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盛夏的一天，一辆半旧的212吉普车载着一男一女两个客人和时任左权县物价局局长、张九一的奶哥巨正明（石港村人），来到石港村炉上巨喜世家中。这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左权经济发展滞后，交通不便，能够坐上吉普车的也算得上是有身份之人。况且从来客衣着、气质来看，像是从外面来的领导干部。所以，当吉普车离开村子之后，村里人便纷纷猜测起来。
　　这两位客人到底是谁呢？原来是张树藩和爱人李瑞英。抗战期间，张树藩任中共左权县委组织部部长，李瑞英任县妇联主席。1984年，原任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的张树藩和爱人李瑞英应邀回到山西左权参加中共左权县委召开的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共有300多位战争年代曾在左权工作战斗过的部队和地方县团级以上的老同志。
　　石港村位于左权县城正北方向12公里处。1945年八路军总部曾在该村建有炮弹厂，主要生产手榴弹和地雷等军火产品，也承揽枪支维修，为支援全国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石港村靠后往坡上走叫炉上，巨家就住在这一带，张树藩夫妇的大女儿张九一的奶娘就住在这里。
　　1946年9月，内战全面爆发，张树藩夫妇的女儿恰在此时出生了，因为生在9月1日，所以起名叫九一。在那个烽火年代，身为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县妇联主席的张树潘夫妇哪有精力抚养自己的孩子，就托政府后勤管理员孙斌帮忙给找一个奶娘。孙斌几经打听，终于物色到一个可靠的人。此人就是石港村巨喜世的妻子崔先弟。崔先弟为人正直，善良泼辣，人称“男子汉”。当时她所生的第三胎刚刚夭折，做九一的奶娘正合适。
　　孙斌果然没有看错人。崔先弟将张九一抱回来后，立马就给长子巨正明断了奶，以保证有足够的乳汁哺养奶娃张九一，随后又叫长女巨引兰辍学回家，专门照看张九一。巨家人多，大大小小相处和睦。张九一被崔先弟的妯娌姐妹们视为掌上明珠，每日都被抱来抱去，活像一个“小公主”。
　　张树藩夫妇从县城里捎来的小麻糊饼、蜂蜜之类的食品，崔先弟总是细心地放在家里的竖柜里锁好，生怕家里的孩子们偷吃。自家地里种的鲜葫芦、鲜南瓜，也总是第一个做给九一吃。先弟手巧，扯上布料一针一线给九一做新衣裤，还有莲花帽、花布鞋等，把奶娃打理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在奶娘一家的精心照料下，九一长得白白净净、壮壮实实。
　　九一聪明伶俐，顺口溜、儿歌只要教上两三遍，她就可以模仿着背下来。奶爹文化程度不高，但很有口才，说话风趣，经常编些顺口溜，如“向阳起身就爬山，打到祁县南北关，火车路，先打断，再把铁条快掀翻。”“先打山东济南府，烟台解放莫消停。”九一听奶爹念，也跟着念，有时晚上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站在土炕的枕头上嘟嘟囔囔地念，姊妹们一边撩逗她，一边捧腹大笑，好不热闹。2004年，九一陪母亲回左权，两亲家攀谈起来时，先弟问瑞英：“九一还给您们念顺口溜不啦？”逗得在场的人一阵欢笑。
　　九一刚学会走路时，姊妹们常拉着她到村手榴弹厂周围捡小木片玩盖房子，或者到村边拨上蒿子，捡上小碗片玩做饭和过家家之类的游戏，有时也到菜地里扑蝴蝶、捉蚂蚱。一次九一与先弟的侄女瑞芳因争一块儿小木片，在瑞芳胳膊上狠狠咬了一口，瑞芳疼得直哭。奶娘看了急在心上，吓唬九一说：“俺孩可不敢咬人，咬得人家流了红血血可怎办？”九一也真记下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些事。
　　奶姐每天早起就给九一洗脸、梳头，总是把九一的头发用红头绳扎成牛角辫再插上小野花，看起来十分可爱，而九一对奶娘也格外亲近，每晚睡觉时，总得把小腿搁在奶娘身上才睡得香，睡得甜。有一次她回县城跟父母小住，晚上睡觉时因为没有奶娘在身边，整夜都睡不安稳。
　　每逢遇上九一感冒、发烧，奶娘总是按农村的迷信习惯到了夜深人静时，由姐姐领路，奶娘将孩子包的严严实实，再由奶爹取上一块红布，找到孩子白天玩耍的地方，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口里念叨着：“奶孩不要怕，跟着奶爹奶娘回咱家。”一边说着一边回家，把红布盖在小孩身上，再盖上被子，往往通过这么一折腾，孩子出点汗也就好了。
　　有一天傍晚九一突然发起高烧，用什么土办法也不管用。那时村里没有医生，也没有药铺，这下可把奶娘一家给急坏了，心里七上八下，谁也想不出办法。奶娘抱着九一急得直哭。万般无奈，还是奶爹拿了主意，找了条长棍，连夜深一脚浅一脚步行赶到县城找九一的父母。正巧九一父母都下乡了，不在城里，机关的同志看到奶爹满头大汗，说话战战兢兢，便知有急事发生，问清来意后，他们一边迅速派人骑上骡子到粟城接瑞英，一边找医生到村里给九一看病。回到石港村已经半夜了，九一仍高烧不退，迷迷糊糊不省人事，嘴里还不停地胡乱念叨着。医生给打了针喂了药，才使她脱离危险。
　　看着九一一天天长大，奶娘一家喜在心头。在他们看来，九一就是自己家的亲生孩子。奶娘甚至想着让九一一直住在她家，可就在这时，有消息传来，解放军要南下，先弟的心咯噔一下：部队一南下，九一肯定要跟着父母走，这就意味着自己抚养了两年多的孩子马上就要离开了！果然没过多久，张树藩来接九一。先弟心里倍受煎熬，不让孩子走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毕竟人家是亲爹娘；让孩子走吧，两年的朝夕相处，孩子已如同己出，让孩子走就等于剜她的心。
　　走的事最终还是定了，为了让孩子有个适应的过程，大家决定先把九一接回县城，由奶娘陪着住几天。临别时怕九一哭闹，先弟示意瑞英递给孩子一支钢笔，九一觉得好奇，只顾咬在嘴里玩。趁孩子不注意，先弟掩泪走出门外。走到院子里，她还是放不下心，走走停停，老想着孩子会不会哭？晚上睡觉会不会找她？走一路，哭一路，等走回石港村早已哭成了一个泪人儿。
　　张树藩全家启程南下那天，瑞英特地通知先弟一家来见孩子。先弟和侄媳风仙步行25里到了县城，瑞英早已等候在门口。因为怕孩子哭闹，又怕大人们心里难受，先弟和侄媳俩人绕到窗外看了九一几眼，最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送走了奶娃，先弟很长时间心情低落，心里空落落的，就像少了什么似的。四邻五舍见先弟整日不高兴，都来劝解：“本来就是抚养人家的孩儿，终究是要送走的。再说，等孩子再大一些走，你更舍不得！”在随后的日子里，先弟只要看见和九一一般大的孩子从自家门口走过时，总会忍不住跑去抱抱，然后一个人回家闷着头哭一阵，不住地念叨：“俺儿现在也不知道到哪了？”
　　现如今，一晃60多年过去了，当事人都已年过古稀，60年来由孩子牵连着的亲情丝毫没有消减。最初，张树藩、巨喜世两家通过书信和寄照片的方式联系，先弟接到奶娃一家的来信，犹如九一跟自己说话一样，念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叠起来放好，隔几天又会翻出来念着听，全家人都会跟着掉眼泪。每次接到九一的照片，一大家人总是抢着看了又看，包起来放好，过几天又翻出来看，那种感情无法言表。直到现在，奶娘家还保存着九一童年的照片和全家照。
　　早在分别36年后的1984年，好不容易盼着奶亲家回来了，原本指望着能与阔别多年的奶闺女见上一面，但让先弟又一次失望了，这次奶闺女偏偏没能回来。不过好歹见到了奶亲家，了解了一些九一的情况。张树潘夫妇答应下次一定把九一带来，让她们母女好好聊聊。
　　1998年秋天，九一一家专程回来探望先弟。消息传来，巨喜世一家早早就在县城等候，等呀，等呀，大车小车不知过了多少辆，就是不见北京来的车！正在心焦之时，上午11时一辆北京牌照的乳白色面包车停在了他们面前。两亲家一见面，瑞英对先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回可把你宝贝闺女给你带回来了。”转身指着九一说：“快过来让你奶娘看个够吧！”母女相见，泪如泉涌，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泪水里蕴藏的不仅是奶娘和奶闺女之间的亲情，也不单是奶亲家双方的家情，而更多的是蕴藏着解放战争年代结下的地方和部队、领导和群众之间永远不可磨灭的人间真情。
　　编后：
　　温情的故事虽然无法带给人强烈震撼，但其贴近生活、温暖人心，奶娘和奶娃之间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的生活细节，更体现了军民之间发自肺腑、如同血肉般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