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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个早春的夜晚似乎比平日的夜都要浓稠，空气里回旋着一种罂粟般的令人眩晕的气息。鬼使神差的，我打开了领英邮箱——我极少看那个邮箱。我看到了很久以前的一个同事雅各布的来信。我们在领英里连着，但是之前从未联系过。雅各布的信和工作无关，而是有关大卫。
“大卫？！”我吃惊极了。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罂粟田野。粉红色的一片片云蒸霞蔚地开在田野里，一直延展到阳光斑驳的山坡上。
我第一次看到罂粟田是在喀布尔。两年前，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的雇员，我曾在喀布尔工作过一年。在那之前的2008年，我在硅谷创业。2008，那是个令人唏嘘的年头，不管是我个人，还是整个世界的金融和经济都似乎遭受了一场劫难。我准备换个环境，几经周折，去了喀布尔。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进入喀布尔的联合国大院，警卫森严，一共需要过四道岗哨。我满心惶恐，不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会度过怎样的一年，不知道命运在此布下了怎样的迷局。
我到达喀布尔没多久就碰上了阿富汗第二次选举。大选之前的气氛紧张至极。我住处的保安增加了好几位，我上班的时候看到大街上也增加了很多持枪的士兵和岗哨。这是阿富汗第二次总统大选，五年前2004年的大选算是成功，卡尔扎伊获得55%的选票当选阿富汗第一届民主政府的总统，这对塔利班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一次选举，塔利班放出话来，凡是参与大选有关的人，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格杀勿论。
就在大选一个星期前，我的住处遭到恐怖分子袭击。我的一个美国同事也非常不幸在那场袭击中牺牲。
然而大选终于还是如期举行了，喀布尔的情势还是紧张。我每天坐加了防弹外壳的路虎“沙漠王子”出入，安检查得更严了，出入联合国大院都是四道岗哨，还加了警犬。选举完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我的上司的一个电话，说是临时要找一个人押送巴米扬的选票到喀布尔，问我能不能去。我早听说巴米扬被炸掉的大佛，心想也许有机会去看看，就答应了。
一辆全副武装的军用卡车一个小时后到达联合国大院。我带好了证件，就跟着几个美国士兵上了车。扛枪的美国士兵查看了我的证件，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附近有一大片的罂粟田。喀布尔的绿色植被很少，很多地方是裸露的黄土，那田野上却长了大片大片的罂粟。粉红色的单瓣花朵，细细的长长的花茎，像是美人长长的脖颈，不胜娇弱地支撑着那张美丽的脸。而一朵朵罂粟凑在一起就成了一片片粉色的云烟，迷离氤氲。
我上了运输飞机，飞机不大，是C17型号，前面是飞行员，副飞行员的座位，中间是放货物的地方，后面是两排相对靠窗的座位，大概能坐十来个人。我坐下没多久，就上来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其中一张亚裔面孔的士兵，一张熟悉的面孔，我的心猛地一跳。我朝那个亚裔士兵拘谨地一笑。士兵很严肃，只是朝我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
飞机的螺旋桨转动的声音很大，在轰隆隆的一片声响中，飞机升到了空中，向着巴米扬的方向飞去。远处高高的群山手挽着手，连成海，近处是灰黑，远处是深黑，层层叠叠。在高山的脚下，是一群少年，一排排站在那，向着大山的方向。他们看到了飞机，开始跳跃，像是和飞机上的我们招手，像是想要逾越到那高山之巅。飞机越飞越高，少年们渐渐成了一个个黑点，那高山也渐渐变得低矮，成了灰色的一片波涛。
我回过头看到对面那个亚裔士兵挺直的鼻梁，忍不住开口说，你是从加州来的？士兵警觉地看着我，略略点头。
“北加州？”我又问了一句。
他摇头，不再说话。
我觉得他实在太像我以前的一个同事雅各布了。我离开那家公司五年了，如果真的是雅各布，不至于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吧。又一想，雅各布一个做高科技的，怎么可能突然就来当兵了呢。我把脸转向飞机的窗户，不再看那个士兵。飞机下面变成了苍茫的小土丘，偶尔还有一两条小溪和绿色的村落。马上就要到巴米扬了，远远地我看到了山，土褐色的山，而山上密匝匝地像是陕北的窑洞一般开了好些洞。这就是著名的巴米扬的佛洞了，可叹塔利班在几年前把洞里的佛像都炸掉了，千年的古丝绸之路传承的文化历史也在现代战争中辗转成尘，再无踪迹可寻，也再无悲伤欢喜可言。
飞机到了巴米扬，已经有一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在几个小型集裝箱一样的箱子旁边。我们把装满了选票的集装箱放进飞机里，装好后，飞机就往喀布尔飞，到了喀布尔空军基地，又马上装到由军警护卫的卡车上，一路护送到阿富汗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来来回回飞了两趟了，还有最后一趟就要收工了。我觉得疲惫不堪，坐在飞机上都要睡着了。第三趟终于飞完了。所有的选票送到了，我也要回去了，就往空军基地门口那辆军用卡车走去。不远处的罂粟在风中细微地颤动，颤成了一个模糊不清带着晕影的背景。我看见那粉白的背景里走来了一个穿着蓝色波卡的女人，安静又诡异地朝我走来。女人全身被蓝色波卡包裹着，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藏在网状波卡之后，看不真切，只看到一团幽黑，散发出一股令人悚然的寒意和戾气，那是一双来自地狱的眼睛，我感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惧。
“小心！”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内心的恐惧，就听到了一声叫喊，接着，我被扑倒在地，我的身后一阵巨响，伴随着乌黑的浓烟。我顿觉额头上一阵热流汩汩而下。我下意识地摸了一把，黏糊糊的，我的手掌成了鲜红一片，我心底的恐惧几乎要把我击倒，我昏了过去。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脑袋上缠着一圈白纱布，躺在了一个陌生的病床上，周围都是白的，梨花一般的白。我旁边躺着那个亚裔士兵。这里是美军空军医院，就在空军基地里面，距离我被炸的地方很近。
那双恶毒的眼睛来自一个自杀袭击者，她身上带着炸药，她在靠近我的时候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是那个亚裔士兵把我推开，救了我。而那个亚裔士兵现在就躺在我的近旁。他还在睡着，他的胸部被炸弹的碎片击中，好在不是要害部位。
我躺在那，手触碰到头上的纱布，觉到了一阵阵恐惧，这恐惧冷如黑冰，让我全身发凉。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时候，我听说这个到阿富汗工作的机会，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觉得无论如何，总比我那时的情境好。我那时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阿富汗，那个遥远的国度似乎成了一个可以逃逸的地方。如果注定会死在那，那就死在那吧。但是，真正面临着生和死的时候，我却是畏惧的。我发现自己是留恋着生的，我为自己的懦弱感到一丝羞耻。死其实是需要勇气的，我以为我有向死而生的勇气，但是临到死的悬崖，我才发现我没有，我有决心靠近死，却并没有跳进死亡之谷的勇气。 旁边的那位亚裔士兵终于醒过来了。他脸色有些白，气色倒还好。
“谢谢你！”我诚恳地说。
“不必了。我也是条件反射似的冲上去。 ”他脸上并没有多少表情，“还好没有把自己的命搭上。 ”
护士进来给那个亚裔士兵换生理盐水。
“生日，姓名？”她按常规问他。
“1972年10月4日，大卫 阮（David Nguyen）。”他机械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在医院被问得最多的问题。
“大卫阮？”我重复着这句话：“你是说你姓阮？你是越南人？”
“是啊。”
“那你认识雅各布 阮（Jacob Nguyen）吗？”我忍不住问，他和雅各布实在太像了。
“雅各布 阮？我哥哥倒是叫这个名字，但是阮是个很普通的越南姓。”
“雅各布 阮，他在硅谷的平米科公司做过工程师。”
“对，那是他！他比我早半个小时出生。”
我笑了，怪不得那么像，原来是孪生兄弟。
“雅各布是我以前的同事。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起他有个孪生兄弟。”
“我们平常联系不多。”
“雅各布说那时他和你们的父亲一起在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待了一年，却并没有提起还有个弟弟。”我说，那时候我还是个工程师的时候，公司里的亚裔员工中午常聚在一起吃饭。
“我们并没有同时在那个难民营里。”大卫眯起了眼。
“噢？”我心里好奇起来，“倒是想听听你的难民营经历。雅各布曾经说过一些他在难民营的故事。”
大卫沉吟了良久，开了口，他的陈述缓慢，稍带着点滞涩。
大卫其实是第二代越南华裔，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阮华勇，哥哥雅各布叫阮华良。
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越南西贡，空气里弥漫着亚热带特有的潮湿和粘腻，湄公河两岸是大片齐整整的水椰林，阳光被水椰树的羽状叶子切割成碎金，斑驳地洒在幽绿的水面上。河岸狭窄的马路旁是尖而瘦的房子，房子之间是亚热带常见的根系盘错的大榕树，绿色的叶子连成一片，如巨大的华盖，被湿热的雾气浸润得青翠万千。而在那层层积翠之间点染着团团簇簇火红的凤凰花。少年华勇在街头刚打了一架，他听到那群孩子叫他华人猪，就忍不住动了拳头。他的父亲阮凯明曾经是南越政府间谍机关的一个职员。南越兵败以后很多政府人员移民去了美国。阮凯明没有。
阮凯明的哥哥，也就是华勇的伯父是一个飞行员，美军撤退的时候从西贡坐直升飞机到附近的美军军用机场，再从那飞去了美国，他全家都去了，连他们70多岁的老母亲也跟着去了。阮凯明没有去，他恋家，以为自己那些隐秘的间谍工作无人知晓，即便北越政府接手，他应该还能过下去。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他的身份不知什么时候泄露了。邻居开始慢慢地疏远他们一家，并变得很不友好。他供职的地方的老板也对他非常不客气，总是为难他。
不仅是他，两个双胞胎儿子在学校也总是受欺负。老大弱，不敢还手，总是被同学拎出来捉弄。老二脾气拧，经常和欺负哥哥的人干起来，回来总是这里破了皮，那里多了一条血印子。有一次，他家的大门被人涂黑，上面画了一个骷髅头。他们一家人成了一叶孤舟。他开始恐惧，现在不仅仅是不被善待，安全也成了问题。到了1979年，南越的经济已经越来越糟糕，很多人失业。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后，大规模的排华行动开始了，很多华裔被没收了财产。与此同时，原先南越政府的很多职员处境越来越糟，很多被送进了改造营。阮凯明既是华裔又是南越间谍的身份让他们一家举步维艰。
他们开始策划偷渡移民的方案，决定父子三个先偷渡到马来西亚，然后从那里申请战争难民签证去美国。之所以不能一家四口都去是因为偷渡风险太大，只要一被发现遣送回来就会关进监狱，必须要有一个人在监狱外面接应拿钱去打点那些监狱里的狱卒，不然有可能一直被关在监狱里。
他们策划了很多次偷渡都失败了。一开始总是上当受骗，給了蛇头高额定金，到了集合的地方才发现没一个人。后来慢慢总算找着了一些靠谱的蛇头。但是偷渡并不顺利。有一次是天气太恶劣，遇到暴风雨，他们的船只走了一半，迷失方向，绕来绕去，又回到了西贡。幸而这次他们上岸的时候岸上没有巡逻队。还有一次是船只中途被发现，他们被押送回到越南，进了监狱。好在他母亲在外面，拿钱去打点。父子三个四个月后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
“我刚从监狱出来那阵头发是被剃光的，青脑壳一个，那帮人一看就知道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骂我罪犯分子。我一生气又和他们大干了一架。”阮华勇说到这笑了，脸色还是那么苍白。
“你行吗？“我问，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
“还行。”他喝了口水，“一下子想起好多事情了。”他放下水杯继续说：“相信吗？我们一共试了二十次。我的父亲是个极有韧劲的人。他决定要做到的事，最后一定要做到。”
偷渡的蛇头要收每一个偷渡客十两黄金。尝试了很多次偷渡之后，他们已经是一贫如洗。那一次，家里勉强凑出的金条只够一个人走。他的父亲看着他和哥哥华良：“你们两个可以走一个。谁走？”两个人都互相注视着，注视着和自己如此相似的一张脸，什么都没说，似乎这个抉择如此重大，重大到他们从此会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重大到他们不敢做出选择。最后，他的父亲指着华勇：“你吧，你皮实些。”华勇默默点头。偷渡的船只严重超载，他的父母亲硬是把只有十二岁的他推到了船上，要他到了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再申请去美国。“你先去，我们随后来。”他的父亲说，他的母亲眼里都是泪，什么都没有说。“她一直在哭，哥哥也在哭。”他说。
“他们怎么放得下心？”我问，眼睛有些湿。
“没有办法的办法，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要是待在越南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说，眼神有些空洞，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船是夜半从西贡远郊一个偏僻的渔村启程的，是那种能坐一百多号人的机动船。船没开出多久就被南越政府边防军发现了。他们的快艇在后面追。偷渡的船只为了加快速度，把很多东西扔到了海里，食品，饮用水还有汽油。 偷渡的船终于逃离了快艇，开出了越南内海。船开到马六甲海峡的时候，船上的水手开始不安，这一带，因为处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三国的水域交界，国际安全合作差，又有很多暗礁无人岛屿给海盗栖身，所以常有海盗出没。快到黄昏的时候，太阳即将落入海平面了。华勇站在甲板上眺望着红得如樱桃一般的落日。
“赶紧进到船舱里去！”一个水手对他吼着：“海盗来了！”
阮华勇看到船尾五百米的地方一个快艇正全速追赶着他们。他赶紧往船舱里跑，他看到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母亲带着一个十多岁的女儿赶紧用煤灰往脸上擦。然后换上男人们穿的衬衣。华勇身子一阵阵发抖，坐在母女俩旁边一动不敢动。
他们的船只马上加速，可是他们的汽油不足，怎么也开不快。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海盗们追了上来。海盗们训练有素地架上软梯，上了他们的船，一伙人都蒙着黑头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们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半自动冲锋枪。他们先是冲到驾驶室，把罗盘砸烂，然后冲到船舱里，用英语和越南语各说了一遍：“所有人，老老实实，把钱和值钱的东西交出来。不然就把命交出来！”
海盗们两人一组，一个持枪，一个拿着个粗布麻袋，挨个要船上的人把钱和珠宝首饰拿出来，扔到麻袋里。
“快，动作快！”他们一边端着枪，一边叫嚷着。
两个海盗走到华勇身边。
“钱，快点！”他们拿枪指着华勇。华勇忙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些钱扔到麻袋里。
“就这么点？”高一点的海盗说。他个子单瘦，像根竹竿。他旁边那个矮胖，倒像根竹笋。
“我一个人，真的就这么多。”华勇刚说完，头上被竹笋的枪托重重地砸了一下。他头上一阵发麻，好在还没有出血。
“你？” 竹竿指着他旁边的小姑娘。小姑娘什么也不敢说，只是看着她旁边的女人。女人赶紧从兜里掏出一叠钱，扔进去。
“女的吧。”竹竿一咧嘴，露出一口烂牙，手就朝女人的胸脯摸了过去。
“妈妈！”旁边的小姑娘叫了起来。
“这也是个女的。”竹竿笑得更响了，一把拉起小姑娘就要往外走。
“留下她。 “女人冲了过来，“她还是个孩子！”竹竿还在拉扯着那个女孩。
“留下她，我给你摸！你摸，你摸！”女人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抓起竹竿的手就往自己胸口摸。
整个船舱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每个人都看着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眼睛里却喷出了怒火，那一束束愤怒在空气里拧成了一股气流，朝这边涌过来，竹竿有些怕了。女人一下子跪在竹竿面前，用越南话不停地哀求：“留下她，留下她。”她的头重重地磕在地上，额头上磕出了血，一股股往下流。
一个婴儿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声音并不大，却让情势更加令人不安，船舱里被一触即发的张力满满地填充着。
“算了，算了。”竹笋拉了一下竹竿。竹竿重重地把女孩摔出去。女人衣衫不整地朝女孩爬了過去，她抱着惊恐万分的女孩哭了起来，女孩也在哭。旁边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提醒她们不要哭了。两个人忙停止哭泣，只是抱在那抽泣。
阮华勇说到这，眼眶发红。我一定也是。
“真主安拉是我唯一的主。”没有由头的，我用普什图语说了一句，这句话是我的一个阿富汗同事教的，说是碰到恐怖分子说这句话能管点用。
海盗把整个船只洗劫一空后，上了快艇，很快就没了踪迹，只剩下一船人如遇了霜的白菜，全是蔫蔫的。
罗盘被砸烂了，船不能定位，船长只能凭经验往大马的方向开，可是大海苍茫，天和海一样黑，如何能找到方向？第二天天亮的时候，船长发现船只彻底迷失了方向，很快，汽油用尽了，船根本开不动了。只能在大海上飘零。
最残酷的还在后面，几天前因为逃遁越南政府边防，扔掉了许多食物和水。再加上这几天在海上漂荡，食物和水已经严重不足，只能限食限水。
一天三次供水，每次给每个人一个矿泉水瓶盖那么多水。华勇觉得嘴唇刚刚给润湿，水就没了。嗓子眼发干发涩，像是一直在冒烟。
情况已经越来越糟了，有人开始喝自己的尿。海盗抢劫后的第五个黑夜，华勇被一阵凄厉的哭声吵醒。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一个母亲的声音，她的十个月的婴儿没有气了。她的哭声如此凄厉，船上每一个人都给吵醒了。有人小声地安慰着这个可怜的母亲，但是她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一直在哭，直到她嗓子哭哑，瘫软在地上，昏昏然躺在地上再也哭不动了。天亮的时候，华勇再一次听到这个母亲的哭声，不，不能叫哭，而是低沉地嚎叫，那不像是从人的嗓子里发出的声音，更像是从某种动物嘴里发出的低嚎——这个可怜的婴儿的尸体不见了，有人趁母亲昏迷的时候把那个婴儿偷走了。
“为什么？”我眼眶噙满了泪，听到这里还是不解。
华勇凄然一笑：“你没有听说过吸血鬼吗？血里有水，水就是命。”我全身一凉，愣在了那里。八十年代初，我还是个小学生，在北方一个靠着海的城市住着，我并不快乐，但是我全然无法想到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个海域，会有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
“不断地有人饿死，他们的尸体很快就不见了。”华勇眼睛是木的，他机械地说着这些。
“不要再说了！”我叫了起来。我的胃一阵阵发酸，几乎就要吐了出来。我原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人，经历了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我把手撑在额头上，像是突然感觉到额头上的伤痛了。
华勇不再说话，两个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像海底的暗涌一样的沉默。
到了第十天，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人们麻木地注视着那个黑点，会是另一艘海盗船吗？这只船已经只有原来一半的人了，这些人早已被掳夺得一穷二白。
是艘渔船。老天一定是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
船上的渔民们告诉他们其实离马来西亚也不远了。他们提供了食物，饮水和汽油，还带着难民船走了一段路。 “天使，他们是天使。”华勇说起来嗓音有些颤，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难以掩饰自己的激动，他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船终于在两天后抵达马来西亚的比东岛。比东岛是一个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荒无人烟，距离马来半岛198公里。马来西亚政府就把这里开辟为一个难民营，并把它列为保安区，严禁外人踏足，难民们在此等待第三国家的收容。几乎每天都有难民抵达这个小岛。华勇成了这群后来被称作“越南船民”（Vietnamese boat people）的一员。
难民营周围砌着高墙，像联合国大院那样的高墙，只不过没有铁丝滚网。那时候，东盟五国对越战难民都实行了禁闭营政策，难民被禁闭在营内不能自由行动，更不准外出工作。他们能自由走动的就是那个小小的难民营大院。好在后来旁边又添加了一座简陋不堪的寺庙和教堂。
“多糟糕，没有自由。”我同情地说。
“能让我们上岸就算好的。”华勇眉头紧皱。就在他们的船只抵达前三个月，马来西亚政府向靠岸的一条难民船扫射，阻止难民上岸。死了很多人，海水都染红了，海面上漂满了尸体。许多年后在这里立了一些纪念碑，纪念那些遇难的船民。最显眼的雕像是一个父亲正努力拉住在海水里挣扎的女儿 。自1975年到80年代末，大约有两百万难民逃离越南，投奔怒海，寻找光亮，寻找一块可以栖足之地。他们中很多被海盗，饥饿，疾病，或者是海上的狂风巨浪阻截，永远地葬身于南海深处。大约有25万难民陆续抵达比东难民营，并在此居住过。
“你知道为什么南海的海鲜那么美味吗？”华勇嘴角露出一些戏谑的笑：“因为那里有一百万的越南船民的尸骨喂养了它们。”
我张大了嘴。
“比起来，我们算是幸运的。”华勇神情很快就严肃起来。
难民们住的是一间间的平房。每一个平房里睡通铺睡着二十来号人。什么都要抢，吃饭尤其如此，稍微慢一点就没有吃的。夏天热得要死，蚊子特别毒， 房子也没有空调，一屋子的溽热和臭气。这都还罢了，最难以忍受的是总是被人欺负，被人打骂，谁让他是孤身一人呢。别的孩子指使他干这个干那个。他那时刚到，只能忍着。有一天中午，他在那睡午觉，突然脚发烫，他尖声叫了起来，再看脚指头都发红了。不知道是哪位在他的脚指头之间夹了一个棉花条，并且点燃了棉花条。
“谁干的？”他终于爆发了，声音里有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冷静和威严。
“我？怎么了？其中一个带头的眼睛有些鼓的男孩邪乜着眼。话没说完，右脸颊已经挨了一拳。
“谁也不准帮忙！”他大吼着：“谁帮忙我和谁血拼。”他一边喊着，一边和鼓眼睛扭成了一团。那次打架的结果是他的一个眼圈青了，鼓眼睛却掉了一颗门牙。他的青眼圈在一个月后好了，鼓眼睛的门牙却再也找不回来了。同时找不回来的是他的领头地位。阮华勇替代了他。他打架是不要命地打。不怕打死人，也不怕自己被打死。这样的人谁打得过？他胆子越来越大，经常偷偷地从墙上爬出去跑到难民营外头，从外面的果园里摘了橘子，椰子，又拿回难民营卖给别人。他混成了头，一样欺负新来的人。
“你们难民营出来的孩子都是这样吗？”我想起了他哥哥华良， 有些执拗，会在电话上和产品经理争得面红耳赤，一点也不退让。
“嗯，肯定都有一些，我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就得学会狠。尤其我是孤身一人。不然早就死在难民营了。”华勇眼睛眯了起来，有一种暗色的物质从他眼里闪过：“我对谁都狠，除了玉燕。”
玉燕是个孤儿，她坐的船只遇到了热带风暴，那船只本来就破旧，又严重超员，在暴风雨中不堪风浪，终于是翻了，她的父母和妹妹都葬身大海，她被过路的一个油轮救起，油轮的人又把她扔在了另一艘难民船上。那条船上也是满员，看她孤身一人实在可怜，就收留了她。然而这条船后来也遇到了海盗，好在几经周折终于到了比东岛。
“她比我还可怜。”华勇说：“刚刚丧失了父母和妹妹，自己又……”他停住了嘴。
我没有追问玉燕的事情，我心里发酸发麻。这世上的苦难啊，竟如世上的盐一般多，一般咸。
两个孤苦的孩子走在了一起，他处处护着玉燕，不让她受欺负。他摘了新鲜果子给她，把好吃的菜留给她，把她的活派给别的人干。这一下她就招人嫉恨了，他也不管。
八个月后，他拿到了战争难民签证，他终于可以去美国了，他在美国的伯父是资助人。
离开比东的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层层鳞片状的浮云一直铺向天边。玉燕和一些难民被允许到码头给他们送行。玉燕一直在哭，他强忍着泪和她说了再见：“我们到美国见啊。”他最后一次回望岛上高高的椰树林，回望破旧的难民营房，回望那座他曾跪拜过的寺庙，然后登上了离去的轮船。他看到玉燕跑到了一块岩石的顶上，向他挥手。轮船终于慢慢地离开了比东岛，海的颜色是变幻不定的，时而淡蓝，时而浅绿，是那种热带海洋特有的浅绿色，那个小小的热带海岛便在蓝绿变幻的光影中飘摇，如一颗绿宝石在水影中荡漾。船只渐行渐远，过了许久许久，他依然能看见穿着白衣裳的玉燕站在高高的巖石上，不断地向着船只的方向挥手。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那么，后来，你在美国又见到她了吗？”
“见到了。”然而他眉头紧皱，他的脸部突然抽搐起来，他闭上了眼睛。我于是没敢问他们后来的故事。
再后来他的父母亲和哥哥几经周折也终于到了美国。
“我中学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通往奶奶家的路》（The road to Grandma’s house）。里面写了我那些年的经历，偷渡的船只上的故事，还有我在难民营的故事。老师很喜欢，让我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念。我现在还记得最后一句：“我站在奶奶家的门前，我那多年前已经抵达美国的奶奶的家门前，我没有哭，我一点也哭不出来。我也没有笑，我居然也笑不出来。我站在奶奶的面前，像一颗刚从湄公河里长出来的水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阮华勇说到这，终于笑了一下，自顾自地笑，似乎还是那个站在讲台前面向大家分享自己文章的少年。我看到了他脸上一丝难得的纯真。
我住了两天院就出院了。我在两天后回到医院，想看望一下阮华勇。那张床上却躺着另外一个头上都是绷带的人。病房里还是嘈杂拥挤，我站在那，那天和华勇的对话似乎还在房间里回响，还有那不时降临的沉默，海一样的沉默，我似乎看到了一条船，一条在汪洋中飘零的船，天地混沌，风雨飘摇，那船在不停地向前，不停地摇晃，不停地挣扎。
我那以后在喀布尔再也没有碰到阮华勇。有一次，我看到几个穿蓝色波卡的女人如风一般在山坡上疾走，我想起了华勇，那个看起来神情严峻的越南华裔，他曾经救过我的命。若不是他……我没有想下去，我不太敢假设自己的命运。命运，又岂是可以假设的呢？
三
现在，这个叫大卫，也叫阮华勇的人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的轨迹上，我颇有些恍惚。华良在信里说华勇是去年从阿富汗退役回来的。这一年华勇的状态不太好。他没有工作，临时在华良家住过一段，晚上总是会做噩梦，经常在半夜里叫喊。他经常提起喀布尔，有时候又说起比东岛，华勇还说在喀布尔碰到过华良的同事，名字叫亨利的—亨利是我的英文名字。华良才知道我去阿富汗呆了一年，他觉得我兴许能和华勇聊聊，或许能排解一下他的焦虑。
我說好，我也是该见见他。我把自己那次护送选票出的状况简单和华良说了一下。
华良说：“他那次受到表彰了。他家的墙上挂了好几个勋章呢。”
我和华勇再一次相见已是二月。我们约在我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阳光很好，浅白的玉兰花已经开了，大朵大朵的，像一只只袖珍的鸽子，洁白灵动，在春风中轻摇，似乎顷刻就会飞离枝头。团团繁花之下，我看到一个有些佝偻的背影安静地坐在那。我朝那个背影走去，似乎我的到来通过某种导体先行到达了他的大脑，就在我走近他的那一刻，那个人在一片纯白的背景里转过身，稀疏的头发，高高的发际，正是华勇。
“大卫！”我高声说。
那个人看着我，迟疑了一阵，展开了一个加州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亨利！”
我们像多年不见的战友一样拥抱了对方。我们说起来才发现原来都住在硅谷，华勇住在圣何塞州立大学附近，离我上班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
“这么近，我们居然没有碰上，我去年从我哥哥家搬出来一直住在这附近。”华勇说。
华勇回来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现在他在圣何塞州立大学选了两门课。一门是计算机编程，一门是音乐。
“噢，你还选音乐课？”我颇有些意外。
“我喜欢音乐，反正退役军人的学费是可以报销的。”
“那多好。”我说：“ 你看起来好像气色不错。”
“今天还好。就是一阵一阵的，突然就难过得受不了。觉得一切都没意思透顶。”他说：“我总是做噩梦，梦里回到了喀布尔，到处是罂粟地。有时候，又是一片汪洋。不断地迷失，又不断地寻找，却永远也找不到路。”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我觉得自己是PTSD（创伤后遗症）。”
“你或许该去看看医生。” 我有些同情他。
“我看过，那些好的心理医生都不收新病人。而且看这些医生保险公司不付钱，自己付又太贵了。那些保险公司付钱的医生都不太合适。”他皱了眉头，目光越过我，看着我的背后。我转过身，后面什么也没有。
我只得找了些别的话题，我说南湾有一家阿富汗餐馆，做的馕很正宗。他点点头。我们又聊了些别的就说了再见，然后我说有什么事情再联系吧。
三月的一个中午，我在公司附近的那家咖啡店又见到了他。他看起来脸色差极了。我走了过去。
他看到了我，眼神有些呆滞。
“你怎么在这？”我问他。
“我昨天晚上又梦到玉燕。”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今天是她的忌日。”
“玉燕？是那个你在马来西亚难民营碰到的玉燕吗？”我的心一紧。
“是的，就是她。几年前，我在南加州的一家顺发越南超市碰到她。她成了一个单亲母亲，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孩，住在小西贡附近。我去当兵之前我们好过一段。可是她后来自杀了。”
“自杀？为什么？”我的心陡然一冷。
“收留她的那只船遇到了海盗。她被……几个海盗……”华勇不太说得下去。“她那时还很小，对她来说是个跨不过的坎。她看了很多心理医生，没有用的。”华勇捂着头。
“她开车从一号公路的悬崖上冲下去的。当时，孩子就在后座的儿童座椅里。”
他的头深深地埋在膝盖里，周围的白玉兰像是感受到了他的痛楚，都停止了摆动，空气里流动着刀刃的颤动和寒光。我全身通了电一般发麻，接着是整个地发冷，像是掉进了冰洞里。我曾多次独自开车行驶在一号公路上，那条风光绝美的公路旁边就是深深的太平洋。
“那车里还有个孩子，那么小的孩子……”我有些艰于呼吸。
“她过得太苦了。孩子的爸爸不要她了，他们又没有结婚，一点抚养费也拿不到。她又找不到工作，靠着一些政府的福利过日子。”华勇的眼神还是空洞。
“可怜的孩子……”我心里隐隐发疼，一张孩子天使般的脸在我眼前浮现，我的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我扬起头，竭力忍住。
“你怎么了？”他注意到我的表情怪异。
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知道我一开口就会嚎啕大哭。
我们又陷入了一种长久的沉默。我们坐在那，默默地喝着咖啡，各想着自己的心事。周围有几株天堂鸟，花茎如一只就要飞起来的鸟。它是要飞到真正的天堂里去吗？天堂是什么样子？
一个星期后，我在脸书里问他：“下个月我准备去优胜美地野营。你要去吗？”
“我想想吧。”华勇不置可否地回了一句。
到了野营的前一天，我给华勇打了个电话，“想好去野营吗？出去散散心也好。”我知道华勇肯定早就忘了这事，但是我很希望他同去。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我只是觉得出去走走也许会帮助华勇。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想要帮他，因为他曾经救过我？或者，因为我们都曾经在同一片异域上生活过？那个被战火浸泡过的国家给我们建立了某一种不可分割的纽带吗？又或者，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有着内心的隐痛？那些暗物质白天蛰伏在心底，却在世上的每一个夜晚浮出水面，让我们不得安生。 “有人和你同去野营吗？”华勇问。
“没有。我习惯一个人。”我说。
“那我和你去吧。下周是春假，我好多年没有去优胜美地了。”华勇说。
四
我们是周五下午两点多从硅谷出发，趁着路上还没有大堵。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项目截止日的灼烧。
站在草长莺飞的四月天里，我的手似乎可以触碰到天上的流云，可以握住窃然私语的微风。这是优胜美地附近不远处一个颇有名气的看野花的景点，名叫梅彩德山谷（Merced Valley）。
我第一眼看到这满山满野灿然怒放的加州罂粟的时候，耳边萦绕的是重归苏莲托的曲调，当然，我重归的不是那不勒斯海湾的小镇苏莲托，而是有着黑峻雄伟绵延的高山的喀布尔。
“好像又回到了喀布尔。”我旁边的华勇说。我点头。
我也是到了喀布尔才知阿富汗已然是全世界海洛因输出之首。阿富汗天气适合罂粟生长，产量高，而老百姓因为贫穷，因为罂粟价格高，都纷纷改成种植罂粟。在塔利班控制的地方罂粟种植更是普遍，喀布尔少了许多，但依然能见到大片的罂粟地。喀布尔的罂粟田多是粉红色，没有这般热烈，但是也是这般烂漫地一大片一直铺到天边。
我初到加州，聽说加州的州花是加州罂粟，吓了一跳，罂粟不是生产海洛因的原料，是不折不扣的恶之花吗？后来我终于搞清楚原来加州罂粟和罂粟，或者说鸦片罂粟其实是两种花，都属罂粟科，但是不同类，有些孪生姐妹的意味。加州罂粟的叶子有羽状细裂，花瓣是三角状扇形，多为黄橙两色。而罂粟的叶片是波缘状锯齿，花瓣是圆形或椭圆形，颜色各异。最重要的，罂粟的果实大，可以提炼海洛因。比起来，加州罂粟温和多了，虽然也可入药，有镇静，抗焦虑的作用，却是不会让人上瘾的。
我们打点好野营的包裹和背包，一起走进了这一片片金黄和橙红交错的加州罂粟田。
野旷天低树，我们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一个人，我们如影子一般行走在天地之间，转过了好几道山坳，终于有些累了。两个人就坐在了大丛的加州罂粟田里。乱花在我们周围摇曳，入眼之处都是或黄或橙的加州罂粟，两个人像是和外面的世界隔了山岳，隔了时空。
“你这一辈子做过令你后悔的事吗？”华勇开口道。
“当然……”我低下了头。
“噢，你说说看。”华勇急切地看着我。
我看了他一眼，没有作声，我一直在为那桩事情悔恨不已，我甚至是因为这个当年才去了阿富汗。但是，我极少和人提及，除了上次在阿富汗和一个叫圆圆的女子说起，而且，是知道我们从此会各奔天涯，或许永不再相见。我怎么可以和一个我并不那么熟悉的人说起自己心中的隐痛呢？
华勇还是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渴求：“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人人都会犯这种错……”
“后悔又有何益？”我叹了口气，远山影影绰绰，在黄的，红的，橙的背景色里忽远忽近，若即若离。我觉得自己像是隐身于这个大自然、大世界之后，我突然就有了诉说的勇气。我开了口，仿佛只有眼前的这一片片加州罂粟才是我的听众，而它们会把我的悔，我的痛一一收藏，悉心保管。
“还记得上次你说到玉燕和孩子一起投海自杀吗？我听了难过极了。我和玉燕一样，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她只有两岁……”我终于开了口。
“天哪！”华勇同情地看着我。
我没有看他，继续我的回忆，嗓子有些涩：“那天早上我急急忙忙去做一个天使投资的路演，又在路上接到一个电话，居然就忘了把她送到幼儿园，她一直在车上……一整天，那么热的天气……”
“老天啊……”华勇再一次看向了我，像是不敢相信这么残酷的事实发生在身边这么个活生生的人身上。
我低下了头，沉入往事的浸渍。那时候我多希望这只是一个梦，很快就会有人把我从梦里推醒。但是那不是梦，一连四天四夜，我根本就合不了眼，我根本就没有入睡，连梦的影子都没有。后来，我勉强能睡了，却总是被各种噩梦惊醒。疼痛在我每一个细胞里膨胀，我整个人被这疼浸泡着，无法呼吸，无法思考。
“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吗？”我的脸是麻木的。我很久没有提到月月了，现在说起心里又开始一阵阵揪着疼，是一种生理上的疼。她出生的那天晚上是有月亮的，一弯新月镶嵌在黝黑的夜空，月亮显得格外清亮如水。那晚的月光浸洇着人间，照在她的脸上，她那小小的面孔上便有了一种朦胧的光芒。我于是给孩子起名月月。想到她名字的来历，我的记忆深处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战争，战争比这要残忍一百倍。”华勇神情木然。我心里一抖，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是个最好的听众，就像我那时候在喀布尔的医院里一样。
华勇艰难地开了口： “他们四个人……在罂粟地里……那个阿富汗女孩子……还只有十四岁……”
我很不愿意去想象那残忍的一幕。但是不知为何，我的眼前又出现了空军基地附近那一大片粉红色的罂粟田。我像是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女孩子被按在了罂粟田里，她身后的罂粟花被压断了，花茎被拦腰折断，被那几个美国士兵踩成了烂泥。她在那罂粟花上挣扎，但是她如何能逃得过这个劫难？她的身体在流血，就像她的内心在流血，她的身体被强行闯入，连带着那一幕丧失人性的记忆，强行印刻在她的脑海里再也无法除去。她是被蒙着眼睛的，她看不到那几个罪人丑恶的嘴脸，这对她未尝不是一丝庆慰。至少，她不会记住那几张丑恶的嘴脸。
“不过，我没有干！我真的没有！那女孩让我想起玉燕。”华勇声音大了起来。
“上帝啊。”华勇抬起了头：“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
“可怜的孩子。”我的心在绞痛。
“他们是为了报复……到阿富汗没多久，一个战友就被塔利班的人绑架走了……折磨致死……”
“他的手筋脚筋都被挑断了。死后还被肢解……最后都没能找全他的尸骨……”
更大的恐惧抓住了我，我的身体在抖，一报还一报，一种恶又牵引出更多的恶，各种各样的恶重叠着，交错着，已然分不清因和果。 “我真后悔当初报名参加空军去了阿富汗。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做一个飞行员，就像我伯父一样，我甚至天真地以为能自己开飞机从越南开到美国。可是，去了空军，我没能做成飞行员，只是一个地勤人员。我也坐过两次战斗机，但是，你知道吗，那个飞行员居然把炸弹往平民住宅扔！”
“后来事情闹大了，他就说是当时天气不好，没有看清楚。我当时在副驾的位置，能见度很好。那个飞行员是故意的。”华勇声音有些颤：“后来上面调查起来，问我当时情形，我什么都不敢说。”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那个飞行员会把我搞死的，你信不信，我不能，但是我的良心不安极了。我他妈的良心怎么没被狗吃掉呢？”华勇声音大了起来，他用的英文是“Fucking heart”。
我顿时明白了他的窘境。他的本性不容许他和他的几个战友一样残暴恶毒，然而，为了顾全自己的性命，他又不能说出真相。我同情地拍了拍华勇的肩膀。
两个人都无声地看着这一片加州罂粟，看着这世界。眼前的世界美好得宛如天堂。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已然是所谓的文明社会了，但是人性的狠毒和凶残却是丝毫不差地流传下来，人性本恶吗？还是战争把人性最丑陋最黑暗的因子带了出来，又不断地发酵，膨胀，长成一个巨大的脓包，只需一点点冲突就会戳破，然后那毒性和恶臭就会不断地向周围扩散，传染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不能怪你。”良久，我开了口：“你有自己的难处，换了我，大概也是一样的选择。”
华勇没有看我，也没有说话，眼睛直视着前面，四月的人间是如此绚丽，有谁会知道也许转眼天空就会飘起雨飘起雪，把同一块土地变得肮脏泥泞呢？
“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会和自己和解，和过去和解。”我试着安慰他。
“和解？有那么容易吗？这个世界值得和解吗？”华勇嘴角一撇：“玉燕死了之后，我觉得真是了无生趣。这个世界让我流连的东西本也不多，现在是越发少了。”
我想起了我和前妻，我们在女儿去世一年后离的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和女儿共同生活过两年的房子里待下去。不是每一道伤疤都能慢慢愈合，“和自己和解”，这样的话听起来那么伟正，那么确凿，放到那些真正经历过大悲大恸的人身上，甚至连一点涟漪都不会有。现实远没有剧本里写的那么美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那么干脆淋漓地把昨日的阴霾甩在身后。很多时候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待仁慈的时光慢慢地治愈，在你还没有绝望之前。
我长叹了一口气。过了良久，我試探地说“或许，你再试试别的医生？”虽然我自己一直讳疾忌医，除了月月刚去世那一阵去看过心理医生，后来一直没去过。
“我现在在联系一个鲍威尔老兵之家，听说那里样样好，天天能看到葡萄园的美景，有一个帮助老兵恢复健康的项目。” 华勇眼睛里有了些微的亮光。
“那就好。”我点头，我想华勇这样的PDST恐怕还是要专业心理医生才能帮到。
“再试一次吧，也许是最后一次。”他的嘴紧闭，眼睛习惯性地眯了起来。
夕阳薄淡地斜倚在青山之巅。我们站起身，一前一后地行走在加州罂粟田里，像两团墨渍在色泽炫丽的印象派油画上蠕动。
五
那次回来没多久，我在脸书上碰到华勇，两个人都在线上，华勇说他终于申请了去鲍威尔老兵之家，可是排队的人太多了，他恐怕要到年底才能进去。
“要这么久？”我有些吃惊。
“这个中心什么老兵都收，从二战，到韩战，越战，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可不是积攒了一大票有PTSD的人？”
我敲了行字：“可惜我不能申请。”
“你需要？你看起来很正常。”华勇反问。
“谁看起来不正常啊？都是这些看着正常的人才需要去。那些看着不正常的已经没法挽救了。”我说：“从我女儿去世，我就老做噩梦。我害怕回想那些场景。”我去了一趟阿富汗，从某种意义上心理负担减轻了。 我看到太多死亡，都有些麻木了。生和死，就像一个转盘上的不同停靠点，肩靠着肩，隔得这么近，转盘会停在哪一格也全然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可是，另一方面，我的状况却是更糟糕了，那些死亡的场景就像刻在了脑袋里，怎么也擦不掉。我想起在一个中餐馆的一夜，一个歹徒的枪都指到我脑门了，却像是突然改了主意，没有要我的命。我心里打了个冷战。
“是的，害怕，可是越害怕，它越会跑到你的脑子里。真是出了鬼了。” 华勇说。
我那一阵公司事多，回到家还要赶着出活，有时候在网上看看脸书上那些朋友们放的照片，每一张都那么鲜活，生动，似乎每个人都过得不错。硅谷的冬天冷淡而低沉。没有漫天的大雪，没有雪山皑皑。不似喀布尔那样四季分明。圣诞节那天，我看到华勇脸书上的状态有更新，他放了一张新相片，他和一群人站在一幢红房子前面，那群人看起来是非常迥异的一群人，有黑人小伙，有坐在轮椅上的白人老人，有年轻的白人女子，相同的是他们都在微笑，向着相片之外不可触摸的镜头微笑。华勇也在笑，他站在最边上，手插在裤兜里，脸上的笑容灿烂，如加州罂粟一般。他们身后有一块暗红色的木牌，木牌上用白字写着“Powell Home”（鲍威尔老兵之家）。
转眼又是三月天。硅谷的春天却是怒放而绚烂的。我上班的路上两旁是一排排的白玉兰树。一树连着一树的白莹莹的玉兰花簇拥在枝头，香雪海一般地徜徉着。我不由想起我在喀布尔住过的那个小院，后院的斜坡上是一树树的梨花，到了春天，也是这般满树缤纷洁白的花海。只是那个院子后来被塔利班袭击，几个联合国雇员都死于那次交火。那晚凑巧我在阿富汗认识的一个女人那过夜，侥幸逃过。然而那之后也只得搬离那个院子。造化弄人，美好和残酷总是那么迅速地切换，迅速得你还没来得及回味前一刻的甘甜。
三月中的一天，我接到华勇的一个邮件。他说很不开心最近被鲍威尔老兵之家给开除了。我回了信问他为什么呢。他却没有回信了。
我也没有再问。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忙碌着，似乎没有一丝闲工夫可以匀给别人，何况，并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朋友。虽然华勇曾经救过我的性命，虽然我们多了一层特别的和阿富汗有关的联系。我没有意识到命运的手又伸了过来，开始转动了那个无形的转盘。 四月一日。
我早上去公司上班的路上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显示是一个我不熟悉的电话，我在开车，很快就要到公司了，想想就没接。到了下一个红灯的时候，电话又响了，我接住了。
“我们是圣何塞市警察局，你认识阮大卫吗？”是个男人的声音，没有一点感情色彩。
“是，我认识大卫。”我好不诧异。
“他现在劫持了三名人质，我们需要找几位他的朋友和他对话，劝劝他赶紧停止。”
“什么……？劫持……？”我反问了一句，我在开车，电话听得不是特别真切，而且，我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他劫持了鲍威尔老兵之家的三位员工，你能马上赶过来吗？”还是那个没有一点感情色彩的声音。
我已经把车停在了路边，“请给我一个地址。”
路上很堵，硅谷这个地方就没有哪个点是不堵的，公司附近的那条路两旁满树的白玉兰白得刺眼。 一路纯白，满目素缟，我想起了喀布尔的那个有着满园梨树的小院和那个小院的血色拂晓。
我到达鲍威尔老兵之家已经是一个半小时后的事了。我首先看到的是房子周围好多辆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还用黄色警示带阻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一圈的警察，每一个警察都荷枪实弹进入备战状态。有一刻，我觉得自己回到了喀布尔，然后我看到了那个红房子前面那个暗红色的木牌子，上面写着“Powell Home”（鲍威尔老兵之家），像是从华勇的那张相片上走下来似的。我看到了华良，他看到我的時候，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一个矮胖的有些像土豆的白人警察走了过来：“我们是从大卫的紧急联系的人员中找到你的电话的。他现在躲在一个屋子里，屋子里有三位老兵之家的员工。现在你跟我们去监控室，那里有一个摄像镜头，能看到那个房子的情况。”
我茫然地跟着那个警察走进一个小房子，好几个屏幕，其中一个能看到华勇。镜头里的他穿着防弹背心，手里拿着一把半自动冲锋枪，对着地面上三个白人女子。她们脸上的恐惧在摄像镜头里更让人悚然。有一个女人在哭，华勇对着她吼了一句： “不要哭！”她怔在了那里，再无半点声息。
“刚刚职业协商人员以及雅各布都和他通过话了，一点用也没有， 你试试吧。”他把一个大喇叭递给我：“华勇能听到大喇叭的声音。”
“我？”我恍惚地接过大喇叭，我不知道华勇为什么会把我列入紧急联系人的名单，或许因为我们都去过阿富汗，或许，他知道我们两个心底都有创伤。我们都有令我们泪流满面的理由，都有对外人无以言说的苦痛。然而，我站在那，根本不知道从何说起。
“大卫？”我开了口。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放大了几百倍从空中传回来，有些陌生，有些诡异。我看到镜头里的华勇猛地抬起头，他那稀疏的头发的几绺搭在额头，眼睛警觉地四处看了一下。他一定是听出了我的声音。
“大卫……放下你的武器，走出来。走出来就没事了。我是亨利，你在阿富汗救过的那个亨利……”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无意识地说着这些话。像是伸出一只手去抓那些很快就要破碎的肥皂泡。显示屏里的华勇没有一丝反应，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你跟他说一些能唤起他温情的话。”土豆在旁边小声地提醒。
我茫然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又举起了大喇叭：“大卫，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在海上的时候吗，你们差点就饿死了，后来，幸亏遇到了一个渔民。你说，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华勇的眉头皱了一下。他根本没有办法看到我，他朝天花板看了一下，像是我躲在那里。
“接着说。”土豆说：“这些人神经都非常脆弱，不知道那个词就能触动他们，让他们放下枪。”
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大卫！” 华良抢过了我的大喇叭：“你那一次在威斯康星的寄宿学校生了病，爸爸其实是想去看你的。可是……他那时就想省一点钱，刚到美国的人都是这样……”
华勇的神色依然严峻，但是他的眼睛依然警觉地时而看看三个人质，时而看看周围的情形，他在阿富汗是受过这样的训练的。
监控室里进来一个警察，他很轻声地和土豆交谈着。但是我还是听到了一个词，SWAT。
“SWAT？特别行动小组？他们要做什么？”我突然有些心慌，华良疲惫地坐在一旁，我拿起桌子上的大喇叭，大声地说：“大卫，想想我的女儿，那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你说去阿富汗是你最后悔的事，你放下枪，不然这会成为你最后悔的事！”
华勇的眼神垂了下来，他的枪口耷拉了下来，就在那一瞬间，他惨叫了一声，跪在了地上，血从他的腹部流了下来！有人对他开了枪！是那个SWAT team开始行动了吗？我惊恐地捂住了嘴，看着摄像镜头里的华勇。华勇跪在地上，对着三个人质就是一顿扫射，同时，他的身上像是绽开了一朵朵血红的罂粟花，他倒在了血泊里，倒在了三个人质的旁边。
太快了！这一切都太快了。我看着显示屏，一句话都没能说出来，只有无比的惊恐一阵一阵袭来。
“大卫！”我看到旁边的华良已经冲到了显示屏前，一拳打在显示屏上。马上旁边的两个警察已经把他捉住，紧紧地按在凳子上。
……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个监控室的。也不知道是如何被人带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警察说我这样不适合开车，要休息一阵。我不知道在那坐了多久，大概到天黑我才勉强鼓起勇气开了车往圣何塞去。我一路在发抖，不得不好几次停在路边，等平静了一点才上路。
我在车里的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新闻的报道。华勇和三个人质都确认死亡。华勇是早上从圣何塞赶过来的，坐了一辆出租车。他带着一个包，包里有一把半自动冲锋枪。他俨然知道这个周五有一个欢送聚会，又有一批老兵从这个老兵之家的治愈项目毕业了——华勇没有参加这样的欢送聚会，他是被老兵之家开除的。华勇到达欢送聚会的房间，要别的人出去，单挑了那三个老兵之家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是老兵之家负责人，一个是专门负责他的项目的人员，还有一个也是以前和他有过接触的人员。看起来他是认识她们的，看起来他是有选择性的劫持。——美国人报道新闻非常谨慎，看起来，看起来，他们用的英文是“Seems”，而不是更确定的“is”。我听了几句，就把收音机关了。车子里安静得像一个孤独的星球，四周沉寂，我听不见高速公路上车流如水。 我回到圣何塞已近十点。我倒在床上，眼睛看着灰白的天花板，恐惧和哀凉交替袭来。我想起那时候在喀布尔我被人肉炸弹袭击，内心对于死亡强烈的恐惧。该有多么绝望多么悲凉才让他不惧于死？生和死之间，是一条模糊的细线还是一条巨大的鸿沟？四月一日，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四月一日，多么诡异的一个日子，我被黑暗里扑面而来的宿命和荒谬震了一下。我后来很多次回想这件事，还是无法释怀，是华勇故意挑了这样一个日子吗？仿佛事情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都是因为这个日子所裹挟的某种隐秘的关联，仿佛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愚人们互相毁灭的游戏。
我没有去参加华勇的葬礼。我觉得如果不是自己对华勇喊话，SWAT team不会在华勇低头的瞬间发起进攻。我心中有愧。现在，我手上又多了一条人命。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勇气再一次走进殡仪馆。终年不散的幽郁沉淀在殡仪馆的每一个角落，那样的氛围令人压抑难过。我选择了逃避。
六
春去，秋来，冬又至。那个冬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2013年的最后一天，我接受了国内一家公司的聘请，准备春天海归回国。
春天的硅谷又是花海徜徉。我又一次驶过开满白玉兰的道路，两旁是满树莹白，如雪如素，四下哀凉漫漫。我心里的沉郁再次浮出水面，华勇在天堂的日子可好？他会和玉燕在一起吗？我在回国前夕联系了华良：“我们见个面吧。”我总觉得这件事没有彻底了结，我须亲自面对华勇的亲人，把自己的忏悔说出来。
我们依然约在我公司附近的那家咖啡店。咖啡店周围到处开满了天堂鸟，人们闲坐着，安静地喝着咖啡，仿佛置身天堂。天堂里会不会也有罂粟，或者是加州罂粟呢？ 我远远地看着华良走过来，心里有一丝恐惧。他们两个实在太像了，仿佛华勇又活了过来，他那双手，在这个时候正紧紧攥住路旁的天堂鸟，毫不放松，慢慢站立，然后直起满是血污和弹痕的身子，往这边走来找我。
华良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好久不见。”
“是的，好久不见……“我终于缓过神来，“对不起……”我说。
“和你没有关系的。”华良倒还平静，一年了，地球已经自转了366圈，时间是最强大的，多少恨，多少痛，都被时间一刀刀刮去，只剩下一道道面目全非的疤痕。他看起来没有那日在鲍威尔老兵之家那样痛苦不堪。
“我也是后来知道的。华勇这种挟持一个或几个人质的情况是所有人质绑架中最危险的。而且这几个人质他都认识，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怀着必死的决心。那天你没到之前协商员和他说了好久，保证他投降不会治他的罪。那些协商员都是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知道怎样打动人，怎么处理这种紧急情况。但是最后华勇把手机都扔了。警察只好用大喇叭。后来实在等得太久，SWAT team才动手的。”
“这样啊……“我心里的担子却并没有减轻多少，我在想如果当初他给我来信说他被老兵之家开除，我多劝他几句，他也许不至如此。他一定是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才会走上这一步。然而，我并没有把这些对华良说。我并没有勇气做真正的忏悔，我为自己灵魂深处的怯懦感到惭愧。
“他为什么要这样……”我说，与其说是对华良发问，不如说是自说自话。
“他对老兵之家期望很大，那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他本来想待半年，但是老兵之家觉得他的情形比较严重，不适合长期在这里，只批准了一个月。他很不高兴，和项目负责人吵了起来，还口头威胁要动枪。主管项目的人马上向老兵之家负责人汇报，她们对枪支是零忍受的政策，觉得华勇太危险，立刻就把他开除了。”
“噢……”我皱着眉头点点头，这可真是适得其反。我想象他被老兵之家开除后，在硅谷拥堵的某一天，突然心境就跌入了谷底，他拿了枪，叫了出租车。车子向着老兵之家疾驰，向着生和死的边缘奔去。但是，他是挑了他们开欢送会的那天去的，那么，大概并不只是一时意气用事，而是深思熟虑，策划了很久。到底是哪种情形呢？可是我们已经无处知道，那答案已经跟着他长眠在地下了。
“我哥哥，他从小脾气就比较暴躁，后来又走上了邪道。”华良又说：“他到美国时，我和我爸爸妈妈还在越南。他寄住在我的伯父家。他不好好学习，和学校的黑帮混在一起。我伯父为了把他和黑帮的人分开，把他送到遥远的威斯康星寄宿学校去了。”
“他在难民营受了太多欺负，他必须这样野蛮生长才能活下去。”我说：“难民营那段经历俨然在他身体里种下了暴力的种子。”说这话的时候，我想到了玉燕，也想到了自己，每一个人过往的岁月都如一场风暴，毫不留情地锤炼出我们日后生活的骨架。
“噢？”华良看着我：“他都没怎么和我说起他在难民营的事。”
“等我和我爸爸到了美国，他一直在威斯康星，不愿意回来和我们住。他说那样更自在。我的父亲很严格，还会打人的。”
“他从威斯康星毕业后上了几年社区大学，打了很多年的零工，在南加州开过一个小店子，后来倒闭了，没什么好出路，就去当兵了。”华良说：“有时候，我很惭愧，我一直跟父亲母亲在一起，有他们保护，没受什么苦，顺顺当当上学，念了大学，出来就找了电脑行业的工作。”
我的脑袋里突然涌出许多无解的疑问和揣测，华勇和华良，多像罂粟和加州罂粟，同一科，却是一个有毒，一个没有。加州罂粟若是到了阿富汗，也会变成有毒的罂粟吗？而有毒的罂粟，或许到了加州，就会修炼成无毒无害的加州罂粟？所谓橘，长江以南为橘，以北就成了枳？人生最黑暗最残酷的记忆会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是会像海底的暗涌在重重岁月里堆积沉淀，愈积愈厚，然后在惊涛骇浪降临的那一刻风起云涌，以致分崩离析，全盘崩溃？ 如果华勇没有那些战争和苦难的记忆，心灵没有饱受残虐，他，还有那老兵之家的三个员工，是不是就不会遭此劫难呢？当初，如果，他父亲挑了华良上了那艘难民船，那么他们的人生会对换吗？也许吧，人生充满了太多随机，就像一个转盘。而命运的转盘停在哪一格又岂是每一个人自己可以掌控的呢？
我决定回国之前去华勇的墓前看看他。我听说西方的习俗是用殷红的罂粟花纪念阵亡的将士。我觉得华勇也算是阵亡，从某种意义来说。不是吗，如果不是他在阿富汗战场目睹的那些令人窒息的战争惨剧，如果不是因为越战，他也不会一直生活在马六甲海峡上遭遇海盗，遭受饥饿，遭受难民营里被暴力蹂躏的恐惧。如果不是这些，他不会住进鲍威尔老兵之家，也就不会这么早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不知道从哪里寻找罂粟花，我于是开了很远的路，重返优胜美地的梅彩德山谷。又是人间四月天，依然是漫山满眼的加州罂粟，依然灿然绚丽。一大片一大片的加州罂粟在山谷的清风和树影里摇曳着，轻轻地低吟着。我站在那，找不到风的方向。我采了一大束加州罂粟，在优胜美地东门外的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回到硅谷，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华勇的墓地。
墓园里正是春天，灰白色的石碑在苍青翠绿的草坪上一个个排开，齐整静穆，安静得连时间都没有了。我一路走过，走过一个个沉默的墓碑，走过一个个沉睡的亡灵。我走到了华勇的墓前，华勇的墓碑很简单，十字架下用黑字写着 “ Private David Nguyen，4th，Oct，1972， Age 40” （列兵阮大卫，生于1972年10月4日，年龄40岁）。我低下身，把那束加州罂粟放在他的墓前。我在那站了良久。天空渐渐转灰，风从不知名的地方吹來，芦荻荒野，便有了几分苍凉和寒意。
天色昏沉，暮云凛凛，是回去的时候了，我向着墓碑鞠了一躬，转身而去。我走出没几步，突然听到一声鸟叫。我猛一回头，后面却是空空如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恍惚间，墓碑前的加州罂粟，似乎都没了踪迹。
那个早春的夜晚似乎比平日的夜都要浓稠，空气里回旋着一种罂粟般的令人眩晕的气息。鬼使神差的，我打开了领英邮箱——我极少看那个邮箱。我看到了很久以前的一个同事雅各布的来信。我们在领英里连着，但是之前从未联系过。雅各布的信和工作无关，而是有关大卫。
“大卫？！”我吃惊极了。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罂粟田野。粉红色的一片片云蒸霞蔚地开在田野里，一直延展到阳光斑驳的山坡上。
我第一次看到罂粟田是在喀布尔。两年前，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的雇员，我曾在喀布尔工作过一年。在那之前的2008年，我在硅谷创业。2008，那是个令人唏嘘的年头，不管是我个人，还是整个世界的金融和经济都似乎遭受了一场劫难。我准备换个环境，几经周折，去了喀布尔。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进入喀布尔的联合国大院，警卫森严，一共需要过四道岗哨。我满心惶恐，不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会度过怎样的一年，不知道命运在此布下了怎样的迷局。
我到达喀布尔没多久就碰上了阿富汗第二次选举。大选之前的气氛紧张至极。我住处的保安增加了好几位，我上班的时候看到大街上也增加了很多持枪的士兵和岗哨。这是阿富汗第二次总统大选，五年前2004年的大选算是成功，卡尔扎伊获得55%的选票当选阿富汗第一届民主政府的总统，这对塔利班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一次选举，塔利班放出话来，凡是参与大选有关的人，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格杀勿论。
就在大选一个星期前，我的住处遭到恐怖分子袭击。我的一个美国同事也非常不幸在那场袭击中牺牲。
然而大选终于还是如期举行了，喀布尔的情势还是紧张。我每天坐加了防弹外壳的路虎“沙漠王子”出入，安检查得更严了，出入联合国大院都是四道岗哨，还加了警犬。选举完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我的上司的一个电话，说是临时要找一个人押送巴米扬的选票到喀布尔，问我能不能去。我早听说巴米扬被炸掉的大佛，心想也许有机会去看看，就答应了。
一辆全副武装的军用卡车一个小时后到达联合国大院。我带好了证件，就跟着几个美国士兵上了车。扛枪的美国士兵查看了我的证件，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附近有一大片的罂粟田。喀布尔的绿色植被很少，很多地方是裸露的黄土，那田野上却长了大片大片的罂粟。粉红色的单瓣花朵，细细的长长的花茎，像是美人长长的脖颈，不胜娇弱地支撑着那张美丽的脸。而一朵朵罂粟凑在一起就成了一片片粉色的云烟，迷离氤氲。
我上了运输飞机，飞机不大，是C17型号，前面是飞行员，副飞行员的座位，中间是放货物的地方，后面是两排相对靠窗的座位，大概能坐十来个人。我坐下没多久，就上来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其中一张亚裔面孔的士兵，一张熟悉的面孔，我的心猛地一跳。我朝那个亚裔士兵拘谨地一笑。士兵很严肃，只是朝我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
飞机的螺旋桨转动的声音很大，在轰隆隆的一片声响中，飞机升到了空中，向着巴米扬的方向飞去。远处高高的群山手挽着手，连成海，近处是灰黑，远处是深黑，层层叠叠。在高山的脚下，是一群少年，一排排站在那，向着大山的方向。他们看到了飞机，开始跳跃，像是和飞机上的我们招手，像是想要逾越到那高山之巅。飞机越飞越高，少年们渐渐成了一个个黑点，那高山也渐渐变得低矮，成了灰色的一片波涛。
我回过头看到对面那个亚裔士兵挺直的鼻梁，忍不住开口说，你是从加州来的？士兵警觉地看着我，略略点头。
“北加州？”我又问了一句。
他摇头，不再说话。
我觉得他实在太像我以前的一个同事雅各布了。我离开那家公司五年了，如果真的是雅各布，不至于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吧。又一想，雅各布一个做高科技的，怎么可能突然就来当兵了呢。我把脸转向飞机的窗户，不再看那个士兵。飞机下面变成了苍茫的小土丘，偶尔还有一两条小溪和绿色的村落。马上就要到巴米扬了，远远地我看到了山，土褐色的山，而山上密匝匝地像是陕北的窑洞一般开了好些洞。这就是著名的巴米扬的佛洞了，可叹塔利班在几年前把洞里的佛像都炸掉了，千年的古丝绸之路传承的文化历史也在现代战争中辗转成尘，再无踪迹可寻，也再无悲伤欢喜可言。
飞机到了巴米扬，已经有一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在几个小型集裝箱一样的箱子旁边。我们把装满了选票的集装箱放进飞机里，装好后，飞机就往喀布尔飞，到了喀布尔空军基地，又马上装到由军警护卫的卡车上，一路护送到阿富汗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来来回回飞了两趟了，还有最后一趟就要收工了。我觉得疲惫不堪，坐在飞机上都要睡着了。第三趟终于飞完了。所有的选票送到了，我也要回去了，就往空军基地门口那辆军用卡车走去。不远处的罂粟在风中细微地颤动，颤成了一个模糊不清带着晕影的背景。我看见那粉白的背景里走来了一个穿着蓝色波卡的女人，安静又诡异地朝我走来。女人全身被蓝色波卡包裹着，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藏在网状波卡之后，看不真切，只看到一团幽黑，散发出一股令人悚然的寒意和戾气，那是一双来自地狱的眼睛，我感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惧。
“小心！”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内心的恐惧，就听到了一声叫喊，接着，我被扑倒在地，我的身后一阵巨响，伴随着乌黑的浓烟。我顿觉额头上一阵热流汩汩而下。我下意识地摸了一把，黏糊糊的，我的手掌成了鲜红一片，我心底的恐惧几乎要把我击倒，我昏了过去。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脑袋上缠着一圈白纱布，躺在了一个陌生的病床上，周围都是白的，梨花一般的白。我旁边躺着那个亚裔士兵。这里是美军空军医院，就在空军基地里面，距离我被炸的地方很近。
那双恶毒的眼睛来自一个自杀袭击者，她身上带着炸药，她在靠近我的时候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是那个亚裔士兵把我推开，救了我。而那个亚裔士兵现在就躺在我的近旁。他还在睡着，他的胸部被炸弹的碎片击中，好在不是要害部位。
我躺在那，手触碰到头上的纱布，觉到了一阵阵恐惧，这恐惧冷如黑冰，让我全身发凉。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时候，我听说这个到阿富汗工作的机会，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觉得无论如何，总比我那时的情境好。我那时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阿富汗，那个遥远的国度似乎成了一个可以逃逸的地方。如果注定会死在那，那就死在那吧。但是，真正面临着生和死的时候，我却是畏惧的。我发现自己是留恋着生的，我为自己的懦弱感到一丝羞耻。死其实是需要勇气的，我以为我有向死而生的勇气，但是临到死的悬崖，我才发现我没有，我有决心靠近死，却并没有跳进死亡之谷的勇气。 旁边的那位亚裔士兵终于醒过来了。他脸色有些白，气色倒还好。
“谢谢你！”我诚恳地说。
“不必了。我也是条件反射似的冲上去。 ”他脸上并没有多少表情，“还好没有把自己的命搭上。 ”
护士进来给那个亚裔士兵换生理盐水。
“生日，姓名？”她按常规问他。
“1972年10月4日，大卫 阮（David Nguyen）。”他机械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在医院被问得最多的问题。
“大卫阮？”我重复着这句话：“你是说你姓阮？你是越南人？”
“是啊。”
“那你认识雅各布 阮（Jacob Nguyen）吗？”我忍不住问，他和雅各布实在太像了。
“雅各布 阮？我哥哥倒是叫这个名字，但是阮是个很普通的越南姓。”
“雅各布 阮，他在硅谷的平米科公司做过工程师。”
“对，那是他！他比我早半个小时出生。”
我笑了，怪不得那么像，原来是孪生兄弟。
“雅各布是我以前的同事。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起他有个孪生兄弟。”
“我们平常联系不多。”
“雅各布说那时他和你们的父亲一起在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待了一年，却并没有提起还有个弟弟。”我说，那时候我还是个工程师的时候，公司里的亚裔员工中午常聚在一起吃饭。
“我们并没有同时在那个难民营里。”大卫眯起了眼。
“噢？”我心里好奇起来，“倒是想听听你的难民营经历。雅各布曾经说过一些他在难民营的故事。”
大卫沉吟了良久，开了口，他的陈述缓慢，稍带着点滞涩。
大卫其实是第二代越南华裔，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阮华勇，哥哥雅各布叫阮华良。
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越南西贡，空气里弥漫着亚热带特有的潮湿和粘腻，湄公河两岸是大片齐整整的水椰林，阳光被水椰树的羽状叶子切割成碎金，斑驳地洒在幽绿的水面上。河岸狭窄的马路旁是尖而瘦的房子，房子之间是亚热带常见的根系盘错的大榕树，绿色的叶子连成一片，如巨大的华盖，被湿热的雾气浸润得青翠万千。而在那层层积翠之间点染着团团簇簇火红的凤凰花。少年华勇在街头刚打了一架，他听到那群孩子叫他华人猪，就忍不住动了拳头。他的父亲阮凯明曾经是南越政府间谍机关的一个职员。南越兵败以后很多政府人员移民去了美国。阮凯明没有。
阮凯明的哥哥，也就是华勇的伯父是一个飞行员，美军撤退的时候从西贡坐直升飞机到附近的美军军用机场，再从那飞去了美国，他全家都去了，连他们70多岁的老母亲也跟着去了。阮凯明没有去，他恋家，以为自己那些隐秘的间谍工作无人知晓，即便北越政府接手，他应该还能过下去。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他的身份不知什么时候泄露了。邻居开始慢慢地疏远他们一家，并变得很不友好。他供职的地方的老板也对他非常不客气，总是为难他。
不仅是他，两个双胞胎儿子在学校也总是受欺负。老大弱，不敢还手，总是被同学拎出来捉弄。老二脾气拧，经常和欺负哥哥的人干起来，回来总是这里破了皮，那里多了一条血印子。有一次，他家的大门被人涂黑，上面画了一个骷髅头。他们一家人成了一叶孤舟。他开始恐惧，现在不仅仅是不被善待，安全也成了问题。到了1979年，南越的经济已经越来越糟糕，很多人失业。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后，大规模的排华行动开始了，很多华裔被没收了财产。与此同时，原先南越政府的很多职员处境越来越糟，很多被送进了改造营。阮凯明既是华裔又是南越间谍的身份让他们一家举步维艰。
他们开始策划偷渡移民的方案，决定父子三个先偷渡到马来西亚，然后从那里申请战争难民签证去美国。之所以不能一家四口都去是因为偷渡风险太大，只要一被发现遣送回来就会关进监狱，必须要有一个人在监狱外面接应拿钱去打点那些监狱里的狱卒，不然有可能一直被关在监狱里。
他们策划了很多次偷渡都失败了。一开始总是上当受骗，給了蛇头高额定金，到了集合的地方才发现没一个人。后来慢慢总算找着了一些靠谱的蛇头。但是偷渡并不顺利。有一次是天气太恶劣，遇到暴风雨，他们的船只走了一半，迷失方向，绕来绕去，又回到了西贡。幸而这次他们上岸的时候岸上没有巡逻队。还有一次是船只中途被发现，他们被押送回到越南，进了监狱。好在他母亲在外面，拿钱去打点。父子三个四个月后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
“我刚从监狱出来那阵头发是被剃光的，青脑壳一个，那帮人一看就知道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骂我罪犯分子。我一生气又和他们大干了一架。”阮华勇说到这笑了，脸色还是那么苍白。
“你行吗？“我问，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
“还行。”他喝了口水，“一下子想起好多事情了。”他放下水杯继续说：“相信吗？我们一共试了二十次。我的父亲是个极有韧劲的人。他决定要做到的事，最后一定要做到。”
偷渡的蛇头要收每一个偷渡客十两黄金。尝试了很多次偷渡之后，他们已经是一贫如洗。那一次，家里勉强凑出的金条只够一个人走。他的父亲看着他和哥哥华良：“你们两个可以走一个。谁走？”两个人都互相注视着，注视着和自己如此相似的一张脸，什么都没说，似乎这个抉择如此重大，重大到他们从此会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重大到他们不敢做出选择。最后，他的父亲指着华勇：“你吧，你皮实些。”华勇默默点头。偷渡的船只严重超载，他的父母亲硬是把只有十二岁的他推到了船上，要他到了马来西亚的难民营再申请去美国。“你先去，我们随后来。”他的父亲说，他的母亲眼里都是泪，什么都没有说。“她一直在哭，哥哥也在哭。”他说。
“他们怎么放得下心？”我问，眼睛有些湿。
“没有办法的办法，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要是待在越南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说，眼神有些空洞，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船是夜半从西贡远郊一个偏僻的渔村启程的，是那种能坐一百多号人的机动船。船没开出多久就被南越政府边防军发现了。他们的快艇在后面追。偷渡的船只为了加快速度，把很多东西扔到了海里，食品，饮用水还有汽油。 偷渡的船终于逃离了快艇，开出了越南内海。船开到马六甲海峡的时候，船上的水手开始不安，这一带，因为处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三国的水域交界，国际安全合作差，又有很多暗礁无人岛屿给海盗栖身，所以常有海盗出没。快到黄昏的时候，太阳即将落入海平面了。华勇站在甲板上眺望着红得如樱桃一般的落日。
“赶紧进到船舱里去！”一个水手对他吼着：“海盗来了！”
阮华勇看到船尾五百米的地方一个快艇正全速追赶着他们。他赶紧往船舱里跑，他看到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母亲带着一个十多岁的女儿赶紧用煤灰往脸上擦。然后换上男人们穿的衬衣。华勇身子一阵阵发抖，坐在母女俩旁边一动不敢动。
他们的船只马上加速，可是他们的汽油不足，怎么也开不快。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海盗们追了上来。海盗们训练有素地架上软梯，上了他们的船，一伙人都蒙着黑头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们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半自动冲锋枪。他们先是冲到驾驶室，把罗盘砸烂，然后冲到船舱里，用英语和越南语各说了一遍：“所有人，老老实实，把钱和值钱的东西交出来。不然就把命交出来！”
海盗们两人一组，一个持枪，一个拿着个粗布麻袋，挨个要船上的人把钱和珠宝首饰拿出来，扔到麻袋里。
“快，动作快！”他们一边端着枪，一边叫嚷着。
两个海盗走到华勇身边。
“钱，快点！”他们拿枪指着华勇。华勇忙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些钱扔到麻袋里。
“就这么点？”高一点的海盗说。他个子单瘦，像根竹竿。他旁边那个矮胖，倒像根竹笋。
“我一个人，真的就这么多。”华勇刚说完，头上被竹笋的枪托重重地砸了一下。他头上一阵发麻，好在还没有出血。
“你？” 竹竿指着他旁边的小姑娘。小姑娘什么也不敢说，只是看着她旁边的女人。女人赶紧从兜里掏出一叠钱，扔进去。
“女的吧。”竹竿一咧嘴，露出一口烂牙，手就朝女人的胸脯摸了过去。
“妈妈！”旁边的小姑娘叫了起来。
“这也是个女的。”竹竿笑得更响了，一把拉起小姑娘就要往外走。
“留下她。 “女人冲了过来，“她还是个孩子！”竹竿还在拉扯着那个女孩。
“留下她，我给你摸！你摸，你摸！”女人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抓起竹竿的手就往自己胸口摸。
整个船舱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每个人都看着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眼睛里却喷出了怒火，那一束束愤怒在空气里拧成了一股气流，朝这边涌过来，竹竿有些怕了。女人一下子跪在竹竿面前，用越南话不停地哀求：“留下她，留下她。”她的头重重地磕在地上，额头上磕出了血，一股股往下流。
一个婴儿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声音并不大，却让情势更加令人不安，船舱里被一触即发的张力满满地填充着。
“算了，算了。”竹笋拉了一下竹竿。竹竿重重地把女孩摔出去。女人衣衫不整地朝女孩爬了過去，她抱着惊恐万分的女孩哭了起来，女孩也在哭。旁边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提醒她们不要哭了。两个人忙停止哭泣，只是抱在那抽泣。
阮华勇说到这，眼眶发红。我一定也是。
“真主安拉是我唯一的主。”没有由头的，我用普什图语说了一句，这句话是我的一个阿富汗同事教的，说是碰到恐怖分子说这句话能管点用。
海盗把整个船只洗劫一空后，上了快艇，很快就没了踪迹，只剩下一船人如遇了霜的白菜，全是蔫蔫的。
罗盘被砸烂了，船不能定位，船长只能凭经验往大马的方向开，可是大海苍茫，天和海一样黑，如何能找到方向？第二天天亮的时候，船长发现船只彻底迷失了方向，很快，汽油用尽了，船根本开不动了。只能在大海上飘零。
最残酷的还在后面，几天前因为逃遁越南政府边防，扔掉了许多食物和水。再加上这几天在海上漂荡，食物和水已经严重不足，只能限食限水。
一天三次供水，每次给每个人一个矿泉水瓶盖那么多水。华勇觉得嘴唇刚刚给润湿，水就没了。嗓子眼发干发涩，像是一直在冒烟。
情况已经越来越糟了，有人开始喝自己的尿。海盗抢劫后的第五个黑夜，华勇被一阵凄厉的哭声吵醒。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一个母亲的声音，她的十个月的婴儿没有气了。她的哭声如此凄厉，船上每一个人都给吵醒了。有人小声地安慰着这个可怜的母亲，但是她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一直在哭，直到她嗓子哭哑，瘫软在地上，昏昏然躺在地上再也哭不动了。天亮的时候，华勇再一次听到这个母亲的哭声，不，不能叫哭，而是低沉地嚎叫，那不像是从人的嗓子里发出的声音，更像是从某种动物嘴里发出的低嚎——这个可怜的婴儿的尸体不见了，有人趁母亲昏迷的时候把那个婴儿偷走了。
“为什么？”我眼眶噙满了泪，听到这里还是不解。
华勇凄然一笑：“你没有听说过吸血鬼吗？血里有水，水就是命。”我全身一凉，愣在了那里。八十年代初，我还是个小学生，在北方一个靠着海的城市住着，我并不快乐，但是我全然无法想到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个海域，会有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
“不断地有人饿死，他们的尸体很快就不见了。”华勇眼睛是木的，他机械地说着这些。
“不要再说了！”我叫了起来。我的胃一阵阵发酸，几乎就要吐了出来。我原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个人，经历了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我把手撑在额头上，像是突然感觉到额头上的伤痛了。
华勇不再说话，两个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像海底的暗涌一样的沉默。
到了第十天，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人们麻木地注视着那个黑点，会是另一艘海盗船吗？这只船已经只有原来一半的人了，这些人早已被掳夺得一穷二白。
是艘渔船。老天一定是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
船上的渔民们告诉他们其实离马来西亚也不远了。他们提供了食物，饮水和汽油，还带着难民船走了一段路。 “天使，他们是天使。”华勇说起来嗓音有些颤，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难以掩饰自己的激动，他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船终于在两天后抵达马来西亚的比东岛。比东岛是一个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荒无人烟，距离马来半岛198公里。马来西亚政府就把这里开辟为一个难民营，并把它列为保安区，严禁外人踏足，难民们在此等待第三国家的收容。几乎每天都有难民抵达这个小岛。华勇成了这群后来被称作“越南船民”（Vietnamese boat people）的一员。
难民营周围砌着高墙，像联合国大院那样的高墙，只不过没有铁丝滚网。那时候，东盟五国对越战难民都实行了禁闭营政策，难民被禁闭在营内不能自由行动，更不准外出工作。他们能自由走动的就是那个小小的难民营大院。好在后来旁边又添加了一座简陋不堪的寺庙和教堂。
“多糟糕，没有自由。”我同情地说。
“能让我们上岸就算好的。”华勇眉头紧皱。就在他们的船只抵达前三个月，马来西亚政府向靠岸的一条难民船扫射，阻止难民上岸。死了很多人，海水都染红了，海面上漂满了尸体。许多年后在这里立了一些纪念碑，纪念那些遇难的船民。最显眼的雕像是一个父亲正努力拉住在海水里挣扎的女儿 。自1975年到80年代末，大约有两百万难民逃离越南，投奔怒海，寻找光亮，寻找一块可以栖足之地。他们中很多被海盗，饥饿，疾病，或者是海上的狂风巨浪阻截，永远地葬身于南海深处。大约有25万难民陆续抵达比东难民营，并在此居住过。
“你知道为什么南海的海鲜那么美味吗？”华勇嘴角露出一些戏谑的笑：“因为那里有一百万的越南船民的尸骨喂养了它们。”
我张大了嘴。
“比起来，我们算是幸运的。”华勇神情很快就严肃起来。
难民们住的是一间间的平房。每一个平房里睡通铺睡着二十来号人。什么都要抢，吃饭尤其如此，稍微慢一点就没有吃的。夏天热得要死，蚊子特别毒， 房子也没有空调，一屋子的溽热和臭气。这都还罢了，最难以忍受的是总是被人欺负，被人打骂，谁让他是孤身一人呢。别的孩子指使他干这个干那个。他那时刚到，只能忍着。有一天中午，他在那睡午觉，突然脚发烫，他尖声叫了起来，再看脚指头都发红了。不知道是哪位在他的脚指头之间夹了一个棉花条，并且点燃了棉花条。
“谁干的？”他终于爆发了，声音里有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冷静和威严。
“我？怎么了？其中一个带头的眼睛有些鼓的男孩邪乜着眼。话没说完，右脸颊已经挨了一拳。
“谁也不准帮忙！”他大吼着：“谁帮忙我和谁血拼。”他一边喊着，一边和鼓眼睛扭成了一团。那次打架的结果是他的一个眼圈青了，鼓眼睛却掉了一颗门牙。他的青眼圈在一个月后好了，鼓眼睛的门牙却再也找不回来了。同时找不回来的是他的领头地位。阮华勇替代了他。他打架是不要命地打。不怕打死人，也不怕自己被打死。这样的人谁打得过？他胆子越来越大，经常偷偷地从墙上爬出去跑到难民营外头，从外面的果园里摘了橘子，椰子，又拿回难民营卖给别人。他混成了头，一样欺负新来的人。
“你们难民营出来的孩子都是这样吗？”我想起了他哥哥华良， 有些执拗，会在电话上和产品经理争得面红耳赤，一点也不退让。
“嗯，肯定都有一些，我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就得学会狠。尤其我是孤身一人。不然早就死在难民营了。”华勇眼睛眯了起来，有一种暗色的物质从他眼里闪过：“我对谁都狠，除了玉燕。”
玉燕是个孤儿，她坐的船只遇到了热带风暴，那船只本来就破旧，又严重超员，在暴风雨中不堪风浪，终于是翻了，她的父母和妹妹都葬身大海，她被过路的一个油轮救起，油轮的人又把她扔在了另一艘难民船上。那条船上也是满员，看她孤身一人实在可怜，就收留了她。然而这条船后来也遇到了海盗，好在几经周折终于到了比东岛。
“她比我还可怜。”华勇说：“刚刚丧失了父母和妹妹，自己又……”他停住了嘴。
我没有追问玉燕的事情，我心里发酸发麻。这世上的苦难啊，竟如世上的盐一般多，一般咸。
两个孤苦的孩子走在了一起，他处处护着玉燕，不让她受欺负。他摘了新鲜果子给她，把好吃的菜留给她，把她的活派给别的人干。这一下她就招人嫉恨了，他也不管。
八个月后，他拿到了战争难民签证，他终于可以去美国了，他在美国的伯父是资助人。
离开比东的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层层鳞片状的浮云一直铺向天边。玉燕和一些难民被允许到码头给他们送行。玉燕一直在哭，他强忍着泪和她说了再见：“我们到美国见啊。”他最后一次回望岛上高高的椰树林，回望破旧的难民营房，回望那座他曾跪拜过的寺庙，然后登上了离去的轮船。他看到玉燕跑到了一块岩石的顶上，向他挥手。轮船终于慢慢地离开了比东岛，海的颜色是变幻不定的，时而淡蓝，时而浅绿，是那种热带海洋特有的浅绿色，那个小小的热带海岛便在蓝绿变幻的光影中飘摇，如一颗绿宝石在水影中荡漾。船只渐行渐远，过了许久许久，他依然能看见穿着白衣裳的玉燕站在高高的巖石上，不断地向着船只的方向挥手。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那么，后来，你在美国又见到她了吗？”
“见到了。”然而他眉头紧皱，他的脸部突然抽搐起来，他闭上了眼睛。我于是没敢问他们后来的故事。
再后来他的父母亲和哥哥几经周折也终于到了美国。
“我中学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通往奶奶家的路》（The road to Grandma’s house）。里面写了我那些年的经历，偷渡的船只上的故事，还有我在难民营的故事。老师很喜欢，让我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念。我现在还记得最后一句：“我站在奶奶家的门前，我那多年前已经抵达美国的奶奶的家门前，我没有哭，我一点也哭不出来。我也没有笑，我居然也笑不出来。我站在奶奶的面前，像一颗刚从湄公河里长出来的水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阮华勇说到这，终于笑了一下，自顾自地笑，似乎还是那个站在讲台前面向大家分享自己文章的少年。我看到了他脸上一丝难得的纯真。
我住了两天院就出院了。我在两天后回到医院，想看望一下阮华勇。那张床上却躺着另外一个头上都是绷带的人。病房里还是嘈杂拥挤，我站在那，那天和华勇的对话似乎还在房间里回响，还有那不时降临的沉默，海一样的沉默，我似乎看到了一条船，一条在汪洋中飘零的船，天地混沌，风雨飘摇，那船在不停地向前，不停地摇晃，不停地挣扎。
我那以后在喀布尔再也没有碰到阮华勇。有一次，我看到几个穿蓝色波卡的女人如风一般在山坡上疾走，我想起了华勇，那个看起来神情严峻的越南华裔，他曾经救过我的命。若不是他……我没有想下去，我不太敢假设自己的命运。命运，又岂是可以假设的呢？
三
现在，这个叫大卫，也叫阮华勇的人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的轨迹上，我颇有些恍惚。华良在信里说华勇是去年从阿富汗退役回来的。这一年华勇的状态不太好。他没有工作，临时在华良家住过一段，晚上总是会做噩梦，经常在半夜里叫喊。他经常提起喀布尔，有时候又说起比东岛，华勇还说在喀布尔碰到过华良的同事，名字叫亨利的—亨利是我的英文名字。华良才知道我去阿富汗呆了一年，他觉得我兴许能和华勇聊聊，或许能排解一下他的焦虑。
我說好，我也是该见见他。我把自己那次护送选票出的状况简单和华良说了一下。
华良说：“他那次受到表彰了。他家的墙上挂了好几个勋章呢。”
我和华勇再一次相见已是二月。我们约在我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阳光很好，浅白的玉兰花已经开了，大朵大朵的，像一只只袖珍的鸽子，洁白灵动，在春风中轻摇，似乎顷刻就会飞离枝头。团团繁花之下，我看到一个有些佝偻的背影安静地坐在那。我朝那个背影走去，似乎我的到来通过某种导体先行到达了他的大脑，就在我走近他的那一刻，那个人在一片纯白的背景里转过身，稀疏的头发，高高的发际，正是华勇。
“大卫！”我高声说。
那个人看着我，迟疑了一阵，展开了一个加州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亨利！”
我们像多年不见的战友一样拥抱了对方。我们说起来才发现原来都住在硅谷，华勇住在圣何塞州立大学附近，离我上班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
“这么近，我们居然没有碰上，我去年从我哥哥家搬出来一直住在这附近。”华勇说。
华勇回来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现在他在圣何塞州立大学选了两门课。一门是计算机编程，一门是音乐。
“噢，你还选音乐课？”我颇有些意外。
“我喜欢音乐，反正退役军人的学费是可以报销的。”
“那多好。”我说：“ 你看起来好像气色不错。”
“今天还好。就是一阵一阵的，突然就难过得受不了。觉得一切都没意思透顶。”他说：“我总是做噩梦，梦里回到了喀布尔，到处是罂粟地。有时候，又是一片汪洋。不断地迷失，又不断地寻找，却永远也找不到路。”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我觉得自己是PTSD（创伤后遗症）。”
“你或许该去看看医生。” 我有些同情他。
“我看过，那些好的心理医生都不收新病人。而且看这些医生保险公司不付钱，自己付又太贵了。那些保险公司付钱的医生都不太合适。”他皱了眉头，目光越过我，看着我的背后。我转过身，后面什么也没有。
我只得找了些别的话题，我说南湾有一家阿富汗餐馆，做的馕很正宗。他点点头。我们又聊了些别的就说了再见，然后我说有什么事情再联系吧。
三月的一个中午，我在公司附近的那家咖啡店又见到了他。他看起来脸色差极了。我走了过去。
他看到了我，眼神有些呆滞。
“你怎么在这？”我问他。
“我昨天晚上又梦到玉燕。”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今天是她的忌日。”
“玉燕？是那个你在马来西亚难民营碰到的玉燕吗？”我的心一紧。
“是的，就是她。几年前，我在南加州的一家顺发越南超市碰到她。她成了一个单亲母亲，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孩，住在小西贡附近。我去当兵之前我们好过一段。可是她后来自杀了。”
“自杀？为什么？”我的心陡然一冷。
“收留她的那只船遇到了海盗。她被……几个海盗……”华勇不太说得下去。“她那时还很小，对她来说是个跨不过的坎。她看了很多心理医生，没有用的。”华勇捂着头。
“她开车从一号公路的悬崖上冲下去的。当时，孩子就在后座的儿童座椅里。”
他的头深深地埋在膝盖里，周围的白玉兰像是感受到了他的痛楚，都停止了摆动，空气里流动着刀刃的颤动和寒光。我全身通了电一般发麻，接着是整个地发冷，像是掉进了冰洞里。我曾多次独自开车行驶在一号公路上，那条风光绝美的公路旁边就是深深的太平洋。
“那车里还有个孩子，那么小的孩子……”我有些艰于呼吸。
“她过得太苦了。孩子的爸爸不要她了，他们又没有结婚，一点抚养费也拿不到。她又找不到工作，靠着一些政府的福利过日子。”华勇的眼神还是空洞。
“可怜的孩子……”我心里隐隐发疼，一张孩子天使般的脸在我眼前浮现，我的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我扬起头，竭力忍住。
“你怎么了？”他注意到我的表情怪异。
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知道我一开口就会嚎啕大哭。
我们又陷入了一种长久的沉默。我们坐在那，默默地喝着咖啡，各想着自己的心事。周围有几株天堂鸟，花茎如一只就要飞起来的鸟。它是要飞到真正的天堂里去吗？天堂是什么样子？
一个星期后，我在脸书里问他：“下个月我准备去优胜美地野营。你要去吗？”
“我想想吧。”华勇不置可否地回了一句。
到了野营的前一天，我给华勇打了个电话，“想好去野营吗？出去散散心也好。”我知道华勇肯定早就忘了这事，但是我很希望他同去。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我只是觉得出去走走也许会帮助华勇。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想要帮他，因为他曾经救过我？或者，因为我们都曾经在同一片异域上生活过？那个被战火浸泡过的国家给我们建立了某一种不可分割的纽带吗？又或者，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有着内心的隐痛？那些暗物质白天蛰伏在心底，却在世上的每一个夜晚浮出水面，让我们不得安生。 “有人和你同去野营吗？”华勇问。
“没有。我习惯一个人。”我说。
“那我和你去吧。下周是春假，我好多年没有去优胜美地了。”华勇说。
四
我们是周五下午两点多从硅谷出发，趁着路上还没有大堵。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项目截止日的灼烧。
站在草长莺飞的四月天里，我的手似乎可以触碰到天上的流云，可以握住窃然私语的微风。这是优胜美地附近不远处一个颇有名气的看野花的景点，名叫梅彩德山谷（Merced Valley）。
我第一眼看到这满山满野灿然怒放的加州罂粟的时候，耳边萦绕的是重归苏莲托的曲调，当然，我重归的不是那不勒斯海湾的小镇苏莲托，而是有着黑峻雄伟绵延的高山的喀布尔。
“好像又回到了喀布尔。”我旁边的华勇说。我点头。
我也是到了喀布尔才知阿富汗已然是全世界海洛因输出之首。阿富汗天气适合罂粟生长，产量高，而老百姓因为贫穷，因为罂粟价格高，都纷纷改成种植罂粟。在塔利班控制的地方罂粟种植更是普遍，喀布尔少了许多，但依然能见到大片的罂粟地。喀布尔的罂粟田多是粉红色，没有这般热烈，但是也是这般烂漫地一大片一直铺到天边。
我初到加州，聽说加州的州花是加州罂粟，吓了一跳，罂粟不是生产海洛因的原料，是不折不扣的恶之花吗？后来我终于搞清楚原来加州罂粟和罂粟，或者说鸦片罂粟其实是两种花，都属罂粟科，但是不同类，有些孪生姐妹的意味。加州罂粟的叶子有羽状细裂，花瓣是三角状扇形，多为黄橙两色。而罂粟的叶片是波缘状锯齿，花瓣是圆形或椭圆形，颜色各异。最重要的，罂粟的果实大，可以提炼海洛因。比起来，加州罂粟温和多了，虽然也可入药，有镇静，抗焦虑的作用，却是不会让人上瘾的。
我们打点好野营的包裹和背包，一起走进了这一片片金黄和橙红交错的加州罂粟田。
野旷天低树，我们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一个人，我们如影子一般行走在天地之间，转过了好几道山坳，终于有些累了。两个人就坐在了大丛的加州罂粟田里。乱花在我们周围摇曳，入眼之处都是或黄或橙的加州罂粟，两个人像是和外面的世界隔了山岳，隔了时空。
“你这一辈子做过令你后悔的事吗？”华勇开口道。
“当然……”我低下了头。
“噢，你说说看。”华勇急切地看着我。
我看了他一眼，没有作声，我一直在为那桩事情悔恨不已，我甚至是因为这个当年才去了阿富汗。但是，我极少和人提及，除了上次在阿富汗和一个叫圆圆的女子说起，而且，是知道我们从此会各奔天涯，或许永不再相见。我怎么可以和一个我并不那么熟悉的人说起自己心中的隐痛呢？
华勇还是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渴求：“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人人都会犯这种错……”
“后悔又有何益？”我叹了口气，远山影影绰绰，在黄的，红的，橙的背景色里忽远忽近，若即若离。我觉得自己像是隐身于这个大自然、大世界之后，我突然就有了诉说的勇气。我开了口，仿佛只有眼前的这一片片加州罂粟才是我的听众，而它们会把我的悔，我的痛一一收藏，悉心保管。
“还记得上次你说到玉燕和孩子一起投海自杀吗？我听了难过极了。我和玉燕一样，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她只有两岁……”我终于开了口。
“天哪！”华勇同情地看着我。
我没有看他，继续我的回忆，嗓子有些涩：“那天早上我急急忙忙去做一个天使投资的路演，又在路上接到一个电话，居然就忘了把她送到幼儿园，她一直在车上……一整天，那么热的天气……”
“老天啊……”华勇再一次看向了我，像是不敢相信这么残酷的事实发生在身边这么个活生生的人身上。
我低下了头，沉入往事的浸渍。那时候我多希望这只是一个梦，很快就会有人把我从梦里推醒。但是那不是梦，一连四天四夜，我根本就合不了眼，我根本就没有入睡，连梦的影子都没有。后来，我勉强能睡了，却总是被各种噩梦惊醒。疼痛在我每一个细胞里膨胀，我整个人被这疼浸泡着，无法呼吸，无法思考。
“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吗？”我的脸是麻木的。我很久没有提到月月了，现在说起心里又开始一阵阵揪着疼，是一种生理上的疼。她出生的那天晚上是有月亮的，一弯新月镶嵌在黝黑的夜空，月亮显得格外清亮如水。那晚的月光浸洇着人间，照在她的脸上，她那小小的面孔上便有了一种朦胧的光芒。我于是给孩子起名月月。想到她名字的来历，我的记忆深处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战争，战争比这要残忍一百倍。”华勇神情木然。我心里一抖，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是个最好的听众，就像我那时候在喀布尔的医院里一样。
华勇艰难地开了口： “他们四个人……在罂粟地里……那个阿富汗女孩子……还只有十四岁……”
我很不愿意去想象那残忍的一幕。但是不知为何，我的眼前又出现了空军基地附近那一大片粉红色的罂粟田。我像是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女孩子被按在了罂粟田里，她身后的罂粟花被压断了，花茎被拦腰折断，被那几个美国士兵踩成了烂泥。她在那罂粟花上挣扎，但是她如何能逃得过这个劫难？她的身体在流血，就像她的内心在流血，她的身体被强行闯入，连带着那一幕丧失人性的记忆，强行印刻在她的脑海里再也无法除去。她是被蒙着眼睛的，她看不到那几个罪人丑恶的嘴脸，这对她未尝不是一丝庆慰。至少，她不会记住那几张丑恶的嘴脸。
“不过，我没有干！我真的没有！那女孩让我想起玉燕。”华勇声音大了起来。
“上帝啊。”华勇抬起了头：“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
“可怜的孩子。”我的心在绞痛。
“他们是为了报复……到阿富汗没多久，一个战友就被塔利班的人绑架走了……折磨致死……”
“他的手筋脚筋都被挑断了。死后还被肢解……最后都没能找全他的尸骨……”
更大的恐惧抓住了我，我的身体在抖，一报还一报，一种恶又牵引出更多的恶，各种各样的恶重叠着，交错着，已然分不清因和果。 “我真后悔当初报名参加空军去了阿富汗。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做一个飞行员，就像我伯父一样，我甚至天真地以为能自己开飞机从越南开到美国。可是，去了空军，我没能做成飞行员，只是一个地勤人员。我也坐过两次战斗机，但是，你知道吗，那个飞行员居然把炸弹往平民住宅扔！”
“后来事情闹大了，他就说是当时天气不好，没有看清楚。我当时在副驾的位置，能见度很好。那个飞行员是故意的。”华勇声音有些颤：“后来上面调查起来，问我当时情形，我什么都不敢说。”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那个飞行员会把我搞死的，你信不信，我不能，但是我的良心不安极了。我他妈的良心怎么没被狗吃掉呢？”华勇声音大了起来，他用的英文是“Fucking heart”。
我顿时明白了他的窘境。他的本性不容许他和他的几个战友一样残暴恶毒，然而，为了顾全自己的性命，他又不能说出真相。我同情地拍了拍华勇的肩膀。
两个人都无声地看着这一片加州罂粟，看着这世界。眼前的世界美好得宛如天堂。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已然是所谓的文明社会了，但是人性的狠毒和凶残却是丝毫不差地流传下来，人性本恶吗？还是战争把人性最丑陋最黑暗的因子带了出来，又不断地发酵，膨胀，长成一个巨大的脓包，只需一点点冲突就会戳破，然后那毒性和恶臭就会不断地向周围扩散，传染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不能怪你。”良久，我开了口：“你有自己的难处，换了我，大概也是一样的选择。”
华勇没有看我，也没有说话，眼睛直视着前面，四月的人间是如此绚丽，有谁会知道也许转眼天空就会飘起雨飘起雪，把同一块土地变得肮脏泥泞呢？
“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会和自己和解，和过去和解。”我试着安慰他。
“和解？有那么容易吗？这个世界值得和解吗？”华勇嘴角一撇：“玉燕死了之后，我觉得真是了无生趣。这个世界让我流连的东西本也不多，现在是越发少了。”
我想起了我和前妻，我们在女儿去世一年后离的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和女儿共同生活过两年的房子里待下去。不是每一道伤疤都能慢慢愈合，“和自己和解”，这样的话听起来那么伟正，那么确凿，放到那些真正经历过大悲大恸的人身上，甚至连一点涟漪都不会有。现实远没有剧本里写的那么美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那么干脆淋漓地把昨日的阴霾甩在身后。很多时候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待仁慈的时光慢慢地治愈，在你还没有绝望之前。
我长叹了一口气。过了良久，我試探地说“或许，你再试试别的医生？”虽然我自己一直讳疾忌医，除了月月刚去世那一阵去看过心理医生，后来一直没去过。
“我现在在联系一个鲍威尔老兵之家，听说那里样样好，天天能看到葡萄园的美景，有一个帮助老兵恢复健康的项目。” 华勇眼睛里有了些微的亮光。
“那就好。”我点头，我想华勇这样的PDST恐怕还是要专业心理医生才能帮到。
“再试一次吧，也许是最后一次。”他的嘴紧闭，眼睛习惯性地眯了起来。
夕阳薄淡地斜倚在青山之巅。我们站起身，一前一后地行走在加州罂粟田里，像两团墨渍在色泽炫丽的印象派油画上蠕动。
五
那次回来没多久，我在脸书上碰到华勇，两个人都在线上，华勇说他终于申请了去鲍威尔老兵之家，可是排队的人太多了，他恐怕要到年底才能进去。
“要这么久？”我有些吃惊。
“这个中心什么老兵都收，从二战，到韩战，越战，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可不是积攒了一大票有PTSD的人？”
我敲了行字：“可惜我不能申请。”
“你需要？你看起来很正常。”华勇反问。
“谁看起来不正常啊？都是这些看着正常的人才需要去。那些看着不正常的已经没法挽救了。”我说：“从我女儿去世，我就老做噩梦。我害怕回想那些场景。”我去了一趟阿富汗，从某种意义上心理负担减轻了。 我看到太多死亡，都有些麻木了。生和死，就像一个转盘上的不同停靠点，肩靠着肩，隔得这么近，转盘会停在哪一格也全然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可是，另一方面，我的状况却是更糟糕了，那些死亡的场景就像刻在了脑袋里，怎么也擦不掉。我想起在一个中餐馆的一夜，一个歹徒的枪都指到我脑门了，却像是突然改了主意，没有要我的命。我心里打了个冷战。
“是的，害怕，可是越害怕，它越会跑到你的脑子里。真是出了鬼了。” 华勇说。
我那一阵公司事多，回到家还要赶着出活，有时候在网上看看脸书上那些朋友们放的照片，每一张都那么鲜活，生动，似乎每个人都过得不错。硅谷的冬天冷淡而低沉。没有漫天的大雪，没有雪山皑皑。不似喀布尔那样四季分明。圣诞节那天，我看到华勇脸书上的状态有更新，他放了一张新相片，他和一群人站在一幢红房子前面，那群人看起来是非常迥异的一群人，有黑人小伙，有坐在轮椅上的白人老人，有年轻的白人女子，相同的是他们都在微笑，向着相片之外不可触摸的镜头微笑。华勇也在笑，他站在最边上，手插在裤兜里，脸上的笑容灿烂，如加州罂粟一般。他们身后有一块暗红色的木牌，木牌上用白字写着“Powell Home”（鲍威尔老兵之家）。
转眼又是三月天。硅谷的春天却是怒放而绚烂的。我上班的路上两旁是一排排的白玉兰树。一树连着一树的白莹莹的玉兰花簇拥在枝头，香雪海一般地徜徉着。我不由想起我在喀布尔住过的那个小院，后院的斜坡上是一树树的梨花，到了春天，也是这般满树缤纷洁白的花海。只是那个院子后来被塔利班袭击，几个联合国雇员都死于那次交火。那晚凑巧我在阿富汗认识的一个女人那过夜，侥幸逃过。然而那之后也只得搬离那个院子。造化弄人，美好和残酷总是那么迅速地切换，迅速得你还没来得及回味前一刻的甘甜。
三月中的一天，我接到华勇的一个邮件。他说很不开心最近被鲍威尔老兵之家给开除了。我回了信问他为什么呢。他却没有回信了。
我也没有再问。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忙碌着，似乎没有一丝闲工夫可以匀给别人，何况，并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朋友。虽然华勇曾经救过我的性命，虽然我们多了一层特别的和阿富汗有关的联系。我没有意识到命运的手又伸了过来，开始转动了那个无形的转盘。 四月一日。
我早上去公司上班的路上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显示是一个我不熟悉的电话，我在开车，很快就要到公司了，想想就没接。到了下一个红灯的时候，电话又响了，我接住了。
“我们是圣何塞市警察局，你认识阮大卫吗？”是个男人的声音，没有一点感情色彩。
“是，我认识大卫。”我好不诧异。
“他现在劫持了三名人质，我们需要找几位他的朋友和他对话，劝劝他赶紧停止。”
“什么……？劫持……？”我反问了一句，我在开车，电话听得不是特别真切，而且，我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他劫持了鲍威尔老兵之家的三位员工，你能马上赶过来吗？”还是那个没有一点感情色彩的声音。
我已经把车停在了路边，“请给我一个地址。”
路上很堵，硅谷这个地方就没有哪个点是不堵的，公司附近的那条路两旁满树的白玉兰白得刺眼。 一路纯白，满目素缟，我想起了喀布尔的那个有着满园梨树的小院和那个小院的血色拂晓。
我到达鲍威尔老兵之家已经是一个半小时后的事了。我首先看到的是房子周围好多辆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还用黄色警示带阻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一圈的警察，每一个警察都荷枪实弹进入备战状态。有一刻，我觉得自己回到了喀布尔，然后我看到了那个红房子前面那个暗红色的木牌子，上面写着“Powell Home”（鲍威尔老兵之家），像是从华勇的那张相片上走下来似的。我看到了华良，他看到我的時候，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一个矮胖的有些像土豆的白人警察走了过来：“我们是从大卫的紧急联系的人员中找到你的电话的。他现在躲在一个屋子里，屋子里有三位老兵之家的员工。现在你跟我们去监控室，那里有一个摄像镜头，能看到那个房子的情况。”
我茫然地跟着那个警察走进一个小房子，好几个屏幕，其中一个能看到华勇。镜头里的他穿着防弹背心，手里拿着一把半自动冲锋枪，对着地面上三个白人女子。她们脸上的恐惧在摄像镜头里更让人悚然。有一个女人在哭，华勇对着她吼了一句： “不要哭！”她怔在了那里，再无半点声息。
“刚刚职业协商人员以及雅各布都和他通过话了，一点用也没有， 你试试吧。”他把一个大喇叭递给我：“华勇能听到大喇叭的声音。”
“我？”我恍惚地接过大喇叭，我不知道华勇为什么会把我列入紧急联系人的名单，或许因为我们都去过阿富汗，或许，他知道我们两个心底都有创伤。我们都有令我们泪流满面的理由，都有对外人无以言说的苦痛。然而，我站在那，根本不知道从何说起。
“大卫？”我开了口。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放大了几百倍从空中传回来，有些陌生，有些诡异。我看到镜头里的华勇猛地抬起头，他那稀疏的头发的几绺搭在额头，眼睛警觉地四处看了一下。他一定是听出了我的声音。
“大卫……放下你的武器，走出来。走出来就没事了。我是亨利，你在阿富汗救过的那个亨利……”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无意识地说着这些话。像是伸出一只手去抓那些很快就要破碎的肥皂泡。显示屏里的华勇没有一丝反应，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你跟他说一些能唤起他温情的话。”土豆在旁边小声地提醒。
我茫然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又举起了大喇叭：“大卫，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在海上的时候吗，你们差点就饿死了，后来，幸亏遇到了一个渔民。你说，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华勇的眉头皱了一下。他根本没有办法看到我，他朝天花板看了一下，像是我躲在那里。
“接着说。”土豆说：“这些人神经都非常脆弱，不知道那个词就能触动他们，让他们放下枪。”
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大卫！” 华良抢过了我的大喇叭：“你那一次在威斯康星的寄宿学校生了病，爸爸其实是想去看你的。可是……他那时就想省一点钱，刚到美国的人都是这样……”
华勇的神色依然严峻，但是他的眼睛依然警觉地时而看看三个人质，时而看看周围的情形，他在阿富汗是受过这样的训练的。
监控室里进来一个警察，他很轻声地和土豆交谈着。但是我还是听到了一个词，SWAT。
“SWAT？特别行动小组？他们要做什么？”我突然有些心慌，华良疲惫地坐在一旁，我拿起桌子上的大喇叭，大声地说：“大卫，想想我的女儿，那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你说去阿富汗是你最后悔的事，你放下枪，不然这会成为你最后悔的事！”
华勇的眼神垂了下来，他的枪口耷拉了下来，就在那一瞬间，他惨叫了一声，跪在了地上，血从他的腹部流了下来！有人对他开了枪！是那个SWAT team开始行动了吗？我惊恐地捂住了嘴，看着摄像镜头里的华勇。华勇跪在地上，对着三个人质就是一顿扫射，同时，他的身上像是绽开了一朵朵血红的罂粟花，他倒在了血泊里，倒在了三个人质的旁边。
太快了！这一切都太快了。我看着显示屏，一句话都没能说出来，只有无比的惊恐一阵一阵袭来。
“大卫！”我看到旁边的华良已经冲到了显示屏前，一拳打在显示屏上。马上旁边的两个警察已经把他捉住，紧紧地按在凳子上。
……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个监控室的。也不知道是如何被人带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警察说我这样不适合开车，要休息一阵。我不知道在那坐了多久，大概到天黑我才勉强鼓起勇气开了车往圣何塞去。我一路在发抖，不得不好几次停在路边，等平静了一点才上路。
我在车里的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新闻的报道。华勇和三个人质都确认死亡。华勇是早上从圣何塞赶过来的，坐了一辆出租车。他带着一个包，包里有一把半自动冲锋枪。他俨然知道这个周五有一个欢送聚会，又有一批老兵从这个老兵之家的治愈项目毕业了——华勇没有参加这样的欢送聚会，他是被老兵之家开除的。华勇到达欢送聚会的房间，要别的人出去，单挑了那三个老兵之家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是老兵之家负责人，一个是专门负责他的项目的人员，还有一个也是以前和他有过接触的人员。看起来他是认识她们的，看起来他是有选择性的劫持。——美国人报道新闻非常谨慎，看起来，看起来，他们用的英文是“Seems”，而不是更确定的“is”。我听了几句，就把收音机关了。车子里安静得像一个孤独的星球，四周沉寂，我听不见高速公路上车流如水。 我回到圣何塞已近十点。我倒在床上，眼睛看着灰白的天花板，恐惧和哀凉交替袭来。我想起那时候在喀布尔我被人肉炸弹袭击，内心对于死亡强烈的恐惧。该有多么绝望多么悲凉才让他不惧于死？生和死之间，是一条模糊的细线还是一条巨大的鸿沟？四月一日，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四月一日，多么诡异的一个日子，我被黑暗里扑面而来的宿命和荒谬震了一下。我后来很多次回想这件事，还是无法释怀，是华勇故意挑了这样一个日子吗？仿佛事情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都是因为这个日子所裹挟的某种隐秘的关联，仿佛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愚人们互相毁灭的游戏。
我没有去参加华勇的葬礼。我觉得如果不是自己对华勇喊话，SWAT team不会在华勇低头的瞬间发起进攻。我心中有愧。现在，我手上又多了一条人命。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勇气再一次走进殡仪馆。终年不散的幽郁沉淀在殡仪馆的每一个角落，那样的氛围令人压抑难过。我选择了逃避。
六
春去，秋来，冬又至。那个冬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2013年的最后一天，我接受了国内一家公司的聘请，准备春天海归回国。
春天的硅谷又是花海徜徉。我又一次驶过开满白玉兰的道路，两旁是满树莹白，如雪如素，四下哀凉漫漫。我心里的沉郁再次浮出水面，华勇在天堂的日子可好？他会和玉燕在一起吗？我在回国前夕联系了华良：“我们见个面吧。”我总觉得这件事没有彻底了结，我须亲自面对华勇的亲人，把自己的忏悔说出来。
我们依然约在我公司附近的那家咖啡店。咖啡店周围到处开满了天堂鸟，人们闲坐着，安静地喝着咖啡，仿佛置身天堂。天堂里会不会也有罂粟，或者是加州罂粟呢？ 我远远地看着华良走过来，心里有一丝恐惧。他们两个实在太像了，仿佛华勇又活了过来，他那双手，在这个时候正紧紧攥住路旁的天堂鸟，毫不放松，慢慢站立，然后直起满是血污和弹痕的身子，往这边走来找我。
华良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好久不见。”
“是的，好久不见……“我终于缓过神来，“对不起……”我说。
“和你没有关系的。”华良倒还平静，一年了，地球已经自转了366圈，时间是最强大的，多少恨，多少痛，都被时间一刀刀刮去，只剩下一道道面目全非的疤痕。他看起来没有那日在鲍威尔老兵之家那样痛苦不堪。
“我也是后来知道的。华勇这种挟持一个或几个人质的情况是所有人质绑架中最危险的。而且这几个人质他都认识，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怀着必死的决心。那天你没到之前协商员和他说了好久，保证他投降不会治他的罪。那些协商员都是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知道怎样打动人，怎么处理这种紧急情况。但是最后华勇把手机都扔了。警察只好用大喇叭。后来实在等得太久，SWAT team才动手的。”
“这样啊……“我心里的担子却并没有减轻多少，我在想如果当初他给我来信说他被老兵之家开除，我多劝他几句，他也许不至如此。他一定是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才会走上这一步。然而，我并没有把这些对华良说。我并没有勇气做真正的忏悔，我为自己灵魂深处的怯懦感到惭愧。
“他为什么要这样……”我说，与其说是对华良发问，不如说是自说自话。
“他对老兵之家期望很大，那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他本来想待半年，但是老兵之家觉得他的情形比较严重，不适合长期在这里，只批准了一个月。他很不高兴，和项目负责人吵了起来，还口头威胁要动枪。主管项目的人马上向老兵之家负责人汇报，她们对枪支是零忍受的政策，觉得华勇太危险，立刻就把他开除了。”
“噢……”我皱着眉头点点头，这可真是适得其反。我想象他被老兵之家开除后，在硅谷拥堵的某一天，突然心境就跌入了谷底，他拿了枪，叫了出租车。车子向着老兵之家疾驰，向着生和死的边缘奔去。但是，他是挑了他们开欢送会的那天去的，那么，大概并不只是一时意气用事，而是深思熟虑，策划了很久。到底是哪种情形呢？可是我们已经无处知道，那答案已经跟着他长眠在地下了。
“我哥哥，他从小脾气就比较暴躁，后来又走上了邪道。”华良又说：“他到美国时，我和我爸爸妈妈还在越南。他寄住在我的伯父家。他不好好学习，和学校的黑帮混在一起。我伯父为了把他和黑帮的人分开，把他送到遥远的威斯康星寄宿学校去了。”
“他在难民营受了太多欺负，他必须这样野蛮生长才能活下去。”我说：“难民营那段经历俨然在他身体里种下了暴力的种子。”说这话的时候，我想到了玉燕，也想到了自己，每一个人过往的岁月都如一场风暴，毫不留情地锤炼出我们日后生活的骨架。
“噢？”华良看着我：“他都没怎么和我说起他在难民营的事。”
“等我和我爸爸到了美国，他一直在威斯康星，不愿意回来和我们住。他说那样更自在。我的父亲很严格，还会打人的。”
“他从威斯康星毕业后上了几年社区大学，打了很多年的零工，在南加州开过一个小店子，后来倒闭了，没什么好出路，就去当兵了。”华良说：“有时候，我很惭愧，我一直跟父亲母亲在一起，有他们保护，没受什么苦，顺顺当当上学，念了大学，出来就找了电脑行业的工作。”
我的脑袋里突然涌出许多无解的疑问和揣测，华勇和华良，多像罂粟和加州罂粟，同一科，却是一个有毒，一个没有。加州罂粟若是到了阿富汗，也会变成有毒的罂粟吗？而有毒的罂粟，或许到了加州，就会修炼成无毒无害的加州罂粟？所谓橘，长江以南为橘，以北就成了枳？人生最黑暗最残酷的记忆会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是会像海底的暗涌在重重岁月里堆积沉淀，愈积愈厚，然后在惊涛骇浪降临的那一刻风起云涌，以致分崩离析，全盘崩溃？ 如果华勇没有那些战争和苦难的记忆，心灵没有饱受残虐，他，还有那老兵之家的三个员工，是不是就不会遭此劫难呢？当初，如果，他父亲挑了华良上了那艘难民船，那么他们的人生会对换吗？也许吧，人生充满了太多随机，就像一个转盘。而命运的转盘停在哪一格又岂是每一个人自己可以掌控的呢？
我决定回国之前去华勇的墓前看看他。我听说西方的习俗是用殷红的罂粟花纪念阵亡的将士。我觉得华勇也算是阵亡，从某种意义来说。不是吗，如果不是他在阿富汗战场目睹的那些令人窒息的战争惨剧，如果不是因为越战，他也不会一直生活在马六甲海峡上遭遇海盗，遭受饥饿，遭受难民营里被暴力蹂躏的恐惧。如果不是这些，他不会住进鲍威尔老兵之家，也就不会这么早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不知道从哪里寻找罂粟花，我于是开了很远的路，重返优胜美地的梅彩德山谷。又是人间四月天，依然是漫山满眼的加州罂粟，依然灿然绚丽。一大片一大片的加州罂粟在山谷的清风和树影里摇曳着，轻轻地低吟着。我站在那，找不到风的方向。我采了一大束加州罂粟，在优胜美地东门外的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回到硅谷，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华勇的墓地。
墓园里正是春天，灰白色的石碑在苍青翠绿的草坪上一个个排开，齐整静穆，安静得连时间都没有了。我一路走过，走过一个个沉默的墓碑，走过一个个沉睡的亡灵。我走到了华勇的墓前，华勇的墓碑很简单，十字架下用黑字写着 “ Private David Nguyen，4th，Oct，1972， Age 40” （列兵阮大卫，生于1972年10月4日，年龄40岁）。我低下身，把那束加州罂粟放在他的墓前。我在那站了良久。天空渐渐转灰，风从不知名的地方吹來，芦荻荒野，便有了几分苍凉和寒意。
天色昏沉，暮云凛凛，是回去的时候了，我向着墓碑鞠了一躬，转身而去。我走出没几步，突然听到一声鸟叫。我猛一回头，后面却是空空如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恍惚间，墓碑前的加州罂粟，似乎都没了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