两个时代的住房保障都难以避免腐败，两个时代都活跃着一批炒房炒地的投机客，两个时代的房价跟同期的发达国家相比都不算高，但是由于国民收入太低的缘故，大多数人买房都很困难。我们不能说那些相同的地方都是历史在重演，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在住房问题上看到了历史重演的迹象。
从民国到今天，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为什么已经过去的事情还会反复出现？因为人性有相似处，体制有相似处。只要我们贪婪、自私、愚昧、短视的人性不变，在住房上的投机冲动就不会消失，房价就会在超过多数人购买力同时还有大量空置房的情况下继续上涨，涨到某个顶点，崩盘就不可避免（民国时期的天津与上海已经上演过两场大崩盘了），市场冷冻一段时间之后，还会继续上涨，继续投机，继续崩盘……如此反复，就像中国帝制时代“一治一乱”的周期循环。另外，只要我们的体制里还残留着滋生腐败的土壤，住房调控就无法真正落实，住房保障这块大蛋糕就总是会被权贵分掉。
我常跟朋友说：咱们都是古人诈尸，都是今之古人，咱们活在今天就是活在过去，体验旧朝就是体验今天，采访死人就是采访活人，跟生者同在就是跟逝者共生，读新闻就是读历史，读历史就是读新闻。古代和民国，民国和现在，某些历史一直在重演，某些时光一直在倒流，正是因为恒久不变的人类劣根性和体制的某些相似处在作怪。
抗日战争胜利后，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再加上持续多年的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以及日伪军队的肆意破坏，市面上的住房供应严重短缺，各大城市的房价翻着跟头往上跳，工薪阶层不但买不起房，连租房都成了问题。以二线城市西安为例，中学教师一个月能领到1600万元法币的工资，而黑市上一袋面粉已经涨到了500万元法币，一个月的薪水只能换来3袋面粉。房租涨价的速度比粮食还快，在西安城内的筒子楼上租一间不带厨房和卫生间的小房子，每月得付给房东两袋面粉，相当于大半个月的工资。所以工薪阶层都感慨道：“身子是国家的，身价是房东的！”意思是大部分收入都让房东剥削走了。
与此同时，头脑灵活而且资金充裕的投机商们眼见居住成本飞速上涨，都认为炒房是最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们到处开设皮包公司，通过买卖房地产获取暴利。那时候，“踢皮球”、“飞过海”之风在上海、杭州、宁波、南京等地盛极一时。譬如某人认为某块地皮一定会涨，就向原业主高价求购，交过定金之后，直接就拿着定金收条去找中介，加价卖给另一个相信地皮会涨的买家。房地产中介则玩“抢帽子”的把戏，私自在委托方要求的卖价之上再加一成，仍能找到愿意上当的买家，既赚佣金，又赚差价。
上海的炒房风气尤其严重，疯狂的市民通过借贷筹集资金，纷纷加入到炒房的大军，只要是套房子，哪怕即将倒塌，都能在市场上接二连三地转手，每转一次手都要加一次价。各大房产公司眼见市场如此火爆，都把重心放到囤地上，当时有一家“国华地产公司”，开发土地仅仅半亩，囤积的空地却有229亩！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穿越到那个时代，见到房地产投机激烈，开发商囤地如此凶猛，还会以为穿越错了，不是回到民国，而是回到限购以前的2010年。
市场如此疯狂，房价如此高昂，不光低收入家庭，连中产阶级都在为解决居住问题而发愁，这时候当然急需当局调控。
当局也进行了一些调控。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出台“限租令”，限制房东任意高抬房租；一方面打击空置房，用加倍征收房产税的方式逼着家有余屋的业主抛售或招租；另外建设“平民住所”，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廉租房，让低收入家庭申请入住；还大力提倡从西方国家引进“住房合作社”，让市民联合起来团购住房和团建住房。多种调控手段组合出击，力度之大令人振奋。
我们不能说这些调控手段完全没有效果，但是它们并没有挡住房价进一步上涨的势头，在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杭州、宁波，房荒和住房难的情形依然存在。
更加让人失望的是，某些本来应该是帮助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的政府救济，最后却沦落为权贵们分赃的盛宴。以浙江省会杭州为例，市政府牵头设立了“第一住宅合作社”，无偿划拨国有土地50亩，同时又通过“浙江省政府善后救济处”划拨了一大笔钱，交给贫困户自主建房。结果该合作社的100名“社员”竟然全是官僚！“省政府秘书长雷某”、“省交通处处长杨某”、“省合作管理处处长唐某”、“市政府秘书长徐某”……都参加了合作社，这些蛀虫拿着救济款，在公共的土地上轻松建成100幢别墅，然后每人分了1幢。
对社会现状有所了解的朋友读了上述案例，大概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幻觉，以为我说的不是民国，而是今天。因为大家知道，今天也是房价飞涨，也是政府调控，也是要求地方政府建设廉租房，也是有一大批蛀虫在不停地、毫不脸红地吞噬着本该让弱势群体分享的救济指标和保障指标，例如限价房，例如经适房。
这难道不是历史的重演吗？
拿解放前的房地产市场和现在比，当然有不同的地方：解放前，开发商盖房子是为了出租，现代开发商盖房子是为了出售；解放前不流行买婚房，现代人流行买婚房；解放前房价飞涨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造成的，现在房价飞涨则跟战争完全没有关系。
也有相同的地方：两个时代的住房保障都难以避免腐败，两个时代都活跃着一批炒房炒地的投机客，两个时代的房价跟同期的发达国家相比都不算高，但是由于国民收入太低的缘故，大多数人买房都很困难。我们不能说那些相同的地方都是历史在重演，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在住房问题上看到了历史重演的迹象。
从民国到今天，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为什么已经过去的事情还会反复出现？因为人性有相似处，体制有相似处。只要我们贪婪、自私、愚昧、短视的人性不变，在住房上的投机冲动就不会消失，房价就会在超过多数人购买力同时还有大量空置房的情况下继续上涨，涨到某个顶点，崩盘就不可避免（民国时期的天津与上海已经上演过两场大崩盘了），市场冷冻一段时间之后，还会继续上涨，继续投机，继续崩盘……如此反复，就像中国帝制时代“一治一乱”的周期循环。另外，只要我们的体制里还残留着滋生腐败的土壤，住房调控就无法真正落实，住房保障这块大蛋糕就总是会被权贵分掉。
我常跟朋友说：咱们都是古人诈尸，都是今之古人，咱们活在今天就是活在过去，体验旧朝就是体验今天，采访死人就是采访活人，跟生者同在就是跟逝者共生，读新闻就是读历史，读历史就是读新闻。古代和民国，民国和现在，某些历史一直在重演，某些时光一直在倒流，正是因为恒久不变的人类劣根性和体制的某些相似处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