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武怀让，中国共产党首批党员之一，曾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上海临时中央军事部长、共产国际监察委员等要职，70多年前在异国失踪。其生平事迹一直鲜为人知。武怀让的弟弟武怀谔，是终生居住在一个平原小县（市）的普通百姓，出于对哥哥的敬仰和爱戴，当然也由于割不断的手足情，在哥哥失踪以后，即开始了艰难的寻兄之路。令人欣慰的是，这70余载的奔波没有白费：哥哥的下落终于查明，而且，就在建国60周年前夕，还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确定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军事领导人，其功绩已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不久前，笔者拜谒了位于孟州市烈士陵园的“武怀让纪念馆”，聆听了90多岁的武怀谔老人讲述的武怀让烈士短暂而辉煌的革命历程，以及他为寻找失踪的哥哥、为哥哥“正名”而走过的70余年漫漫苦旅。
武家好儿郎立志救苍生
1899年农历十月的一天，武怀让出生在河南省孟县（今孟州市）城内南街的清末秀才武凌汉家。怀让自小就跟着在私塾教书的父亲学习，5岁就会背诵不少唐诗，12岁便以优异成绩考入孟县县立高等完全小学。上学期间，恰逢辛亥革命，追求新潮流的武怀让率先在学校剃光了头发，被街坊邻里戏称为“小和尚”。有进步思想的校长李桂林在怀让小学毕业时询问他的志向，怀让在作业本上写道：“师问学生志，但求读好书。不为朱紫贵，报国救民族。”李桂林对怀让大加称赞。
1913年秋，武怀让离家外出求学，先后考入开封省立第一中学、河南福中矿物学校（现河南工学院前身）、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学习。武怀让不但学习好，而且关注时事，有很强的进步意识。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曾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游行；在河南福中矿物学校（该校是由英国福公司与中国某官商联办的合资企业开办的学校）上学期间，校方以实习为名，强迫学生下矿井做义工。怀让不止一次地发动矿工罢工、学生罢课，英商被迫改善了工人的待遇，停止了学生下矿井做“义工”的行动。但怀让也因此遭到被开除学籍的报复。1918年秋，已经做了爸爸的武怀让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1917年，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武怀让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庶民的胜利》，顿觉找到了革命的导师，放寒假回家途经北京时，亲自登门拜见李大钊。李大钊对怀让热情接待，并鼓励他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武怀让由此又喜欢上了俄语。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武怀让积极地投身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浪潮之中。运动期间，武怀让作为唐山交大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被派往北京与各高校参加斗争的学生组织联系，回到唐山后，又很快与唐山制造厂的工人代表邓培一道，组织学生、工人，与社会各界群众联合，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及游行示威高潮。在五四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使武怀让成为名播校内外的学生领袖。
1921年，武怀让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由唐山工人运动领袖邓培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年仅23岁的武怀让在党组织的指导下，曾成功地领导了唐山交大学生罢课，组织学生上街募捐支援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活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曾撰文高度评价：“唐山交大学生援助罢工行为，不但在劳动史上尤为重要，在民族运动史上（亦）尤为重要。”
1924年7月，中共中央派武怀让带领13名党员，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到苏联不久，武怀让即接替回国的罗亦农，担任中共旅莫斯科党团支部执行委员。在莫斯科工作、学习期间，武怀让与先后到此的刘伯坚、朱德、聂荣臻、王若飞、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董必武、叶剑英、邓小平、叶挺、冯洪国（冯玉祥之子，后为中共党员）等，建立了革命友谊。特别是对国民党派到东方大学学习的叶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非常重视。叶挺曾任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府宪兵司令部参谋长，思想进步。武怀让决定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平时，主动帮叶挺、冯洪国等学习俄语，还不断向其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史，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经过相互交流，叶挺逐渐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后由聂荣臻和王若飞介绍，经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批准，在苏联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5月，冯玉祥受邀访问莫斯科。期间，《前进报》（由武怀让组织，自筹资金创办并担任主编）曾派出由刘伯坚、武怀让等五人组成的记者采访小组，拜访了这位在当时的中国军界举足轻重的将军。还赠送给冯玉祥一套《前进报》。此次访谈，宾主谈得很投机。冯玉祥在回国前的答谢宴会上，还特意感谢武怀让对儿子洪国的关心和帮助。这为日后刘伯坚到冯玉祥部任职，我党与冯玉祥在察哈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中流做砥柱冒死干革命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在上海、武汉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28年春夏之交，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令人震惊的“济南惨案”。国内斗争形势愈来愈严峻，党内不坚定分子纷纷退党叛党。武怀让经向周恩来、李立三等领导同志请求，并经组织批准，于此危难之际，与妻子侯玉兰（又名侯志）一道回国革命。
侯玉兰原籍山东益都，1924年入党，1925年10月到苏联后与武怀让相识，1926年秋，二人结为革命伴侣。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侯玉兰在苏联恰好生一男孩，就给孩子起名南昌。夫妻二人回国时，考虑到国内斗争形势复杂多变，便忍痛将小南昌寄养在了苏联孤儿院。没想到，一年后，小南昌却在孤儿院患病夭折了。
武怀让夫妇回国后，武怀让主动要求党中央派他到当时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山东省工作。在山东，武怀让先后担任过中共淄博特委书记、中共青岛特支书记、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其间，他将工作重点放在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发动工人成立红色工会，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和吸收新党员等方面。在青岛，仅三个月，党员人数就由30多人增加到100多人。
1929年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2月，党中央调武怀让（时用名武胡景）赴济南主持中共山东省委的重建和组织整顿工作。4月初的一天，武怀让在济南的祥麟门外被捕入狱。
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问，武怀让毫不屈服，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与先他入狱的邓恩铭一道，秘密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商讨越狱计划。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在狱外党组织的配合下，加上武怀让的大哥武怀谦借债卖地，筹到两千块大洋“买通”一个看守所长，武怀让、邓恩铭终于在这年7月21日，带着11名同志成功越狱。
武怀让回到党的怀抱后，先后在唐山、天津、哈尔滨等地担任市委书记及北满特委书记。在哈尔滨工作期间，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武怀让敏锐地意识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当时革命斗争的主要矛盾，最早在东北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落到实处。各阶级、各阶层爱国人士同仇敌忾，或捐钱捐物支援抗日武装，或游行示威，或参加抗日游击队，使北满地区的抗日烽火熊熊燃烧，我党的工作得以快速开展。到1931年底，北满地区共发展5个县委、1个区委、5个直属支部，党团员由200余人发展到700余人。
1931年前后，由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上海的一再搜捕，大批在上海的中共党员落入敌手，包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时任中共中央特委（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等高级领导人，也在被捕后叛变，因此，党组织在上海遭到重创，罗亦农、澎湃、杨殷、颜昌颐、恽代英、蔡和森等英勇就义。1931年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赴反“围剿”前线，临时中央拟让张国焘接任中央军委书记，张国焘借故推诿。在此情况下，“临时中央”想到了在东北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武怀让，于是，急调武怀让赶赴上海，担任“临时中央”军委书记（亦称临时中央军事部长，下同）。
担任“临时中央”军委书记后，武怀让抓紧了解苏区的军事斗争情况，并尽力阻止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1932年及1933年初，在“临时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苏区重新组建了红一军团，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军相继取得了漳州战役、第四次反围剿等重大胜利。在此期间，作为“临时中央”军委书记的武怀让也牵挂着陕甘红军的发展。仅1932年，我党就在西安、彬县等地，建立了多处秘密交通联络站，为陕甘红军送情报，送武器、医药等。陕甘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等，都得到过秘密交通联络站的护送。
1933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在苏区组成苏区中央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局），留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军委改为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武怀让改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负责白区的军事、军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及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等工作。
1934年春，武怀让改任中央保卫部部长，主抓白区党的秘密斗争和情报工作。他指派可靠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不仅搜集了大量情报，还适时开展了统战联络工作；他还借助英语特长，结识了外国友人马海德、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把他们当作地下工作的“防护墙”和盟友，还多次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社会贤达家做客，利用其社会威望，保护了许多民主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当时，工作环境异常凶险，武怀让为了躲避敌人，曾一日三迁住处，女儿也托大哥代为抚养。
败类害忠良天地慰英灵
1935年春，共产国际决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党中央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派武怀让再次去苏联，边学习边等待大会的召开。这年夏天，侯玉兰也以中共代表团正式代表的身份来到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这次大会。同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武怀让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时任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举杯高叫：“为王明总书记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干杯!祝王明同志身体健康!王明同志万岁!”康生的肉麻表演，连许多出席宴会的外宾也深感疑惑：早在这年年初的遵义会议上，中共已经改选，由张闻天任总书记，王明怎么又成了总书记呢?对于康生的这次反常表现，武怀让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关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人选问题，他与王明、康生已有争论。武怀让和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同志明确表示，拥护遵义会议决议。
武怀让等同志的态度，使早已在诸多观点、意见上与武怀让有分歧的王明、康生大为不满。
1936年8月，武怀让受共产国际委派到波兰视察其共产党的组织状况后返回莫斯科，旋即受到了王明、康生的围攻。当时，由李立三、武怀让负责编审的《救国时报》，在翻译有关苏共公审季诺维耶夫、布哈林的资料时，译稿中的“党徒”一词引起异议。王明、康生得知后，认定此事为“政治错误”。苏联内务部借此指控李立三、武怀让等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匪徒”说成是“党徒”，是“阴谋将反革命黑货塞进政治出版物”，开始对李立三、武怀让进行严格审查。
1936年8月底的一天晚上，独自在家的侯玉兰听到门外有敲门声，想着是丈夫武怀让回家了，就急忙前去开门，可是，当她打开房门时，仅听到一阵疾驰而去的汽车声。侯玉兰当即就感到丈夫被抓了。第二天，侯玉兰四下寻找武怀让的下落，却始终不知武怀让的行踪。
1937年夏，侯玉兰托弟弟侯孝昌写信告诉武怀谦关于武怀让在苏联失踪的不幸消息。家里人马上开始竭尽全力的寻亲行动。武怀谦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查找二弟的线索。时年20岁的武怀谔更是放弃手头的一切事情，到郑州、泌阳、徐州等地，找在外的同乡打听二哥的下落。武怀让的母亲因想念失踪的儿子患了精神分裂症。武怀让的父亲于1947年去世时，还把怀谦、怀谔兄弟叫到跟前交待：“怀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走了也不甘心啊!你们一定要找到他的下落，爹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列祖列宗的好男儿。”
武怀谦、武怀谔兄弟继续寻找着武怀让。与此同时，侯玉兰也从没停下寻夫的脚步。
1956年，在刘少奇、周恩来的关心下，终于查清了武怀让的下落。原来，早在1936年，武怀让就被苏方秘密处决了。1953年，苏共中央已为武怀让平反。由此，1956年9月，中共中央追认武怀让为革命烈士，1957年向其家属颁发了烈属证书。尽管如此，亲人们还是心有疑问：武怀让是因何罪名被处决?武怀让的功绩该如何评价?如此等等，因为诸多原因，组织上当时并没有给予明确结论。
正当大家为武怀让的有关事宜奔走寻访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任沈阳市妇联主任的侯玉兰，被康生扣了一顶“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大帽子，关进了秦城监狱，身心倍遭摧残。侯玉兰出狱后，拖着病体，为含冤牺牲的丈夫奔走到1982年，抱憾而逝。武怀谦早在1966年去世。武怀谔被错打成右派。“文革”中他的妻子也成了“黑五类”，被抄家、批斗、强制劳动改造。曾与武怀让并肩战斗过的王世英（解放后曾任中纪委常委）、冯仲云（解放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在“文革”前曾向康生询问过武怀让的死因，康生自称并不知情。“文革”中，二人也被迫害致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武怀谔又开始在全国各地搜集有关武怀让的资料，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奔走于省市县的党史（志）办，民政部门，档案馆等，仅搜集、整理的有关武怀让的资料就达两米多高。其中，党史专家胡华、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陈养山、外交部原副部长曾涌泉、中顾委原副主任薄一波等都给他回信提供线索。
1999年11月29日，在武怀让的故乡孟州市，市委专门召开了纪念武怀让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004年夏，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题写书名的《武怀让传略》，由中共孟州市委史志办编辑出版。2006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推出的大型系列专题《永远的丰碑》，以《天地能知忠烈心》为题，向全国人民隆重介绍了武怀让的主要功绩；同年，设在孟州市烈士陵园的武怀让纪念馆竣工开馆。2008年5月底，武怀谔老人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研究处公函，公函中说，该馆根据武老的有关信件，经向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咨询，“他们确认有资料表明武胡景（即武怀让）曾担任上海临时中央军事部长”，并据此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的《中央军事机构沿革表》中，增加“武胡景任上海临时中央军事部长”的内容，任职时间为1931年冬。这样，表中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军委（亦称军事部）领导人由六人增加为七人，依次为：周恩来、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毛泽东。
长达70余年的奔波，终于为含冤牺牲的二哥理清了一段革命经历，武怀谔也感到可以告慰二哥的在天之灵了。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汇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
2.王健英《中国红军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3.王健英《红军统帅部考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4.王健英《中共党史风云人物》，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
5.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
6.范宝俊、朱建华主编《中华英烈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7.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8.岳先、秦少智《龙潭虎穴》，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
9.《武怀让传略》，中共孟州市委史志办编撰，2004年4月。
10.薛德安《侯志的风雨坎坷路》，《文史精华》2000年第7期。
11.《焦作籍中共党员、杰出的中共白区工作领导人——武怀让》，2005年3月9日《焦作日报》第一版“太行丰碑”系列报道①。
12.《中国军事博物馆收录烈士武胡景》，2008年10月14日《大河报》。
（责编 雷蕾）
武家好儿郎立志救苍生
1899年农历十月的一天，武怀让出生在河南省孟县（今孟州市）城内南街的清末秀才武凌汉家。怀让自小就跟着在私塾教书的父亲学习，5岁就会背诵不少唐诗，12岁便以优异成绩考入孟县县立高等完全小学。上学期间，恰逢辛亥革命，追求新潮流的武怀让率先在学校剃光了头发，被街坊邻里戏称为“小和尚”。有进步思想的校长李桂林在怀让小学毕业时询问他的志向，怀让在作业本上写道：“师问学生志，但求读好书。不为朱紫贵，报国救民族。”李桂林对怀让大加称赞。
1913年秋，武怀让离家外出求学，先后考入开封省立第一中学、河南福中矿物学校（现河南工学院前身）、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学习。武怀让不但学习好，而且关注时事，有很强的进步意识。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曾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游行；在河南福中矿物学校（该校是由英国福公司与中国某官商联办的合资企业开办的学校）上学期间，校方以实习为名，强迫学生下矿井做义工。怀让不止一次地发动矿工罢工、学生罢课，英商被迫改善了工人的待遇，停止了学生下矿井做“义工”的行动。但怀让也因此遭到被开除学籍的报复。1918年秋，已经做了爸爸的武怀让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1917年，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武怀让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庶民的胜利》，顿觉找到了革命的导师，放寒假回家途经北京时，亲自登门拜见李大钊。李大钊对怀让热情接待，并鼓励他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武怀让由此又喜欢上了俄语。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武怀让积极地投身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浪潮之中。运动期间，武怀让作为唐山交大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被派往北京与各高校参加斗争的学生组织联系，回到唐山后，又很快与唐山制造厂的工人代表邓培一道，组织学生、工人，与社会各界群众联合，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及游行示威高潮。在五四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使武怀让成为名播校内外的学生领袖。
1921年，武怀让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由唐山工人运动领袖邓培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年仅23岁的武怀让在党组织的指导下，曾成功地领导了唐山交大学生罢课，组织学生上街募捐支援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活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曾撰文高度评价：“唐山交大学生援助罢工行为，不但在劳动史上尤为重要，在民族运动史上（亦）尤为重要。”
1924年7月，中共中央派武怀让带领13名党员，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到苏联不久，武怀让即接替回国的罗亦农，担任中共旅莫斯科党团支部执行委员。在莫斯科工作、学习期间，武怀让与先后到此的刘伯坚、朱德、聂荣臻、王若飞、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董必武、叶剑英、邓小平、叶挺、冯洪国（冯玉祥之子，后为中共党员）等，建立了革命友谊。特别是对国民党派到东方大学学习的叶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非常重视。叶挺曾任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府宪兵司令部参谋长，思想进步。武怀让决定将他发展为中共党员。平时，主动帮叶挺、冯洪国等学习俄语，还不断向其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史，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经过相互交流，叶挺逐渐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后由聂荣臻和王若飞介绍，经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批准，在苏联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5月，冯玉祥受邀访问莫斯科。期间，《前进报》（由武怀让组织，自筹资金创办并担任主编）曾派出由刘伯坚、武怀让等五人组成的记者采访小组，拜访了这位在当时的中国军界举足轻重的将军。还赠送给冯玉祥一套《前进报》。此次访谈，宾主谈得很投机。冯玉祥在回国前的答谢宴会上，还特意感谢武怀让对儿子洪国的关心和帮助。这为日后刘伯坚到冯玉祥部任职，我党与冯玉祥在察哈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中流做砥柱冒死干革命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在上海、武汉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28年春夏之交，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令人震惊的“济南惨案”。国内斗争形势愈来愈严峻，党内不坚定分子纷纷退党叛党。武怀让经向周恩来、李立三等领导同志请求，并经组织批准，于此危难之际，与妻子侯玉兰（又名侯志）一道回国革命。
侯玉兰原籍山东益都，1924年入党，1925年10月到苏联后与武怀让相识，1926年秋，二人结为革命伴侣。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侯玉兰在苏联恰好生一男孩，就给孩子起名南昌。夫妻二人回国时，考虑到国内斗争形势复杂多变，便忍痛将小南昌寄养在了苏联孤儿院。没想到，一年后，小南昌却在孤儿院患病夭折了。
武怀让夫妇回国后，武怀让主动要求党中央派他到当时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山东省工作。在山东，武怀让先后担任过中共淄博特委书记、中共青岛特支书记、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其间，他将工作重点放在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发动工人成立红色工会，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和吸收新党员等方面。在青岛，仅三个月，党员人数就由30多人增加到100多人。
1929年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2月，党中央调武怀让（时用名武胡景）赴济南主持中共山东省委的重建和组织整顿工作。4月初的一天，武怀让在济南的祥麟门外被捕入狱。
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问，武怀让毫不屈服，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与先他入狱的邓恩铭一道，秘密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商讨越狱计划。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在狱外党组织的配合下，加上武怀让的大哥武怀谦借债卖地，筹到两千块大洋“买通”一个看守所长，武怀让、邓恩铭终于在这年7月21日，带着11名同志成功越狱。
武怀让回到党的怀抱后，先后在唐山、天津、哈尔滨等地担任市委书记及北满特委书记。在哈尔滨工作期间，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武怀让敏锐地意识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当时革命斗争的主要矛盾，最早在东北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落到实处。各阶级、各阶层爱国人士同仇敌忾，或捐钱捐物支援抗日武装，或游行示威，或参加抗日游击队，使北满地区的抗日烽火熊熊燃烧，我党的工作得以快速开展。到1931年底，北满地区共发展5个县委、1个区委、5个直属支部，党团员由200余人发展到700余人。
1931年前后，由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上海的一再搜捕，大批在上海的中共党员落入敌手，包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时任中共中央特委（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等高级领导人，也在被捕后叛变，因此，党组织在上海遭到重创，罗亦农、澎湃、杨殷、颜昌颐、恽代英、蔡和森等英勇就义。1931年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赴反“围剿”前线，临时中央拟让张国焘接任中央军委书记，张国焘借故推诿。在此情况下，“临时中央”想到了在东北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武怀让，于是，急调武怀让赶赴上海，担任“临时中央”军委书记（亦称临时中央军事部长，下同）。
担任“临时中央”军委书记后，武怀让抓紧了解苏区的军事斗争情况，并尽力阻止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1932年及1933年初，在“临时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苏区重新组建了红一军团，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军相继取得了漳州战役、第四次反围剿等重大胜利。在此期间，作为“临时中央”军委书记的武怀让也牵挂着陕甘红军的发展。仅1932年，我党就在西安、彬县等地，建立了多处秘密交通联络站，为陕甘红军送情报，送武器、医药等。陕甘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等，都得到过秘密交通联络站的护送。
1933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在苏区组成苏区中央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局），留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军委改为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武怀让改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负责白区的军事、军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及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等工作。
1934年春，武怀让改任中央保卫部部长，主抓白区党的秘密斗争和情报工作。他指派可靠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不仅搜集了大量情报，还适时开展了统战联络工作；他还借助英语特长，结识了外国友人马海德、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把他们当作地下工作的“防护墙”和盟友，还多次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社会贤达家做客，利用其社会威望，保护了许多民主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当时，工作环境异常凶险，武怀让为了躲避敌人，曾一日三迁住处，女儿也托大哥代为抚养。
败类害忠良天地慰英灵
1935年春，共产国际决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党中央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派武怀让再次去苏联，边学习边等待大会的召开。这年夏天，侯玉兰也以中共代表团正式代表的身份来到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这次大会。同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武怀让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时任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举杯高叫：“为王明总书记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干杯!祝王明同志身体健康!王明同志万岁!”康生的肉麻表演，连许多出席宴会的外宾也深感疑惑：早在这年年初的遵义会议上，中共已经改选，由张闻天任总书记，王明怎么又成了总书记呢?对于康生的这次反常表现，武怀让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关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人选问题，他与王明、康生已有争论。武怀让和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同志明确表示，拥护遵义会议决议。
武怀让等同志的态度，使早已在诸多观点、意见上与武怀让有分歧的王明、康生大为不满。
1936年8月，武怀让受共产国际委派到波兰视察其共产党的组织状况后返回莫斯科，旋即受到了王明、康生的围攻。当时，由李立三、武怀让负责编审的《救国时报》，在翻译有关苏共公审季诺维耶夫、布哈林的资料时，译稿中的“党徒”一词引起异议。王明、康生得知后，认定此事为“政治错误”。苏联内务部借此指控李立三、武怀让等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匪徒”说成是“党徒”，是“阴谋将反革命黑货塞进政治出版物”，开始对李立三、武怀让进行严格审查。
1936年8月底的一天晚上，独自在家的侯玉兰听到门外有敲门声，想着是丈夫武怀让回家了，就急忙前去开门，可是，当她打开房门时，仅听到一阵疾驰而去的汽车声。侯玉兰当即就感到丈夫被抓了。第二天，侯玉兰四下寻找武怀让的下落，却始终不知武怀让的行踪。
1937年夏，侯玉兰托弟弟侯孝昌写信告诉武怀谦关于武怀让在苏联失踪的不幸消息。家里人马上开始竭尽全力的寻亲行动。武怀谦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查找二弟的线索。时年20岁的武怀谔更是放弃手头的一切事情，到郑州、泌阳、徐州等地，找在外的同乡打听二哥的下落。武怀让的母亲因想念失踪的儿子患了精神分裂症。武怀让的父亲于1947年去世时，还把怀谦、怀谔兄弟叫到跟前交待：“怀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走了也不甘心啊!你们一定要找到他的下落，爹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列祖列宗的好男儿。”
武怀谦、武怀谔兄弟继续寻找着武怀让。与此同时，侯玉兰也从没停下寻夫的脚步。
1956年，在刘少奇、周恩来的关心下，终于查清了武怀让的下落。原来，早在1936年，武怀让就被苏方秘密处决了。1953年，苏共中央已为武怀让平反。由此，1956年9月，中共中央追认武怀让为革命烈士，1957年向其家属颁发了烈属证书。尽管如此，亲人们还是心有疑问：武怀让是因何罪名被处决?武怀让的功绩该如何评价?如此等等，因为诸多原因，组织上当时并没有给予明确结论。
正当大家为武怀让的有关事宜奔走寻访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任沈阳市妇联主任的侯玉兰，被康生扣了一顶“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大帽子，关进了秦城监狱，身心倍遭摧残。侯玉兰出狱后，拖着病体，为含冤牺牲的丈夫奔走到1982年，抱憾而逝。武怀谦早在1966年去世。武怀谔被错打成右派。“文革”中他的妻子也成了“黑五类”，被抄家、批斗、强制劳动改造。曾与武怀让并肩战斗过的王世英（解放后曾任中纪委常委）、冯仲云（解放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在“文革”前曾向康生询问过武怀让的死因，康生自称并不知情。“文革”中，二人也被迫害致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武怀谔又开始在全国各地搜集有关武怀让的资料，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奔走于省市县的党史（志）办，民政部门，档案馆等，仅搜集、整理的有关武怀让的资料就达两米多高。其中，党史专家胡华、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陈养山、外交部原副部长曾涌泉、中顾委原副主任薄一波等都给他回信提供线索。
1999年11月29日，在武怀让的故乡孟州市，市委专门召开了纪念武怀让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004年夏，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题写书名的《武怀让传略》，由中共孟州市委史志办编辑出版。2006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推出的大型系列专题《永远的丰碑》，以《天地能知忠烈心》为题，向全国人民隆重介绍了武怀让的主要功绩；同年，设在孟州市烈士陵园的武怀让纪念馆竣工开馆。2008年5月底，武怀谔老人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研究处公函，公函中说，该馆根据武老的有关信件，经向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咨询，“他们确认有资料表明武胡景（即武怀让）曾担任上海临时中央军事部长”，并据此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的《中央军事机构沿革表》中，增加“武胡景任上海临时中央军事部长”的内容，任职时间为1931年冬。这样，表中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军委（亦称军事部）领导人由六人增加为七人，依次为：周恩来、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毛泽东。
长达70余年的奔波，终于为含冤牺牲的二哥理清了一段革命经历，武怀谔也感到可以告慰二哥的在天之灵了。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汇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
2.王健英《中国红军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3.王健英《红军统帅部考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4.王健英《中共党史风云人物》，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
5.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
6.范宝俊、朱建华主编《中华英烈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7.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8.岳先、秦少智《龙潭虎穴》，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
9.《武怀让传略》，中共孟州市委史志办编撰，2004年4月。
10.薛德安《侯志的风雨坎坷路》，《文史精华》2000年第7期。
11.《焦作籍中共党员、杰出的中共白区工作领导人——武怀让》，2005年3月9日《焦作日报》第一版“太行丰碑”系列报道①。
12.《中国军事博物馆收录烈士武胡景》，2008年10月14日《大河报》。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