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见识文艺范儿，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的老师里，有一个上海知青，教我们音乐。他的穿衣打扮、言行举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有文艺范儿。想想吧，在全国人民一水儿蓝黑衣服主打的时代，唯独他，蓄着电影《追捕》里矢村警长的长鬓角，翻着挺括的衬衣领子，常年一身素白。每次上课前，他从长长的过道款款走过来，神情冷冽，衣袂飘飘，黯淡的楼道成了他的托底儿，衬得他越发像一只仙鹤。
　　桀骜是要本錢的。“仙鹤老师”能轮换着演奏手风琴、笛子、扬琴、吉他等好几种乐器。同学们在校园玩耍时，经常能听到从他窗户里飘出来的美妙乐声，惹得一帮孩子踮着脚尖，趴在他的窗台上往里看，眼馋得不行。
　　那时候，妈妈跟“仙鹤老师”是同事，也不知怎么说动了他，“仙鹤老师”答应教我一样乐器。那是个三伏天的晌午，校园里的蝉叫得很吵，妈妈牵着我的手，第一次走进“仙鹤老师”的宿舍。消瘦的他坐在一片素白里，浑身散发出幽幽冷气，招我近前，用鼻孔看了看我的眉眼，又比量了下我手指的长短。嗯，这才吁出一口气，从墙上摘下一把琴来。我是第一次看见那种乐器，肚子圆圆的，脖子短短的，像吃胖了的吉他。他说：“这叫月琴，用一块有机玻璃拨片拨弦儿，能弹出很好听的曲子，评弹，你知道吗？”我瞪着眼睛，一个劲儿地摇头。
　　那年夏天天气转凉的时候，“仙鹤老师”突然回了上海，一去就再没有回来。妈妈替我可惜得不行。我那时不懂事，只觉得学琴占用了我玩的时间，按弦儿按得我手疼，学不成正好。
　　上中学后，因为爱看小人书，喜欢在书眉和页角画小人，美术老师认为我有艺术细胞，就极力撺掇我学画。妈妈特别支持，自己动手给我缝了小画板的套子，买了颜料和画纸。想着每天下午不用上自习课，可以去画室涂鸦两个小时，跟玩儿一样，我觉得挺美。
　　时间流水般过去，我一路顺利地混进了美术学院。换下了高中千篇一律的肥大校服，大学里的头一件事，就是扮艺术范儿。那时候流行嬉皮士，细腿裤配宽松上衣。我穿38码T恤刚刚好，但一定要买成42码的，大到一不小心领口能从肩膀上掉下来。再用丙烯颜料，在大褂前襟画上流血的伤口或万箭穿心的玫瑰。我跟一个同学商量好，两人买同款不同色的鞋子，交换一只，一只脚一种颜色，在校园里招摇。外系的人这样形容我们：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流浪的，仔细一看，是美术学院的。
　　我大四的毕业创作是由浙江美术学院的全山石老师辅导的。全老师一头银发，白衬衣灰长裤，脚上一双布鞋，脸上一贯制的浅笑。看到我牛仔裤上挖出的破洞问：“这样会凉快些，是吧？”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回，全老师给我们上人体课，画到一半时，那个老年模特突然呕吐，人体画室是密封的，气味难闻极了，同学们都跑去窗户边透气。全老师放下画笔，给模特披上衣服，蹲下身，试试模特额头的温度，问要不要去医务室。模特老人摇着两只大手，说没事。实在拗不过去了，他才低声说：“院里要是知道我病了，模特工作怕就保不住了。”全老师握住老人的手，说：“放心，先看病，有我呢。”
　　那一年，全老师的课结束后，同学们一改嬉皮颓废风，重新变得干净斯文起来。后来想想，以我们那时的浅薄和肤浅，一时还不能领悟大师的高风亮节，但全老师那种使人如沐春风的修养和气质，在潜移默化中，让我们隐隐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艺范儿。
　　亦舒说，女人有两种，一种是打麻将的，一种是看《红楼梦》的。文艺未遂后，我憋着一腔看《红楼梦》的矫情，“扑通”一声，落生在升斗小民的麻将桌旁，读的书、学的画，全都换了饭吃。当初逼着我学琴、棋、书、画的老妈，彻底改弦更张，嫌我看书费眼睛，画画耗精神，全是四六不着调的营生，不如做家务、多赚钱来得实在。一粥一饭的小日子过下来，通身上下，连文艺的皮毛都不剩了。
　　生活，斑驳了虚饰伪装，让真相水落石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只是文艺的形式和表象，真正的文艺范儿，是感受和发现平淡中的诗意、庸常中的智慧，是发自内心的悲悯和善良，是那些我们用手摸不着，用眼睛看不到，却能用心感悟到，触及我们灵魂和精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