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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变化的国际格局和国内经济发展的转型都成为教育发展变革的最大制度环境，无论是反思过去还是探讨未来，都需要把握住阶段发展特点和共生互动关系。作为现阶段以提高质量为重点的教育供给，影响优势教育的最核心供给就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公共治理与创新活力。“中国之治”在现阶段基础教育发展上怎样表达、怎样体现、怎样提升，都需要更多的探讨与实践。
我国基础教育在基本解决了总量供给并实现基本均衡的前提下，教育教学领域一直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坚守一线的中小学校长与教师不仅是这一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分享改革创新成果的主体。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任务和要求，每个阶段针对不同的主要矛盾，改革创新有不同的深化。面对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中央在全国教育大会以及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都指明了方向。国务院于2019年7月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先后出台了若干指导性意见，特别对学校、家庭与社会反响较大的六大热点难点问题采取了规模与力度都较大的行政性治理举措，集中反映了国家重视与关切基础教育的态度。教育部近期也陆续召开新闻通气会。我们需要在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中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从宏观上看，近10年来，在普及教育发展阶段上，不同区域仍然存在着“均衡的质量”与转向“质量的均衡”的问题;我国的公共财政在努力实现公平均衡教育及扶持重点重大教育项目的同时，不仅遇到公共教育投资的效益评价、整体教育投资的结构均衡以及长期教育投资政策稳定等治理问题，而且涉及许多新阶段、新环境中的制度设计有效性探讨;中央与地方教育事权与责任分担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涉及各省、各地市及区县与学校之间的事权划分怎样得到各层级的赋权确认，如何让各层级“责权利”更加统一、学校“自主权”更加到位、上下制度激励更加相容，也需不断深化治理创新。
从微观上看，提供“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供给是当前的主要政策焦点。近年来，政府加强管控力度、社会反映的“减负”问题引发的探讨更加集中热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广大教师必须引导和帮助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特别是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其中更强调的是“立德树人”的宗旨问题。2019年10月14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更加强调“聚焦青少年”。怎样从研究供给单纯管理教师的制度安排转到研究供给充分信任、爱护保护、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是实现“良性”教育公共治理的关键。好孩子一定是在爱学生的教师手中培养出来的，这是教育规律，也是真理。常识与初心告诉我们：新时代仍然呼唤着斯霞、李吉林等“爱生”的教师。因此，怎样在新时期，让教师、家长、社会理解这粒“扣子”的丰富性，的确需要广大教育者有“爱”的动力，有所作为，不断创新。
现实中不少新问题、新矛盾亟待良好的制度供给。比如，基础教育当前的热点还是“减负”问题。中国真正开始落实减负要追溯到1988年5月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这份规定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做到：“一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二、三年级每天课外作业量不超过三十分钟，四年级不超过四十五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一小时”“要同家长配合，保证学生每天有足够的睡眠”。2000年伊始，教育部又召开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工作的电视会议，下发《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这是一份“紧急通知”，说明刻不容缓，要求立刻照办。近年来，政府再次加强管控力度，社会反映的“减负”问题引发的探讨更加集中热烈。
2017年，有调查报告显示，大陆父母平均教育支出 42892 美元，九成以上的孩子接受私人輔导。2018年K12在线教育调查报告显示，60%的用户来自重点学校，家长年均支出超6000元。如果我们不断然认为家长焦虑完全是非理性行为，那么，需要比较的是，与1988年和2000年这两个“减负”高峰文件不同的是，现阶段“减负”的供求变化不同于以往的教育环境，“减负”影响涉及的对象也是变化最大的年轻知识群体，除了学生，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他们所受到影响的环境力量主要来自三种不断被证实且不断被放大的力量：一是各类终端圈的信息力量，导致“从众”效应;二是各类营销甚嚣尘上的非理性市场力量，导致“剧场”效应;三是不断分层加剧竞争的高考力量，导致“塔尖”效应。现阶段，这三种力量都在抵消“减负”效应。
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极度稀缺到基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均衡，再到高等教育将迈入普及化门槛，更多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年轻家庭对美好教育生活的向往集中体现在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需求上，这是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对家长们的现实“高考”：对学校教育的多层次与多样化需求强烈地“扑面而来”，而且有“铺天盖地”之势，甚至已转化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焦虑”。仅仅用“减负”（无论是“片面”减负还是“全面”减负）的思路与办法能够回应这种“势不可当”的需求吗？回应新时期的矛盾需要新的治理创新，而不是原有的“路径依赖”。
2017年，袁振国主编的《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国际比较研究丛书》，披露了对我国以及世界9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科学六个科目的中小学教材难度的比较研究，发现我国中小学理科教材的难度仅处于中等水平，13个研究团队基于对我国中小学教学长期的观察、调研发现：我国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是课外加码和教不得法所致。目前看，现实中的因素可能比研究的结论更为复杂。但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基础教育有没有包括多样化、高质量需求的供给安排？我们的学校有没有具备多样化、高质量供给的能力？在信息化技术已基本提供了这种供给手段的可能性时，当我们的学校做好了不同需求家庭的分层供给的制度安排，从全球未来人才竞争视野来看，我们就能理解家长并非“非理性”需求，而是向往美好教育生活的需求。此时，“减负”问题也许就转化为“怎样供给”的创新问题，更可能转化为学校、教师、家长、社会各方公共参与并分享治理的问题。
这好比10年前高铁的诞生，它的全新供给彻底改变了原有铁路载客“慢、挤、乱”的状况。我们需要对原有稳态的、经典的、熟悉的教育教学模式进行反思，需要研究时代与技术大变迁之下需求与供给适配的创新思路与制度安排，需要为基础教育提供更具有新时代特征、更具有多样化与高质量、更具有适配社会与家庭的“高铁”模式。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本文系作者在全国教育教学创新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李香玉
我国基础教育在基本解决了总量供给并实现基本均衡的前提下，教育教学领域一直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坚守一线的中小学校长与教师不仅是这一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分享改革创新成果的主体。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任务和要求，每个阶段针对不同的主要矛盾，改革创新有不同的深化。面对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中央在全国教育大会以及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都指明了方向。国务院于2019年7月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先后出台了若干指导性意见，特别对学校、家庭与社会反响较大的六大热点难点问题采取了规模与力度都较大的行政性治理举措，集中反映了国家重视与关切基础教育的态度。教育部近期也陆续召开新闻通气会。我们需要在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中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从宏观上看，近10年来，在普及教育发展阶段上，不同区域仍然存在着“均衡的质量”与转向“质量的均衡”的问题;我国的公共财政在努力实现公平均衡教育及扶持重点重大教育项目的同时，不仅遇到公共教育投资的效益评价、整体教育投资的结构均衡以及长期教育投资政策稳定等治理问题，而且涉及许多新阶段、新环境中的制度设计有效性探讨;中央与地方教育事权与责任分担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涉及各省、各地市及区县与学校之间的事权划分怎样得到各层级的赋权确认，如何让各层级“责权利”更加统一、学校“自主权”更加到位、上下制度激励更加相容，也需不断深化治理创新。
从微观上看，提供“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供给是当前的主要政策焦点。近年来，政府加强管控力度、社会反映的“减负”问题引发的探讨更加集中热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广大教师必须引导和帮助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特别是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其中更强调的是“立德树人”的宗旨问题。2019年10月14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更加强调“聚焦青少年”。怎样从研究供给单纯管理教师的制度安排转到研究供给充分信任、爱护保护、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是实现“良性”教育公共治理的关键。好孩子一定是在爱学生的教师手中培养出来的，这是教育规律，也是真理。常识与初心告诉我们：新时代仍然呼唤着斯霞、李吉林等“爱生”的教师。因此，怎样在新时期，让教师、家长、社会理解这粒“扣子”的丰富性，的确需要广大教育者有“爱”的动力，有所作为，不断创新。
现实中不少新问题、新矛盾亟待良好的制度供给。比如，基础教育当前的热点还是“减负”问题。中国真正开始落实减负要追溯到1988年5月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这份规定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做到：“一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二、三年级每天课外作业量不超过三十分钟，四年级不超过四十五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一小时”“要同家长配合，保证学生每天有足够的睡眠”。2000年伊始，教育部又召开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工作的电视会议，下发《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这是一份“紧急通知”，说明刻不容缓，要求立刻照办。近年来，政府再次加强管控力度，社会反映的“减负”问题引发的探讨更加集中热烈。
2017年，有调查报告显示，大陆父母平均教育支出 42892 美元，九成以上的孩子接受私人輔导。2018年K12在线教育调查报告显示，60%的用户来自重点学校，家长年均支出超6000元。如果我们不断然认为家长焦虑完全是非理性行为，那么，需要比较的是，与1988年和2000年这两个“减负”高峰文件不同的是，现阶段“减负”的供求变化不同于以往的教育环境，“减负”影响涉及的对象也是变化最大的年轻知识群体，除了学生，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他们所受到影响的环境力量主要来自三种不断被证实且不断被放大的力量：一是各类终端圈的信息力量，导致“从众”效应;二是各类营销甚嚣尘上的非理性市场力量，导致“剧场”效应;三是不断分层加剧竞争的高考力量，导致“塔尖”效应。现阶段，这三种力量都在抵消“减负”效应。
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极度稀缺到基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均衡，再到高等教育将迈入普及化门槛，更多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年轻家庭对美好教育生活的向往集中体现在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需求上，这是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对家长们的现实“高考”：对学校教育的多层次与多样化需求强烈地“扑面而来”，而且有“铺天盖地”之势，甚至已转化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焦虑”。仅仅用“减负”（无论是“片面”减负还是“全面”减负）的思路与办法能够回应这种“势不可当”的需求吗？回应新时期的矛盾需要新的治理创新，而不是原有的“路径依赖”。
2017年，袁振国主编的《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国际比较研究丛书》，披露了对我国以及世界9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科学六个科目的中小学教材难度的比较研究，发现我国中小学理科教材的难度仅处于中等水平，13个研究团队基于对我国中小学教学长期的观察、调研发现：我国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是课外加码和教不得法所致。目前看，现实中的因素可能比研究的结论更为复杂。但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基础教育有没有包括多样化、高质量需求的供给安排？我们的学校有没有具备多样化、高质量供给的能力？在信息化技术已基本提供了这种供给手段的可能性时，当我们的学校做好了不同需求家庭的分层供给的制度安排，从全球未来人才竞争视野来看，我们就能理解家长并非“非理性”需求，而是向往美好教育生活的需求。此时，“减负”问题也许就转化为“怎样供给”的创新问题，更可能转化为学校、教师、家长、社会各方公共参与并分享治理的问题。
这好比10年前高铁的诞生，它的全新供给彻底改变了原有铁路载客“慢、挤、乱”的状况。我们需要对原有稳态的、经典的、熟悉的教育教学模式进行反思，需要研究时代与技术大变迁之下需求与供给适配的创新思路与制度安排，需要为基础教育提供更具有新时代特征、更具有多样化与高质量、更具有适配社会与家庭的“高铁”模式。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本文系作者在全国教育教学创新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李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