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在《北京规划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央行政功能：北京空间结构调整的关键》，使中央行政区调整的建议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
　　当时，北京市正在着手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针对长期以来单中心城市布局所带来的交通拥堵等弊端，提出调整城市结构的任务。赵燕菁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应该考虑中央行政区的设置问题，网为中央行政功能完全可以和北京市一级的功能在空间上分离，它又是北京城市结构的重中之重，这一功能不调整：就难以推动整个城市结构的调整。他建议外迁中央行政功能，考虑在北京的东郊通州设行政办公中心，外迁机构的级别要尽量高。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新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这个规划提出：“保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工作和开展国际交往的需要，调整优化中央行政办公用地布局”，“在南苑或通州潮白河与北运河沿线的地区预留行政办公用地”。
　　预留行政办公用地与外迁中央行政功能，是意义不同的表达。虽然“预留”可被解读为存有“外迁”的余地，但在赵燕菁看来，城市结构调整的机会一旦失去就难以追回，他举出例证：日本与韩国虽一直酝酿迁都，并寄望以此拓展新的发展空间，降低东京与首尔地区的竞争成本，但由于城市的房价已涨到顶点，城市结构一旦调整就会导致房地产价格跌落以及银行信用体系的安全，迁都计划一直难以施行。因此，不能等房地产价格涨到高位时再进行城市结构的调整。
　　在北京市域范围内调整中央行政区位置并不等同于迁都，但它对城市结构的影响与后者颇为相似。赵燕菁认为，北京与东京、汉城都是单中心的城市结构，这样的城市结构极易导致房价攀高，因为中心区的土地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如果只有一个中心，而且中心区多涉及拆迁，成本无法降低。相比之下，多中心城市由于有多个中心区供应土地，房地产价格就容易得到控制，城市的竞争力也能够长期维持。
　　调整城市结构的最佳时机，是城市拥有巨大发展增量、房价尚未攀至高位之时。在2004年，赵燕菁自信地表示：“举办奥运会，不在于账能不能一次平，也不在于‘鸟巢’体育场的屋顶要不要砍掉，这些都是小钱，真正的大钱是城市结构的调整。”
　　可在这之后，北京的房价迅速攀升。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的数据表明，2007年11月底，北京市的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15162元，其中北京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内城区的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23467元。北京的房价已处在高位运行，如果大跌必将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这是否意味着北京已失去调整城市结构的最佳时机?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曾提出在北京古城之外建设中央行政中心的建议，但未获采纳。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北京在老城之上建新城的后果是，中心区成了上班的地方，郊区成了睡觉的地方，城郊之间的交通大潮越发汹涌。如今，赵燕菁从城市规划和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央行政区与北京城市结构的关系做出全新的解读，这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一时无法给出答案，就把这个问题留在了《采访本上的城市》之中，也许时间能够做出回答。
　　(作者为《采访本上的城市》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