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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我们早醒好几年
大学的同学虽然是同窗，但相互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有时甚至不像一个学门出来的。对我而言，董学仁就是这样的同学。他比当时的我们至少先进几年。
何以如此说？用古人的写作方式，叫有诗为证。
那时我们离开故乡到大连海滨求学，不免思念家乡，不免写下“故乡的河在我心中流过”的所谓诗句，而他却这样写起故乡：
我不相信故乡有什么特殊意义
也许在哪里都一样
打败命运 或被命运打败
我们是工作了几年后，于1979年，到当时的辽师院、现在的辽师大读中文的。
我们那一届学生，有两件大事在省内外造成轰动。用我们一位写作课老师的话说：“辽师是靠学生出名的。”
两件大事的主要参与者总共不过六人，而董学仁都名列其中。
由一个小妹的轻生想到“友谊信箱”
为写此文，我翻看了董学仁的博客，在他的《自传与公传》系列里，有这样一篇文章，《一个小妹的非正常死亡》。他们有一天接到一封女学生来信，说自己想自杀，他们急忙赶到那所学校，见到了18岁的写信的姑娘，原来是与她一同练武术的师兄弟常到学校门口接她，同学们便风言风语，她承受不了，自杀前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为什么给他们写信呢？原来，董学仁和另外两个同学搞了个“友谊信箱”，就是用通信的方式为校内外学生解答人生疑难。他们不但写信，有时还亲自出面解决来信者的问题。对此，《辽宁日报》在头版头条做过报道。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那么大一所院校也很难在省报露面，更不要说头版头条了，可他们三个人的“友谊信箱”硬是上去了。
他们知道那个姑娘轻生是基于社会的疾病，是她厌恶周围的人际环境。他们找了她家，也找了她学校，让他们多给姑娘温暖。
他们还带她来我们学校玩，周末去公园散心，让她感受大学生的生活。那个姑娘果然没再寻死，一点点地，从他们的关爱中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当然，还有后话，后话是几年以后，那个姑娘的姐姐来信告诉早已大学毕业的他们，妹妹终于还是选择了自杀，但妹妹认为，与他们接触的那段时间，她活得最开心快乐，有被人尊重的感觉。
这期间，就是办“友谊信箱”期间，董学仁还第一次得到了稿费。他到邮局左手接过钱，右手就将它全买了邮票，以便为他们的通信事业节省支出。我怕他耽误学习，劝他少参加点社会活动，他却乐呵呵地说“没事”。还真没事，不少整天抠书本的，成绩真不如他。我不禁想，这小子没准儿长两个脑子。
友谊的深化
我俩当时是一个年级，但不在一个班。我们相识于系里的一次演讲会。当时一家全国性的大报，对作家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发动攻势，气势汹汹，让刚从那场浩劫中逃脱的人们颇为义愤。我以《珍珠不能丢掉》为题，指责了那种棍棒式的批评方式。事先并未被安排演讲的他，却接着我登台，还说剧本内容也无可非议，惹得辅导员老师和他辩论起来。会开完后，我将自己的一首《自度曲》给他看，内有这样的句子：“一园芬芳尽荒芜，谁肯眷顾？赏花人叹，践花人笑，种花人哭。遍地落英，何时再缀青青树？”没过几分钟，他写了和词，至今我还记得这样几句：“痴情谁为绿欢呼，无奈翻复。叹甚枝折，忧甚叶枯，根坚在土。寄语芳华，重睹时留教春驻。”比我昂扬多了。
不久，校内搞摄影展，他来了兴致，跑到公园照了两张，一张题为《有希望才有痛苦》，另一张题为《人与人之间都有个缝隙》。后一幅的画面，是公园长椅上等距离坐着一排人。一位老院长看后对他说，这题名不利于安定团结。他后来对我说，我应该再照一张学生们在买饭窗口拥挤的照片，取名为《人与人之间都没有缝隙》，但终于没照。也许照了没有展出。
《崛起的诗群》让我们同舟共济
写到这里，就要说到辽师学生出名的另一件大事了，那就是在《新叶》上全文推出了徐敬亚的四万四千字长文《崛起的诗群》。
七八级毕业后，我接手主编学生文学刊物《新叶》。因为董学仁与林雪在第一届学生文学大赛中获一等奖，我拉他们参加了编辑工作，他任副主编，林雪任诗歌编辑。他修改稿件、设计封面、校对、发行，样样兴致勃勃，充满了创造力。
1982年，《朦胧诗选》编者之一高岩拿来了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全面评价了北岛、舒婷、顾城等新诗群的创作。我读完之后激动不已，决定在第八期《新叶》上全文刊出。董学仁提议那就干脆出个诗专号，我同意了。但顾虑到徐敬亚这篇文章可能会惹事，我们正面临毕业，怕影响其他编委分配，就决定只有我与董学仁、林雪署名。他们二人慨然答应，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
《崛起的诗群》推出不久，新叶文学社开新年晚会，我们共拟了一副这样的对联：“事业造就我们我们也造就事业，春天需要新叶新叶更需要春天。”记得我出的上联，董学仁对的下联。
那期载有徐敬亚长文的诗专号辗转到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手里，他专门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达兴奋之情。董学仁代表编辑部给马悦然先生写了回信。此后他们的通信维持了将近一年。
后来，《辽宁日报》用整版的篇幅介绍辽宁当年大学新诗潮的情况，其中大半是介绍我们，并配发了照片。还有四川大学的诗歌纪念馆，在醒目的位置摆放着那本第八期的《新叶》，董学仁设计的封面依然大气别致，现在看也毫不落伍。
2019年，我们在沈阳与他当年“友谊信箱”的两个伙伴相聚，提起当年办《新叶》的往事，我由衷地说：“那时全亏了老董。”他有些腼腆地说：“如果不是你当头，换另一个人，结果也许就完全不同。”
2020年第一期的《诗探索》，还发表了姜红伟约两万字的長文——《辽宁师院〈新叶〉：一本轰动国内外的大学生诗歌专号》。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毕业几个月后他给我寄来的贺年卡，卡上这样写着：“我们还是我们，世界还是世界。我们和世界敌视着，感到各自的快乐。”他说他理解的敌视是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也有尊重对手的因素，比如梅勒在《一场美国梦》里写到的，一个敌军司令给另外一个敌军司令颁发奖章。 他眼里的好作家
董学仁阅读量极大，眼界亦高。
在我们同学中，知名度最高的是诗人林雪，她的作品入选过《朦胧诗选》，她本人参加过《诗刊》的“青春诗会”，后来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有一年，《诗刊》介绍林雪，让董学仁写一篇评论文章。林雪有这么大成就，要搁别人，还不得抡圆了吹，可他只在文章中说林雪的创作找到了优越的方向。在一般人看来，这太没高度，也缺少热情，可在他那里，认为一个人找到了写作的方向，那是件了不得的事情。有多少名作家写了一辈子也没找到写作的方向啊！
当然，对林雪的才华横溢，他也不是没有评论，在《见证一段时光》中说：“她比同一代人多了一份对自然的淳朴感受，对生活的细腻感觉，对诗意的完好追求。”并说：“她个性上的宁静与亲和，轻松与单纯，细微与精确，敏感与内省，也更接近一种优越的诗歌写作状态。”
写到这，你可能以为他早已著作等身，其实，他正式出版的书就一本报告文学《蓝色的路标》，虽然获得过省里的一等奖，但远代表不了他的水平。
真正能代表他实力的是在《西湖》上连载十年的《自传与公传》。
在这个系列刚连载一年多时，小说家吴玄就在《光明日报》上隆重推荐：
在一个文本内，董学仁为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同时立传，自传是细致的，公传是广博的，在此，个体变大了，世界则变小了，充满了生命感。董学仁消解了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壁垒，很可能创造了散文写作的一个新范例。
我的一个叫李磊的朋友，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把它从头到尾复印下来，摞起来足有一米高。
时代有时会意外成就一些作家，有时也会贻误一些作家。有些作家适逢其时地燃放，像小鞭儿或二踢脚，有了动静。而有的人却像火山，没喷薄而出时，平静得不动声色。董学仁就是一座火山，我相信，他的《自传与公传》不论是否有机会出版，都可能成為一部传世之作。
大约十年前，他到本溪，在一个酒店里与孙承、冯金彦几位朋友说起好作家是什么样子。
他说好作家是有见识、有胸襟、有良知的人。
他说，一般来说，见识来自对事物的了解、熟悉和感悟。了解和熟悉是见的部分，感悟是识的部分，合起来叫见识。对于作家以外的人，这些已经够了。但是对于作家，还必须有对世界上一大批优秀作品的见识。你读过没有？你读懂了没有？你知道它们的优秀在哪里？如果没有读过，如果没有读懂，如果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优秀，你的文学见识可能就是零，就是负数。
他还说，30岁的时候，人们可以靠自己的灵性写作。这种灵性包含了必要的写作胆量和写作技巧，可以组织起有情趣的文字，比如优美啊、漂亮啊、有胆量啊，让大众赞不绝口，在中国作家里混个不错的、靠前的位置。但那不是好作家，甚至不是好作家的基础。到了40岁，有没有见识，有没有胸襟，有没有良知，这些才更重要。没有这些，即使是中国第一的作家或作品，对于文学，也是没意义的。
我们听得清楚，董学仁这里说的好作家，按照世间通行的说法，可能是著名作家、优秀作家，或者是伟大作家、文学大师。
但他说那是人们的误解。好作家不分那么多层次，在不好的作家里，才可以分出许多层次来。套用托尔斯泰的话，世界上好的作家都是一致的，而不好的作家，却各有各的不好。
上面这些，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观，纵横捭阖，睥睨天下。你可能以为他一定慷慨激昂，其实，这些他都是娓娓道来的，很怕声音高了惊吓到别人。
谈起文学作品，他似乎很吝啬使用赞美之词。但也有偶尔破戒的时候。有一次我把朋友徐涛的诗发给他，他回信说：“读徐涛这些诗，还是挺敬佩的。读到了良心，诗人的悲悯之心。他写诗的方式，就是把那些良知化为诗的表达方式，是难得的成熟。”
他让我想起了木心
董学仁在鞍山办过文学杂志《金银花》，还在当地有线电视台工作过，后来到了北京，参与一家报纸的编辑工作，还在那张报纸上开了名为《阿甘先生的文学课》的专栏。
在开专栏之前，他似乎工作很多，想让我和冯金彦给他写些介绍外国作品的东西，但冯金彦当时做报社总编没有时间，我眼睛视力急剧下降，难以胜任。他在找杨雪松救场的同时，自己亲自上阵。亏了他亲自上阵，让我们看到了全新的谈名家文学的随笔。
这个系列，目前写了30多篇，是从世界上最早的伟大文学家开始的。当然是他心目中的伟大，与别人的不同。
原来想写100篇或150篇，也就是说，在报上连载，每周一篇，连载两年或三年。开始的时候只需要为报纸的青少年读者介绍文学名家，这并不难，但他的个人愿意是从头写起，像是从巡视伟大作家的角度，描述这个星球上文学的历史。
他不是从网上搜点资料就连缀成文，而是融进自己对文学的全部理解。
董学仁写了很多人们熟悉的伟大文学家，比如庄子、荷马、屈原、苏东坡、但丁、莎士比亚、雨果;也写了人们不熟悉但伟大的文学家，比如维吉尔、张若虚、克雷蒂安、夏多布里昂、欧文、库柏、霍桑。他认为，伟大作家往往藏在伟大的作品背后，像海蟹藏在石头后面。
有些他读过和曾经喜爱的作品，其作者闻名世界，但因为不喜欢其立场，也没有选，比如卢梭。
有的作家有很大意义，但更多是对于本民族和那个时代，他也没选，比如俄国的普希金。他认为他的作品弱一些，现在的写作者从他的作品里学不到什么。
在这些高大身躯面前，很多人是仰着头的，只有一个角度看，而他却取了一种特殊的角度，用了一组一组平视的镜头。
他就是这样一个既渊博又有些挑剔的人。但越是这样，读者所得就越多。
每读完他的这些作品，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叫木心的作家。木心是这些年才广为人知的大家，他对各种艺术门类的非凡见地，很是让人叹为观止。在这方面，董学仁与他有相似之处——当然，在个人生活上，董学仁比木心安宁了许多。
作者简介：
刘兴雨，1955年生于辽宁本溪。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1983年毕业于辽宁师大中文系，在校期间曾任学生文学刊物《新叶》主编，与董学仁、林雪一起推出徐敬亚轰动国内的长篇诗论《崛起的诗群》。其《追问历史》一书由著名出版家贺雄飞推出，多次再版，并荣登各地畅销图书排行榜。《中国杂文百部》推出《刘兴雨集》，作为全国重点中学优秀教师推荐的杂文经典书目，已经第四次印刷。编辑过《中国杂文百部》中的《鲁迅集》和《胡适集》。连续20年进入全国的多种随笔、杂文年选。
大学的同学虽然是同窗，但相互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有时甚至不像一个学门出来的。对我而言，董学仁就是这样的同学。他比当时的我们至少先进几年。
何以如此说？用古人的写作方式，叫有诗为证。
那时我们离开故乡到大连海滨求学，不免思念家乡，不免写下“故乡的河在我心中流过”的所谓诗句，而他却这样写起故乡：
我不相信故乡有什么特殊意义
也许在哪里都一样
打败命运 或被命运打败
我们是工作了几年后，于1979年，到当时的辽师院、现在的辽师大读中文的。
我们那一届学生，有两件大事在省内外造成轰动。用我们一位写作课老师的话说：“辽师是靠学生出名的。”
两件大事的主要参与者总共不过六人，而董学仁都名列其中。
由一个小妹的轻生想到“友谊信箱”
为写此文，我翻看了董学仁的博客，在他的《自传与公传》系列里，有这样一篇文章，《一个小妹的非正常死亡》。他们有一天接到一封女学生来信，说自己想自杀，他们急忙赶到那所学校，见到了18岁的写信的姑娘，原来是与她一同练武术的师兄弟常到学校门口接她，同学们便风言风语，她承受不了，自杀前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为什么给他们写信呢？原来，董学仁和另外两个同学搞了个“友谊信箱”，就是用通信的方式为校内外学生解答人生疑难。他们不但写信，有时还亲自出面解决来信者的问题。对此，《辽宁日报》在头版头条做过报道。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那么大一所院校也很难在省报露面，更不要说头版头条了，可他们三个人的“友谊信箱”硬是上去了。
他们知道那个姑娘轻生是基于社会的疾病，是她厌恶周围的人际环境。他们找了她家，也找了她学校，让他们多给姑娘温暖。
他们还带她来我们学校玩，周末去公园散心，让她感受大学生的生活。那个姑娘果然没再寻死，一点点地，从他们的关爱中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当然，还有后话，后话是几年以后，那个姑娘的姐姐来信告诉早已大学毕业的他们，妹妹终于还是选择了自杀，但妹妹认为，与他们接触的那段时间，她活得最开心快乐，有被人尊重的感觉。
这期间，就是办“友谊信箱”期间，董学仁还第一次得到了稿费。他到邮局左手接过钱，右手就将它全买了邮票，以便为他们的通信事业节省支出。我怕他耽误学习，劝他少参加点社会活动，他却乐呵呵地说“没事”。还真没事，不少整天抠书本的，成绩真不如他。我不禁想，这小子没准儿长两个脑子。
友谊的深化
我俩当时是一个年级，但不在一个班。我们相识于系里的一次演讲会。当时一家全国性的大报，对作家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发动攻势，气势汹汹，让刚从那场浩劫中逃脱的人们颇为义愤。我以《珍珠不能丢掉》为题，指责了那种棍棒式的批评方式。事先并未被安排演讲的他，却接着我登台，还说剧本内容也无可非议，惹得辅导员老师和他辩论起来。会开完后，我将自己的一首《自度曲》给他看，内有这样的句子：“一园芬芳尽荒芜，谁肯眷顾？赏花人叹，践花人笑，种花人哭。遍地落英，何时再缀青青树？”没过几分钟，他写了和词，至今我还记得这样几句：“痴情谁为绿欢呼，无奈翻复。叹甚枝折，忧甚叶枯，根坚在土。寄语芳华，重睹时留教春驻。”比我昂扬多了。
不久，校内搞摄影展，他来了兴致，跑到公园照了两张，一张题为《有希望才有痛苦》，另一张题为《人与人之间都有个缝隙》。后一幅的画面，是公园长椅上等距离坐着一排人。一位老院长看后对他说，这题名不利于安定团结。他后来对我说，我应该再照一张学生们在买饭窗口拥挤的照片，取名为《人与人之间都没有缝隙》，但终于没照。也许照了没有展出。
《崛起的诗群》让我们同舟共济
写到这里，就要说到辽师学生出名的另一件大事了，那就是在《新叶》上全文推出了徐敬亚的四万四千字长文《崛起的诗群》。
七八级毕业后，我接手主编学生文学刊物《新叶》。因为董学仁与林雪在第一届学生文学大赛中获一等奖，我拉他们参加了编辑工作，他任副主编，林雪任诗歌编辑。他修改稿件、设计封面、校对、发行，样样兴致勃勃，充满了创造力。
1982年，《朦胧诗选》编者之一高岩拿来了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全面评价了北岛、舒婷、顾城等新诗群的创作。我读完之后激动不已，决定在第八期《新叶》上全文刊出。董学仁提议那就干脆出个诗专号，我同意了。但顾虑到徐敬亚这篇文章可能会惹事，我们正面临毕业，怕影响其他编委分配，就决定只有我与董学仁、林雪署名。他们二人慨然答应，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
《崛起的诗群》推出不久，新叶文学社开新年晚会，我们共拟了一副这样的对联：“事业造就我们我们也造就事业，春天需要新叶新叶更需要春天。”记得我出的上联，董学仁对的下联。
那期载有徐敬亚长文的诗专号辗转到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手里，他专门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达兴奋之情。董学仁代表编辑部给马悦然先生写了回信。此后他们的通信维持了将近一年。
后来，《辽宁日报》用整版的篇幅介绍辽宁当年大学新诗潮的情况，其中大半是介绍我们，并配发了照片。还有四川大学的诗歌纪念馆，在醒目的位置摆放着那本第八期的《新叶》，董学仁设计的封面依然大气别致，现在看也毫不落伍。
2019年，我们在沈阳与他当年“友谊信箱”的两个伙伴相聚，提起当年办《新叶》的往事，我由衷地说：“那时全亏了老董。”他有些腼腆地说：“如果不是你当头，换另一个人，结果也许就完全不同。”
2020年第一期的《诗探索》，还发表了姜红伟约两万字的長文——《辽宁师院〈新叶〉：一本轰动国内外的大学生诗歌专号》。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毕业几个月后他给我寄来的贺年卡，卡上这样写着：“我们还是我们，世界还是世界。我们和世界敌视着，感到各自的快乐。”他说他理解的敌视是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也有尊重对手的因素，比如梅勒在《一场美国梦》里写到的，一个敌军司令给另外一个敌军司令颁发奖章。 他眼里的好作家
董学仁阅读量极大，眼界亦高。
在我们同学中，知名度最高的是诗人林雪，她的作品入选过《朦胧诗选》，她本人参加过《诗刊》的“青春诗会”，后来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有一年，《诗刊》介绍林雪，让董学仁写一篇评论文章。林雪有这么大成就，要搁别人，还不得抡圆了吹，可他只在文章中说林雪的创作找到了优越的方向。在一般人看来，这太没高度，也缺少热情，可在他那里，认为一个人找到了写作的方向，那是件了不得的事情。有多少名作家写了一辈子也没找到写作的方向啊！
当然，对林雪的才华横溢，他也不是没有评论，在《见证一段时光》中说：“她比同一代人多了一份对自然的淳朴感受，对生活的细腻感觉，对诗意的完好追求。”并说：“她个性上的宁静与亲和，轻松与单纯，细微与精确，敏感与内省，也更接近一种优越的诗歌写作状态。”
写到这，你可能以为他早已著作等身，其实，他正式出版的书就一本报告文学《蓝色的路标》，虽然获得过省里的一等奖，但远代表不了他的水平。
真正能代表他实力的是在《西湖》上连载十年的《自传与公传》。
在这个系列刚连载一年多时，小说家吴玄就在《光明日报》上隆重推荐：
在一个文本内，董学仁为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同时立传，自传是细致的，公传是广博的，在此，个体变大了，世界则变小了，充满了生命感。董学仁消解了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壁垒，很可能创造了散文写作的一个新范例。
我的一个叫李磊的朋友，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把它从头到尾复印下来，摞起来足有一米高。
时代有时会意外成就一些作家，有时也会贻误一些作家。有些作家适逢其时地燃放，像小鞭儿或二踢脚，有了动静。而有的人却像火山，没喷薄而出时，平静得不动声色。董学仁就是一座火山，我相信，他的《自传与公传》不论是否有机会出版，都可能成為一部传世之作。
大约十年前，他到本溪，在一个酒店里与孙承、冯金彦几位朋友说起好作家是什么样子。
他说好作家是有见识、有胸襟、有良知的人。
他说，一般来说，见识来自对事物的了解、熟悉和感悟。了解和熟悉是见的部分，感悟是识的部分，合起来叫见识。对于作家以外的人，这些已经够了。但是对于作家，还必须有对世界上一大批优秀作品的见识。你读过没有？你读懂了没有？你知道它们的优秀在哪里？如果没有读过，如果没有读懂，如果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优秀，你的文学见识可能就是零，就是负数。
他还说，30岁的时候，人们可以靠自己的灵性写作。这种灵性包含了必要的写作胆量和写作技巧，可以组织起有情趣的文字，比如优美啊、漂亮啊、有胆量啊，让大众赞不绝口，在中国作家里混个不错的、靠前的位置。但那不是好作家，甚至不是好作家的基础。到了40岁，有没有见识，有没有胸襟，有没有良知，这些才更重要。没有这些，即使是中国第一的作家或作品，对于文学，也是没意义的。
我们听得清楚，董学仁这里说的好作家，按照世间通行的说法，可能是著名作家、优秀作家，或者是伟大作家、文学大师。
但他说那是人们的误解。好作家不分那么多层次，在不好的作家里，才可以分出许多层次来。套用托尔斯泰的话，世界上好的作家都是一致的，而不好的作家，却各有各的不好。
上面这些，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观，纵横捭阖，睥睨天下。你可能以为他一定慷慨激昂，其实，这些他都是娓娓道来的，很怕声音高了惊吓到别人。
谈起文学作品，他似乎很吝啬使用赞美之词。但也有偶尔破戒的时候。有一次我把朋友徐涛的诗发给他，他回信说：“读徐涛这些诗，还是挺敬佩的。读到了良心，诗人的悲悯之心。他写诗的方式，就是把那些良知化为诗的表达方式，是难得的成熟。”
他让我想起了木心
董学仁在鞍山办过文学杂志《金银花》，还在当地有线电视台工作过，后来到了北京，参与一家报纸的编辑工作，还在那张报纸上开了名为《阿甘先生的文学课》的专栏。
在开专栏之前，他似乎工作很多，想让我和冯金彦给他写些介绍外国作品的东西，但冯金彦当时做报社总编没有时间，我眼睛视力急剧下降，难以胜任。他在找杨雪松救场的同时，自己亲自上阵。亏了他亲自上阵，让我们看到了全新的谈名家文学的随笔。
这个系列，目前写了30多篇，是从世界上最早的伟大文学家开始的。当然是他心目中的伟大，与别人的不同。
原来想写100篇或150篇，也就是说，在报上连载，每周一篇，连载两年或三年。开始的时候只需要为报纸的青少年读者介绍文学名家，这并不难，但他的个人愿意是从头写起，像是从巡视伟大作家的角度，描述这个星球上文学的历史。
他不是从网上搜点资料就连缀成文，而是融进自己对文学的全部理解。
董学仁写了很多人们熟悉的伟大文学家，比如庄子、荷马、屈原、苏东坡、但丁、莎士比亚、雨果;也写了人们不熟悉但伟大的文学家，比如维吉尔、张若虚、克雷蒂安、夏多布里昂、欧文、库柏、霍桑。他认为，伟大作家往往藏在伟大的作品背后，像海蟹藏在石头后面。
有些他读过和曾经喜爱的作品，其作者闻名世界，但因为不喜欢其立场，也没有选，比如卢梭。
有的作家有很大意义，但更多是对于本民族和那个时代，他也没选，比如俄国的普希金。他认为他的作品弱一些，现在的写作者从他的作品里学不到什么。
在这些高大身躯面前，很多人是仰着头的，只有一个角度看，而他却取了一种特殊的角度，用了一组一组平视的镜头。
他就是这样一个既渊博又有些挑剔的人。但越是这样，读者所得就越多。
每读完他的这些作品，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叫木心的作家。木心是这些年才广为人知的大家，他对各种艺术门类的非凡见地，很是让人叹为观止。在这方面，董学仁与他有相似之处——当然，在个人生活上，董学仁比木心安宁了许多。
作者简介：
刘兴雨，1955年生于辽宁本溪。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1983年毕业于辽宁师大中文系，在校期间曾任学生文学刊物《新叶》主编，与董学仁、林雪一起推出徐敬亚轰动国内的长篇诗论《崛起的诗群》。其《追问历史》一书由著名出版家贺雄飞推出，多次再版，并荣登各地畅销图书排行榜。《中国杂文百部》推出《刘兴雨集》，作为全国重点中学优秀教师推荐的杂文经典书目，已经第四次印刷。编辑过《中国杂文百部》中的《鲁迅集》和《胡适集》。连续20年进入全国的多种随笔、杂文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