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这个世纪的相对力量会走下坡,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这已是既成事实。”
　　——美国《时代周刊》
　　
　　2007年年初,影响力巨大的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放上了它的封面:红色的长城辉映在冉冉升起的黄色五星光芒中,主题是: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初升。在这期杂志里,《时代》用好几个版的篇幅,登载了它驻世界各地的十几名记者共同采写的文章《中国世纪》。《时代》被认为是代表西方主流声音的严肃媒体。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罗伯特·赫钦斯甚至说过:《时代》杂志对美国人性格的影响,要大于所有教育体系的总和。
　　无独有偶,没过几天,《华尔街日报》负责外交专题的资深记者奈尔·金又在《华盛顿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波多马克河上的北京”的文章,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形象在美国的巨大变化。
　　在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主流舆论新年伊始就端出了中国话题的热点,这至少表明: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谁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充当主角都已经无法回避“如何与迅速发展的中国相处”这样一个战略主题。
　　


　　
　　中国在美形象发生巨变
　　
　　非洲国家安哥拉的小城栋多市,这里的火车站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一列火车了,车站的窗户早就钉上木条封死了,建筑的色彩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去,葡萄牙殖民时期的咖啡贸易已成远去的回忆。但从今年开始,栋多似乎又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一条连接栋多与首都罗安达的铁路将开始动工,中国的建筑公司承担了这项工程。当中国工人来到这里勘测铁路线时,当地的一名安哥拉保安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感谢上帝,给我们送来中国人!”
　　《时代》的《中国世纪》就是这样开头的。从非洲、南美、东南亚,《时代》记者采集来的是一幅中国快步迈上世界舞台的图景。类似栋多的故事近来在非洲并不鲜见,中国在这里投资铺设公路和铁路,开办纺织厂,钻井采油。同样的赞美之辞也能在巴西的农场听到,中国人对大豆和牛肉的需求带热了这里的出口贸易。
　　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亚洲事务主任的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在接受《时代》采访时说:“中国人自己不会这样说,但我认为他们从心底里认定21世纪是中国世纪。”
　　《时代》对中国崛起提出的核心问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世纪的到来会是真的吗?要是真的,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何种方式?西方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个事实吗?国际体系能不能和平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会不会严重威胁到固有大国的利益,以至于爆发战争?这些疑问会在一段时期内困扰我们,但是中国和西方想要实现未来的繁荣与和平,需要我们现在就开始解答这些问题。
　　
　　中国问题从未像现在这么热烈地被讨论
　　
　　找到解题的方法并不容易,不过,有一点美国的主流已经逐渐清楚,那就是不能再用美国过去习惯的简单概念来应对复杂的中国。
　　正像奈尔·金所表达的那样:在所有吵嚷声中,可以公正地说,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形象如中国这样经历了如此波折的变化,我们既依赖它又恐惧它。“中国被视为抢走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为美国中产阶级提供用之不尽的廉价货物的供应商。如果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率保持稳定,很大部分要感谢中国,它对于美国债权的巨大胃口遏制了美国国内利率的上涨。中国的外汇储备去年秋天超过1万亿美元。在美国首都,有关中国本质的辩论已经持续多年。朋友还是敌人?接触还是遏制?希望的大陆还是长期威胁?还没有哪个国家让华盛顿产生如此鲜明对立的词汇。”
　　无论如何,认识到中国的复杂性对中美相处肯定是一件好事。中国的发展是进行时态的,这让美国人首次用全面、现实、综合的眼光郑重其事地审视中国,他们渐渐看清的是机遇、竞争、威胁、挑战、摩擦、合作交织在一起的多维、互动的复合利益。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美要在这样的复杂状态中相处共存。
　　
　　中国外交主动出击
　　
　　中国该怎样根据美国的政治文化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美外交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张立平研究员刚从华盛顿回来,谈到她在一位美国众议员办公室工作的一段亲身经历。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张立平曾和众议员一起回到选区,并被安排在议员的竞选组织里介绍中国情况,原本只给她15分钟时间,没想到所有的人都听得特别解渴,结果不知不觉就讲了两三个小时,甚至错过了午饭的时间。张立平说,一方面,中国因素甚至已经开始对美国的选举产生影响,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实情知之太少。
　　中美关系的战略格局已经基本稳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双方要在一种复杂但利益高度依存的状态下发展关系,今后的具体工作难度更大,每个环节的工作都不相同,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所以需要更高的技巧、更强的敏感才能趋利而避害。
　　以往,中国侧重做美国政府的工作,而不大擅长做美国国会的工作;重视做美国大公司的工作,对利益集团和中小企业的工作不大擅长;和联邦政府打交道多,和州、市直接打交道少;和对华亲近的人接触多,和对华不友好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往来。
　　而现在,连美国人自己都发现,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尽管中国的有些手法还显得比较生涩,但观念和意识的转变已经到位。按照奈尔·金的表述,中国正在华盛顿的外交圈中寻求一种儒家式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