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钟馗画，一般特指安徽省灵璧县所绘钟馗画像，上古以来传说可以镇邪消灾，旧时认为上方要加盖篆印“灵璧县印”方才有效。故而灵壁钟馗画在章法上追求地方传统特色，在画面上方加盖三方篆印，形成一个正品字，此“品”字即贡品的标志。后来他地的钟馗画家纷纷效仿，流传既久，渐成型制，成为灵璧钟馗画独有的标志。 窃以为灵璧钟馗画应在不失其固有的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允许各有所长，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但是必须在继承传统艺术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确保灵璧钟馗画的地方独特性和艺术规范的唯一性。倘能如此，则灵璧传统的钟馗画才能真正得以传承和发扬。
　　关键词：灵璧；钟馗画；特点；演变
　　中图分类号：J21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10-20-1
　　钟馗画始于唐，发展于宋，鼎盛于明清。它缘于吴道子粉本，经过长时间民间艺人的传摹和创新，形成了灵璧钟馗画特有的风格。
　　北宋画家杨棐，沿得吴氏之味，所画钟馗“吴带当风”，气势伟岸；元朝画家龚开，入仕不第，喜作钟馗，题材大扩，妙趣横生。明朝皇帝朱见深，亲作钟馗《柏柿如意》图，不但题材新颖，而且所画蝙蝠为飞来之势，并加盖玉玺于画之上方正中处，此对以后士民及灵璧画工影响最深；清初画家高其佩知宿州时，对灵璧钟馗画情有独钟，不但对灵璧民间传统的钟馗画加以呵护，创作了《指画钟馗》图，还对画钟馗画的技法作了创新；清末大画家任伯年亦尝作钟馗画，因其名重，影响较大。正是明清之时，从皇帝、宦官到名画家，都参与了钟馗画的创作和传播，便形成了钟馗画的鼎盛时期。这使得“灵璧钟馗画”在千年流传至今的过程中，有了可靠的社会基础和人文基础，同时也为“灵璧钟馗画” 的继承、发展和流传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余纵观画史，发现唐开元以后，许多大画家都曾画过钟馗画，但均未形成群体效应和地方特色，所以只能称作“钟馗画”，均不能与“灵璧钟馗画”相提并论。试问：其有“吴家样”乎？其有“县篆”之印乎？其神乎？其馗画衣钵相传后继有人乎？……
　　同样，近现代一些著名画家也都曾画过钟馗画，如张泽《钟馗拜石》、齐白石《乌纱破帽大红袍》、徐悲鸿《执斗长啸》、李可染《水墨钟馗》、关山月《人间有正气》等，都对钟馗画赋予了一些新的特殊含意。但遗憾的是，他们所画的钟馗画大都被他们的山水、花鸟、奔马、鱼虾等画的名气湮灭吞噬了。故亦如上所言，虽有若无，亦不足道哉！独我“灵璧钟馗画”，才是既有千年历史渊源，又有地方特色的民族画种，堪可与杨柳青、桃花坞等年画相比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难道不应令我全体灵人倍加珍惜吗？
　　《幽轶奇闻》中我们还可以知道钟馗画的其他特点：
　　其一、钟馗画在灵璧历史上叫“判画”，具判官形象，且着红袍。此与清以后戏剧《钟馗嫁妹》等剧中钟馗扮演之判官形象相符。现代京剧、昆剧、川剧、徽剧、滇剧等其中钟馗的判官扮相，均着红袍。
　　其二、衣冠为唐制，仅冠上二巾带非唐冠制。（大约是宋元以后，画家随俗而逐渐改变的，如元颜庚所画《钟馗嫁妹图》中的钟馗冠上即有二巾带飘扬。
　　其三、所画“蝙蝠即耗孽也”。且蝙蝠是“欲驱之去，非欲其至也”。这与今之灵璧钟馗画中蝙蝠的寓意“迎福”“招福”“引福”“降福”等大相径庭。余以为明清以后的钟馗画中蝙蝠“飞来之势”，除受明皇帝朱见深钟馗画影响外，还因为约是在元、明以后，中华民俗文化中“蝠”谐音“福”，并以其象征“福”的寓意，逐渐渗入到其他文人绘画、民间年画、工艺美术及建筑雕刻等的艺术文化现象中，从而出现了“蝠”在灵璧钟馗画中的普遍运用。这就使得灵璧钟馗画的内涵，扩大到不但能“驱邪”，而且还能“招福”，更加迎合了一般民众的迷信心理和审美情趣，因此也就有了更大的销售市场和生存空间。
　　灵璧钟馗画，在现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嘲之曰“俗”。但正是这一地方“俗”之特色，才成就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国之瑰宝，并能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奖。此正是所谓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之正“道”也。
　　参考文献：
　　[1][汉]应劭.风俗通义，见风俗通义校注[M].台北：明文书局，1988.
　　[2][宋]范晔.后汉书[M].台北：鼎文书局，1975.
　　[3]刘锡诚.钟馗傳说的文人化趋向及现代流传[J].民间文化，1998，（01）.
　　作者简介：
　　王玉红，现任教于安徽建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硕士，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会员。其涉及的项目工程有室内外景观设计、雕塑设计、绘画艺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