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现状·预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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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来,北京时时被雾霾所笼罩。陈楸帆的小说《霾》七年前就预言了。
  今年3月,上海黄浦江上惊现万余头死猪。潘海天的小说《春天的猪的故事》四年前就预言了。
  2011年7月23日,两辆动车在温州相撞,造成4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韩松的小说《高铁》也提前预言了。
  中国的现实一次次被科幻小说提前言中。中国的科幻小说也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注于“近未来”,成为现实的增强版。本届科幻文学的盛会“星云奖”索性把主题定为“科幻照进现实”。10月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幻作家及爱好者来到山西太原形似飞碟的中国煤炭交易中心参会,试图厘清科幻与现实之间越来越模糊的边界。
  现实比科幻还科幻
  广东人陈楸帆是本届星云奖的最大赢家,荣获三项大奖。其中,作品《荒潮》被评为最佳长篇科幻小说金奖。故事发生在近未来的硅屿——一座被进步浪潮抛弃的垃圾之岛,对生态灾难习以为常的麻木岛民迎来了不可预知的变化:宣称要用环保技术造福硅屿的外来资本精英;在底层苦苦挣扎沉湎于电子毒品的垃圾少女;为拯救受未知病毒感染的爱子而不惜代价的宗族老大……
  “陈楸帆的《荒潮》以罕见力度刻画出一个我们在有生之年就可能身处其中的近未来时代。资本入侵对生态的破坏、人机融合、族群冲突,这些现已开始的进程将塑造一个超出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和机器同时开始升华与堕落,创造出邪恶与希望并存的史诗,尽显科幻现实主义的震撼。”中国科幻代表人物、《三体》作者刘慈欣评价道。
  “科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本身便是出自陈楸帆之口。2012年在星云奖的科幻高峰论坛上,他在发言里说:“科幻在当下,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荒潮》所关注的内容包括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社会变化,技术发展中人的异化等。“这都与我对中国现实的思考有关,将变化中的中国的痛苦书写出来,恰恰是因为我非常渴望看到它逐渐变好。”
  在今年的星云奖上,“科幻现实主义”得到了更深入的讨论。研究弦论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淼说要关注现实,中国如今是最魔幻、梦幻和科幻的时代。
  “如果每天要找国产科幻素材的话,那还真能找得到。”科幻作家韩松随手就搜集了许多素材:一个女子搞倒十个局级干部,一个女子弄到许多户口和许多房产……“这些本来都是比登月还要难的事情,但在现实中还是梦想成真了。中国的现实比科幻还要科幻。”
  韩松还有一个身份是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美国《新闻周刊》描述说,韩松白天作为一名记者为新华社工作,晚上写作黑色而寓意深长的小说。实际上,他是每天凌晨写小说。
  他的办公室在新华社新闻大厦15层,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党史、小说等各种书籍,几个粉嫩的Hello Kitty是其中最明媚的颜色。这个巨笔造型的大楼是北京二环内最高的建筑。伟大领袖早就教导过他们,要把地球管起来。
  年初,新华社的官微发布消息:“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开展新闻记者证2012年度核验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新华社总社采编部门、新华网和31家国内分社共2473人通过记者证核验。”韩松评论说:“又得到了一个科幻的题目:二千四百七十三人是如何把地球管起来的。”
  新闻科幻无缝对接
  韩松的小说一直与现实相关,是中国科幻文学在这一脉的代表人物。再加上他的特殊身份,都使他在科幻圈以外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1985年,还在上大二的他发表了处女作《第一句话》。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后的名言是“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韩松想象如果中国人登月成功,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有感于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日渐繁荣,他觉得应该是“我们来卖东西啦”。“现在看很契合呀,我们现在把商品卖到了全世界,将来肯定要卖到全宇宙。哪怕你这个地方没有人,没有生命,我们也要来挣钱。”
  中国的嫦娥计划开展得如火如荼,神十发射成功后,宇航员还进行了首次太空授课。韩松觉得中国将衍生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太空文化。“国外就很关注中国的航天文化。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它上天后,肯定跟西方不一样。
  他常说科幻的创意一定是来自现实。当他看到一个社区在搞老干部“四个贴近”活动时,就预测未来的中国火星定居点也将有类似的功能,一定跟美俄的不同。
  2007年,当中国有了14名宇航员时,他让记者采访杨利伟时问他,根据党章,3名以上的党员可以成立临时党支部,那么未来如果有3个或3个以上的中国人一起上天时,会不会成立党支部?
  杨利伟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在太空成立一个党支部,那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的党支部。中国的航天员信仰共产主义。这一共同信仰使我们在太空中更加团结,以完成我们的使命。”
  于是,新华社便发布了“Chinese taikonauts may build CPC branch in space(中国宇航员可能在太空成立党支部)”这样一条外电,很受关注。
  韩松说,这不是科幻,这是发生在现实中的。中国不仅仅发展科技,还要有意识形态。一个党员和一个基督教徒在太空中的行为注定是不一样的。
  现实的国情和社会氛围必然会映射到科幻文学中,让人有时不免混淆现实与科幻的边界。“这事太科幻了。”科幻迷们看到一些新闻经常这么感慨。
  《荒潮》的原型是贵屿,离陈楸帆老家很近。央视今年6月报道称,这个人口不足20万人的小镇,遍布着3200多家从事电子垃圾回收的企业和家庭作坊、从业人员多达7.5万人。这个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业,在创造了一个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同时,也把这里变成广东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2006年至今,贵屿镇90%以上的儿童受到过重金属污染,其中铅超标最为普遍,也最为严重。电子垃圾让孩子们的抵抗力普遍下降,容易患病。在贵屿镇一所大约有400多名学生的民办学校里,每天几乎都有十来个孩子因为生病而无法前来上课。   韩松经常被人问到如何在新闻和科幻中转换,有无分裂感。他觉得两者是越来越统一了,“新闻就是科幻嘛”。
  一语成谶的科幻小说
  国庆期间,北京再度陷入雾霾的包围之中。韩松想起陈楸帆七年前的旧作《霾》,“实在太像了”。“老孙住在十七楼,正对着大路,没遮没拦的,要是一觉醒来天还没亮,那准是起霾了。窗外一片晦暗,使劲望出去,才能看见朦朦胧胧的楼房,在灰黄的背景间露出轮廓,像是砂色的凸版画,路上的车都开着大灯,喇叭响个没完,在交叉路口车挨着车,乱成一团。天和地没了界限,人和人也不分明,都那么灰头土脸的,罩着个带过滤嘴的面具,跟猪头怪物似的,成群结队地在道上走着,倒是比开车要快。”
  这简直是北京当下的写实。对此,韩松则一本正经地写道:“中国大污染是美帝搞的一场气象战。不过有污染其实也还是挺好的。现在美国重返亚太,煽动日本在钓鱼岛那里跟中国打一仗。但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没有想到,把北京罩在了大雾中,日本的飞机来了,美国的导弹来了,不就看不清目标了嘛。”
  韩松的小说《高铁》开头描绘了两车相撞:“车厢破裂了,噪声震耳,四面透气,看得见在外奔跑的原野,但很不清晰。发生了什么事?隐约记得,像有过几次震荡。兴许是冲撞吧,或者爆炸。但是,列车仍在行驶,没有停下。”
  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这本书已经写完,那晚他正在家修改。当新闻从手机弹出时,他漠然地看了一眼,继续改小说,并没有赶到单位与同事们一起组织报道。“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必然的,发展速度那么快,很多基础的事情没做好,迟早会出事的。”一直到第二天,他才从小说中回过神来——这是现实中血淋淋的事故啊。
  此后,铁道部的事故应对让他很愤慨:“我们热爱的科幻在过去的七天中一下就显出了它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啊!”
  这些事件也为韩松的一句话做了注脚:科幻就是明天的新闻。科幻小说中的预言在现实中屡屡应验。
  今年3月,万余头死猪漂浮在上海黄浦江上。“春天快结束的时候,长江中下游暴雨成灾,水文巡视员在例行巡逻中看到惊人的一幕:成群的猪顺着冲沟刷刷刷地往低洼地里滚,数量之大,触目惊心。”2009年,上海科幻作家潘海天从“猪坚强”身上得到灵感,写了诡异离奇的《春天的猪的故事》。
  韩松觉得这不是巧合,因为科幻作家很敏感,对未来有一种忧虑,会把现实中一些苗头性的东西放大,发展下去可能就是一场大灾难。“科幻小说的核心就是现实,它有严格的逻辑性。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这种灾难性的事情越来越多,你随便写一个就有可能撞对。科幻描写得再荒诞,有一天都有可能实现。这就是科幻有意思的地方。”
  科幻的生活方式
  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一直跟现实休戚相关。1983年,中国掀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国科幻也不能幸免,被打成“精神污染”和“伪科学”,全国不准写科幻,不准发表和出版科幻,这是中国科幻的黑暗年代。
  1993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一年,成为中国科幻重装上阵再出发的一年,科幻“新生代”集体登场。直到《三体》的横空出世,中国科幻文学又迎来了朝阳时代。在当下,科学加文艺,渐成一种生活时尚。科幻迷们办网站,办沙龙,拍电影,画漫画,搞翻译,建组织,办读书会。一些中国的知名作品被译为外文,推向世界。有乐观的论调称,世界的下一个科幻增长点在中国。
  科幻的走红离不开中国这些年的极速变革。“中国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国度,而科幻解放了想象力,同时,科幻作品不是不着边际的幻想,也不是简单的科普,它很直接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命题和困惑。”韩松在博客中写,“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往往直接来自作者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痛苦,所以打动了人。”
  在早期的科幻作品中,恢弘的太空史诗是创作的主流,文中时常可见冷战时期的特有思维,故事结构多向西方的名作致敬。发展至90年代后期,科幻作品一度陷入低潮,“软科幻”作品横行,作者们长于言情而弱于科学,曾有人调侃,只要在《还珠格格》的最后加上一句,其实紫薇和尔康都是外星人,就是一部成功的科幻作品。而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变,科幻作品开始多元化,越来越多现实的元素融入作品之中。即便在视野投向茫茫星海的《三体》中,开篇仍包含对文革的反思。
  而如今,在年轻一代的中国科幻作家眼中,科幻的基础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是一个科幻色彩浓厚的国度,你可以看到最原始、最粗鄙的现象,与最前卫、最未来的理念,并行不悖。我们生活在其中,过去、现在、未来,巨大而断裂的吊诡感、戏剧感、身世之感,可惜主流文学不争气,没能表现其中的万亿分之一。”陈楸帆说。
  在他的作品《鼠年》中,主人公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徬徨徘徊,最后只好响应号召,加入灭鼠大军。这种鼠,是生物科学大发展时代变异的 “新鼠”,战斗极其残酷,最后灭鼠队自相残杀,人性毁灭。仔细读来,又哪里仅仅是在说老鼠?
  陈楸帆认为“科幻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对时事的简单呼应和摹写,他更愿意将其理解成一种话语策略。“科幻小说是一种逃避主义色彩很强烈的类型,但同时,它又十分积极地用想象力去介入、扭曲并改造现实,像现实的哈哈镜像。”
  于是,在荒诞的现实之下,科幻文学恣意生长,璀璨星河中飞船穿梭,黑暗森林内人心诡诈,拨动时间的机器,操纵暴雨的病毒……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飓风扫荡着我们的认知世界,然而仔细观察飓风起源,不过是一个个在尘世中奔走的小人物。
  韩松们试图秉承《一九八四》《五号屠场》《万有引力之虹》的文学先锋精神,并将其中国化。“科幻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自我解嘲的艺术——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救赎的话。”
  (摘自《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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