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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入夏以来，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2016年的汛期来势汹汹，汛情由南向北迅速推进。7月初，受第1号台风“尼伯特”影响，福建闽清县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洪水过处一片狼藉。同样一片狼藉的，还有因连日暴雨而又发生大洪水的长江流域。与此同时，三峡工程又被拎出来“黑”了。
“修了三峡大坝，下游怎么还涝？”“三峡工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网上一片质问的声音，甚至有网友直称“三峡工程没用”。
事实上，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指挥者杜星垣等人，早在勘测论证之初，已明确建设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洪。
“没有三峡工程，一旦长江干流汛期流量超过一定洪水标准，长江中下游将面临巨大的防洪压力，后果不堪设想。”与杜星垣同为三峡工程指挥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面对质疑，一再强调任何工程的功能效益都是有一定范圍的，不可能哪儿发洪水都说是三峡工程没解决问题，进而抹杀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
顶风筑起一道大坝
三峡工程，这个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建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遇上历史上的多水期，发过几次大洪水，长江两岸损失惨重。“治国先治水”，长江的治水问题被国家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但是因为移民、气候、地址隐患等问题，三峡工程一直停留在讨论阶段。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从重庆乘东方红32号船顺江而下，实地考察长江三峡，并下了结论：“轻率否定三峡不好。”邓小平的这次考察，使争论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加速了论证进程。
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曾经担任过水利部副部长，在水利方面算是权威人士。1984年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题研究三峡工程的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杜星垣在会上被委以重任，出任三峡工程建设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他多次与有关人员一起到长江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反复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调查后，他明确地指出了三峡工程最为关键的几个问题：一是坝高、二是泥沙、三是移民，但最重要的还是国力问题。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张瑞瑾1984年曾给杜星垣写过一封亲笔信，阐述他“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几点基本认识”。这封信颇得杜星垣重视，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论证。1985年至1988年间，他还让张瑞瑾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9次会议上，分别作了“泥沙问题不是兴建三峡工程不可逾越的障碍”“三峡船闸摆在左岸是形势所迫”“关于三峡工程模型试验问题”“对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问题的几点意见”等发言，并提出了泥沙、水流问题的初步解决方案。
杜星垣坚信“三峡工程应该早上，也可以早上”，但所谓的“早上”，必须得建立在已经对这个工程项目论证得面面俱到的基础上。
1985年3月，在政协第六届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要求三峡工程暂缓建设。那时，各种质疑、反对的声音不断扩散，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的呼声四起。
杜星垣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认为三峡这么大的工程，为慎重起见，有必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所有水利工程中，是绝无仅有的，之前也从没有哪个工程是提交人大进行讨论的。
1992年，持续了近40年之久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终结家乡千百年咸水应用史
杜星垣出生于霞浦三沙，这里是闽东严重缺水的集镇之一，在过去可谓水贵如油。当地有这么一句顺口溜：“不怕神，不怕鬼，只怕老婆叫担水。”三沙人民可是吃尽了缺水的苦头。
杜星垣小时候也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尽管离乡数十载，他对那段艰苦的生活记忆犹新。深知家乡水之宝贵，杜星垣特别关心三沙乡亲的饮水、用水问题。每次回乡，他都要视察了解家乡的水利建设。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解决三沙地区用水问题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政府计划在距镇区5公里外的周湾小流域下游，修建一个小型水库。然而，周湾水库的立项审批与建设资金是大问题。家乡人想到了在国家水利电力部任副部长的杜星垣。
缺水问题严重地困扰着三沙百姓的生活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杜星垣自然是了解的，深感在三沙建一个水库十分必要，这边刚反映，那头他就找到了福建省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在他的出面协调下，周湾水库立项及时获得了审批，建设资金也很快得到落实。
周湾水库建成后，基本解决了三沙的用水问题，三沙成为全县最早使用自来水的乡镇。
2002年，88岁的杜星垣再次回到福建考察调研。当他了解到三沙的淡水资源仍然匮乏后，就建议时任省长习近平抽空过来了解情况。经过他的牵线，2003年，省政府决定出资2000万元资金辅助三沙引水工程，地方承担余下的1000万元，当年年底，引水工程完工。清冽甘甜的淡水自此接人寻常百姓家，三沙人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饮用咸水的历史。
2005年年底，杜星垣又一路舟车劳顿，回三沙调研，心心念念的还是三沙用水情况。
当时他已91岁高龄，满头银发，拄着拐，还带着助听器，仍挺直了身板，精神矍铄地冒着寒风登上了周湾水库视察。听到当地人反映说水库淤积严重、库容锐减，又见库区四周光秃秃一片，杜星垣就向自来水厂厂长和镇领导建议：解决水的问题，要开源节流，可发动群众到库区造林，防止水土流失。
他在镇政府看到厕所内自来水哗啦啦流，当即毫不客气地批评：“这太浪费了，水要开小些。”接着，他又向水厂工作人员了解三沙当地采取哪些节水措施，还问起福建其他地方的节水情况如何。
杜星垣说：“常看小习同志（习近平，时为上海市委书记，1980年曾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寄来的上海工作简报，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接着便向大家谈起上海的节水情况，还举例以抽水马桶的改革变化来节约用水。
之后他又到新落成启用的水门顶水厂视察。看到家乡缺水情况的确改善了许多，杜星垣欣慰地笑了。
“修了三峡大坝，下游怎么还涝？”“三峡工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网上一片质问的声音，甚至有网友直称“三峡工程没用”。
事实上，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指挥者杜星垣等人，早在勘测论证之初，已明确建设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洪。
“没有三峡工程，一旦长江干流汛期流量超过一定洪水标准，长江中下游将面临巨大的防洪压力，后果不堪设想。”与杜星垣同为三峡工程指挥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面对质疑，一再强调任何工程的功能效益都是有一定范圍的，不可能哪儿发洪水都说是三峡工程没解决问题，进而抹杀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
顶风筑起一道大坝
三峡工程，这个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建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遇上历史上的多水期，发过几次大洪水，长江两岸损失惨重。“治国先治水”，长江的治水问题被国家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但是因为移民、气候、地址隐患等问题，三峡工程一直停留在讨论阶段。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从重庆乘东方红32号船顺江而下，实地考察长江三峡，并下了结论：“轻率否定三峡不好。”邓小平的这次考察，使争论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加速了论证进程。
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曾经担任过水利部副部长，在水利方面算是权威人士。1984年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题研究三峡工程的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杜星垣在会上被委以重任，出任三峡工程建设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他多次与有关人员一起到长江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反复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调查后，他明确地指出了三峡工程最为关键的几个问题：一是坝高、二是泥沙、三是移民，但最重要的还是国力问题。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张瑞瑾1984年曾给杜星垣写过一封亲笔信，阐述他“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几点基本认识”。这封信颇得杜星垣重视，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论证。1985年至1988年间，他还让张瑞瑾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9次会议上，分别作了“泥沙问题不是兴建三峡工程不可逾越的障碍”“三峡船闸摆在左岸是形势所迫”“关于三峡工程模型试验问题”“对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问题的几点意见”等发言，并提出了泥沙、水流问题的初步解决方案。
杜星垣坚信“三峡工程应该早上，也可以早上”，但所谓的“早上”，必须得建立在已经对这个工程项目论证得面面俱到的基础上。
1985年3月，在政协第六届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要求三峡工程暂缓建设。那时，各种质疑、反对的声音不断扩散，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的呼声四起。
杜星垣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认为三峡这么大的工程，为慎重起见，有必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所有水利工程中，是绝无仅有的，之前也从没有哪个工程是提交人大进行讨论的。
1992年，持续了近40年之久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终结家乡千百年咸水应用史
杜星垣出生于霞浦三沙，这里是闽东严重缺水的集镇之一，在过去可谓水贵如油。当地有这么一句顺口溜：“不怕神，不怕鬼，只怕老婆叫担水。”三沙人民可是吃尽了缺水的苦头。
杜星垣小时候也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尽管离乡数十载，他对那段艰苦的生活记忆犹新。深知家乡水之宝贵，杜星垣特别关心三沙乡亲的饮水、用水问题。每次回乡，他都要视察了解家乡的水利建设。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解决三沙地区用水问题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政府计划在距镇区5公里外的周湾小流域下游，修建一个小型水库。然而，周湾水库的立项审批与建设资金是大问题。家乡人想到了在国家水利电力部任副部长的杜星垣。
缺水问题严重地困扰着三沙百姓的生活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杜星垣自然是了解的，深感在三沙建一个水库十分必要，这边刚反映，那头他就找到了福建省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在他的出面协调下，周湾水库立项及时获得了审批，建设资金也很快得到落实。
周湾水库建成后，基本解决了三沙的用水问题，三沙成为全县最早使用自来水的乡镇。
2002年，88岁的杜星垣再次回到福建考察调研。当他了解到三沙的淡水资源仍然匮乏后，就建议时任省长习近平抽空过来了解情况。经过他的牵线，2003年，省政府决定出资2000万元资金辅助三沙引水工程，地方承担余下的1000万元，当年年底，引水工程完工。清冽甘甜的淡水自此接人寻常百姓家，三沙人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饮用咸水的历史。
2005年年底，杜星垣又一路舟车劳顿，回三沙调研，心心念念的还是三沙用水情况。
当时他已91岁高龄，满头银发，拄着拐，还带着助听器，仍挺直了身板，精神矍铄地冒着寒风登上了周湾水库视察。听到当地人反映说水库淤积严重、库容锐减，又见库区四周光秃秃一片，杜星垣就向自来水厂厂长和镇领导建议：解决水的问题，要开源节流，可发动群众到库区造林，防止水土流失。
他在镇政府看到厕所内自来水哗啦啦流，当即毫不客气地批评：“这太浪费了，水要开小些。”接着，他又向水厂工作人员了解三沙当地采取哪些节水措施，还问起福建其他地方的节水情况如何。
杜星垣说：“常看小习同志（习近平，时为上海市委书记，1980年曾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寄来的上海工作简报，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接着便向大家谈起上海的节水情况，还举例以抽水马桶的改革变化来节约用水。
之后他又到新落成启用的水门顶水厂视察。看到家乡缺水情况的确改善了许多，杜星垣欣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