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时的岁月是在农村度过的。我们村紧邻北京东南郊著名的古河——萧太后河南岸。50年代，我们村的村民和所有的北京郊区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日里的生活十分单调、枯燥，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可言。不过到了春节，枯燥的生活便多了很多跳动的音符。村民不仅能穿新衣、享美食、放鞭炮，还能去看由村长组织排演的评剧。
　　不知道为什么，村里的农民总是把“评剧”叫作“话剧”，我想也许大家当时都不知道还有话剧这个剧种吧。评剧演员都是村里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虽然没在学校读过几年书，却不妨碍发挥自己的表演和演唱天赋。村长是个慧眼识人的好手儿，他可以把演员的角色安排得恰到好处。拉胡琴、敲锣鼓的演员也是本村的能人，他们和演员们在一起，春节前乐此不疲、紧锣密鼓地排练，过大年的时候粉墨登场。回忆起来，这些朴实的农民演员排练和演出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年轻人也许觉得骇人听闻，但当时的村民会把去演出当成一种荣幸，一种自娱自乐的绝佳途径。
　　村里的戏台是使用木料和秫秸席现搭的，演出地点就设在村中央一个较宽阔的地方。演出在晚上进行，从除夕夜那天开始，每天晚上都是热热闹闹的有大戏可看。那个时代农村没有电，家里点的是一些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有的煤油灯连玻璃罩都没有。戏台上挂的是汽灯，比煤油灯好很多，一点就着，而且亮得犹如清明如水的月光，演员在台上一个动作、一个表情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不过汽灯也爱跟我们开玩笑，有时我们看戏看得出神，汽灯扑的一下就灭了。此时台上脚步匆匆，演员们忙着修汽灯;台下鸦雀无声，村民都很耐心，谁也不抱怨什么。
　　在演出前，看台周围就聚集了一些推车的小商贩，卖些糖果、花生、瓜子、鞭炮、灯笼等等。演出开始的时候，总是先锣鼓喧天一通，村民就明白要开演了。随着演出的进行，观众越聚越多，因为演出没有扩音设备，观众便不自觉地往前挤，以便能听得更真切一些。这时台下很像热锅上的黑蚂蚁，黑压压的一片。尽管如此，人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还不时随着台上有趣的对白嘻嘻地憨笑。
　　那时我们看的最多的评剧是《小女婿》和《刘巧儿》，两部戏都宣传了1950年我国颁布并实施的第一部婚姻法。剧情在当时是家喻户晓，“鸟入林”“采桑叶”等段子大多数村民都如数家珍，在嘴边哼上几句也没有问题。
　　为了增强村民的观看兴趣，相邻的村子常相互演出。剧中的角色也玩一些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花样。比如我们村的《小女婿》，扮演“小女婿”和“杨香草”的是村里姓朱的亲哥儿俩;邻村的来我们这儿演出，这两个角色就换成姓马的亲姐儿俩演了。还有《刘巧儿》，“巧儿”是由两个女演员扮演的，一个前半场，另一个后半场。这样别出心裁的点子，无疑增添了观众看戏的热情。那些农民演员都不是科班出身，只是喜欢表演和评剧唱腔，其水平当然难以和专业剧团媲美，可平心而论，农民演员都有不错的表演天赋，这一点我至今仍然这么认为。
　　那时农民虽然目不识丁，多数都没什么文化，但心地都十分单纯、善良。我儿时去看戏都是场场不落，却从没看过有人维持戏场的秩序。记得有一年我们去看戏，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戏场走散了，我在人流中不停地寻找着他们。当时自己就像“沧海一粟”，被人海推来逐去，我却连伙伴的半个身影都没看见。我越找越着急，越找越害怕，最后竟自暴自弃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哭了起来，那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那个戏场离我们村有四五里路，但我当时却怕得很，那个时候的孩子不像现在的小孩儿，走夜路怕遇见坏人，当时我们都傻傻的，走夜路回家怕遇见吃小孩的老妖精。
　　就在我陷入绝望的时候，一个戴毡帽的爷爷走到了我身边。他蹲下来把我扶起，用手抹了几下我脸上的眼泪，那双手粗糙而温暖。爷爷和蔼地问我为什么哭，我余泣未止，呜咽着和他说：“我和他们走散了，我不敢回家。”那爷爷听了就问我是哪个村的，听到我的回答后就说：“没事，别哭了，我送你回去好吧？”我听了不知怎的竟一下就不哭了。
　　那天晚上夜色朦胧，回村的路黑黢黢的，好像怪物张开的大口，路边的积雪皑皑，寒风凛冽。那爷爷领着我，那只大手格外的温暖，让我的心十分踏实。“到村口了，认识回家的路吧？快回去吧。”我看到熟悉的村口，就一溜烟跑回家了，最后连声谢谢都没和那位老爷爷说。白驹过隙，一晃50多年了，那位老人的相貌已经模糊，可那只温暖、粗糙的大手至今还留存在我的内心深处。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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