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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也是面镜子，什么样的人站在它前面，照出的不过是自己灵魂的面目。无论读者、观众还是续书作者，大家在《水浒传》面前虽然放松，但结局跟那些评点和续写《红楼梦》的人大体仿佛：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会看到自己对肉欲与轮回的理解；写《荡寇志》的俞万春，会看到自己对善恶的评判；写《水浒后传》的陈忱，会看到民间与体制的不可调和；评点“才子书”的金圣叹会看到性情；唱《野猪林》的李少春，会演绎出末路英雄的百转愁肠……
相比央视版的《水浒传》和施耐庵的原著而言，新版电视剧的故事性更强，在人物的演绎上也更具人性化，换句话讲该剧编剧笔下的故事更具合理性和逻辑性。譬如，较比前一版增加了许多剧情的描写：天罡地煞之说，对二龙山、桃花山的描述，宋江与宋徽宗的关系……最值得一提的是，新剧中梁山一百单八将几乎悉数亮相，并在“梁山泊众兄弟排定座次”一集中做了梳理。
另外，新版水浒传对于宋江招安一事处理的也更加合乎常理。剧中给出宋江一心谋取招安的理由有三：其一，大宋气数未尽，貌似皇帝还很英明；二，宋江乃郓城小吏，胸无叛国之志；三，欲带领众家弟兄摆脱这“草寇”的恶名。那么，这些理由事实都成立吗？
第一，智多星吴用这么说“大宋气数未尽”，其实宋江死后不久，宋徽宗就被辽人掳去，宋熹宗慌乱登基，时日不久北宋灭亡，赵高南迁建立起了南宋；第二，宋江虽乃郓城小吏，但是广结所谓英雄豪杰，虽“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治国”却因一个“义”字可以招揽天下“草莽英雄”，为何不反？个人分析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封建社会对于“忠君”与“爱国”两个概念界定模糊的缘由；第三，宋江等人的“草寇之名”是否摘掉？个人认为，经过施耐庵的一番文学演绎后，宋江等人这顶帽子恐怕要千秋万代的戴下去了。
如此，分为几个问题探讨再次研究《水浒传》：
一、奸夫淫妇谁之过？
《水浒传》中奸夫淫妇最出名者莫过于“潘金莲、西门庆”了，当然可能是因为《金瓶梅》的详细描述而名传天下吧。其实水浒之中杨雄、卢俊义、宋江、武大郎之妻妾皆有红杏出墙之举，下场皆为因出轨而丧命，不同的是潘金莲是被自己叔叔所杀而其他淫妇皆由自己男人手刃。
本书中所描绘的风月之事也集中体现于这几个典型的“出轨案例”，宋江之妻阎氏与其同事私通、卢俊义之妻与下人私通、杨雄之妻与旧时相好私通、武大郎之妻与富贵人家帅哥私通。但纵观整部《水浒传》，个人认为此类淫妇出轨之缘由可归结为：夫君不懂得风月之事，或夫君难以满足淫妇的需求和虚荣心。宋江惦念亡妻，不再续弦，且公务繁忙；卢俊义痴心兵略、武艺，长久冷落娇妻；杨雄夜夜牢中当差，妻子闺房冷清，且乐于结识如石秀屠夫之流；潘金莲美貌如花却遭命运捉弄下嫁其貌不扬的武大郎，在风月之欲望上长时间受到压抑。如此看来，本书中家中妻子出轨的男子大多为事业型男人，武大郎除外。
那么，奸夫淫妇谁之过？
自古便有“痴心女子负心汉”的说法，更有“七年之痒”的科学由头，传统上妇人更有守住“道”的责任和义务，即“妇道”；男人则不同，自古以来的男权社会，富家男人三妻四妾已是见怪不怪。那么，《水浒传》中描绘的奸夫淫妇谁之过呢？
武大郎与潘金莲是典型的“赖汉娶好妻”，当初武大自不量力接收了貌美的潘金莲是武大之错；潘金莲下嫁武大又闻到被王婆设计送到嘴边的荤腥时禁不住诱惑，则是潘金莲之错。
宋江思念亡妻，不再续弦彰显了宋公明对原配夫人的“从一而终”，接受阎婆惜之后既成夫妻之实后又冷落闫却实属不该；阎婆惜与宋江成夫妻之实，道理还算讲得通，后因宋江忙于公务疏于关心便勾引宋的同事，实属淫荡。
杨雄因公务夜夜值班，恐也“身在官场身不由己”，其妻子以杨不懂得风月，并以“三年不如跟师兄三夜快活”为由鄙夷杨雄在风月之事上的功力不足，就不能怪罪杨雄举刀杀妻了。
卢俊义威名远播，相信不仅仅因为其深明大义、驰骋沙场，还因为后来其妻与管家李固的奸情吧？
总之，《水浒传》中所涉及的女性出轨皆有这么一个借口，那就是“自己的男人不懂得风月之事”，用现代话说就是“不能长相厮守，夜夜笙歌”。如果仅就《水浒传》中人物故事而言恐怕女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放之现实生活中，这几乎成为了“女人渴望长相厮守”与“盼望男人成就丰功伟绩”的悖论。
所以，“奸夫淫妇谁之过”这个问题恐怕夫妻双方都要找找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给他人以警示，给自己以预防。
二、谁是最可爱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的战士！”这是魏巍曾经论证过的，在回答为什么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时，这位战地记者用“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来解释，如果用魏巍的标准来评价水浒人物，那么谁会是最可爱的人呢？
按照这个标准把水浒中这几百号人物细细过了一遍后，发现其中宋江是最可爱的人。
“忠义黑三郎”、“山东呼保义”、“郓城及时雨宋公明”，从这些江湖称谓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宋身上具有的合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的高尚品质。“仁、义、礼、智、信”是孔圣人对“君子”特征的描述，这个标准沿用了2000年之久，就是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相信这个标准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再次回头看看魏巍的论证，原来他的标准也不过“仁、义、礼、智、信”而已。
看过原著或者影视剧版的《水浒传》的，很多人都问为什么宋江能够成为头领。宋江“文韬武略”都并非一百单八将中超拔者，之所以能成为首领，就是宋江所具有的“忠、义”，所谓“仗义疏财，救危扶困”所带来的美名，加之“通风报信解救了劫取生辰纲的七人”，而这七人正是将梁山水泊发展壮大的元老。此外，宋江的江州之行，祝家庄之战以及几次反围剿中纳降秦明、呼延灼、关胜、李逵、张清等人，造就了梁山群雄拥戴，千古传名。
如果《水浒传》所描述的都可信的话，宋江就是最可爱的人。理由有四：
（一）品质纯洁、高尚，仗义疏财，“忠义”、“呼保义”；
（二）意志坚韧、刚强，忠君爱国之志坚定无比；
（三）气质淳朴、谦逊，数次向晁盖、卢俊义让贤，有礼有节，结交江湖三教九流；
（四）胸怀宽广，认定招安，能容奸臣同朝，南征北战。
三、悲剧还是喜剧？
浩浩荡荡一部《水浒传》大小故事一百有余，最终以梁山泊举兵征讨方腊“以硬碰硬”结束，一百单八将折损大半，之所以说新版《水浒传》剧情完整还因为这部水浒对人物去向、生死表述得更加清楚。比如鲁智深圆寂、林冲暴病而亡，剧终还将仅存数名佐将终老结局给出说明：公孙胜云游、戴宗大笑而亡……无论这个版本对于人物结局的表述是否忠于施公的原著，仅就故事的完整性而言，算是很成功了。
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呢？
如果按照宋江那“忠君”的既往志向而言，《水浒传》的结局算是一部喜剧。梁山泊众位草莽英雄多半战死沙场，也落得个“忠臣良将”之名。即便宋江最终含恨服毒酒身亡，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也勉强说得过去。
按照新版剧情来看，剧中宋江认为宋徽宗是一位明君，剧情设置也表现出宋徽宗并非昏聩，可事实是这样吗？如果撇开文学创作，翻开历史来看宋徽宗，事实却并非如此。宋徽宗除了在书画艺术上颇有造诣和与名妓李师师的“传世佳话”外,最出名的恐怕就是北宋的亡国之君与“靖康之耻”了。
这版《水浒传》将宋徽宗塑造成一个貌似英明却被高俅、蔡京等人扰乱“圣听”的君主，将北宋的腐朽归咎于奸佞之臣的派系排挤，实属有违历史。 当然这仅仅是一件文化产品，不能用学术的严谨性去衡量和评判，只是如此一来恐怕落得个“愚弄大众、弄巧成拙”。
如此好好一部《水浒传》被改编成了一部闹剧，本来是一部记录纯净的草莽英雄的鸿著被解读成如此这般，也就不便说是悲是喜了。
四、怎样的时代，就有怎样的《水浒传》
文艺技术化的时代，人们所有的话题都会不知不觉地围绕着技术走，不管是影像、行为艺术还是流行歌、微博……除非你跟《百年孤独》里的奥雷良诺那样超凡脱俗——老爷子静坐屋中多少天，然后向家人憋出一句：“大地其实是个圆球，就跟桔子一样。”
《水浒传》当然比桔子复杂，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面镜子，什么样的人站在它前面，照出的不过是自己灵魂的面目。无论读者、观众还是续书作者，大家在《水浒传》面前虽然放松，但结局跟那些评点和续写《红楼梦》的人大体仿佛：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会看到自己对肉欲与轮回的理解；写《荡寇志》的俞万春，会看到自己对善恶的评判；写《水浒后传》的陈忱，会看到民间与体制的不可调和；评点“才子书”的金圣叹会看到性情；唱《野猪林》的李少春，会演绎出末路英雄的百转愁肠……
一百次改编，就会有一百个宋江、林冲、武松、西门庆与潘金莲。到底哪一个“更水浒”？也许加起来才对——施耐庵笔下的宋江性格是复杂和矛盾的，属于典型的、福斯特小说理论里的“圆形人物”。
论到林冲的理想模样，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小说写此人“生得豹头环眼”，上阵时“掌中一条丈八蛇矛”，同样的文字如果放到《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大家马上就会反应过来：这是张飞。可后来无论是昆曲、京剧，还是影视，林冲一出场，竟都是文人造型！也许这是因为当初施耐庵把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得太细腻了。与林冲的形象不同，“武松—西门庆—潘金莲”这一组冤家，不同的编导有不同演绎，但总体水准，似以“祝延平—于治民—牟霞”这组更贴近原著神韵。
从剧集对原著的改编成效而论：1983版山东电视台《水浒传》，恰如同年香港版剧集《射雕英雄传》，具有颠扑不破的经典地位，可惜不完整，更像是“选集”。2011鞠觉亮版《水浒传》打戏精彩，在情节脉络、人物性格上也做了符合现代人理解的“微调”，但这种精彩与微调，恰恰改变了原著的大格局，显得有点凌乱——英雄的味道除了宋江、卢俊义以外，基本在每个人身上都没体现出来。央视老版在呈现原著的史诗气质上有巨大贡献，但除了李雪健的宋江，不少角色在“形似”上都没有过关，挺遗憾。
不过，也许影视改编名著永远都是这个结局。一来影像传递文学，通常都要在情节和气韵上做减法；二来即便大戏，主角也只是有限的几个人，而这个行业的明星通常除了要用钱来摆平以外，戏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谁会为一部名著就自降业内身份呢？人是自私的，哪怕是去演《水浒传》。
不同时代对《水浒传》故事的演绎，悄悄反映出人们思维方式的变换。施耐庵在他那个时代，着力去表现的是英雄气概和对现世的悲哀，他把“狂欢”与“悲剧”这两大气质结合得如此完美，以至于后来中国小文人对荷马史诗的赞叹，显得非常可笑与知识贫乏。《水浒传》《三国演义》，连同知名度稍逊的《说唐》，用小说的方式构建出了汉语的英雄神话。且不论它们与荷马史诗的孰优孰劣，仅就文体与题材的适合度而论，这种表现方式在文学上是恰当的，也是先进的。
或许，唯一有理由遭到现代人质疑的，是这些作品中对女性的态度。可这不是名著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文明对女性的认知缺陷。相较而言，2011年鞠觉亮版《水浒传》对二奶和杀夫女子们所流露出的怜爱，则似乎又飘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真的就体现出了对女性们的关爱和理解？答案可以去问电视机前的女士们。但相关桥段对戏剧性的削弱却是不争的事实。
鞠觉亮版是迄今为止最具武打快感的《水浒传》剧集，也是对“英雄”一词消解得最厉害的一部。武松杀人如麻，是英雄吗？鲁达动辄大怒，是英雄吗？吴用过于心机外露，是英雄吗？公孙胜装神弄鬼，是英雄吗？当一切华彩与神秘的单元，都要用简化以及鄙俗的写实思维去读解和演绎，《水浒传》真就不是“才子书”了，它不过沦为了电视工业和电脑特技合成的一个市民版脚本。哪怕每个英雄的脖子上，都缠上了一条专卖店模特的围脖——在这个到处充斥汽车尾气和热岛效应的时代，我们童年传说中的英雄觉得很冷吗？
相比央视版的《水浒传》和施耐庵的原著而言，新版电视剧的故事性更强，在人物的演绎上也更具人性化，换句话讲该剧编剧笔下的故事更具合理性和逻辑性。譬如，较比前一版增加了许多剧情的描写：天罡地煞之说，对二龙山、桃花山的描述，宋江与宋徽宗的关系……最值得一提的是，新剧中梁山一百单八将几乎悉数亮相，并在“梁山泊众兄弟排定座次”一集中做了梳理。
另外，新版水浒传对于宋江招安一事处理的也更加合乎常理。剧中给出宋江一心谋取招安的理由有三：其一，大宋气数未尽，貌似皇帝还很英明；二，宋江乃郓城小吏，胸无叛国之志；三，欲带领众家弟兄摆脱这“草寇”的恶名。那么，这些理由事实都成立吗？
第一，智多星吴用这么说“大宋气数未尽”，其实宋江死后不久，宋徽宗就被辽人掳去，宋熹宗慌乱登基，时日不久北宋灭亡，赵高南迁建立起了南宋；第二，宋江虽乃郓城小吏，但是广结所谓英雄豪杰，虽“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治国”却因一个“义”字可以招揽天下“草莽英雄”，为何不反？个人分析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封建社会对于“忠君”与“爱国”两个概念界定模糊的缘由；第三，宋江等人的“草寇之名”是否摘掉？个人认为，经过施耐庵的一番文学演绎后，宋江等人这顶帽子恐怕要千秋万代的戴下去了。
如此，分为几个问题探讨再次研究《水浒传》：
一、奸夫淫妇谁之过？
《水浒传》中奸夫淫妇最出名者莫过于“潘金莲、西门庆”了，当然可能是因为《金瓶梅》的详细描述而名传天下吧。其实水浒之中杨雄、卢俊义、宋江、武大郎之妻妾皆有红杏出墙之举，下场皆为因出轨而丧命，不同的是潘金莲是被自己叔叔所杀而其他淫妇皆由自己男人手刃。
本书中所描绘的风月之事也集中体现于这几个典型的“出轨案例”，宋江之妻阎氏与其同事私通、卢俊义之妻与下人私通、杨雄之妻与旧时相好私通、武大郎之妻与富贵人家帅哥私通。但纵观整部《水浒传》，个人认为此类淫妇出轨之缘由可归结为：夫君不懂得风月之事，或夫君难以满足淫妇的需求和虚荣心。宋江惦念亡妻，不再续弦，且公务繁忙；卢俊义痴心兵略、武艺，长久冷落娇妻；杨雄夜夜牢中当差，妻子闺房冷清，且乐于结识如石秀屠夫之流；潘金莲美貌如花却遭命运捉弄下嫁其貌不扬的武大郎，在风月之欲望上长时间受到压抑。如此看来，本书中家中妻子出轨的男子大多为事业型男人，武大郎除外。
那么，奸夫淫妇谁之过？
自古便有“痴心女子负心汉”的说法，更有“七年之痒”的科学由头，传统上妇人更有守住“道”的责任和义务，即“妇道”；男人则不同，自古以来的男权社会，富家男人三妻四妾已是见怪不怪。那么，《水浒传》中描绘的奸夫淫妇谁之过呢？
武大郎与潘金莲是典型的“赖汉娶好妻”，当初武大自不量力接收了貌美的潘金莲是武大之错；潘金莲下嫁武大又闻到被王婆设计送到嘴边的荤腥时禁不住诱惑，则是潘金莲之错。
宋江思念亡妻，不再续弦彰显了宋公明对原配夫人的“从一而终”，接受阎婆惜之后既成夫妻之实后又冷落闫却实属不该；阎婆惜与宋江成夫妻之实，道理还算讲得通，后因宋江忙于公务疏于关心便勾引宋的同事，实属淫荡。
杨雄因公务夜夜值班，恐也“身在官场身不由己”，其妻子以杨不懂得风月，并以“三年不如跟师兄三夜快活”为由鄙夷杨雄在风月之事上的功力不足，就不能怪罪杨雄举刀杀妻了。
卢俊义威名远播，相信不仅仅因为其深明大义、驰骋沙场，还因为后来其妻与管家李固的奸情吧？
总之，《水浒传》中所涉及的女性出轨皆有这么一个借口，那就是“自己的男人不懂得风月之事”，用现代话说就是“不能长相厮守，夜夜笙歌”。如果仅就《水浒传》中人物故事而言恐怕女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放之现实生活中，这几乎成为了“女人渴望长相厮守”与“盼望男人成就丰功伟绩”的悖论。
所以，“奸夫淫妇谁之过”这个问题恐怕夫妻双方都要找找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给他人以警示，给自己以预防。
二、谁是最可爱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的战士！”这是魏巍曾经论证过的，在回答为什么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时，这位战地记者用“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来解释，如果用魏巍的标准来评价水浒人物，那么谁会是最可爱的人呢？
按照这个标准把水浒中这几百号人物细细过了一遍后，发现其中宋江是最可爱的人。
“忠义黑三郎”、“山东呼保义”、“郓城及时雨宋公明”，从这些江湖称谓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宋身上具有的合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的高尚品质。“仁、义、礼、智、信”是孔圣人对“君子”特征的描述，这个标准沿用了2000年之久，就是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相信这个标准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再次回头看看魏巍的论证，原来他的标准也不过“仁、义、礼、智、信”而已。
看过原著或者影视剧版的《水浒传》的，很多人都问为什么宋江能够成为头领。宋江“文韬武略”都并非一百单八将中超拔者，之所以能成为首领，就是宋江所具有的“忠、义”，所谓“仗义疏财，救危扶困”所带来的美名，加之“通风报信解救了劫取生辰纲的七人”，而这七人正是将梁山水泊发展壮大的元老。此外，宋江的江州之行，祝家庄之战以及几次反围剿中纳降秦明、呼延灼、关胜、李逵、张清等人，造就了梁山群雄拥戴，千古传名。
如果《水浒传》所描述的都可信的话，宋江就是最可爱的人。理由有四：
（一）品质纯洁、高尚，仗义疏财，“忠义”、“呼保义”；
（二）意志坚韧、刚强，忠君爱国之志坚定无比；
（三）气质淳朴、谦逊，数次向晁盖、卢俊义让贤，有礼有节，结交江湖三教九流；
（四）胸怀宽广，认定招安，能容奸臣同朝，南征北战。
三、悲剧还是喜剧？
浩浩荡荡一部《水浒传》大小故事一百有余，最终以梁山泊举兵征讨方腊“以硬碰硬”结束，一百单八将折损大半，之所以说新版《水浒传》剧情完整还因为这部水浒对人物去向、生死表述得更加清楚。比如鲁智深圆寂、林冲暴病而亡，剧终还将仅存数名佐将终老结局给出说明：公孙胜云游、戴宗大笑而亡……无论这个版本对于人物结局的表述是否忠于施公的原著，仅就故事的完整性而言，算是很成功了。
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呢？
如果按照宋江那“忠君”的既往志向而言，《水浒传》的结局算是一部喜剧。梁山泊众位草莽英雄多半战死沙场，也落得个“忠臣良将”之名。即便宋江最终含恨服毒酒身亡，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也勉强说得过去。
按照新版剧情来看，剧中宋江认为宋徽宗是一位明君，剧情设置也表现出宋徽宗并非昏聩，可事实是这样吗？如果撇开文学创作，翻开历史来看宋徽宗，事实却并非如此。宋徽宗除了在书画艺术上颇有造诣和与名妓李师师的“传世佳话”外,最出名的恐怕就是北宋的亡国之君与“靖康之耻”了。
这版《水浒传》将宋徽宗塑造成一个貌似英明却被高俅、蔡京等人扰乱“圣听”的君主，将北宋的腐朽归咎于奸佞之臣的派系排挤，实属有违历史。 当然这仅仅是一件文化产品，不能用学术的严谨性去衡量和评判，只是如此一来恐怕落得个“愚弄大众、弄巧成拙”。
如此好好一部《水浒传》被改编成了一部闹剧，本来是一部记录纯净的草莽英雄的鸿著被解读成如此这般，也就不便说是悲是喜了。
四、怎样的时代，就有怎样的《水浒传》
文艺技术化的时代，人们所有的话题都会不知不觉地围绕着技术走，不管是影像、行为艺术还是流行歌、微博……除非你跟《百年孤独》里的奥雷良诺那样超凡脱俗——老爷子静坐屋中多少天，然后向家人憋出一句：“大地其实是个圆球，就跟桔子一样。”
《水浒传》当然比桔子复杂，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面镜子，什么样的人站在它前面，照出的不过是自己灵魂的面目。无论读者、观众还是续书作者，大家在《水浒传》面前虽然放松，但结局跟那些评点和续写《红楼梦》的人大体仿佛：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会看到自己对肉欲与轮回的理解；写《荡寇志》的俞万春，会看到自己对善恶的评判；写《水浒后传》的陈忱，会看到民间与体制的不可调和；评点“才子书”的金圣叹会看到性情；唱《野猪林》的李少春，会演绎出末路英雄的百转愁肠……
一百次改编，就会有一百个宋江、林冲、武松、西门庆与潘金莲。到底哪一个“更水浒”？也许加起来才对——施耐庵笔下的宋江性格是复杂和矛盾的，属于典型的、福斯特小说理论里的“圆形人物”。
论到林冲的理想模样，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小说写此人“生得豹头环眼”，上阵时“掌中一条丈八蛇矛”，同样的文字如果放到《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大家马上就会反应过来：这是张飞。可后来无论是昆曲、京剧，还是影视，林冲一出场，竟都是文人造型！也许这是因为当初施耐庵把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得太细腻了。与林冲的形象不同，“武松—西门庆—潘金莲”这一组冤家，不同的编导有不同演绎，但总体水准，似以“祝延平—于治民—牟霞”这组更贴近原著神韵。
从剧集对原著的改编成效而论：1983版山东电视台《水浒传》，恰如同年香港版剧集《射雕英雄传》，具有颠扑不破的经典地位，可惜不完整，更像是“选集”。2011鞠觉亮版《水浒传》打戏精彩，在情节脉络、人物性格上也做了符合现代人理解的“微调”，但这种精彩与微调，恰恰改变了原著的大格局，显得有点凌乱——英雄的味道除了宋江、卢俊义以外，基本在每个人身上都没体现出来。央视老版在呈现原著的史诗气质上有巨大贡献，但除了李雪健的宋江，不少角色在“形似”上都没有过关，挺遗憾。
不过，也许影视改编名著永远都是这个结局。一来影像传递文学，通常都要在情节和气韵上做减法；二来即便大戏，主角也只是有限的几个人，而这个行业的明星通常除了要用钱来摆平以外，戏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谁会为一部名著就自降业内身份呢？人是自私的，哪怕是去演《水浒传》。
不同时代对《水浒传》故事的演绎，悄悄反映出人们思维方式的变换。施耐庵在他那个时代，着力去表现的是英雄气概和对现世的悲哀，他把“狂欢”与“悲剧”这两大气质结合得如此完美，以至于后来中国小文人对荷马史诗的赞叹，显得非常可笑与知识贫乏。《水浒传》《三国演义》，连同知名度稍逊的《说唐》，用小说的方式构建出了汉语的英雄神话。且不论它们与荷马史诗的孰优孰劣，仅就文体与题材的适合度而论，这种表现方式在文学上是恰当的，也是先进的。
或许，唯一有理由遭到现代人质疑的，是这些作品中对女性的态度。可这不是名著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文明对女性的认知缺陷。相较而言，2011年鞠觉亮版《水浒传》对二奶和杀夫女子们所流露出的怜爱，则似乎又飘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真的就体现出了对女性们的关爱和理解？答案可以去问电视机前的女士们。但相关桥段对戏剧性的削弱却是不争的事实。
鞠觉亮版是迄今为止最具武打快感的《水浒传》剧集，也是对“英雄”一词消解得最厉害的一部。武松杀人如麻，是英雄吗？鲁达动辄大怒，是英雄吗？吴用过于心机外露，是英雄吗？公孙胜装神弄鬼，是英雄吗？当一切华彩与神秘的单元，都要用简化以及鄙俗的写实思维去读解和演绎，《水浒传》真就不是“才子书”了，它不过沦为了电视工业和电脑特技合成的一个市民版脚本。哪怕每个英雄的脖子上，都缠上了一条专卖店模特的围脖——在这个到处充斥汽车尾气和热岛效应的时代，我们童年传说中的英雄觉得很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