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冬季电动车加棚游击赛’是策展人崔灿灿最近策划的艺术项目。青年艺术家经常出没的黑桥、草场地、宋庄等6个地区被划为赛场，各种千奇百怪造型的DIY加棚电动车以近乎快闪的形式转瞬消失在.临时的赛道上，像是个欢乐的年终总结，而且人人都有奖拿——除了最快的前6名，其他人也都获得了“种行奖’，这样的设置似乎讽刺了2015年国内艺术评奖和年度排行的泛滥。谈到这个项目，崔灿灿觉得它并不复杂，元宵节的烟花一放，它就过去了。中国近3亿辆电动车，继续穿梭在城乡之间。
　　那些加棚的电动车们
　　我觉得今天的艺术，不再像以前那么有雄心，想改变中国本土的现实问题、文化处境、哲学追问和语言系统的转变。这些年，艺术看着很无能，没啥贡献，历史感上不作为，只是做点可有可无的项目，做点视觉趣味。不过，文化毕竟不是一个绝对应用类的工作，没法和社会进行直接对接，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想改变的愿景。
　　2015年年底的电动车游击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此时此地，希望做点什么。电动车很符合当下临时的、边缘的、冲突的社会现实的描述。你看春节几亿人在这个国家移动来移动去，人们动荡不安，但又每天充满希望、充满狂妄；城市里的人，每天都想获得更多东西，处于一种急急火火、要干点什么的状态。那些骑电动车的人，处于这种生存状态浮动的地带之中，他们想有极大的上升空间，在这里获得成功。
　　只有艺术家，有精力和时间参加游击赛，他们相对理想一些。参赛选手都是我身边的艺术家朋友，或者朋友推荐的，谁愿意参加就来参加，但他们自己得有电动车。电动车型号不限制，但参赛的艺术家必须给自己的电动车改装，为它们加棚——这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觉得加上棚以后，电动车就变成了一个空间，象征着一个移动的家，有点像心里所预期的理想空间。很多时候，这些骑电动车的人在这个城市移动，他们为了生存、为了理想，不断地改变、进入新的自己的空间，他可能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从五环外来到五环内。实际上艺术家DIY做出来的千奇百怪的棚，象征着个人的存在空间，它们或者能抵御些精神上的寒冷。
　　游击赛分了6个赛区，每个赛区的选手都是住在附近的艺术家。比赛距离，两百米一个掉头，一共四百米，不需要太长。具体的比赛开始时间很随机，一般在半个小时之内快速开始，然后快速结束。像快闪，但更像游击战的感觉，它莫名地发生，莫名地出现，是一种瞬间的事情——你走在街上，阳光充沛，或许一个穿红衣服的人从你身边经过，勾起你的一段往事。
　　这也很像波德莱尔的一句诗，你我终将行踪不明，但你该知道我曾因你而动情。
　　参赛的艺术家不存在什么输赢，大家都有奖拿（“神行奖”）。年底了嘛，不管大家一年做的展览是多是少，工作顺与不顺，都会搞个活动总结总结。中国人都有这种心结，无论一年发生了什么，年底都要有一个形式收尾，算是告别过去，寄予来年。“神行”背后的证据链
　　做这个事时，我经常会想。在北京有那么多艺术家，黑桥有一千多人，宋庄有将近一万人。那么多人，都为了一个梦想，在同一条路上，要在这个地方，表达自己，要有好的作品，好的生活。
　　但其实想一想，这个战场上，留不下多少人和好的作品，会有格斗，也会有人下场。大浪淘沙。
　　今天的艺术像一个热闹的产业，这个产业产生了很多经济效益和生存空间，鼓舞大量的年轻人。但留给艺术史的空间始终没有变大，很多艺术家，他们过几年，过10年以后，可能迫于生计和挫败感，选择别的生活。他们会被艺术史遗忘，但他们仍有过自己的主张、态度、观念、形式，有过真实有力的苦苦挣扎的乐趣。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荣光，它不是永恒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上15分钟的名人，那个“可能”蛊惑很多人，何况艺术家基本都是过分自信，多愁善感的人。
　　年轻艺术家都是激情的冒险者，上一代留给他们的新大陆很少，他们必须九曲一折，才能找到具有艺术创造力的方法论，去说说自己对今天的认识，并留点东西给未来的年轻人。那个时候，他们或许也成了上一代。但未来到底怎样，谁也不知道，因为一切都在变，认识方式也在变。他们的过往，会被各种未来的框架审视。
　　但现在，在他们飞驰而过时，在他们人人都有奖拿的瞬间，他们有着片刻闪烁的荣光，这是他们经历过的事实。鲜花献给每一个人，每个人每一刻的生命状态，都是活着的证据，它交代过去的自己，也交代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没法活在一个完全自我的维度里面。因在人群中，我们感到的温暖。我们都因和别人发生关系而存在。
　　电动车游击赛也好，夜走黑桥，六环比五环多一环也好，它们不能真正改变一些大的东西。但我们出现在，自己觉得应该出现的地方，把镜头瞄准，纪录正在经历和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构成了一个证据链，几十年之后，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仅有主流的证实，媒体的报道，民间的文献档案，我们还能看到这种艺术项目，它是什么态度、立场，主张了什么，怎么做的叙述。每一个改装所体现的个人的状态，都会把我们引向一条更私人、更特殊的经历。电动车、乡土晚会、杀马特、五六环之间的某个村长，都是证据链的一环。它们一起从不同的来源体系，叙述了这个国家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做这个项目，并不是为了关注所谓的弱势。在这个时代，即使你物质上富裕，但你精神上依然贫瘠、压抑。脱掉中产阶级那件虚伪的底裤，大家都一样——骑电动车的艺术家、快递员、白领、富豪、知识分子宣称自己很成功，有时候可能等同于白痴。
　　电动车游击赛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做件事，这事发生了就发生了。媒体问我，说什么不说什么，不能怎样。虽然，我挺希望你能看到证据链，如果看不到，那也很正常，没人一定要关心这个事。很多时候，我不太想谈，说得整天挺累的。你看艺术圈里，2015年有90%的活动都是铆足了劲，歇斯底里，就等那一刻，有点像郭德纲讲的那个段子：他说，我成了，我出名了，我牛逼了，我现在亚洲流行天王，我今天就得死这——就那种感觉，好像过了今年没明年一样，我也经常这样讽刺自己。
　　我觉得采访最好是这样，问我什么，我只回答“是”、“不是”和“不知道”。问我这个电动车跟现实有关吗？我说“是”。问我这个项目会改变现实吗？我说“不知道”。不可言说之事，最好无言以对，何必输出太多信息垃圾。我有多少信息？也没多少信息，我有多少营养呢？也没多少营养。不必要有的事，我能省就省。我没事儿不跟别人瞎忽悠。回过头来看电动车游击赛，它就是发生的一个事儿。
　　快过年了，大家搞一个事儿。然后元宵节的烟花一放，它就过去了，明年还会过年。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