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同志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被人们尊称为谢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虽身居高位，但谢老从不以元老自居，而是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亲属，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和谐融洽一家亲

　　由于时代原因，谢老一生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典型的旧中国农村传统婚姻，当时他只有15岁，妻子长他5岁，名叫何敦秀。第二段婚姻是革命婚姻，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谢觉哉被派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做党代表，由于工作需要，在组织的安排下与王定国结为夫妻。与王定国结婚后，谢觉哉依旧关心湖南老家的情况，关心何敦秀的生活以及孩子们的教育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80岁高龄的何夫人被她的儿子谢放接到北京居住后，谢觉哉和王定国还请她到家中做客，也多次过去看望她，并经常送去生活费。
　　谢觉哉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但也非常慈爱。他通过家书与子女展开心灵对话，事无巨细地关心教导成长中的儿女们，公开出版的家书就有一百余封。他叮嘱孩子们“不但要经受艰难环境的考验，而且要到生死关头去经受考验”。他鼓励儿子谢放参加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并在儿子的手册上题下“不惧、会想、能群、守纪、勤学、强身”这12个字。他从不束缚孩子的发展，支持孩子实现自己的理想。谢觉哉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子女又分散在各地，家中只剩正准备要参军的小儿子谢亚旭。王定国建议把小儿子留在身边，谢觉哉却回绝了，“父母要支持孩子实现革命理想”。他又对谢亚旭说：“小时候你整天拿着木头枪东冲西杀，说长大了要当解放军……现在正是当兵的时候，不要挂念家里，也不要挂念我的身体。”小儿子来到部队后，被分配到南京郊外，谢老病重也不让家人叫他回来，直到谢老病逝，小儿子才知道已同父亲永别。

教诗开课学习忙

　　谢觉哉自小勤奋好学、酷爱读书。他4岁从师，11岁就读完了《诗经》《春秋》《易经》《礼记》等经典，21岁考中秀才。之后在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下，系统学习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关于维新变法的著作，完成了由“反封建的秀才”向“革命的新文化战士”的转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觉哉一直注重培育勤奋好学的家风，这在他与王定国结婚时就初露端倪。两人结婚时王定国还是文盲，有一次谢觉哉写文章时让她去办公室拿《西北日报》，拿了3次都不对，谢觉哉纳闷地问怎么回事，王定国不好意思地回答她不识字。谢觉哉听后立即说：“不用怕，我教你！”从那以后，在他们相伴的34年中，谢觉哉教王定国学诗词、练书法，在谢老的教导下，王定国转变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谢觉哉非常重视子女的学习，潜心培养他们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良好习惯。20世纪50年代，鉴于子女多数都在住校的实际情况，谢觉哉夫妇就利用周末时间开办家庭课堂，给孩子们集体上课。王定国讲述自己童养媳的经历忆苦思甜，谢老则从吃、穿、住等各个方面谈古说今教育子女。有一次，谢亚旭因为作业难，没有完成就睡觉了。谢老晚上开会回来听说此事，立即走到床边将小儿子轻轻唤醒，不顾一整天工作的疲惫，陪着孩子直到把难题解出写好才休息。“要学点东西，没有刻苦的精神不行，作业难做，下决心钻进去就不难了。”事后，谢老语重心长地开导儿子。
　　谢觉哉还非常关心身边同志的学习，尤其是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文章。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他曾以自己写的通知被毛泽东一字不留全改了，又在毛泽东的教导下悟出要“向人家学、向自己学”的经验告诫高院的工作人员要勤于学习，除学习毛泽东已经发表的著作、文章外，还要选印他最近的一些短篇或批语二三十篇，作为范文熟读深思。

廉洁奉公一身清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谢老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从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对子女和亲属更是严格约束。他经常告诫儿女们：“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
　　不许子女特殊化，是谢觉哉家风的特色之一。早在延安时期，有一次他的孩子到机关食堂玩耍，正遇到开饭时间，管理员想留孩子吃“小灶”，谢觉哉坚决反对，马上要求孩子回家，并嘱咐他们以后少去“小灶”食堂。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因工作需要，公家配给谢老一辆小车。有一次，偶然发现儿女用了车后，谢觉哉非常生气，“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利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随后，谢觉哉叫家人付了车费，还在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就孩子动用汽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
　　谢觉哉参加革命前在湖南老家育有4男3女。新中国成立后，湖南老家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照顾”，走出农村到北京工作。谢老写信劝他们不要来，他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还作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将自己比作家乡村子里一辈子在地主家做长工的周老官，这显示出谢老的人民公仆本色。后来，有的儿子不听劝阻来京要求安排工作，谢觉哉依旧铁面无私，他说：“全国刚刚解放，下头更需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面对妹夫提出介绍工作的要求，他则回应道：“你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去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1949年后，谢觉哉曾三次回到湖南，有两次到南馥冲老家。在老家，谢老对子女和家乡干部们的浮夸接待、农村山林环境的破坏、老百姓生活困顿的情况很有意见，他批评教育道：“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并坦言：“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农村要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是幼林。”言语中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清廉正派的风骨。

勤劳节俭乐吃苦

　　谢觉哉的勤俭家风源自其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谢觉哉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妇人，会劳动、善家务、俭省节约，很受人尊敬。据谢老回忆，母亲从不溺爱他，从小就教他喂猪割草，教他做人处世的道理，勤劳俭朴、做个好人等朴素道理他很早就铭记于心。
　　谢觉哉非常注重孩子勤劳品格的培养。早在参加革命前他就曾告诫还在上高小的长女琼英“读书和劳动是两不误的事情，学会烧茶、煮饭等治家之事同等重要”。抗战胜利前夕，当从老家的来信中得知女儿冰茹已能自食其力时，他兴奋地回信：“冰儿自己劳动养家很好，我听了非常高兴。靠遗产生活，是最没出息的人干的。”新中国成立后，谢覺哉教导子女“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扫地、洗衣服、煮饭、炒菜、院子里挖土种菜，都要做，做惯了就闲不住，身体也会强壮”。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三年困难时期，院子里有块空地，谢老就在休息时间带着家人翻地种菜，自力更生。
　　谢觉哉生活非常节俭，常常是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一穿就是十几年，每当家人要给他买新衣、做好吃的时，他总是说：“我们的吃穿已经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谢老不仅自己生活节俭，还经常教导子女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20世纪60年代，谢老家中人多，孩子们吵吵嚷嚷地喊着要换房子。为此，谢老给儿女们写了一封家信。信中写道：“有一个观点必须更正：这个房子是很好的，不要因有点点子毛病，就叫嚷起来。”他以“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的居民也只能分到4两油，鸡蛋、肉也很难买到”等例子告诫子女“要看过去，看别人，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谢觉哉一生扬鞭奋蹄、笔耕不辍，留下了百余万字的家书、日记，千余首诗歌和数十万字的《谢觉哉文集》。董必武称赞他“传家绝业诗千首，报国方多笔一枝”。林伯渠赞其“清词如海复如潮，健笔春秋百万刀”。谢觉哉和谐融洽、勤奋好学、廉洁奉公、勤劳节俭的家风在这字里行间、言传身教中流转，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王碧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