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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闻一多发表《戏剧的歧途》,猛烈批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问题剧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很多具有创建性的观点,如反对一味灌输思想,强调艺术最高目的是要达到纯形境地,以极端唯美追求与艺术功利价值取向相对抗。易卜生和闻一多都是复杂的存在,前者中期的现实主义是在诗化中表现的,后期的象征主义则淡化了社会问题;闻一多则在后期转而强调文学的社会效能。他们的这些转变并非历史的宿命,实为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