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是如今许多中国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买房子的欲望就像一个坚定的信仰”，有着他们看不懂、想不明白的情结。且不谈这里面的缘由与观念，我们姑且看看民国时期的学者、文人们的买房故事。
　　已经39岁的鲁迅，在1919年春夏之交，一方面忙着给《新青年》写稿支持学生，另一方面却要忙一件大事——买房子。家道早已衰落，鲁迅又是长子，自己有家室不说，两个弟弟也娶了媳妇，而且在北京没地方住。也就是说，鲁迅需要一个很大的房子，能住下自己、二弟、三弟三户人家，共计十几个人，这个要求有点高。
　　在经过了多方面的考察之后，鲁迅选了一个有三十几间房子的四合院，在八道湾胡同，总价约3500个大洋。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提到这所房子，院子大得“简直可以开运动会”。
　　3500个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在1918年，清华学校的外国教员、美国人狄登麦先生，在北京西郊第一区调查居民195家，其中汉族100家、满族95家。根据统计结果，北京市郊平均五口的人家，每年收入100银元，就能维持生活了。
　　鲁迅先生看中的四合院，价值3500个大洋，而今大约折合人民币180万左右。买房后，鲁迅先生购置家具，房屋装修等，又花了600多大洋。但对他来说，买房、装修费用加一起都不存在什么压力，他在银行贷了500大洋的款，又将祖屋变卖，应付下来绰绰有余了。不过房子的产权出现了一点点问题，祖屋卖房所得款项属于三兄弟所有。如此一来，即便鲁迅买房出了大部分的钱，但是两个弟弟对这个四合院也拥有一定比例的产权。
　　买房子4年后，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就正式闹僵了。鲁迅决定搬出去。母亲也要跟鲁迅同住。老太太不习惯租房，坚持让鲁迅再买一间。
　　经过几天的努力，鲁迅终于在阜成门内三条街21号选中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价格不贵，才800大洋，但是房子非常破旧，几乎不能住人。鲁迅当时手头有点紧张，找朋友借了部分钱，才把房子买下来，后来前后花了5个月时间修葺，才算满意。这栋房子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住所，也是鲁迅老母和夫人朱安终老的地方，而今改造成了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
　　有人也许会问，鲁迅先生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收入？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干了14年的科长（佥事），在北平的时候，他既是政府的公务员，又兼职在大学讲课，收入相当可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写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让北洋政府怒不可遏。鲁迅自觉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于是辞职与许广平携手南下，辗转去了上海。
　　鲁迅到上海后，正逢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全国气象更新。由于时局相对稳定，上海的房地产市场自然就处于了上升期，租界的房价飙升得更快。鲁迅曾经租住的一所大房子，得花5万块大洋才能买下来。他在上海的收入大约是每月四五百块大洋，许广平基本上没什么收入，买房还是有点压力，所以他一直在上海租房子住。
　　有没有比鲁迅官职大、名字响、收入高，却买不起房的人呢？
　　当然有，北大老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出身同盟会，曾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曾以夫子自居，名气大，却又不争权夺利，故而跟各界人士的关系都不错。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却一生没有置房产。
　　据蔡元培之子蔡怀新撰文称，当年蔡元培先生的月薪收入要高出北大一级教授，每月大约八百大洋——参照鲁迅先生，蔡校长几个月的薪资，足够买间四合院了。
　　蔡先生的收入高，开销也大，大部分钱都用来购买中外图书典籍，搬一次家就捐赠一次给北大。另外他还兼着不少公益组织理事之职，平时教务繁忙，不可能出力，出钱则少不了。另外还有不少上门求助的亲友、学生，蔡先生基本是来者不拒。如此这般，他还真没余钱去买房子。
　　蔡先生于1928年8月离开北大时，已年逾花甲，举家定居上海，至抗战爆发后避难香港，前后9年时间内在上海租房多达5次，几乎不到2年就得搬一次家。
　　年纪大了，每次搬家都是件很折腾的事儿。蔡元培出生于1868年1月11日，至1936年，按民国流行的虚岁计，则已届70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学生们想给他做70岁大寿，送一份礼物。大家商议许久，觉得恩师晚年还没有固定住所，颠沛流离的，做弟子的实在惭愧，于是蒋梦麟、胡适、王星拱、罗家伦等领头，决议在上海集资购买或兴建一套房子送给蔡先生，并写了一封信告之。
　　蔡元培收到信后感到学生们确实有心，但总觉得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反复考虑了三四个月后，才写了回信：“……元培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谨此申谢。”
　　可就在蔡先生很不好意思地接受了学生们的好意，学生们也很高兴地为老师奔忙的时候，抗战爆发了！买房之事最终没能实现。
　　鉴于蔡先生已经年逾七旬，南京国民政府担心其身体受不了颠沛之苦，安排将他送到香港，1940年春，蔡元培不幸病逝香江，享年73岁。
　　蔡元培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高官，始终清廉如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千余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的人代筹的。
　　1917年1月，当时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26岁青年胡适，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打响白话文运动第一炮。当年夏天，胡适刚回国就被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陈独秀请去当教授，教授哲学，月薪260银元。
　　刚踏入社会的胡适能拿到如此高薪，自是振奋。上课1个月后，胡适立即被评为一级教授，加了薪水，他高兴地写信给母亲说：“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 　　从胡适给母亲写的信来看，他的理财观显然比蔡元培强多了，“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不仅是母亲，连兄弟全家都想接济。可是，胡适却一直没买房。
　　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抗战前还是抗战后，胡适都没有买房，他一直认为有比买房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譬如把钱省下来买书买画，买敦煌残卷，买各种文物。他还资助学生，资助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有益的社会研究和野外调查等等。
　　胡适虽然不买房，但却对住所的要求很高，他租住的房子，要宽敞明亮，甚至需备有专门的客房，以招待朋友们。在北京的时候，胡适就搬了5次家，一处比一处气派。
　　北伐兴起后，张作霖在北京捕杀革命党和进步人士，大批教授南下，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认为北京不安全，就与妻子江冬秀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在静安寺极司非尔路49号甲，为一楼一底的小洋房。
　　胡适藏书多，没法搬到上海，所以北京的大房子依旧租着。到了1930年底，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又在北大任教。那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已趋稳定，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空房子多出来了，北京的房租也便宜了些。而胡适的朋友越来越多，书籍也越来越多，他又找到后门米粮库四号的房子。
　　这座房子更加豪华，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庭院，带有汽车间、浴室、卫生间，还有锅炉和热水汀。房间多了就便于胡适接待好友。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都常住他家。

　　抗战爆发后，胡适只身赴美，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在美国当“大使”的胡适日子并不好过，当时他的工资大约是每月540美元，1美元折合4元大洋，看上去数目不小，但除去胡适自己在美国需要花销，这笔工资还得负担妻子在国内的家庭支出以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因此每月下来，收入并没有什么结余。曾有段时间胡适生病花了一大笔钱，连儿子到美国留学的学费都是借的。
　　胡适在1942年8月卸任“驻美大使”后，穷得身无分文。可到了1946年6月，胡适从美国回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却租了间豪华的房子——东厂胡同一号，这里曾是“大总统”黎元洪的住所。
　　原来胡适卸任后，至少20所美国大学请他做教授，他去了年薪最高的芝加哥大学，年薪上万美元。胡适在芝加哥大学教了3年书，除了自己用度和妻儿开支，以及资助朋友与学生外，还剩下不少。
　　1958年，在蒋介石反复敦请下，胡适携妻子从美国前往中国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底薪加上各种津贴，每月收人2千多一点，住的是公家的房子。即便如此，他依旧资助学子、资助教育，乐此不疲，以至于无甚结余。后来他想替夫人在台北市租一所小房子，连押金都付不起，更谈不上买房子了。进入暮年，胡适多次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简简单单的话语，闻者却倍感凄凉。
　　民国时期的另一位文人郁达夫的个人收入不及鲁迅、蔡元培和胡适，家庭负担又重，故而他的置业眼光放在了杭州。
　　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王映霞出身名门，用支无度，郁一介书生，主要靠写字换钱，俩人经常为经济发生争吵。1932年冬，郁达夫跟妻子大吵一场，兀自去了杭州，散了几天心后，郁达夫给王映霞写了一封信，一是为了和解，二是对两人的未来做了个规划，信中提到“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

　　所谓“弱女子”，是郁达夫的一部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这篇只有区区2万多字的小说，在当时却卖出了1000块大洋的天价，显然创造了民国出版界奇迹——即便是鲁迅、胡适、林语堂，顶多千字六七块，郁达夫千字五十块，足见其鼎盛时的风头。
　　拿着“弱女子”的稿费1000大洋，郁达夫在杭州大学路官场弄63号南侧买了一块空地，开始了他的“家庭计划”。东拼西凑加上预付稿费，1933年春，郁达夫在杭州的“风雨茅庐”建成，占地面积为1.8亩，整个房子为隋唐风格的砖木结构，前庭后院，俨然豪华别墅，共花了5000大洋。
　　对于郁达夫追求小资的行径，鲁迅先生是非常不看好的，他特地写了一首诗告诫郁达夫，希望郁达夫成为真正的战士，而非忙着举债置业的资产阶级。这首诗后来被冠以《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之题。
　　郁达夫花巨资建成的“风雨茅庐”，自己却没住几天，就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请前往福州任职。抗战爆发后，他与妻子王映霞以离婚收场，“风雨茅庐”也毁于战火。
　　用稿费建房子的人不只郁达夫一人，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自建新居。
　　叶圣陶的父亲是位善良和蔼的账房先生，叶圣陶幼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3个孩子，加上祖父、祖母和母亲，全家生计都靠着父亲那份微薄的收入。叶圣陶上中学时，租住在苏州濂溪坊10号，夏天漏雨、冬天漏风。
　　或许是因为少年时的阴影，叶圣陶成年后异常努力，后凭借在儿童文学上的成就，他的收入水涨船高，经济宽裕了，他就想在苏州老家置房了。
　　1935年秋，叶圣陶在苏州十全街滚绣坊青石弄买了块约450平方米的地皮，建了一个温馨的小院子。院门东向，院北是四间青砖青瓦朝南平房，每间又以格扇分为内外两半，内为卧室，外为会客之所。西侧还有朝东附房一列，为厨房之属，南部则是郁郁葱葱的花园。叶圣陶在此定居两年，抗战爆发后，叶先生携全家离开苏州，辗转去了四川等地。1984年底，叶圣陶将此处住宅捐给国家，后《苏州杂志》社迁入此处。 　　黄侃是民国颇负盛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20世纪30年代，黄侃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精通《周易》的他对买彩票十分热衷，并认为通过易学分析，能推出彩票规律。闲暇之余，黄侃打卦占卜，演算一番再兴致冲冲去买彩票。
　　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载，黄侃某日卜得一个“三上上”的卦，立刻出门购买彩票，而且买的是券值五元的全张。结果中了头奖，黄侃高兴坏了，用这笔钱在南京蓝家庄买了一处宅院，并按照自己的设计进行了重建。
　　与其他大师们省吃俭用买地置房不同，鲁迅的恩师章太炎先生出手可谓相当阔绰，随便就能甩个两三万，眉头都不皱一下。
　　大约在1932年秋，63岁的章太炎应邀到苏州讲学。闲暇之余，老先生饱览了园林城市之风光，朋友一怂恿，章太炎就决定把家搬到苏州，就在这里养老。
　　章太炎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成天让人领着满苏州城找房子。他完全不理财，家务事基本是夫人汤国梨处理。可偏偏这次讲学，汤国梨在上海照顾家人没有同行，而章又急于找房子，结果被人给忽悠了。
　　某天，一朋友告诉章太炎，说他觅了套正待出售的房子，环境相当好，要价也不高。章太炎一听非常高兴，立刻找人借了一笔钱，跟着那位朋友来到前清巡抚衙门不远处的侍其巷。
　　巷里有个双树草堂，前面是幢楼房，章太炎四处看了看，连连夸赞：“不错，有楼房。”进到院子，又有几棵古树，章太炎点头微笑：“很好，还有树。”主人刚出门迎接，说要带着他到处逛逛，章太炎却大手一挥：“挺好，不用看了，多少钱，你说便是。”
　　那家主人狂喜，心想不知哪里来了位土鳖大腕儿，他本想卖个1万元就谢天谢地，见章太炎脸上按捺不住的兴奋，就毛着胆子说：“您老人家眼光真不错，这房子，最低也值1万5吧。”
　　房主说大话不怕风闪了舌头，将价格几乎提高了一倍。要是章太炎懂行情，稍微砍下，7000元准能搞定。不过章太炎觉得这家主人很厚道，来了句：“1万5，的确是便宜了。这样吧，我也不欺负实诚人，再加2000元表示谢意，承蒙惠让。”
　　那家房主简直惊呆了，没想到还有这么讲价的。在买家、卖家、中间人三方都非常愉悦的气氛中，房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几天后，章夫人汤国梨来到苏州，章太炎喜滋滋地告诉她，说自己买了套非常划算的房子，仅仅花了一万七。汤国梨当时就觉得不对劲，是什么房子要这么多钱啊，她知道丈夫做事向来马虎，就亲自去双树草堂看。
　　等汤国梨仔细探查一番，简直哭笑不得，房子买贵了不说，隔壁还有个织布厂，成天机器轰鸣，根本没有办法居住。钱花了，房子不能住，又卖不出去，只能空着，还请了位耳背的老爷子看守。后来汤国梨对学生说：“你们的老师，革命讲学是大师，但治家就不懂了。”章太炎知道自己确实吃了亏，嘿嘿傻笑不吭声。
　　虽然花了一大笔冤枉钱，却没能让章大师伤筋动骨，他依然想买房子。
　　1934年秋，章太炎和夫人在锦帆路散步，看见了一座气派的青砖洋房，装修工人正在铺设电灯线路。二人觉得周围环境不错，房子也挺漂亮，就走进去问包工头这是谁家府上。
　　包工头说房子是某官员建的，连购买地皮带建造装修，花了大约2万7千元，但官员即将赴陕西任职，正有意将其处理。章太炎一听又来了劲儿，问官员是谁，住在何处，怎么联系等等。汤国梨心细，劝丈夫先别急，她把楼房的里里外外看了个遍。
　　这座洋房朝南，东西均有门出入，从外面看上去只有一座楼房，里面实际有两幢，后面还有块空地，建着假山亭台，还有一方水池。房子整体上装修得大方气派，环境又好，无论居家还是讲学，都是不错的地方。汤国梨检验完毕，同意丈夫购买此处，章太炎笑得合不拢嘴。这所房子，就是现在苏州市锦帆路38号的章太炎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