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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当时,家乡是苏北平原盐城县南洋人民公社的一个农村大队,那里有着浓浓的野趣、良好的生态、醇厚的乡情。那绿树的掩映之下满是槐树、榆树、杨树和柳树的影子。家家户户门前的晒谷场一般或拔地而起一棵苦楝树,或高耸着一棵洋槐树。到了炎热的夏季,一家人加上串门的邻居就在大树下纳凉、吃饭,拉家常。飞鸟常常和大树为伍,整天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开着不同的“会议”,小河里、沟渠里、池塘里的水都是清澈见底的,青蛙用力地伸展着大腿,在水中箭一样穿行,鱼虾成群结队地在水中闲散游荡,好一派绿树成荫、飞鸟成群、清水绕村的壮观景象。大队里类似我年龄的孩子有30多个,可由于居住很分散,好多彼此并不相识。6岁时,我上小学,一下平添了好多儿时的伙伴,上学的路上我们玩“滚钟”,放学回家学着邻居大女孩那样,拎着小竹篮挑猪菜,扛着竹制的大耙子捡一些烧火的柴草。
那时,农村信息闭塞,可我们渴求知识火热的心并不因为闭塞而冷却。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来了一位推着自行车修钢笔和带着万花筒的人。这种万花筒我在爸爸的县城同事家里看过,我一直对它情有独钟,如果把圆筒半透明的一端对着光源,眼睛贴着另一端的小孔看去,这些不规则的碎纸片竟变成了排列有序、色彩缤纷的图案。随着圆筒的转动,里面的图案不断变化,可没有一个图像是完全相同的,真可谓瞬息万变、层出不穷。我挤进围观的同学中,掏出身上的一分钱,拿起万花筒娴熟地看了起来。随着彩纸屑的舞动,我的脸庞上绽放出喜悦的笑容,我将这世间的美好分享给我最好的同学一起欣赏……我们渴求知识的愿望可见一斑。
大队部的通信联络很落后,大队里有什么事情,例如,民兵晚上集合、需要某人来大队部办事、召开村民大会等都是依靠土制的大喇叭,“大嗓门”先生站在大队部门口放开喉咙喊上一气,费力费神又误事。有这样的烦心事,就连我这个年幼的孩子都盼望着能有改变。
这种等待穿越了漫长的冬季,直到春天的来临。昨天还很硬朗的风,今天就温柔了许多,再看路边的泥土,松软起来,周围的花草树木在春风中摇曳着,洋溢着鲜活充盈的气息,1964年春天的脚步就这样任性地来到了。大概是在这一年的10月,生产队长神神秘秘地对在大田里劳作的农民说,马上县里来人,要给家家户户装上一个会说话唱歌的家当。一天晚上,妈妈牵着我的小手去婶婶家串门,进屋就看到她们家里的堂屋里住上了几个县里来的人,一打听,说是县里派他们下来安装广播的。过了几天,用毛竹做的杆子架到了我家堂屋的西边,每根杆子上都装上了白色的个头大小一致的瓷瓶,方向统一,虽然简陋点,但远远看去,给农村增添了一景。我家堂屋的中柱上被埋好了接地线,装好推拉式的黑色开关,接上崭新的舌簧喇叭,安装工作就顺利结束了。那时我并不知道那就叫安装广播喇叭,过了几年,又知道,1965年9月,毛主席为农村普及广播做了批示。我们公社因为临近县城,在全县属于优先安装广播的乡村。
喇叭装上了,我就盯在喇叭那里,看看它怎么发出说话、唱歌的声音。下午天刚微暗,喇叭里就响起了《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接着响起了播音员悦耳动听的声音:“盐城县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三次播音……”有了广播,晚上村民们相互串门的习惯慢慢不见了,更多的情形是一家人围坐在广播附近,听中央、省、地、县委的声音。那时候,我每天都准时收听县广播站的三次播音,一直到播音员最后说“明天播音再见”。听了一段时间的广播,我渐渐发现,播音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成为农民们田间作业的出工和收工令,他们都是依靠广播来记时间。有时候农民家比较忙,做饭迟,马上就有人说,天都晌午了,广播响了,还不做饭啊。广播里每天雷打不动地播报三次天气预报,村民们就是靠著天气预报准确地判断下秧苗、插秧、播撒棉花籽、收割水稻、种麦子等时令,广播里科学种田、喷洒农药的知识更是为农民种田、种好田平添了翅膀。
农村的广播就像脑海中写入了春意,留在心头的是那一望无际的绿色。广播喇叭来到农村,总是显得十分慷慨,把明媚的春光尽情洒满农村的灶头、床头、田头,把盎然的春意展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一阵绵绵的春雨过后,或许殷殷春雷声响起,会让人觉得春意更浓,万物复苏。我小心翼翼地欣赏着迷人的春光,从此与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天6点30分钟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及广播里的文艺节目我是一个不拉。通过收听广播,雷锋、麦贤得、王杰和刘英俊这些部队英雄的名字响彻耳际,闻名遐迩的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以及小英雄龙梅和玉荣首次走进了我的视野。我跟着广播里学唱歌曲,学会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社员都是向阳花》《洪湖水,浪打浪》《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歌曲,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也算是睁眼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心中从小就激荡着砥砺
奋进的豪情。
我11岁那年来到县城读书,和爸爸住在一起。爸爸因工作需要常常被派往公社指导工作,我往往是一个人居住。那时,听广播居然成了我最大的奢望,虽然能天天看到《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新盐阜报》,但对广播的情有独钟常常使我流连在装有广播喇叭的机关单位。而老家的大队已经装上了四个高音喇叭,暑假回家在外面纳凉,常常听到大队书记宣讲上级指示、鼓励农民积极耕种以及多打粮的慷慨激昂的演讲。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广播焕发了春天,播出的内容丰富了。在一个果实飘香的晚间,广播里居然传出了一首古诗谱成的《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我欣赏着音乐,感受那乐曲中营造出的江潮涌动、鲜花灿烂、皓月当空、春意盎然的美好景致。这样的曲调只能是“阳春白雪”,和者甚少,但我为当时编者的大胆和视野开阔而心中欢呼。
童年的时光就在听广播中消逝,然后是我的青年、壮年、中年和老年。20世纪70年代起,我在盐中读书,并被选为国防无线电训练班学员,我又迷恋上校园广播站的播音,我的第一篇稿件是学习无线电报务、收发电报的培训心得,它就是由校园广播站播出的,一篇600字的稿件用播音员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播出,在校园中回荡,是那样的流畅和有激情。自那以后,我成了校广播站上业余通讯员,班级出现的好人好事、集体活动,我们学习人民解放军的野营训练,去校办工厂学工、去农村学农的趣闻轶事都成了稿件的绝好素材,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从小喜爱收听有线广播获得的成长和进步。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成长为县城近郊学校的初中语文教师。1976年,我收听广播仍然是如痴如醉,没有改变。学校的校园里没有广播喇叭,我一咬牙,用积攒的工资购买了红波收音机,使自己收听广播的范围又扩大到戏曲和文学节目。这年的9月9日,上级通知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要求组织学生收听。我就带上收音机,下午4点,组织学生准点收听中央台播报的公告毛主席逝世消息的《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在田头,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巨星陨落,人们哭声直上云霄,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广播无与伦比的魅力让我又一次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在以后的时间中,我担任过县属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企管科长和地级市直属企业的负责人,虽然工作性质发生变化,但是热爱广播的痴心不改。我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给县广播站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写稿,给报刊写稿。在这些稿件中,有单位的技术革新事迹,有职工参与改革的报道,有古诗中学习历史的中学生复习指导文章,有同学情的动情回忆,有对老革命父亲的追忆,有对孙子学习古诗词的赞美,有对国有企业加强党的建设途径的探析,这些都与我与广播结下的不解之缘关系极大。
科技的迅猛发展,让当年的广播喇叭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如今,电视、电脑进入了农家。从广播喇叭、收音机到电视机,七十年来,它们见证了中国农民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富裕小康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中国农民从封闭保守思想状态下解放出来,走向改革开放、走向农业现代化的历程。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对听广播记忆犹新,其影响深远,聆听广播的梦境常常萦绕脑际,那情景怎么也挥之不去。
那时,农村信息闭塞,可我们渴求知识火热的心并不因为闭塞而冷却。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来了一位推着自行车修钢笔和带着万花筒的人。这种万花筒我在爸爸的县城同事家里看过,我一直对它情有独钟,如果把圆筒半透明的一端对着光源,眼睛贴着另一端的小孔看去,这些不规则的碎纸片竟变成了排列有序、色彩缤纷的图案。随着圆筒的转动,里面的图案不断变化,可没有一个图像是完全相同的,真可谓瞬息万变、层出不穷。我挤进围观的同学中,掏出身上的一分钱,拿起万花筒娴熟地看了起来。随着彩纸屑的舞动,我的脸庞上绽放出喜悦的笑容,我将这世间的美好分享给我最好的同学一起欣赏……我们渴求知识的愿望可见一斑。
大队部的通信联络很落后,大队里有什么事情,例如,民兵晚上集合、需要某人来大队部办事、召开村民大会等都是依靠土制的大喇叭,“大嗓门”先生站在大队部门口放开喉咙喊上一气,费力费神又误事。有这样的烦心事,就连我这个年幼的孩子都盼望着能有改变。
这种等待穿越了漫长的冬季,直到春天的来临。昨天还很硬朗的风,今天就温柔了许多,再看路边的泥土,松软起来,周围的花草树木在春风中摇曳着,洋溢着鲜活充盈的气息,1964年春天的脚步就这样任性地来到了。大概是在这一年的10月,生产队长神神秘秘地对在大田里劳作的农民说,马上县里来人,要给家家户户装上一个会说话唱歌的家当。一天晚上,妈妈牵着我的小手去婶婶家串门,进屋就看到她们家里的堂屋里住上了几个县里来的人,一打听,说是县里派他们下来安装广播的。过了几天,用毛竹做的杆子架到了我家堂屋的西边,每根杆子上都装上了白色的个头大小一致的瓷瓶,方向统一,虽然简陋点,但远远看去,给农村增添了一景。我家堂屋的中柱上被埋好了接地线,装好推拉式的黑色开关,接上崭新的舌簧喇叭,安装工作就顺利结束了。那时我并不知道那就叫安装广播喇叭,过了几年,又知道,1965年9月,毛主席为农村普及广播做了批示。我们公社因为临近县城,在全县属于优先安装广播的乡村。
喇叭装上了,我就盯在喇叭那里,看看它怎么发出说话、唱歌的声音。下午天刚微暗,喇叭里就响起了《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接着响起了播音员悦耳动听的声音:“盐城县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三次播音……”有了广播,晚上村民们相互串门的习惯慢慢不见了,更多的情形是一家人围坐在广播附近,听中央、省、地、县委的声音。那时候,我每天都准时收听县广播站的三次播音,一直到播音员最后说“明天播音再见”。听了一段时间的广播,我渐渐发现,播音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成为农民们田间作业的出工和收工令,他们都是依靠广播来记时间。有时候农民家比较忙,做饭迟,马上就有人说,天都晌午了,广播响了,还不做饭啊。广播里每天雷打不动地播报三次天气预报,村民们就是靠著天气预报准确地判断下秧苗、插秧、播撒棉花籽、收割水稻、种麦子等时令,广播里科学种田、喷洒农药的知识更是为农民种田、种好田平添了翅膀。
农村的广播就像脑海中写入了春意,留在心头的是那一望无际的绿色。广播喇叭来到农村,总是显得十分慷慨,把明媚的春光尽情洒满农村的灶头、床头、田头,把盎然的春意展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一阵绵绵的春雨过后,或许殷殷春雷声响起,会让人觉得春意更浓,万物复苏。我小心翼翼地欣赏着迷人的春光,从此与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天6点30分钟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及广播里的文艺节目我是一个不拉。通过收听广播,雷锋、麦贤得、王杰和刘英俊这些部队英雄的名字响彻耳际,闻名遐迩的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以及小英雄龙梅和玉荣首次走进了我的视野。我跟着广播里学唱歌曲,学会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社员都是向阳花》《洪湖水,浪打浪》《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歌曲,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也算是睁眼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心中从小就激荡着砥砺
奋进的豪情。
我11岁那年来到县城读书,和爸爸住在一起。爸爸因工作需要常常被派往公社指导工作,我往往是一个人居住。那时,听广播居然成了我最大的奢望,虽然能天天看到《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新盐阜报》,但对广播的情有独钟常常使我流连在装有广播喇叭的机关单位。而老家的大队已经装上了四个高音喇叭,暑假回家在外面纳凉,常常听到大队书记宣讲上级指示、鼓励农民积极耕种以及多打粮的慷慨激昂的演讲。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广播焕发了春天,播出的内容丰富了。在一个果实飘香的晚间,广播里居然传出了一首古诗谱成的《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我欣赏着音乐,感受那乐曲中营造出的江潮涌动、鲜花灿烂、皓月当空、春意盎然的美好景致。这样的曲调只能是“阳春白雪”,和者甚少,但我为当时编者的大胆和视野开阔而心中欢呼。
童年的时光就在听广播中消逝,然后是我的青年、壮年、中年和老年。20世纪70年代起,我在盐中读书,并被选为国防无线电训练班学员,我又迷恋上校园广播站的播音,我的第一篇稿件是学习无线电报务、收发电报的培训心得,它就是由校园广播站播出的,一篇600字的稿件用播音员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播出,在校园中回荡,是那样的流畅和有激情。自那以后,我成了校广播站上业余通讯员,班级出现的好人好事、集体活动,我们学习人民解放军的野营训练,去校办工厂学工、去农村学农的趣闻轶事都成了稿件的绝好素材,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从小喜爱收听有线广播获得的成长和进步。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成长为县城近郊学校的初中语文教师。1976年,我收听广播仍然是如痴如醉,没有改变。学校的校园里没有广播喇叭,我一咬牙,用积攒的工资购买了红波收音机,使自己收听广播的范围又扩大到戏曲和文学节目。这年的9月9日,上级通知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要求组织学生收听。我就带上收音机,下午4点,组织学生准点收听中央台播报的公告毛主席逝世消息的《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在田头,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巨星陨落,人们哭声直上云霄,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广播无与伦比的魅力让我又一次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在以后的时间中,我担任过县属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企管科长和地级市直属企业的负责人,虽然工作性质发生变化,但是热爱广播的痴心不改。我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给县广播站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写稿,给报刊写稿。在这些稿件中,有单位的技术革新事迹,有职工参与改革的报道,有古诗中学习历史的中学生复习指导文章,有同学情的动情回忆,有对老革命父亲的追忆,有对孙子学习古诗词的赞美,有对国有企业加强党的建设途径的探析,这些都与我与广播结下的不解之缘关系极大。
科技的迅猛发展,让当年的广播喇叭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如今,电视、电脑进入了农家。从广播喇叭、收音机到电视机,七十年来,它们见证了中国农民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富裕小康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中国农民从封闭保守思想状态下解放出来,走向改革开放、走向农业现代化的历程。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对听广播记忆犹新,其影响深远,聆听广播的梦境常常萦绕脑际,那情景怎么也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