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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２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默默前行。在前来告别的人群中有老人、青年、军人、平民……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向敬爱的张爱萍将军告别。在大厅的中央，老人安祥地躺在鲜花丛中，他走完了９３年坎坷的人生道路，经历了７８年漫长的革命生涯，离开了家人和战友，离开了热爱他的群众，走向了最后的归宿。大厅里回荡着缓慢而低沉的旋律。我轻轻地走近他，看着他安祥的神态，好像睡得很熟。我站在他身边，想起３０多年来将军的亲切关怀和指点，而今天，却是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最后一次向他致敬。在回家的路上，我回忆起和他在一起度过的点滴时光……
在地震中，张爱萍“救走”了罗瑞卿
１９７６年７月下旬，我刚调到北京工作，还没有报到，暂时住在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家里，那是一个四合院。７月２９日夜里发生了大地震，窗户的玻璃和桌上的杯盘发出刺耳的响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觉得房子就要塌下来了。紧跟着，听见有人喊：“地震了，快出来啊!”大家都从屋里跑了出来，站在院子中间的大树下面。半个小时过去了，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就又回各自的房间睡觉去了。第二天，我一开门，看见胡同里到处都是人，有些房子已经震塌了，人们骑着自行车忙着采购干粮、蔬菜。我感到大事不妙，当即跑到熟人家里看有没有出事，要不要帮忙。两天以后，我想起张爱萍伯伯还住在三○一医院。他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早已破旧不堪，不知能不能抗得住。我一进张伯伯家的门就看见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还拿着一根拐杖，行李放在沙发旁边，好像刚从医院回到家里。李又兰阿姨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我说：“我们的房子塌了一大片，现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大帐篷，你要是没地方住就过来吧，跟我们挤一挤，这里安全。”那是一个军用帐篷，相当大。张伯伯和李阿姨还是战争年代的作风，官兵一致。他们让后院住的人家和工作人员都住进去，帐篷里面已经很挤了。张伯伯坐在沙发上，一点也没有要急着去帐篷的样子。我说：“我住的房子比这里好一点，只掉下几片瓦，还能住。这房子不安全，你们怎么不到帐篷里去?”他笑着说：“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震前不知道，震后瞎胡闹。”接着，他就问起我去看了哪些人，问他的老战友家里怎么样。我看到他们全家都平安，而且一点也不惊慌，就告辞了。张伯伯让警卫员小郭送送我。
几年前，我到张伯伯家里，看见那房子更旧了，柱子上的木头一小块一小块地剥落下来，有些地方已经完全朽烂了。我说：“你这房子再赶上一场地震，非散架子不可。现在大家的生活都改善了，连我都住上了１００多平米的房子。你们家好像永远都不搬。”他却说：“这房子和我一样，都老了嘛。我也不是没有搬过家，‘文革’的时候，不是给赶出去了嘛。”我问他还记不记得那年地震中他讲的那几句诗。他说不记得，也许是随口说的，不算诗。接着，他又说：“遇到紧急情况，不判断就乱跑也是危险的。小郭有没有跟你说，我们下楼以前还去旁边的病房看了罗瑞卿。罗瑞卿要安上假腿才能走路。我担心没有人想到他，就带着小郭去看看，后来帮他把假腿安上，一起下楼。经过电梯门口，我发现电梯还能用，就和他一起进去了。后来我试了试电梯里面的电话是通的，又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放心。”李阿姨说：“我们的房子太老了，经不住一震。那天就听见房顶上的瓦哗拉哗拉往下掉。我们刚走到院子里，电话铃响了，我猜是他打来的，又跑回屋里接电话。”我对张伯伯说：“你们胆子真大，还敢坐电梯，万一停电，不就关在里面了嘛。”他说：“罗瑞卿和我的腿都不好，有电梯就坐了。这么大的地震是第一次，考虑还不周到。”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为“长征三号”火箭题字
每次电视转播发射卫星实况的时候，观众都可以看见箭体上有“中国航天”四个深蓝色的的黑体字，而火箭的型号则用汉语拼音字母缩写在下面，但是有一种型号的火箭例外，那就是“长征三号”——在箭体上还有四个红色的行草大字“长征三号”，那是张爱萍将军的题字。这里有一个故事。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６年，我在航天部科研局总调度室工作。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的一天，科研局的总工程师陈寿椿对我说，今天他去一院开会见到了谢光选总工程师。谢光选说：“‘文革”时，有人在火箭上写了很多毛主席语录，把火箭都写花了，而且谁做工作都不管用，后来就那么发射了。现在想请张爱萍主任写‘长征三号’四个字，我们能保证不走样地写到火箭上去。张主任现在是副总理了，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你去看他的时候替大家向他问好，跟他说说这件事。‘长征三号’火箭是我国最先进的火箭，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当晚，我就给张伯伯家里打了电话，得知他在住院体检，并无大碍，不久就可以出院。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同志们都向他问好，知道他身体不好就不以正式文件请他题字了，让我以晚辈的身份向他表达问候，希望他题写“长征三号”四个大字。过了几天，收发室来电话让我取国务院的急件，我拆开一看，展现在眼前的是“长征三号”四个大字。那苍劲有力的大字让我兴奋不已。我赶紧给张伯伯打电话，谢谢他，并表示我应该自己去拿才对。他却说：“你现在有任务，要好好工作，不要乱跑。”
“已经是瞎子了，就不要再治成瘸子。”
执行发射任务期间，航天部总调度室的工作人员虽然不去发射场，但也必须参加值班。张爱萍将军经常对试验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作具体的指示，尤其是在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他会及时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有一次，我们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后，火箭飞行正常，星箭分离也正常。可是卫星上天以后，卫星上的照相机镜头却怎么也打不开，这就意味着这颗卫星在天上无法工作了。消息很快传到了总调度室，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航天部的领导很重视，召集专家一起想办法，给卫星发指令，采取补救措施，同时也将故障报告了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了解到卫星运行正常，但补救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专家们还在想办法，便指示道：“已经是瞎子了，就不要再治成瘸子。”听到将军这句话，紧张的空气立刻缓和下来。他没有责备任何人，只是要求试验人员按照原来的程序对卫星进行正常回收，然后再进行故障分析。虽然那次发射没有完成全部工作，但由于卫星安全回收，使故障分析有了可靠的依据。
还有一次，也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卫星上天后工作正常。几天之后，卫星完成了预定任务，该返回地球了。在返回指令下达以后，通常不久就有找到回收舱的消息传回，可是那一次却有些例外，飞行员明明看见返回舱接近地面了，大体的位置也知道，可就是找不到。消息传来，大家都很着急。我们调度室的人２４小时守着值班电话。张爱萍将军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一方面要求空军配合继续找，另一方面指示地面搜索队向附近老百姓了解情况。搜索的范围越来越小，但还是没有找到，有人猜想回收舱可能是掉进河里。回收舱上有降落伞，如果掉在河里应该看得见。果然有老乡说看见过有东西掉进河里，但是当我们的人赶到河边时却看不见降落伞，只看见湍急的沱江水流。降落伞飘走了，判断位置的难度更大了。后来，一个在沱江捕鱼的农民发现有一块东西挂在自己的鱼网上，交给了搜索队。技术人员鉴定是回收舱表面的烧蚀材料，回收舱的位置就基本确定了。很快，潜水员来了，声纳兵也来了，但是谁也没有在这样的急流中作业的经验。在急流中即使人不被冲走，也无法准确地接近回收舱。当时非常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水情，而水性又好的人。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回收舱在水里已经泡了两天，再泡下去，即使找到，恐怕也泡坏了，多少人的劳动眼看就要付之东流。那时，前方后方都非常着急。怎么办?前方调度电话已经接到河边村子里，我们随时能听到前方的情况。前方的工作人员按照张爱萍将军的指示，和群众一起想办法，有人提出悬赏１０００元，找水性好的人下去。一个农民表示愿意下水去找，下水后，果真摸到了一个像锅底一样的东西，回收舱的位置确定了。后来，该农民又协助工作人员进行回收舱的起吊。回收舱终于上岸，而且密封很好。任务完成后，那个农民却说他不想要钱，就想去北京看看。后来，他如愿以偿，看见了天安门，还受到了领导的接见。
为请张爱萍看航天展，笔者拨通了“红机子”
１９８５年，在中国航天事业开创３０周年的日子，航天部决定搞一次大型的成果展览，向中央和各有关部委领导汇报中国航天３０年的伟大成就。那次展览是一次汇报展览，参展单位包括航天系统各院、所、基地和直属单位。地点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室内面积达４５００平方米，广场上还有火箭和导弹的实物，规模是空前的。因为人手不够，我被临时借调到展览办公室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展览会正式开幕了，看着参观的人流，听着由衷的称赞，大家都觉得没有白忙。
开幕后的几天，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都陆续来参观，还有一些省市的领导到北京开会也闻讯前来参观。航天部领导指示我们要把对中国航天建设有重大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请来。我们的请柬早就发出去了，不过，大家都想见到的老领导张爱萍将军却没有来。张爱萍将军对中国航天事业一向非常关心，这次为什么没有来?同志们私下互相问着。有人猜，他可能身体不好。有人说，他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以后，管的事多，太忙了。还有消息灵通的人说，中央军委正在开扩大会议，他肯定参加会议去了，说着还指指离军事博物馆不远的京西宾馆，意思是他就在那里。
一天晚上，我在看《新闻联播》时，看到了张爱萍将军的身影。看样子他身体不错，虽然拄着拐杖，但还是能走的。我想，也许他太忙，没有看到我们的请柬。我灵机一动，跑到办公厅值班室用那里的“红机子”给他打电话。
电话通了，是将军自己接的。他一听是我，就问：“什么事这么急啊，打这个电话。你在哪里?”我说：“我在航天部的值班室。我们在搞航天３０年成果展，希望你来参观。”他说：“这几天我很忙，正在开会，日程排得很满。”我说：“听说你在京西宾馆开会。我们在军博，就在你们斜对面。我知道你很忙，要不这样吧，我们安排一个晚上的专场，你让全体代表都来吧，就算是给你们的会议增加一个活动，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向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领导汇报。你看好吗?”他没有说话。我接着说：“我们布置这个展览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花了不少钱呢。航天部各院、所和基地的好东西都在这里，可精彩了，真的!再说这里好多同志都认识你，希望见到你。你一定要来看看，别让大家失望。明天我在这里等你的回音。”他说：“好吧。等我回去看一下，安排好了秘书会通知的。你去上班，不要等。”
第二天上午，航天部办公厅值班室接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正式电话通知，张爱萍同志晚上７时到军事博物馆参观。与此同时，军事博物馆也接到了通知。
晚７时整，张爱萍将军准时到达。随后，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代表的车一辆一辆驶入军事博物馆的广场。我跟着张爱萍将军上了电梯，走进展览大厅。大批代表也跟进来了，大厅里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代表中有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长征”系列火箭、“东方红”一号卫星、卫星地面测控站……这些成果让他们很兴奋。许多负责参展的同志在１９７５年张爱萍将军整顿七机部时就认识他了，展览会上还挂着不少当年将军和他们在一起的工作照片。那天，张爱萍将军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展台。他和参展的同志交谈，了解新产品的性能。临走的时候，一位陪他来的秘书对我说：“今天你满意了吧，本来我们只打算让他来一下，和大家见见面就行了。可是你看，他对航天部真是关心，也真熟悉。他腿不好，今天走了这么多路，够累的了。”
将军走了，代表们也陆续走了，但是大厅里还洋溢着大家的欢声笑语，人们在说着、笑着，回忆着将军当年和他们一起工作时的情景和那些难忘的往事。十年前，将军拖着病腿，走遍了航天系统的各个单位，整顿了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航天事业，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完成了卫星回收的光荣任务。十年以后，面对丰硕的成果，大家是多么感激将军的辛苦耕耘啊!
“没有张爱萍就没有中国航天的今天。”
张爱萍将军离休后，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要问问中国航天的近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天技术走向国际市场，我参加了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只要有好消息，我就告诉他，让他高兴高兴。
有一次，我从西昌参加完卫星发射任务，回到北京，便去看望张爱萍将军。
谈话中，提到５８０任务，张爱萍将军突然问：“张镰斧现在怎么样?那是个好同志!５８０的时候，他在发射场领导试验队，火箭转场前发现有人丢了一根鞋带，当时就通知所有进入总装车间的人都把鞋带解掉，后来把整个火箭里里外外检查几遍。张镰斧还自己拿着胃镜钻到火箭里面去找。”说到这里，我想起在西昌时试验队发给我的工作鞋没有鞋带，我以为他们忘了，还去要过。结果人家说这是规定，还说是张爱萍将军定的，已经执行了２０年。我对张爱萍将军说：“你看，我们多听你的话。”将军说：“那时不许系鞋带是因为没有别的鞋子换，５８０任务过去那么多年了，现在的鞋子的样子也多了，你们也不换一种。我也没有规定不许你们进步。再说，我早就不管了，你们不改进，还说是我规定的。”
１９９８年，我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差回来去看张爱萍将军时，带去了我登在《航天长城》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拜谒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我说，我已经１０年没有去过了，那里变化很大，完全是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过去不许照相的地方可以照相了。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编写一本介绍发射场的手册，今后开发国际市场的时候向用户介绍发射场的情况。我还专程去了烈士陵园，陵园的大门是一个牌坊，上面有你题写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张爱萍将军看到上面的两张照片，说：“你还照了些什么，下次一起拿来看看。”
第二天，我专门送去所拍摄的照片。我不大会照相，那些照片实在算不上好，还是小５寸的。他一张一张看得很仔细，发现新的建筑就问：“这是哪里?”当他看到弱水河边的红柳树林时告诉我：“这个基地是苏联专家选的地方，我去的时候，基建已经搞了一大片，想迁走损失又太大。苏联专家主要考虑保密和居民的安全，把原来的居民都迁走了，所以周围没有人。部队常年在那里生活，什么都要靠运输，多艰苦啊!更糟糕的是没有水源，想种点菜都不行。我一去就发现这是个大问题。生活艰苦，我相信大家能克服，可是人不能没有水。为了找水源，我自己坐着飞机在周围一圈一圈地转，发现最近的水源就是这条弱水河。这就是《西游记》里面唐僧取经的时候经过的那条连羽毛都浮不起来的河。后来，我们花了大力气把水引进来，还修了一个小水库。”当年的小水库现已经成了一个公园，是基地的风景区。我走的时候，他说：“照片先放在我这里，我再看看，以后还给你。”
２００２年，张爱萍将军病重，住进医院，我打了几次电话，但医生怕他感染，谢绝探望。２００３年春天，听说他病情比较稳定，可是北京又闹起了“非典”，医生更是不让人来看他。有一天，李阿姨来电话说：“医院里太寂寞了。你最近写了什么就寄来吧。他想看看。”
在张爱萍将军送别仪式上，我看见许多航天部的老领导、老同志，大家都在怀念他。１９７５年，他顶着“文革”的压力，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日子，给大家的印象尤其深。那时，研究院所有的单位都成了“八九二三部队”(上午８点上班９点下班，下午２点上班３点下班)，有的甚至成了“八二○○部队”(上下班时间点个卯就可以走了)。昔日整洁高效的研究院，已是人心涣散、垃圾成山。在“造反有理”的大旗下，两派群众组织都在“誓死捍卫毛主席”，打派仗的水平在京城首屈一指，干扰之大到了无法工作的程度。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为了收拾这个乱摊子，张爱萍将军力挽狂澜。他拖着病腿，走遍了北京的各院所，开始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坚信，不管是哪一派，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希望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贡献。“三抓”任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艰难地进行，直到取得成功。
张爱萍将军去世的当天，我收到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负责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的海外副总裁黄作义从长城公司驻美代表处发来的电子邮件，他说：“曾记得那是困难时期，张将军说：‘要饭也要有一根打狗棍。’张将军领导我们搞战略导弹，我们咬着牙搞出来了。曾记得张将军说‘精兵良将上第一线’，我荣幸地被指定参加向太平洋发射战略导弹的试验，我们成功了。张将军，您走好，我永远怀念您。”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问一位老同志：“我们应该怎么确切地评价张爱萍将军在中国航天事业中的作用?”他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那时候多困难啊!没有张爱萍就没有中国航天的今天。”
在地震中，张爱萍“救走”了罗瑞卿
１９７６年７月下旬，我刚调到北京工作，还没有报到，暂时住在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家里，那是一个四合院。７月２９日夜里发生了大地震，窗户的玻璃和桌上的杯盘发出刺耳的响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觉得房子就要塌下来了。紧跟着，听见有人喊：“地震了，快出来啊!”大家都从屋里跑了出来，站在院子中间的大树下面。半个小时过去了，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就又回各自的房间睡觉去了。第二天，我一开门，看见胡同里到处都是人，有些房子已经震塌了，人们骑着自行车忙着采购干粮、蔬菜。我感到大事不妙，当即跑到熟人家里看有没有出事，要不要帮忙。两天以后，我想起张爱萍伯伯还住在三○一医院。他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早已破旧不堪，不知能不能抗得住。我一进张伯伯家的门就看见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还拿着一根拐杖，行李放在沙发旁边，好像刚从医院回到家里。李又兰阿姨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我说：“我们的房子塌了一大片，现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大帐篷，你要是没地方住就过来吧，跟我们挤一挤，这里安全。”那是一个军用帐篷，相当大。张伯伯和李阿姨还是战争年代的作风，官兵一致。他们让后院住的人家和工作人员都住进去，帐篷里面已经很挤了。张伯伯坐在沙发上，一点也没有要急着去帐篷的样子。我说：“我住的房子比这里好一点，只掉下几片瓦，还能住。这房子不安全，你们怎么不到帐篷里去?”他笑着说：“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震前不知道，震后瞎胡闹。”接着，他就问起我去看了哪些人，问他的老战友家里怎么样。我看到他们全家都平安，而且一点也不惊慌，就告辞了。张伯伯让警卫员小郭送送我。
几年前，我到张伯伯家里，看见那房子更旧了，柱子上的木头一小块一小块地剥落下来，有些地方已经完全朽烂了。我说：“你这房子再赶上一场地震，非散架子不可。现在大家的生活都改善了，连我都住上了１００多平米的房子。你们家好像永远都不搬。”他却说：“这房子和我一样，都老了嘛。我也不是没有搬过家，‘文革’的时候，不是给赶出去了嘛。”我问他还记不记得那年地震中他讲的那几句诗。他说不记得，也许是随口说的，不算诗。接着，他又说：“遇到紧急情况，不判断就乱跑也是危险的。小郭有没有跟你说，我们下楼以前还去旁边的病房看了罗瑞卿。罗瑞卿要安上假腿才能走路。我担心没有人想到他，就带着小郭去看看，后来帮他把假腿安上，一起下楼。经过电梯门口，我发现电梯还能用，就和他一起进去了。后来我试了试电梯里面的电话是通的，又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放心。”李阿姨说：“我们的房子太老了，经不住一震。那天就听见房顶上的瓦哗拉哗拉往下掉。我们刚走到院子里，电话铃响了，我猜是他打来的，又跑回屋里接电话。”我对张伯伯说：“你们胆子真大，还敢坐电梯，万一停电，不就关在里面了嘛。”他说：“罗瑞卿和我的腿都不好，有电梯就坐了。这么大的地震是第一次，考虑还不周到。”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为“长征三号”火箭题字
每次电视转播发射卫星实况的时候，观众都可以看见箭体上有“中国航天”四个深蓝色的的黑体字，而火箭的型号则用汉语拼音字母缩写在下面，但是有一种型号的火箭例外，那就是“长征三号”——在箭体上还有四个红色的行草大字“长征三号”，那是张爱萍将军的题字。这里有一个故事。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６年，我在航天部科研局总调度室工作。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的一天，科研局的总工程师陈寿椿对我说，今天他去一院开会见到了谢光选总工程师。谢光选说：“‘文革”时，有人在火箭上写了很多毛主席语录，把火箭都写花了，而且谁做工作都不管用，后来就那么发射了。现在想请张爱萍主任写‘长征三号’四个字，我们能保证不走样地写到火箭上去。张主任现在是副总理了，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你去看他的时候替大家向他问好，跟他说说这件事。‘长征三号’火箭是我国最先进的火箭，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当晚，我就给张伯伯家里打了电话，得知他在住院体检，并无大碍，不久就可以出院。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同志们都向他问好，知道他身体不好就不以正式文件请他题字了，让我以晚辈的身份向他表达问候，希望他题写“长征三号”四个大字。过了几天，收发室来电话让我取国务院的急件，我拆开一看，展现在眼前的是“长征三号”四个大字。那苍劲有力的大字让我兴奋不已。我赶紧给张伯伯打电话，谢谢他，并表示我应该自己去拿才对。他却说：“你现在有任务，要好好工作，不要乱跑。”
“已经是瞎子了，就不要再治成瘸子。”
执行发射任务期间，航天部总调度室的工作人员虽然不去发射场，但也必须参加值班。张爱萍将军经常对试验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作具体的指示，尤其是在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他会及时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有一次，我们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后，火箭飞行正常，星箭分离也正常。可是卫星上天以后，卫星上的照相机镜头却怎么也打不开，这就意味着这颗卫星在天上无法工作了。消息很快传到了总调度室，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航天部的领导很重视，召集专家一起想办法，给卫星发指令，采取补救措施，同时也将故障报告了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了解到卫星运行正常，但补救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专家们还在想办法，便指示道：“已经是瞎子了，就不要再治成瘸子。”听到将军这句话，紧张的空气立刻缓和下来。他没有责备任何人，只是要求试验人员按照原来的程序对卫星进行正常回收，然后再进行故障分析。虽然那次发射没有完成全部工作，但由于卫星安全回收，使故障分析有了可靠的依据。
还有一次，也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卫星上天后工作正常。几天之后，卫星完成了预定任务，该返回地球了。在返回指令下达以后，通常不久就有找到回收舱的消息传回，可是那一次却有些例外，飞行员明明看见返回舱接近地面了，大体的位置也知道，可就是找不到。消息传来，大家都很着急。我们调度室的人２４小时守着值班电话。张爱萍将军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一方面要求空军配合继续找，另一方面指示地面搜索队向附近老百姓了解情况。搜索的范围越来越小，但还是没有找到，有人猜想回收舱可能是掉进河里。回收舱上有降落伞，如果掉在河里应该看得见。果然有老乡说看见过有东西掉进河里，但是当我们的人赶到河边时却看不见降落伞，只看见湍急的沱江水流。降落伞飘走了，判断位置的难度更大了。后来，一个在沱江捕鱼的农民发现有一块东西挂在自己的鱼网上，交给了搜索队。技术人员鉴定是回收舱表面的烧蚀材料，回收舱的位置就基本确定了。很快，潜水员来了，声纳兵也来了，但是谁也没有在这样的急流中作业的经验。在急流中即使人不被冲走，也无法准确地接近回收舱。当时非常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水情，而水性又好的人。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回收舱在水里已经泡了两天，再泡下去，即使找到，恐怕也泡坏了，多少人的劳动眼看就要付之东流。那时，前方后方都非常着急。怎么办?前方调度电话已经接到河边村子里，我们随时能听到前方的情况。前方的工作人员按照张爱萍将军的指示，和群众一起想办法，有人提出悬赏１０００元，找水性好的人下去。一个农民表示愿意下水去找，下水后，果真摸到了一个像锅底一样的东西，回收舱的位置确定了。后来，该农民又协助工作人员进行回收舱的起吊。回收舱终于上岸，而且密封很好。任务完成后，那个农民却说他不想要钱，就想去北京看看。后来，他如愿以偿，看见了天安门，还受到了领导的接见。
为请张爱萍看航天展，笔者拨通了“红机子”
１９８５年，在中国航天事业开创３０周年的日子，航天部决定搞一次大型的成果展览，向中央和各有关部委领导汇报中国航天３０年的伟大成就。那次展览是一次汇报展览，参展单位包括航天系统各院、所、基地和直属单位。地点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室内面积达４５００平方米，广场上还有火箭和导弹的实物，规模是空前的。因为人手不够，我被临时借调到展览办公室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展览会正式开幕了，看着参观的人流，听着由衷的称赞，大家都觉得没有白忙。
开幕后的几天，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都陆续来参观，还有一些省市的领导到北京开会也闻讯前来参观。航天部领导指示我们要把对中国航天建设有重大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请来。我们的请柬早就发出去了，不过，大家都想见到的老领导张爱萍将军却没有来。张爱萍将军对中国航天事业一向非常关心，这次为什么没有来?同志们私下互相问着。有人猜，他可能身体不好。有人说，他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以后，管的事多，太忙了。还有消息灵通的人说，中央军委正在开扩大会议，他肯定参加会议去了，说着还指指离军事博物馆不远的京西宾馆，意思是他就在那里。
一天晚上，我在看《新闻联播》时，看到了张爱萍将军的身影。看样子他身体不错，虽然拄着拐杖，但还是能走的。我想，也许他太忙，没有看到我们的请柬。我灵机一动，跑到办公厅值班室用那里的“红机子”给他打电话。
电话通了，是将军自己接的。他一听是我，就问：“什么事这么急啊，打这个电话。你在哪里?”我说：“我在航天部的值班室。我们在搞航天３０年成果展，希望你来参观。”他说：“这几天我很忙，正在开会，日程排得很满。”我说：“听说你在京西宾馆开会。我们在军博，就在你们斜对面。我知道你很忙，要不这样吧，我们安排一个晚上的专场，你让全体代表都来吧，就算是给你们的会议增加一个活动，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向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领导汇报。你看好吗?”他没有说话。我接着说：“我们布置这个展览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花了不少钱呢。航天部各院、所和基地的好东西都在这里，可精彩了，真的!再说这里好多同志都认识你，希望见到你。你一定要来看看，别让大家失望。明天我在这里等你的回音。”他说：“好吧。等我回去看一下，安排好了秘书会通知的。你去上班，不要等。”
第二天上午，航天部办公厅值班室接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正式电话通知，张爱萍同志晚上７时到军事博物馆参观。与此同时，军事博物馆也接到了通知。
晚７时整，张爱萍将军准时到达。随后，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代表的车一辆一辆驶入军事博物馆的广场。我跟着张爱萍将军上了电梯，走进展览大厅。大批代表也跟进来了，大厅里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代表中有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长征”系列火箭、“东方红”一号卫星、卫星地面测控站……这些成果让他们很兴奋。许多负责参展的同志在１９７５年张爱萍将军整顿七机部时就认识他了，展览会上还挂着不少当年将军和他们在一起的工作照片。那天，张爱萍将军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展台。他和参展的同志交谈，了解新产品的性能。临走的时候，一位陪他来的秘书对我说：“今天你满意了吧，本来我们只打算让他来一下，和大家见见面就行了。可是你看，他对航天部真是关心，也真熟悉。他腿不好，今天走了这么多路，够累的了。”
将军走了，代表们也陆续走了，但是大厅里还洋溢着大家的欢声笑语，人们在说着、笑着，回忆着将军当年和他们一起工作时的情景和那些难忘的往事。十年前，将军拖着病腿，走遍了航天系统的各个单位，整顿了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航天事业，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完成了卫星回收的光荣任务。十年以后，面对丰硕的成果，大家是多么感激将军的辛苦耕耘啊!
“没有张爱萍就没有中国航天的今天。”
张爱萍将军离休后，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要问问中国航天的近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天技术走向国际市场，我参加了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只要有好消息，我就告诉他，让他高兴高兴。
有一次，我从西昌参加完卫星发射任务，回到北京，便去看望张爱萍将军。
谈话中，提到５８０任务，张爱萍将军突然问：“张镰斧现在怎么样?那是个好同志!５８０的时候，他在发射场领导试验队，火箭转场前发现有人丢了一根鞋带，当时就通知所有进入总装车间的人都把鞋带解掉，后来把整个火箭里里外外检查几遍。张镰斧还自己拿着胃镜钻到火箭里面去找。”说到这里，我想起在西昌时试验队发给我的工作鞋没有鞋带，我以为他们忘了，还去要过。结果人家说这是规定，还说是张爱萍将军定的，已经执行了２０年。我对张爱萍将军说：“你看，我们多听你的话。”将军说：“那时不许系鞋带是因为没有别的鞋子换，５８０任务过去那么多年了，现在的鞋子的样子也多了，你们也不换一种。我也没有规定不许你们进步。再说，我早就不管了，你们不改进，还说是我规定的。”
１９９８年，我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差回来去看张爱萍将军时，带去了我登在《航天长城》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拜谒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我说，我已经１０年没有去过了，那里变化很大，完全是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过去不许照相的地方可以照相了。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编写一本介绍发射场的手册，今后开发国际市场的时候向用户介绍发射场的情况。我还专程去了烈士陵园，陵园的大门是一个牌坊，上面有你题写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张爱萍将军看到上面的两张照片，说：“你还照了些什么，下次一起拿来看看。”
第二天，我专门送去所拍摄的照片。我不大会照相，那些照片实在算不上好，还是小５寸的。他一张一张看得很仔细，发现新的建筑就问：“这是哪里?”当他看到弱水河边的红柳树林时告诉我：“这个基地是苏联专家选的地方，我去的时候，基建已经搞了一大片，想迁走损失又太大。苏联专家主要考虑保密和居民的安全，把原来的居民都迁走了，所以周围没有人。部队常年在那里生活，什么都要靠运输，多艰苦啊!更糟糕的是没有水源，想种点菜都不行。我一去就发现这是个大问题。生活艰苦，我相信大家能克服，可是人不能没有水。为了找水源，我自己坐着飞机在周围一圈一圈地转，发现最近的水源就是这条弱水河。这就是《西游记》里面唐僧取经的时候经过的那条连羽毛都浮不起来的河。后来，我们花了大力气把水引进来，还修了一个小水库。”当年的小水库现已经成了一个公园，是基地的风景区。我走的时候，他说：“照片先放在我这里，我再看看，以后还给你。”
２００２年，张爱萍将军病重，住进医院，我打了几次电话，但医生怕他感染，谢绝探望。２００３年春天，听说他病情比较稳定，可是北京又闹起了“非典”，医生更是不让人来看他。有一天，李阿姨来电话说：“医院里太寂寞了。你最近写了什么就寄来吧。他想看看。”
在张爱萍将军送别仪式上，我看见许多航天部的老领导、老同志，大家都在怀念他。１９７５年，他顶着“文革”的压力，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日子，给大家的印象尤其深。那时，研究院所有的单位都成了“八九二三部队”(上午８点上班９点下班，下午２点上班３点下班)，有的甚至成了“八二○○部队”(上下班时间点个卯就可以走了)。昔日整洁高效的研究院，已是人心涣散、垃圾成山。在“造反有理”的大旗下，两派群众组织都在“誓死捍卫毛主席”，打派仗的水平在京城首屈一指，干扰之大到了无法工作的程度。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为了收拾这个乱摊子，张爱萍将军力挽狂澜。他拖着病腿，走遍了北京的各院所，开始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坚信，不管是哪一派，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希望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贡献。“三抓”任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艰难地进行，直到取得成功。
张爱萍将军去世的当天，我收到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负责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的海外副总裁黄作义从长城公司驻美代表处发来的电子邮件，他说：“曾记得那是困难时期，张将军说：‘要饭也要有一根打狗棍。’张将军领导我们搞战略导弹，我们咬着牙搞出来了。曾记得张将军说‘精兵良将上第一线’，我荣幸地被指定参加向太平洋发射战略导弹的试验，我们成功了。张将军，您走好，我永远怀念您。”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问一位老同志：“我们应该怎么确切地评价张爱萍将军在中国航天事业中的作用?”他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那时候多困难啊!没有张爱萍就没有中国航天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