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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延寿街胡同中一间不足10平方米小屋门口的广告，其门脸十分简单，没有过多装饰。
这就是北京最小的一人剧场——魁德社。其掌门人是70岁的于小章，是魁德社第三代传人。在这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人剧场里，于小章坚持了10年。如今，魁德社历经三代，于小章之后再无传人。
“咱一辈子都是活跃的人”
他身穿白褂子，脚踩老北京布鞋，佝偻着背，蜷缩在椅子上，打着盹儿。看到《经济》记者走进小屋他猛地惊觉，抖擞精神，走向记者，娓娓道来墙上照片背后的故事。
1993年前后，于小章在北京开始自己的演艺生活。“最初在茶馆给人说唱每天能赚30元，收入还不错。”于小章告诉记者，“后来茶馆倒闭，先后又去恭王府、北京评剧院艺术团表演过一年。但最终因为看不惯分账不均等各种问题跟人闹得不欢而散，于是决定自己出来单干。”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方比较，2006年12月，于小章选择了游客众多的延寿街落脚。在他看来，这里离天安门最近，这里最有文化氛围，这里“最北京”。
就此，于小章租下这仅10平方米的小平房，开始了一段新的创业旅程。
于小章的创业家当有牛骨头、快板、二胡、京胡、小三弦、八角鼓、京韵大鼓七类。他向记者强调，千万别小瞧了这些“老家伙”，每件都有段辉煌历史，这其中三弦就是祖父于德魁留下的，至今它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平日里，中国朋友来我就表演3个节目：三弦自弹自唱，牛骨头数来宝，最后说段快板。要是有外宾过来，就多加一项京胡。”于小章说道。“外宾朋友多数也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就多表演会，少说会，让他们感受一下北京最接地气的曲艺表演就行。”
据于小章介绍，魁德社收费与其他剧场明码标价不同，其收费标准仍是过去老天桥模式，“觉得好听就多给点。”据他所言，一般客人会给100元-200元之间，每场演出差不多十几分钟。赶上黄金休假期间，于小章有时候一天能演十来场，但是到了旅游淡季，有时候一天都没有游客上门。
而这狭小的剧场，一次最多也只能容纳五六个人。
“这地段的房租是每年四万，但我这小剧场一年收入最高能达到3万。所以说，我这一年的收入还不够交房租的。
于小章的儿女并不赞同于小章继续经营小剧场，他们认为既然有了退休工资，就可以安安稳稳在家养老，但于小章不以为然。“咱一辈子就是活跃的人，退休了在家实在也呆不住。我虽然没指望这小剧场赚钱，但我一辈子的‘武艺’也需要有个地方施展。”
实际上，于小章的身体并不好。他爱人告诉记者，于小章患有很严重的糖尿病，常年靠打针和吃药维持。“但这老头儿就是不注意，忙的时候都顾不上吃饭。”有时吃午饭的时候进来客人看表演，于小章立马收拾起碗筷，操起家伙儿开始演着。等客人走后，再把饭菜拿出来热热继续吃。“经常一顿饭要来回热四五回。”
在于小章看来，开一个人剧场是义不容辞。“现在难得有人愿意听这传统曲艺，为了不让它就此消逝，我有义务表演好。”于小章感叹说：“北京这么大，能听到我们这一辈说唱艺术的地方，几乎是没有了。”
小剧场的营业时间有时也凭于小章的“心情”。他解释说，现在身体不好，只能连着唱3场，3场以后就唱不动了。所以，“要是累了，偶尔锁上门，枕着大鼓，盖着大衣休息会。”
“有游客早上看完升旗就会来我这听听小曲，所以每天天一亮，我就在这躺着。有来听曲敲门的，我就起来演一段，要是没人，就与老伴去公园遛会儿弯，然后中午回来睡个觉，下午接着演。”于小章笑着说道。“有时心情好了，我也爱背着我这套家伙儿去陶然亭公园喊喊嗓子。”
时值盛夏，烈日炎炎，实际上很难有游客靠步行到达胡同深处，即便偶有造访的游客，也大多是被旅游三轮车拉着路过，抱着好奇心态听上一曲或者看看墙上的照片。对于很多年轻游客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看见三弦，以及牛骨头。“遇到这样的游客我一般都不唱，先给游客讲讲魁德社的历史也很吸引人。”于小章如是说。
三代人的传承
写有“魁德社”字样的红布挂在房间尽头，红布下面就是演出的“舞台”，一桌一椅几把弦琴而已。屋内墙面密密麻麻贴满的三行照片，展示了魁德社三代人的辉煌。从黑白照片之间，依稀能看到于小章对这曲艺的坚守。
时光回溯到百年前，魁德社成名于北京南城的天桥，是天桥一带有名的曲艺茶楼，主人正是于小章的祖父于德魁，曲艺界的“十老”之一。
当年，各类民间艺人聚集在天桥上进行演艺，形成了独特的天桥文化。曾有诗云“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天桥文化，也因此成为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
据于小章介绍，其祖父于德魁因京韵大鼓而声名在外，最终创办了魁德社，人称“于三爷”。鼎盛时期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京韵大鼓极其受欢迎，于德魁在天桥有一个大茶馆，平时他带着人在茶馆里演出，如有钟鸣鼎食之家需要时，也提供上门演出服务。
于小章的父亲于少章曾是北京劝业场“新罗天”的总经理，人称“于八爷”。“新罗天”为过去劝业场兼设的台球室、茶室、杂耍演出场地，当时许多曲艺艺人都在此登台表演过，名噪一时。于少章曾为著名电影演员周璇、胡蝶伴过奏，也曾和荣派单弦创始人荣剑尘一起灌过唱片。两人都在曲艺界有不小的名气，建国后也曾被有关领导接见。
出生于北京的于小章，5岁就开始学艺。按于小章的话说，其一身技艺都是被打出来的。“小时不懂事，不认真练习时，父亲就用小棍打我。但现在想想是对的，若没有父亲严苛教育，我也没有现在这般技艺。”
之后，由于父亲调职，于小章又跟着父亲跑去了河南洛阳。当时，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组成了一个剧团，到全国各地区表演。“出场费是每场30元，我每天能演两场，收入不少。”于小章笑着说。那时一个普通职工的月收入只有百来元。 “但在如今社会，可指不上这行当吃饭了。”于小章感叹说，“我曾想过找搭档来与我搭戏，但现实情况是我连房租都快交不上了，再来个人我饭都管不起了。”
“虽说这小店不盈利，但人活着并不都是为了钱，到了我这个岁数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于小章说道。
技艺即将后继无人
谈及曲艺传承问题，于小章表示，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特色的说唱艺术面临着很大窘境。外来文化的冲击、表演人才的流失、创作人才的断档，极大地制约了曲艺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现在有很多非专业的年轻人，两人搭档随便找些段子，对个词，然后练练就觉得自己成功了，这简直是胡闹。”于小章有些激动说，“有些年轻人太过于浮躁，他们不明白掌握曲艺艺术精髓并不是一朝一夕简单模仿就能够达到的。”
于小章感叹，现在北京会三弦技艺的估计也就十个人，这项技艺马上面临着失传。
于小章也曾经想过收徒弟，把手艺传承下去。但是他心知肚明，这个时代很难有人上门来学这门手艺。因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弦师至少需要付出十年光阴的努力，而即便出师，能否挣到钱在这个时代也是个未知数。于小章也期望能够有人为他投资，把这些传统曲艺重新振兴起来，但他自己也感觉，这个梦想似乎有些渺茫。
的确，令于小章最担心的并不是年岁渐高，或是体力不支，而是这门手艺随着时间的流逝，正面临消亡，“如果有一天我做不动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做，又能做多久？”
事实虽如此，但于小章并没有放弃传承的念头。近十年来，大栅栏街道周边学校的学生也会来于小章的剧场学习曲艺。
“快板我免费教这些学生，但是学三弦和牛骨头是要收费的。”他解释说，收取学费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他清楚知道学习三弦和牛骨头非常难，对此收取一些费用能够督促学生的学习态度。如果不收取一定学费，这些学生真就抱着玩玩的心态，过两天也许就不再坚持了。
“但我对这些学生有个要求：学习技艺只能在门外站着学。”于小章说道，“其一是避免孩子进屋乱碰我的‘宝贝’，其二是通过最传统求学方式进行授教，让学生对这门技艺加以尊重。”
据中国文明网不完全统计，中国民间至今有各族曲艺曲种约400个，而国内针对曲艺教育的专业院校却屈指可数。
遗憾的是，于小章明白，此时传统曲艺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及他爷爷于德魁所在那个时代。而知道魁德社的老辈人，也已然大多作古了。曾经因曲艺而红火的老北京天桥，也早已沉寂……
于小章表示，当老一辈逝世后，很多东西，就只存在记忆里了，就像北京传统曲艺表演。也许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但这些活态文化仍然值得人们去怀念。
“等哪天我实在干不动了，我才会关门”。于小章最后说道。
这就是北京最小的一人剧场——魁德社。其掌门人是70岁的于小章，是魁德社第三代传人。在这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人剧场里，于小章坚持了10年。如今，魁德社历经三代，于小章之后再无传人。
“咱一辈子都是活跃的人”
他身穿白褂子，脚踩老北京布鞋，佝偻着背，蜷缩在椅子上，打着盹儿。看到《经济》记者走进小屋他猛地惊觉，抖擞精神，走向记者，娓娓道来墙上照片背后的故事。
1993年前后，于小章在北京开始自己的演艺生活。“最初在茶馆给人说唱每天能赚30元，收入还不错。”于小章告诉记者，“后来茶馆倒闭，先后又去恭王府、北京评剧院艺术团表演过一年。但最终因为看不惯分账不均等各种问题跟人闹得不欢而散，于是决定自己出来单干。”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方比较，2006年12月，于小章选择了游客众多的延寿街落脚。在他看来，这里离天安门最近，这里最有文化氛围，这里“最北京”。
就此，于小章租下这仅10平方米的小平房，开始了一段新的创业旅程。
于小章的创业家当有牛骨头、快板、二胡、京胡、小三弦、八角鼓、京韵大鼓七类。他向记者强调，千万别小瞧了这些“老家伙”，每件都有段辉煌历史，这其中三弦就是祖父于德魁留下的，至今它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平日里，中国朋友来我就表演3个节目：三弦自弹自唱，牛骨头数来宝，最后说段快板。要是有外宾过来，就多加一项京胡。”于小章说道。“外宾朋友多数也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就多表演会，少说会，让他们感受一下北京最接地气的曲艺表演就行。”
据于小章介绍，魁德社收费与其他剧场明码标价不同，其收费标准仍是过去老天桥模式，“觉得好听就多给点。”据他所言，一般客人会给100元-200元之间，每场演出差不多十几分钟。赶上黄金休假期间，于小章有时候一天能演十来场，但是到了旅游淡季，有时候一天都没有游客上门。
而这狭小的剧场，一次最多也只能容纳五六个人。
“这地段的房租是每年四万，但我这小剧场一年收入最高能达到3万。所以说，我这一年的收入还不够交房租的。
于小章的儿女并不赞同于小章继续经营小剧场，他们认为既然有了退休工资，就可以安安稳稳在家养老，但于小章不以为然。“咱一辈子就是活跃的人，退休了在家实在也呆不住。我虽然没指望这小剧场赚钱，但我一辈子的‘武艺’也需要有个地方施展。”
实际上，于小章的身体并不好。他爱人告诉记者，于小章患有很严重的糖尿病，常年靠打针和吃药维持。“但这老头儿就是不注意，忙的时候都顾不上吃饭。”有时吃午饭的时候进来客人看表演，于小章立马收拾起碗筷，操起家伙儿开始演着。等客人走后，再把饭菜拿出来热热继续吃。“经常一顿饭要来回热四五回。”
在于小章看来，开一个人剧场是义不容辞。“现在难得有人愿意听这传统曲艺，为了不让它就此消逝，我有义务表演好。”于小章感叹说：“北京这么大，能听到我们这一辈说唱艺术的地方，几乎是没有了。”
小剧场的营业时间有时也凭于小章的“心情”。他解释说，现在身体不好，只能连着唱3场，3场以后就唱不动了。所以，“要是累了，偶尔锁上门，枕着大鼓，盖着大衣休息会。”
“有游客早上看完升旗就会来我这听听小曲，所以每天天一亮，我就在这躺着。有来听曲敲门的，我就起来演一段，要是没人，就与老伴去公园遛会儿弯，然后中午回来睡个觉，下午接着演。”于小章笑着说道。“有时心情好了，我也爱背着我这套家伙儿去陶然亭公园喊喊嗓子。”
时值盛夏，烈日炎炎，实际上很难有游客靠步行到达胡同深处，即便偶有造访的游客，也大多是被旅游三轮车拉着路过，抱着好奇心态听上一曲或者看看墙上的照片。对于很多年轻游客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看见三弦，以及牛骨头。“遇到这样的游客我一般都不唱，先给游客讲讲魁德社的历史也很吸引人。”于小章如是说。
三代人的传承
写有“魁德社”字样的红布挂在房间尽头，红布下面就是演出的“舞台”，一桌一椅几把弦琴而已。屋内墙面密密麻麻贴满的三行照片，展示了魁德社三代人的辉煌。从黑白照片之间，依稀能看到于小章对这曲艺的坚守。
时光回溯到百年前，魁德社成名于北京南城的天桥，是天桥一带有名的曲艺茶楼，主人正是于小章的祖父于德魁，曲艺界的“十老”之一。
当年，各类民间艺人聚集在天桥上进行演艺，形成了独特的天桥文化。曾有诗云“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天桥文化，也因此成为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
据于小章介绍，其祖父于德魁因京韵大鼓而声名在外，最终创办了魁德社，人称“于三爷”。鼎盛时期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京韵大鼓极其受欢迎，于德魁在天桥有一个大茶馆，平时他带着人在茶馆里演出，如有钟鸣鼎食之家需要时，也提供上门演出服务。
于小章的父亲于少章曾是北京劝业场“新罗天”的总经理，人称“于八爷”。“新罗天”为过去劝业场兼设的台球室、茶室、杂耍演出场地，当时许多曲艺艺人都在此登台表演过，名噪一时。于少章曾为著名电影演员周璇、胡蝶伴过奏，也曾和荣派单弦创始人荣剑尘一起灌过唱片。两人都在曲艺界有不小的名气，建国后也曾被有关领导接见。
出生于北京的于小章，5岁就开始学艺。按于小章的话说，其一身技艺都是被打出来的。“小时不懂事，不认真练习时，父亲就用小棍打我。但现在想想是对的，若没有父亲严苛教育，我也没有现在这般技艺。”
之后，由于父亲调职，于小章又跟着父亲跑去了河南洛阳。当时，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组成了一个剧团，到全国各地区表演。“出场费是每场30元，我每天能演两场，收入不少。”于小章笑着说。那时一个普通职工的月收入只有百来元。 “但在如今社会，可指不上这行当吃饭了。”于小章感叹说，“我曾想过找搭档来与我搭戏，但现实情况是我连房租都快交不上了，再来个人我饭都管不起了。”
“虽说这小店不盈利，但人活着并不都是为了钱，到了我这个岁数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于小章说道。
技艺即将后继无人
谈及曲艺传承问题，于小章表示，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特色的说唱艺术面临着很大窘境。外来文化的冲击、表演人才的流失、创作人才的断档，极大地制约了曲艺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现在有很多非专业的年轻人，两人搭档随便找些段子，对个词，然后练练就觉得自己成功了，这简直是胡闹。”于小章有些激动说，“有些年轻人太过于浮躁，他们不明白掌握曲艺艺术精髓并不是一朝一夕简单模仿就能够达到的。”
于小章感叹，现在北京会三弦技艺的估计也就十个人，这项技艺马上面临着失传。
于小章也曾经想过收徒弟，把手艺传承下去。但是他心知肚明，这个时代很难有人上门来学这门手艺。因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弦师至少需要付出十年光阴的努力，而即便出师，能否挣到钱在这个时代也是个未知数。于小章也期望能够有人为他投资，把这些传统曲艺重新振兴起来，但他自己也感觉，这个梦想似乎有些渺茫。
的确，令于小章最担心的并不是年岁渐高，或是体力不支，而是这门手艺随着时间的流逝，正面临消亡，“如果有一天我做不动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做，又能做多久？”
事实虽如此，但于小章并没有放弃传承的念头。近十年来，大栅栏街道周边学校的学生也会来于小章的剧场学习曲艺。
“快板我免费教这些学生，但是学三弦和牛骨头是要收费的。”他解释说，收取学费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他清楚知道学习三弦和牛骨头非常难，对此收取一些费用能够督促学生的学习态度。如果不收取一定学费，这些学生真就抱着玩玩的心态，过两天也许就不再坚持了。
“但我对这些学生有个要求：学习技艺只能在门外站着学。”于小章说道，“其一是避免孩子进屋乱碰我的‘宝贝’，其二是通过最传统求学方式进行授教，让学生对这门技艺加以尊重。”
据中国文明网不完全统计，中国民间至今有各族曲艺曲种约400个，而国内针对曲艺教育的专业院校却屈指可数。
遗憾的是，于小章明白，此时传统曲艺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及他爷爷于德魁所在那个时代。而知道魁德社的老辈人，也已然大多作古了。曾经因曲艺而红火的老北京天桥，也早已沉寂……
于小章表示，当老一辈逝世后，很多东西，就只存在记忆里了，就像北京传统曲艺表演。也许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但这些活态文化仍然值得人们去怀念。
“等哪天我实在干不动了，我才会关门”。于小章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