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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苏联国家文艺奖中文艺理论一项获奖的是Г.M.弗里德连杰尔(ФPидлeндер)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这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立即引起各国文学评论界的兴趣。苏联不少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予这本书以极高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在历史比较的领域里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学术专著。
本书回答了近年来苏联和西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几乎涉及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所有重要观点。
在陀氏研究中，首当其冲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矛盾问题，当代西方的各种评论也往往是由此发轫的。列夫·托尔斯泰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过，给一个浑身是矛盾斗争的人立纪念碑，拿来教育后代，是不行的。以后，卢那察尔斯基曾试图用列宁分析列夫·托尔斯泰的方法来分析陀氏的世界观矛盾，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内心世界的基本和音，正是这两者之间的搏斗：一方面用虚幻的宗教办法，解决总的问题，虽然他自己并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是通过革命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那样恶毒地，但也是徒然地反对革命。俄国与苏联的文艺评论家们也都纷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和创作的矛盾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其中如叶尔米洛夫认为，陀氏世界观与作品中的矛盾“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矛盾”。这种说法是颇有代表性的，相当一段时间在苏联文艺理论界占统治地位。近年来，西方研究者们对此却萌发了极大兴趣。有人认为陀氏小说中“任何一部都是关于那个无法找到自己，无法辨认出的自我”，“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注入对于上帝和人类存在的怀疑”。有人强调陀氏思想的矛盾是“他的理智和信仰之间的矛盾”。还有人认为是对世界的“荒谬”“混沌”的反映。这些评论者几乎全都否认了与陀氏同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们对他的影响。
弗里德连杰尔主张应当从作家所处的时代和结合当今的情况，从整体角度来研究作家的思想，并认为陀氏的思想远比任何一种现代派思想更为宽广丰富，认为陀氏思想是“荒谬”观念的反映，是人类存在的软弱无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弗里德连杰尔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陀氏所关注的是他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是“十分之九的人类”的问题，并且断言：人民及他们在历史中的发言权问题——这才是陀氏确定的自己世界观的核心。他所反对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生活制度。弗里德连杰尔解释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确有着“混沌”、“紊乱”等生活因素，但这并不说明了作家的悲观主义情绪，相反，这是陀氏不同于其他俄国作家的特有的表现形式，紊乱不仅意味着崩溃，而更酝酿着“新生”，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是些摧毁者，随之而来的则是“新的黄金世界”。
弗里德连杰尔专辟一章来论述陀氏的美学观念，强调他与当时的俄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观的接近，他如何脱离了一度拥护的斯拉夫派的“纯艺术”观，而靠拢以别林斯基为首的民主主义进步观点。弗里德连杰尔对陀氏思想和世界观的评价，在苏联文艺理论界也是有争论的，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陀氏的创作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作家的联系是作者长期以来研究的中心之一，他认为这种联系是十分密切的，诚如陀氏自己所言：他的小说是解决人类历史提交给各国文学任务链环中的一节。
第一位被专章用来与陀氏比较的是雨果。弗里德连杰尔没有重复已经熟为人知的所谓雨果对陀氏文学创作的启蒙作用。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雨果创作对陀氏的影响，他认为，雨果主要是唤起了陀氏对“时代的文学现象的自觉兴趣”，使他不再甘心作一个不介入社会的艺术家。雨果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未必能影响陀氏。两人的共同之处，也并非象有些评论家所言，是“对丑的追求”是“美丑对比”，弗里德连杰尔认为“两人创作共同的内容在于都是被摧残的人们的反抗……”。
俄国的象征主义者梅列日科夫斯基有一句名言曾使西方评论家们为之倾倒。他说，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文学中，再也没有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这样互为矛盾的作家了。这一说法曾风靡一时，弗里德连杰尔则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并不是一对矛盾的现象，而是“人类文学中有深刻血缘关系的、接近的现象。”他们生活中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统一的。
对于文学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观点，弗里德连杰尔也进行了反驳。尼采曾经盛赞陀氏的小说，以自己“发现”了陀氏而自许，这样，陀氏作品中的人物也曾被认为是尼采思想的标本。作者引证了尼采对陀氏作品的评论，尤其是对《群魔》的评论，从中辩析了两人思想上的差异。认为：陀氏与尼采“同源”完全是虚构的神话。
对于西方作家们借鉴乃至模仿这位俄国作家的现象，弗里德连杰尔指出，这种对陀氏作品题材和意义的争相仿效是服务于新的当时的创作宗旨和问题的。这些作家的思想和艺术流派各异，他们的创作虽不同程度地受过陀氏的影响，但他们又往往从自己本人或是某一文学集团流派、的观点出发，从陀氏的创作中寻找与自己相似的特点，加以扩大，有的甚至完全违背了陀氏的精神。弗里德连杰尔认为，必须指出他们与陀氏的区别之处，划清被混淆了的界限。
总之，弗里德连杰尔的这部专著可以认为是对多年来陀氏研究的一个汇总，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文艺评论界的有代表性的看法。然而，我们亦无庸讳言本书的一些不足之处。作者把陀氏说成“根本信念与马克思主义者有一定相同之处”，这一观点是很难得到赞同的。欲完成这方面的研究，只有寄希望于来哲了。
(Г.M.Фредлендер：достоев-cкийимировялитeратyра，изд·《Xудoжествен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M.，1979.)
本书回答了近年来苏联和西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几乎涉及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所有重要观点。
在陀氏研究中，首当其冲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矛盾问题，当代西方的各种评论也往往是由此发轫的。列夫·托尔斯泰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过，给一个浑身是矛盾斗争的人立纪念碑，拿来教育后代，是不行的。以后，卢那察尔斯基曾试图用列宁分析列夫·托尔斯泰的方法来分析陀氏的世界观矛盾，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内心世界的基本和音，正是这两者之间的搏斗：一方面用虚幻的宗教办法，解决总的问题，虽然他自己并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是通过革命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那样恶毒地，但也是徒然地反对革命。俄国与苏联的文艺评论家们也都纷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和创作的矛盾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其中如叶尔米洛夫认为，陀氏世界观与作品中的矛盾“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矛盾”。这种说法是颇有代表性的，相当一段时间在苏联文艺理论界占统治地位。近年来，西方研究者们对此却萌发了极大兴趣。有人认为陀氏小说中“任何一部都是关于那个无法找到自己，无法辨认出的自我”，“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注入对于上帝和人类存在的怀疑”。有人强调陀氏思想的矛盾是“他的理智和信仰之间的矛盾”。还有人认为是对世界的“荒谬”“混沌”的反映。这些评论者几乎全都否认了与陀氏同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们对他的影响。
弗里德连杰尔主张应当从作家所处的时代和结合当今的情况，从整体角度来研究作家的思想，并认为陀氏的思想远比任何一种现代派思想更为宽广丰富，认为陀氏思想是“荒谬”观念的反映，是人类存在的软弱无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弗里德连杰尔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陀氏所关注的是他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是“十分之九的人类”的问题，并且断言：人民及他们在历史中的发言权问题——这才是陀氏确定的自己世界观的核心。他所反对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生活制度。弗里德连杰尔解释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确有着“混沌”、“紊乱”等生活因素，但这并不说明了作家的悲观主义情绪，相反，这是陀氏不同于其他俄国作家的特有的表现形式，紊乱不仅意味着崩溃，而更酝酿着“新生”，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是些摧毁者，随之而来的则是“新的黄金世界”。
弗里德连杰尔专辟一章来论述陀氏的美学观念，强调他与当时的俄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观的接近，他如何脱离了一度拥护的斯拉夫派的“纯艺术”观，而靠拢以别林斯基为首的民主主义进步观点。弗里德连杰尔对陀氏思想和世界观的评价，在苏联文艺理论界也是有争论的，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陀氏的创作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作家的联系是作者长期以来研究的中心之一，他认为这种联系是十分密切的，诚如陀氏自己所言：他的小说是解决人类历史提交给各国文学任务链环中的一节。
第一位被专章用来与陀氏比较的是雨果。弗里德连杰尔没有重复已经熟为人知的所谓雨果对陀氏文学创作的启蒙作用。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雨果创作对陀氏的影响，他认为，雨果主要是唤起了陀氏对“时代的文学现象的自觉兴趣”，使他不再甘心作一个不介入社会的艺术家。雨果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未必能影响陀氏。两人的共同之处，也并非象有些评论家所言，是“对丑的追求”是“美丑对比”，弗里德连杰尔认为“两人创作共同的内容在于都是被摧残的人们的反抗……”。
俄国的象征主义者梅列日科夫斯基有一句名言曾使西方评论家们为之倾倒。他说，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文学中，再也没有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这样互为矛盾的作家了。这一说法曾风靡一时，弗里德连杰尔则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并不是一对矛盾的现象，而是“人类文学中有深刻血缘关系的、接近的现象。”他们生活中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统一的。
对于文学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观点，弗里德连杰尔也进行了反驳。尼采曾经盛赞陀氏的小说，以自己“发现”了陀氏而自许，这样，陀氏作品中的人物也曾被认为是尼采思想的标本。作者引证了尼采对陀氏作品的评论，尤其是对《群魔》的评论，从中辩析了两人思想上的差异。认为：陀氏与尼采“同源”完全是虚构的神话。
对于西方作家们借鉴乃至模仿这位俄国作家的现象，弗里德连杰尔指出，这种对陀氏作品题材和意义的争相仿效是服务于新的当时的创作宗旨和问题的。这些作家的思想和艺术流派各异，他们的创作虽不同程度地受过陀氏的影响，但他们又往往从自己本人或是某一文学集团流派、的观点出发，从陀氏的创作中寻找与自己相似的特点，加以扩大，有的甚至完全违背了陀氏的精神。弗里德连杰尔认为，必须指出他们与陀氏的区别之处，划清被混淆了的界限。
总之，弗里德连杰尔的这部专著可以认为是对多年来陀氏研究的一个汇总，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文艺评论界的有代表性的看法。然而，我们亦无庸讳言本书的一些不足之处。作者把陀氏说成“根本信念与马克思主义者有一定相同之处”，这一观点是很难得到赞同的。欲完成这方面的研究，只有寄希望于来哲了。
(Г.M.Фредлендер：достоев-cкийимировялитeратyра，изд·《Xудoжествен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M.，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