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一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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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国际战略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并尝试建立独立的国际战略学学科。然而,比较完善和系统的国际战略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是从90年代中期左右开始才逐步完成的。近年来,国际战略研究在我国取得了巨大进步,无论是在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完善、研究内容的拓展与深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多样化方面,还是在研究机构和人员的专业化、专业出版物水平的提高和数量的增长等方面,都是过去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战略”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最狭窄的意义上主要指军事战略,广义或最高层次的战略即“大战略”,其问可能还存在若干中间层次。从学科从属关系看,有这么一种粗略的理解:政治学一国际关系一安全研究一战略研究一军事学,范围依次递减。要确定战略研究的范围,关键在于厘清它与安全研究(可能有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等层次)和军事学的关系。然而由于战略本身也有若干层次,要划定严格的边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现实世界总是千变万化且存在各种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和环境,战略还必然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国际战略研究的路径与范式问题看似十分学理而抽象,其实具体而言就是这一问题的研究目的、方法及内容,而采用何种范式或通过何种路径对国际战略问题做比较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则因研究者的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而言,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者与政策研究咨询者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初衷,主要在于为其具体政策的制定提供宏观性与基础性的理论指导。他们更看重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成果的实用及适用价值。然而,对单纯的学术圈而言,国际战略研究则需要在诸多国际问题与政策表象之下寻求建立更为系统化、科学化的学术理念或模型结构。由此看来,决策圈对国际
2007年10月15—17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贝尔福讲座教授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并以“帝国的迷思”、“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民主化、民族主义与战争”为题做了三次学术讲座。本文根据斯奈德教授10月17日讲座的录音整理而成,原稿未经本人审阅。斯奈德教授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美国对外政策、俄罗斯(苏联)对外政策等多个研究领域都卓有建树,荣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担任《美国政治学评论》和《国际安全》杂志编委。
在讲学即将结束时,斯奈德教授欣然接受了本刊编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副教授的访谈,就他本人的学术历程、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以及新近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要点和发展趋向,坦诚、扼要地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和看法。访谈录由于铁军翻译、整理。——题记
中国要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就应当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国际制度。目前我国的国际制度环境并不乐观。本文研究了国际制度对崛起国家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中国参与并影响国际制度的有效途径,即国际制度的先占原则和修制原则,并进而讨论了这两项原则实现的可能性。
危机管理是决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冷战期间一系列危机事件给世界和平带来的重大威胁,让学者和政治家们感到必须深入研究危机,探寻危机升级为冲突和战争的原因,寻找危机预防与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以便防患于未然。台湾问题既是我国的内政问题,又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影响。在国际安全局势日趋复杂、台海问题更为诡谲的背景下,探讨危机预防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做好台海危机的预警,提高危机管理水平和决策质量,对于维护台海局势的稳定,争取和维护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有着重要的学
以上说的是学习苏军的几种方式,至于向苏军学习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军事科学技术以及作战条令,在这方面,应该说基本上是照搬苏军的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是军队建设,包括规章、制度、管理条令等,在这方面,开始也是照搬,但很快发现与我军传统和特点
期刊
凡被人为分裂的国家或民族,在一定的国际形势和内部条件下,总是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统一的。这是因为历史和亲情是无法轻易割断的。被分裂的人民,渴望统一,血浓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