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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叔”“根叔”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高瘦人
一股清新的演讲之风从大学校园刮起，在这炎热的夏季，很快，整个社会都感到了凉爽之意。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2010届毕业典礼上，面对七千多名苦读了四年的应届毕业生，声情并茂地开始了标题为《记忆》的演讲，被校长优美而真诚的演讲打动了的学子们，不时高呼着：“根叔!根叔……”
从网上搜到了李培根校长的这篇演讲稿的全文，读罢，心里感动不已。我虽不是高校学子，也从没体验过大学里的生活，但，我是作家，具备识别文章优劣的能力。李培根校长的这篇演讲稿，确是美文，而且还是感情真挚、内容翔实的美文。怪不得学生们听后心潮澎湃，直喊“根叔”呢。举例说明李培根校长对学生们说：“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它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
再举例：“……我记得你们的自行车和热水瓶常常被偷，记得你们为抢占座位而付出的艰辛；记得你们在寒冷的冬天手脚冰凉，记得你们在炎热的夏季彻夜难眠；记得食堂常常让你们生气，我当然更记得自己说过的话：我们绝不赚学生一分钱，也记得你们对此言并不满意：但愿华中大尤其要有关于校园丑陋的记忆。只要我们共同记忆那些丑陋，总有一天，我们能将丑陋转化成美丽。”
作为一校之长的李培根，在即将要送走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上，竟一一例数学校的不足之处，其诚恳、真实和真情不言而喻。而且他还说：“……你或许记得人文素质讲堂的拥挤，也记得在社团中的奔放与随意；你一定记得骑车登上“绝望坡”的喘息与快意；你也许记得青年园中令你陶醉的发香和桂香，眼睛湖畔令你流连忘返的圣洁或妖娆；你或许记得向喜欢的女孩表白被拒时内心的煎熬，也一定记得那初吻时的如醉如痴……”
作为一校之长，李培根不当“道学先生”，他不仅欣赏学生们刻苦的求学精神，而且还欣赏这些年轻人的感情冲动和想入非非。在此，李培根把校长和学生们画了等号——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七情六欲。坦露这种真实，尤其作为领导干部敢于坦露这种真实，在中国是久违了。中国有甸俗语叫“打官腔”，顾名思义，“打官腔”就是官员在公开场合讲话。我们平日里听到的，大都是白开水式的大话套话和空话，甚至，有的人干脆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就是”官腔”。
领导干部“打官腔”的现象，早已泛滥成灾，“官腔”的特点是：报喜不报忧，把“前进、奋斗、冲锋、负责、胜利”等名词，来回组合，人们听了如同嚼腊，什么味儿也没有。也许，讲话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大话套话空话连篇，才不至于被人抓住辫子。前些日子，南方发生水灾，记者采访灾区某官员，因为他打官腔，尽说套话，被曝光在互联网上，遭到了成千上万网民的谴责，甚至强烈要求他“下课”。
按照习惯于“打官腔”之人的思维方式，李培根校长的演讲就是犯了大忌：“记得你们在寒冷的冬天手脚冰凉，记得你们在炎热的夏季彻夜难眠；记得食堂常常让你们生气……”(怎么能这样说?这样说不是暴露了学校在冬天供暖不足、夏天没有降温措施，食堂办得不好吗?)“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它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这就更不能说了!咱们学校是天下第一!学生们应该赞扬，怎么有可能一天骂它八遍呢?就是有人骂也不能公开讲出来，讲出来就是家丑外扬!)
可是，李培根校长讲出来了，不仅讲出来了，而且还说：“只要我们共同记忆那些丑陋，总有一天，我们能将丑陋转化成美丽。”这就是一位大学校长的水平，这样的水平，永远令那些习惯于“打官腔”的庸官们望尘莫及!
李培根校长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批大学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获得硕士学位并去美国留学，并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大学校长，李培根官不算小，作为十七大代表，李培根更是党员中的优秀分子。为什么，他就获得了学子们的爱戴并亲切称他为“根叔”，而有些官员却被百姓唾骂甚至成了社会的“硕鼠”?
这个夏季，在互联网上，与“根叔”同时出名的还有重庆的文强。可惜，笔者不是重庆人，没聆听过重庆市前司法局长文强在开会时的讲话，想必这种人物，肯定是大话套话空话连篇，倒是他身陷囹囤临接受极刑前，告诫儿子“不要仇恨社会”，令人有些触动。滚滚大河，泥沙俱下，正反两个人物的对比，不知人们有何感想……
官员“打官腔”，不是心怀鬼胎就是愚笨的表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中央党校，对官员说大话套话空话的陋习进行了严厉斥责，这说明中央高层已下决心要治理党风官风。真心希望“根叔”现象能够走出大学，在各行各业蔚然成风。
在此，笔者建议；无论开什么会，只要主席台上讲话的人讲些“健康不内容”的大话套话空话，台下的听众就可以齐声合唱：“根叔”“根叔”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刘涛，笔名高瘦人。知名作家，中短篇小说作品屡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并多次人选国家级“年度选本”，山东省首届“泰山文学奖”获得者。
娱乐的底线
程 基
近十多年来，我和周围的很多人一样远离了电视，每天最多看看电视新闻，获取社会公共信息的渠道，除了报纸，就是互联网了。
有一天，一位熟人很兴奋地告诉我，快看江苏电视台的《非诚勿扰》，可有意思了。原来她和我一样，很少看电视，只是偶尔听别人说起这档节目，才认真看了起来，正巧她看的这期节目精彩的出乎意料。她说，24位美女选配偶，前后出场的几个男孩子中，其中一个特别优秀，外表帅，学历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一开始他并没有吐露很多，结果好几个女孩后悔把灯灭了。她说着，眼睛里闪着少女般的激动。
这使我想起了上海卫视的“速配”节目。多年前，上海卫视就有了爱情“速配”节目，舞台上布置着象征爱情的花花绿绿的装饰，无论是布景和灯光都预示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顷刻间即将发生。舞台的一边是男孩子，另一边是女孩子，男孩女孩面前的小桌子上放着自己的名字。节目开始时，女孩子都端坐在舞台上，手里拿着面罩挡住了脸，面罩上画着可爱的卡通女孩子，面罩里透出两只眼睛，以便看清楚对方。主持人依次介绍男孩女孩的姓名、职业和爱好，然后互相选择。这档节目收视率很高，记得我每次回上海探亲，每当播出“速配”节目，家里人总是围在电视机前，指手画脚七嘴八舌地评论着，高兴的劲头好像自己家里人找到了对象似的。几轮回合下来，男孩女孩们就配成对了，他们或手拉手，或互相依偎着，又跳舞又演节目，大展其才艺，互相赠送礼品后，两人当众 宣布确立恋爱关系。节目结束时，主持人乐呵呵地意味深长地祝贺着刚刚结识并“一见钟情”的一对对“新人”，并鼓励他们继续谈情说爱，早日喜结良缘。
让熟人一鼓动，我觉得<非诚勿扰》一定比“速配”更有意思，于是抱着凑凑热闹的心理，提前等候着《非诚勿扰》，准备—饱眼福。
连续看了两期《非诚勿扰》之后，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心里有点堵。中国时下大龄青年的“不婚族”队伍日渐庞大，越来越多的“剩男剩女”，催生了众多的《非诚勿扰》式的节目和互联网各类的婚介网站，所有人都在铺天盖地地忙碌着，寻找并“享受”着《非诚勿扰》式的热闹。
《非诚勿扰》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并为受众接受无可非议，但每个嘉宾在介绍本人的性格、爱好、学历背景和职业外，还直接涉及到了经济条件和个人隐私，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有人凭借《非诚勿扰》炫富，以提升自己的整体价值。有人露骨地自曝隐私，把隐私当噱头，把肉麻当可爱，把无耻当荣耀。有人把这里当做真人秀的舞台，“炫丑”、比贱，成了庸俗、媚俗、低俗价值观放大的公共空间
“你愿意经常跟我一起骑自行车吗?”《非诚勿扰》中，一位年轻的男嘉宾向女嘉宾马诺祈求般地提问。马诺则笑着用一句“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回答，让无数电视机前的观众为之哗然。而另一对男女嘉宾在节目中赤裸裸的对白更令人感到惊愕：女嘉宾问一位男嘉宾：“你家有钱吗?”男嘉宾直接宣布：“我家是开厂的，在上海有三套房 子。”
看了这一片断，很多人会心一笑。殊不知，这些年轻一代父辈当年的爱情故事，大多数与自行车有关。在逝去的那些岁月里，一个家庭拥有一辆自行车，那是富有的象征，骑着它上班下班，送孩子上学放学。在家用它运煤气罐、装运东西。有时还要驮着老人或者孩子上医院看病。年轻人谈恋爱，自行车后面带着女友，女孩子的纤手轻轻地揽着骑车人的腰，一路车轮滚滚，一路甜甜蜜蜜，一起看电影、逛公园，自行车无怨无悔地伴随着美丽的爱情走进婚姻的大门……可如今，美色、金钱、权力、欲望成了当今年轻人的择偶条件，自行车成了唾弃的“垃圾”，遍地“金钱爱情观”。
记得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社交”是一个充满火药的单词，社会闭塞，单一文化全面封杀着人们的观念，物质生活不富裕，精神生活几乎空白，人人渴望着爱情，渴望着寻找到自己一生的真爱。放眼当下，酒吧、酒店、旅游，手机、QQ、MSN、邮件……交友的手段和途径丰富多彩，天南地北的地球人通过网络拉近了各自的距离，越来越多的网友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发展到了走进婚姻殿堂的一家人。
三十年以前，无论是自己认识的，还是经人介绍的，人们似乎只有一个选择——人好、有文化。对物质条件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即便有人对对方经济条件不满意，但一旦说出口就会遭到指责，真爱怎能以物质来衡量?著名作家冰心说过“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把美貌和金钱当成是婚姻组合的惟一衡量标准。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了爱，放弃了奢侈的物质享受，义无反顾地追随爱情：多少人为了爱，含泪远离了父母和故土，追求着自己的真爱；多少人为了爱，和爱人一起吃苦受累，甚至甘愿献出生命……
面对越走越远的各类“相亲”娱乐节目，我不禁要问，通过这样浮浅的娱乐方式建立起来的所谓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吗?就算是，这样的爱情值不值得相信，会和甜蜜幸福有关吗?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关于“相亲”节目接受记者采访中说，你不一定时刻传达一种正面、积极的价值观，但是你要守住底线，让你的价值观永远保持一个稳定的状况。
程基，青岛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青岛文学》主编。
夏日派对控
阿 占
派对是乐园。或者，派对是一种充满生活质感的奢侈运动。
派对是什么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它日益渗透着我们的生活。随着有闲阶级的生成，随着白领阶层的普及，随着别墅和别墅前绿坪的私有化，随着文化作秀的风靡，随着自我色彩的膨胀…各种名目包装下的派对们粉墨登场。
2010年的夏季。海菜的鲜咸与啤酒花的麦香交织在城市上空，浮游于夜色中的派对动物有点野、有点炫、有点神秘、也有点虚荣。按照当年卫慧的说法，“派对动物”意指那些频频出没于城市各种时尚聚会、香艳之所的有闲一族。他们往往是白领、艺人、洋人、无业游民、时髦小孩。
美国人除了事事喜欢投诉以外，好像就是喜欢搞派对了。由此，还催生了一个专门的职业叫part，planner——专业派对策划师。在中国，派对虽然还不能当饭吃，但因为非凡的派对创意而在同事朋友中人气飙升者大有人在。我的酷弟Tom就是一个例子。他曾组织过一个名为“艾丽丝梦游仙境”的派对，派对上所有的人都笑，都在吃大白兔奶糖，所有的装饰物都是有着红眼睛的大大小小的白兔子。他还做了个叫“外星人登陆”的派对，要求前来的人都像外星人，他请来DJ打碟，安排一撮人用锡纸缠在身上跳鬼舞。
去上海玩世博的时候，在当地土著的带领下，我特别见识了一个叫“顶层”的画廊，那里长期扎堆儿的熟悉面孔都是艺术家和想成为艺术家的艺术青年、作家、评论家、文化商人、时尚媒体总编，还有想跻身于艺术圈的帮闲，或者从事着与艺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的记者、无业文人和摄影师之类。顶层的派对总是给媒体的炒作提供充足的内容，而且特点鲜明，编辑起标题一点都不会觉着累。顶层搞过一个观念派对，名字叫“两小时零三分钟”，因为从宣布开始到宣布结束一共用了两小时零三分。这让人很容易想起美国作曲家凯奇的《4’33”》。而那里的“中国肚兜”派对，因为让男人也穿上了肚兜而一下子惊动了半个城。
我去的这次，逢上了涂鸦派对——各种各样的皮肤都做出了牺牲，穿了吊带背心的女孩，胸前爬出半只花蜘蛛；剔光头的男人，脑袋上顶了两个亮黄色的大瓢虫。甚至，某小说家在能抓住的每一根胳膊上做起了卖书的广告：《XXX》，定价58元。现场在身体上画画，最忙的是那些或职业或业余的摄影师，只要有人坐下来开始画，就能马上吸引过来好几架照相机，闪光灯乱闪一气，让人很容易产生当了明星一样的感觉。但不管是画者还是被画者，都在闪光灯前保持着若无其事的表情，而暗自期望着自己能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最后，派对动物带着不舍洗掉的涂鸦和一叠换来的名片热热闹闹地回家。
沈宏非曾把上海人穿着睡衣逛大街的爱好称为“上海睡衣派对”，这固然是一种讽刺，但不可否认的，上海的确是一片适合派对生长的沃土：有一批可以提供宣传卖点的文人雅士，有足够多的老外，更重要的，还有一大堆有钱、有闲、见过点世面的 时尚FANS。
相较于上海派对的洋气，青岛的草根力量决定了青岛派对的“海蛎子味”。一帮老青年老土著，喜欢在老城做文章，以欧陆遗风的老建筑为背景舞台，或怀旧或愤怒或伤感，让派对充满了行为艺术范儿。啤酒的泡沫与派对的泡沫相媲美，膨胀出遐想无数——夏日派对中，冰凉杀口的扎啤浇灌着他们的感官，也挑拨着他们的意志，他们忽然灿烂如油菜花，忽然绝望如落岸之鱼，忽然轻盈如精灵附体，忽然迷乱如世界末日莅临。
派对动物，男男女女，穿梭不停，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有来头。海上洒满碎银的月夜，海风徜徉，这便是青岛派对动物们的旺季，他们赶场般地转战不停。
当然，创造机会让圈子里的人混熟，将城中时尚人物团结左右，是某些派对的终极目的。这样的派对不以狂欢为主，非感性，而是假惺惺地搞阶层划分，参加一次就很累。为此，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段聊以发泄的感受，从网上传给了我：
“主办人邀请的女生既专业又漂亮，她们记得一元台币等于多少英镑，讲的笑话黄中带黄。男生的味道比女人还香，你当然看不到他们的痔疮和3秒钟一次的性幻想。
出现时你必须装得很忙，迟到两小时最为恰当。你的记性一定要强，陌生面孔要过目不忘。名片记得要双手奉上，明明没听过对方也要说久仰久仰。为了暖场你可以说‘嘿，你长得跟韩国RAIN很像，我一定不是第一个这样讲’。
互相介绍后首先谈共同的朋友，你的同事中有没有我的学长，我有一个朋友也在你们银行。接着谈和主办人的关系，你怎么认识迈克张，留学时他常载我去超级市场。然后谈彼此的公司，你们的股票会不会涨，我们那个案子要请你们多帮忙。最后谈共同的客户，某某某真是混帐，听说他晚上当牛郎。
派对中有一群男子，任何事都可以扯到政治。他们批评所有的政党，老用外面的例子来衡量这里的现象。派对中有一群女子，眼镜是复古的黑框，皮肤白得像豆腐一样。抽的薄荷烟一根比一根长，擦的口红一个比一个亮。她们痛恨微软的视窗，认为它象征了资本主义的魔掌。她们喜欢讨论荣格或拉冈，把男性每个动作都诠释为性的欲望。如果你多看一眼她们的胸膛，她们就认定你有沙文主义思想。
参加这种派对形同走险，去一次保证你终生不忘。
高瘦人
一股清新的演讲之风从大学校园刮起，在这炎热的夏季，很快，整个社会都感到了凉爽之意。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2010届毕业典礼上，面对七千多名苦读了四年的应届毕业生，声情并茂地开始了标题为《记忆》的演讲，被校长优美而真诚的演讲打动了的学子们，不时高呼着：“根叔!根叔……”
从网上搜到了李培根校长的这篇演讲稿的全文，读罢，心里感动不已。我虽不是高校学子，也从没体验过大学里的生活，但，我是作家，具备识别文章优劣的能力。李培根校长的这篇演讲稿，确是美文，而且还是感情真挚、内容翔实的美文。怪不得学生们听后心潮澎湃，直喊“根叔”呢。举例说明李培根校长对学生们说：“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它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
再举例：“……我记得你们的自行车和热水瓶常常被偷，记得你们为抢占座位而付出的艰辛；记得你们在寒冷的冬天手脚冰凉，记得你们在炎热的夏季彻夜难眠；记得食堂常常让你们生气，我当然更记得自己说过的话：我们绝不赚学生一分钱，也记得你们对此言并不满意：但愿华中大尤其要有关于校园丑陋的记忆。只要我们共同记忆那些丑陋，总有一天，我们能将丑陋转化成美丽。”
作为一校之长的李培根，在即将要送走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上，竟一一例数学校的不足之处，其诚恳、真实和真情不言而喻。而且他还说：“……你或许记得人文素质讲堂的拥挤，也记得在社团中的奔放与随意；你一定记得骑车登上“绝望坡”的喘息与快意；你也许记得青年园中令你陶醉的发香和桂香，眼睛湖畔令你流连忘返的圣洁或妖娆；你或许记得向喜欢的女孩表白被拒时内心的煎熬，也一定记得那初吻时的如醉如痴……”
作为一校之长，李培根不当“道学先生”，他不仅欣赏学生们刻苦的求学精神，而且还欣赏这些年轻人的感情冲动和想入非非。在此，李培根把校长和学生们画了等号——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七情六欲。坦露这种真实，尤其作为领导干部敢于坦露这种真实，在中国是久违了。中国有甸俗语叫“打官腔”，顾名思义，“打官腔”就是官员在公开场合讲话。我们平日里听到的，大都是白开水式的大话套话和空话，甚至，有的人干脆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就是”官腔”。
领导干部“打官腔”的现象，早已泛滥成灾，“官腔”的特点是：报喜不报忧，把“前进、奋斗、冲锋、负责、胜利”等名词，来回组合，人们听了如同嚼腊，什么味儿也没有。也许，讲话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大话套话空话连篇，才不至于被人抓住辫子。前些日子，南方发生水灾，记者采访灾区某官员，因为他打官腔，尽说套话，被曝光在互联网上，遭到了成千上万网民的谴责，甚至强烈要求他“下课”。
按照习惯于“打官腔”之人的思维方式，李培根校长的演讲就是犯了大忌：“记得你们在寒冷的冬天手脚冰凉，记得你们在炎热的夏季彻夜难眠；记得食堂常常让你们生气……”(怎么能这样说?这样说不是暴露了学校在冬天供暖不足、夏天没有降温措施，食堂办得不好吗?)“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它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这就更不能说了!咱们学校是天下第一!学生们应该赞扬，怎么有可能一天骂它八遍呢?就是有人骂也不能公开讲出来，讲出来就是家丑外扬!)
可是，李培根校长讲出来了，不仅讲出来了，而且还说：“只要我们共同记忆那些丑陋，总有一天，我们能将丑陋转化成美丽。”这就是一位大学校长的水平，这样的水平，永远令那些习惯于“打官腔”的庸官们望尘莫及!
李培根校长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批大学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获得硕士学位并去美国留学，并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大学校长，李培根官不算小，作为十七大代表，李培根更是党员中的优秀分子。为什么，他就获得了学子们的爱戴并亲切称他为“根叔”，而有些官员却被百姓唾骂甚至成了社会的“硕鼠”?
这个夏季，在互联网上，与“根叔”同时出名的还有重庆的文强。可惜，笔者不是重庆人，没聆听过重庆市前司法局长文强在开会时的讲话，想必这种人物，肯定是大话套话空话连篇，倒是他身陷囹囤临接受极刑前，告诫儿子“不要仇恨社会”，令人有些触动。滚滚大河，泥沙俱下，正反两个人物的对比，不知人们有何感想……
官员“打官腔”，不是心怀鬼胎就是愚笨的表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中央党校，对官员说大话套话空话的陋习进行了严厉斥责，这说明中央高层已下决心要治理党风官风。真心希望“根叔”现象能够走出大学，在各行各业蔚然成风。
在此，笔者建议；无论开什么会，只要主席台上讲话的人讲些“健康不内容”的大话套话空话，台下的听众就可以齐声合唱：“根叔”“根叔”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刘涛，笔名高瘦人。知名作家，中短篇小说作品屡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并多次人选国家级“年度选本”，山东省首届“泰山文学奖”获得者。
娱乐的底线
程 基
近十多年来，我和周围的很多人一样远离了电视，每天最多看看电视新闻，获取社会公共信息的渠道，除了报纸，就是互联网了。
有一天，一位熟人很兴奋地告诉我，快看江苏电视台的《非诚勿扰》，可有意思了。原来她和我一样，很少看电视，只是偶尔听别人说起这档节目，才认真看了起来，正巧她看的这期节目精彩的出乎意料。她说，24位美女选配偶，前后出场的几个男孩子中，其中一个特别优秀，外表帅，学历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一开始他并没有吐露很多，结果好几个女孩后悔把灯灭了。她说着，眼睛里闪着少女般的激动。
这使我想起了上海卫视的“速配”节目。多年前，上海卫视就有了爱情“速配”节目，舞台上布置着象征爱情的花花绿绿的装饰，无论是布景和灯光都预示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顷刻间即将发生。舞台的一边是男孩子，另一边是女孩子，男孩女孩面前的小桌子上放着自己的名字。节目开始时，女孩子都端坐在舞台上，手里拿着面罩挡住了脸，面罩上画着可爱的卡通女孩子，面罩里透出两只眼睛，以便看清楚对方。主持人依次介绍男孩女孩的姓名、职业和爱好，然后互相选择。这档节目收视率很高，记得我每次回上海探亲，每当播出“速配”节目，家里人总是围在电视机前，指手画脚七嘴八舌地评论着，高兴的劲头好像自己家里人找到了对象似的。几轮回合下来，男孩女孩们就配成对了，他们或手拉手，或互相依偎着，又跳舞又演节目，大展其才艺，互相赠送礼品后，两人当众 宣布确立恋爱关系。节目结束时，主持人乐呵呵地意味深长地祝贺着刚刚结识并“一见钟情”的一对对“新人”，并鼓励他们继续谈情说爱，早日喜结良缘。
让熟人一鼓动，我觉得<非诚勿扰》一定比“速配”更有意思，于是抱着凑凑热闹的心理，提前等候着《非诚勿扰》，准备—饱眼福。
连续看了两期《非诚勿扰》之后，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心里有点堵。中国时下大龄青年的“不婚族”队伍日渐庞大，越来越多的“剩男剩女”，催生了众多的《非诚勿扰》式的节目和互联网各类的婚介网站，所有人都在铺天盖地地忙碌着，寻找并“享受”着《非诚勿扰》式的热闹。
《非诚勿扰》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并为受众接受无可非议，但每个嘉宾在介绍本人的性格、爱好、学历背景和职业外，还直接涉及到了经济条件和个人隐私，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有人凭借《非诚勿扰》炫富，以提升自己的整体价值。有人露骨地自曝隐私，把隐私当噱头，把肉麻当可爱，把无耻当荣耀。有人把这里当做真人秀的舞台，“炫丑”、比贱，成了庸俗、媚俗、低俗价值观放大的公共空间
“你愿意经常跟我一起骑自行车吗?”《非诚勿扰》中，一位年轻的男嘉宾向女嘉宾马诺祈求般地提问。马诺则笑着用一句“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回答，让无数电视机前的观众为之哗然。而另一对男女嘉宾在节目中赤裸裸的对白更令人感到惊愕：女嘉宾问一位男嘉宾：“你家有钱吗?”男嘉宾直接宣布：“我家是开厂的，在上海有三套房 子。”
看了这一片断，很多人会心一笑。殊不知，这些年轻一代父辈当年的爱情故事，大多数与自行车有关。在逝去的那些岁月里，一个家庭拥有一辆自行车，那是富有的象征，骑着它上班下班，送孩子上学放学。在家用它运煤气罐、装运东西。有时还要驮着老人或者孩子上医院看病。年轻人谈恋爱，自行车后面带着女友，女孩子的纤手轻轻地揽着骑车人的腰，一路车轮滚滚，一路甜甜蜜蜜，一起看电影、逛公园，自行车无怨无悔地伴随着美丽的爱情走进婚姻的大门……可如今，美色、金钱、权力、欲望成了当今年轻人的择偶条件，自行车成了唾弃的“垃圾”，遍地“金钱爱情观”。
记得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社交”是一个充满火药的单词，社会闭塞，单一文化全面封杀着人们的观念，物质生活不富裕，精神生活几乎空白，人人渴望着爱情，渴望着寻找到自己一生的真爱。放眼当下，酒吧、酒店、旅游，手机、QQ、MSN、邮件……交友的手段和途径丰富多彩，天南地北的地球人通过网络拉近了各自的距离，越来越多的网友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发展到了走进婚姻殿堂的一家人。
三十年以前，无论是自己认识的，还是经人介绍的，人们似乎只有一个选择——人好、有文化。对物质条件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即便有人对对方经济条件不满意，但一旦说出口就会遭到指责，真爱怎能以物质来衡量?著名作家冰心说过“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把美貌和金钱当成是婚姻组合的惟一衡量标准。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了爱，放弃了奢侈的物质享受，义无反顾地追随爱情：多少人为了爱，含泪远离了父母和故土，追求着自己的真爱；多少人为了爱，和爱人一起吃苦受累，甚至甘愿献出生命……
面对越走越远的各类“相亲”娱乐节目，我不禁要问，通过这样浮浅的娱乐方式建立起来的所谓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吗?就算是，这样的爱情值不值得相信，会和甜蜜幸福有关吗?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关于“相亲”节目接受记者采访中说，你不一定时刻传达一种正面、积极的价值观，但是你要守住底线，让你的价值观永远保持一个稳定的状况。
程基，青岛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青岛文学》主编。
夏日派对控
阿 占
派对是乐园。或者，派对是一种充满生活质感的奢侈运动。
派对是什么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它日益渗透着我们的生活。随着有闲阶级的生成，随着白领阶层的普及，随着别墅和别墅前绿坪的私有化，随着文化作秀的风靡，随着自我色彩的膨胀…各种名目包装下的派对们粉墨登场。
2010年的夏季。海菜的鲜咸与啤酒花的麦香交织在城市上空，浮游于夜色中的派对动物有点野、有点炫、有点神秘、也有点虚荣。按照当年卫慧的说法，“派对动物”意指那些频频出没于城市各种时尚聚会、香艳之所的有闲一族。他们往往是白领、艺人、洋人、无业游民、时髦小孩。
美国人除了事事喜欢投诉以外，好像就是喜欢搞派对了。由此，还催生了一个专门的职业叫part，planner——专业派对策划师。在中国，派对虽然还不能当饭吃，但因为非凡的派对创意而在同事朋友中人气飙升者大有人在。我的酷弟Tom就是一个例子。他曾组织过一个名为“艾丽丝梦游仙境”的派对，派对上所有的人都笑，都在吃大白兔奶糖，所有的装饰物都是有着红眼睛的大大小小的白兔子。他还做了个叫“外星人登陆”的派对，要求前来的人都像外星人，他请来DJ打碟，安排一撮人用锡纸缠在身上跳鬼舞。
去上海玩世博的时候，在当地土著的带领下，我特别见识了一个叫“顶层”的画廊，那里长期扎堆儿的熟悉面孔都是艺术家和想成为艺术家的艺术青年、作家、评论家、文化商人、时尚媒体总编，还有想跻身于艺术圈的帮闲，或者从事着与艺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的记者、无业文人和摄影师之类。顶层的派对总是给媒体的炒作提供充足的内容，而且特点鲜明，编辑起标题一点都不会觉着累。顶层搞过一个观念派对，名字叫“两小时零三分钟”，因为从宣布开始到宣布结束一共用了两小时零三分。这让人很容易想起美国作曲家凯奇的《4’33”》。而那里的“中国肚兜”派对，因为让男人也穿上了肚兜而一下子惊动了半个城。
我去的这次，逢上了涂鸦派对——各种各样的皮肤都做出了牺牲，穿了吊带背心的女孩，胸前爬出半只花蜘蛛；剔光头的男人，脑袋上顶了两个亮黄色的大瓢虫。甚至，某小说家在能抓住的每一根胳膊上做起了卖书的广告：《XXX》，定价58元。现场在身体上画画，最忙的是那些或职业或业余的摄影师，只要有人坐下来开始画，就能马上吸引过来好几架照相机，闪光灯乱闪一气，让人很容易产生当了明星一样的感觉。但不管是画者还是被画者，都在闪光灯前保持着若无其事的表情，而暗自期望着自己能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最后，派对动物带着不舍洗掉的涂鸦和一叠换来的名片热热闹闹地回家。
沈宏非曾把上海人穿着睡衣逛大街的爱好称为“上海睡衣派对”，这固然是一种讽刺，但不可否认的，上海的确是一片适合派对生长的沃土：有一批可以提供宣传卖点的文人雅士，有足够多的老外，更重要的，还有一大堆有钱、有闲、见过点世面的 时尚FANS。
相较于上海派对的洋气，青岛的草根力量决定了青岛派对的“海蛎子味”。一帮老青年老土著，喜欢在老城做文章，以欧陆遗风的老建筑为背景舞台，或怀旧或愤怒或伤感，让派对充满了行为艺术范儿。啤酒的泡沫与派对的泡沫相媲美，膨胀出遐想无数——夏日派对中，冰凉杀口的扎啤浇灌着他们的感官，也挑拨着他们的意志，他们忽然灿烂如油菜花，忽然绝望如落岸之鱼，忽然轻盈如精灵附体，忽然迷乱如世界末日莅临。
派对动物，男男女女，穿梭不停，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有来头。海上洒满碎银的月夜，海风徜徉，这便是青岛派对动物们的旺季，他们赶场般地转战不停。
当然，创造机会让圈子里的人混熟，将城中时尚人物团结左右，是某些派对的终极目的。这样的派对不以狂欢为主，非感性，而是假惺惺地搞阶层划分，参加一次就很累。为此，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段聊以发泄的感受，从网上传给了我：
“主办人邀请的女生既专业又漂亮，她们记得一元台币等于多少英镑，讲的笑话黄中带黄。男生的味道比女人还香，你当然看不到他们的痔疮和3秒钟一次的性幻想。
出现时你必须装得很忙，迟到两小时最为恰当。你的记性一定要强，陌生面孔要过目不忘。名片记得要双手奉上，明明没听过对方也要说久仰久仰。为了暖场你可以说‘嘿，你长得跟韩国RAIN很像，我一定不是第一个这样讲’。
互相介绍后首先谈共同的朋友，你的同事中有没有我的学长，我有一个朋友也在你们银行。接着谈和主办人的关系，你怎么认识迈克张，留学时他常载我去超级市场。然后谈彼此的公司，你们的股票会不会涨，我们那个案子要请你们多帮忙。最后谈共同的客户，某某某真是混帐，听说他晚上当牛郎。
派对中有一群男子，任何事都可以扯到政治。他们批评所有的政党，老用外面的例子来衡量这里的现象。派对中有一群女子，眼镜是复古的黑框，皮肤白得像豆腐一样。抽的薄荷烟一根比一根长，擦的口红一个比一个亮。她们痛恨微软的视窗，认为它象征了资本主义的魔掌。她们喜欢讨论荣格或拉冈，把男性每个动作都诠释为性的欲望。如果你多看一眼她们的胸膛，她们就认定你有沙文主义思想。
参加这种派对形同走险，去一次保证你终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