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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战国传世文献《孟子》和出土文献《郭店楚简》、《上博简》为研究语料，考察战国中后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称数情况。得出结论为：战国中后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在称数方面没有区别，都可表示单复数语义。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未见有表示复数语义的情况。第一人称代词“朕”已经退出当时的汉语书面语。“吾侪”类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语义表达方式在统计语料中未见。
关键词：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称数
一引言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对抗最严重且最持久的时代之一。各诸侯国为了掌握更多的人口、资源和土地，不断发动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人口流动和语言交流，人们智慧和思想的火花也大规模迸发，成就了我国历史上独有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传世文献较多。因此，战国汉语断代研究有很多著述可以借鉴。但是，由于战国时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传世文献在传抄的过程中不免会与当时的实际文字产生些许差异，使用这些文献作为研究依据，结论的可信度较低。幸运的是，战国时期的语言研究有不少出土文献可以借鉴。“出土文献未经后人篡改，在考古学上又有明确的断代分期，除了盗掘品以外，出土地点一般也都有相应的记录。这些优势如果能为汉语史研究者很好地加以利用，将为受语料困扰的上古汉语研究带来新生。”因此，本文将依据传世文献《孟子》与出土文献《郭店楚墓竹简》、《战国楚竹书》，探索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称数问题。
人称代词的称数问题与人称代词的数量范畴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称数问题是在语义层面上说的。一个语言形式（词或词组）所指的对象可以是单个可数事物，也可以是两个、三个乃至多个可数事物，还可以是某些集体的事物乃至不可数的事物。反映在人的观念中，就产生了语义上的称数问题。不同语言可以用不同的手段来表达数量的意义，比如汉语用词汇手段来表达数量意义。数量范畴是一种语法范畴，而语法范畴就是用一定的语法手段来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数量范畴一般指名词、代词、形容词利用词形变化来区别单数、复数，或是单数、双数、复数等。本文研究主要建立在战国文献第一人称代词统计的基础上。
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称数问题历来存在较大的争议。胡适（1917）认为传世战国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除了使用位置的区别，还有单复数用法上的差异，尤其是在定语的位置上二者的使用习惯不同。胡伟、张玉金（2009）则认为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既可表示单数也可表示复数，但是表示单数的频率远大于表示复数的频率。战国时期出现了“吾侪”、“吾曹”、“吾属”类新的复数表达方式。“余（予）”、“朕”只表示单数。我们通过对战国时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认为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称数表达方式处于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我”、“吾”都可以表达单复数语义，汉语中使用一个第一人称代词的趋势日益明显。“余（予）”、“朕”已基本不在现实语言交际中使用，原有称数功能只保留在引言中。“吾侪”、“吾曹”、“吾属”等新的复数语义表达方式在《孟子》、《郭店楚简》、《上博简》等文献中未见。
二传世文献《孟子》第一人称代词称数考察
《孟子》属战国中晚期语录体文献。作者重视语境和对话描写，是研究战国汉语较理想的语料。对称语“吾子”中“吾”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因此本文未统计“吾子”中的“吾”。《孟子》中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有“我”、“吾”、“予”三个，“我”的使用频率为47、4%，“吾”的使用率为39、4%，“予”的使用率为13.2%。“我”和“吾”同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主体，与春秋时期文献《左传》中“我”、“吾”的使用比例接近。《孟子》中“予”的使用率接近春秋中期文献《诗经》中“予”的使用率，较战国时期传世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余（予）”的平均使用率高出3.9%。《孟子》的语言庄重正式，存古成分较多。
第一人称代词主要表示单数语义，占使用总量的94.2%。《孟子》中的“我”和“吾”都具有表示单复数语义的功能，但是“我”已经失去了表示复数语义的优势，“吾”用于表示复数语义的频率多于“我”。这说明，在孟子的时代，单复数语义表达的倾向发生了改变，人们更愿意使用“吾”来表示复数语义而不是“我”。《孟子》中“我”、“吾”表达单复数语义的比例与张伟、张玉金（2009）的研究结论相符。《孟子》中“予”都表示第一人称代词的单数语义。“朕”在《孟子》中是一种仿古现象，使用者分别为舜的弟弟象和商朝的伊尹，作为引言部分，未将其计入统计数据。
三战国简牍第一人称代词称数考察
1《郭店楚简》第一人称代词称数考察
《郭店楚墓竹简》简称《郭店楚简》，1993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发掘者推断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郭店楚简》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本文统计的版本是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精装本。《郭店楚简》中引用《诗》和古语的地方较多，我们在统计过程中去除了引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及“吾子”中的“吾”。
统计数据表明：战国汉语中“吾”在使用频率上占优势，占总使用率的一半。《郭店楚简》中“余”只见两例，都表示单数语义。《郭店楚简》中“吾”较“我”具有更大的使用优势。“吾”表示复数语义的次数与表示单数语义的次数相等，进一步说明“吾”的使用没有单复数语义的限制。“我”共使用6次，占总使用率的37.5%。“我”已经不再具有表达复数语义的优势，常用于表达单数语义，或者说，与“吾”一样，称数语义不确定，具体称数含义要依靠语境确定。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都是泛数形式，单复数语义不定指。
2《上博简》第一人称代词称数考察
《上博简》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于香港收集的楚国竹简, 经科学测定与文字识读，断代定域为战国时代的楚国竹简。本文以《上博简》一至七册为统计语料，探索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规律。
统计数据显示，《上博简》所代表的战国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吾”的使用率达到72.5%，“我”的使用率降至16.3%。《上博简》中“吾”的使用率比《郭店楚简》中“吾”的使用率高出22.5%，是《上博简》第一人称代词唯一的使用主体。“我”表示复数语义的几率略大于“吾”，“吾”表示复数语义的次数只占第一人称代词总使用次数的4.4%。《上博简》中“余”与“予”分开使用，“余”的使用率比“予”略高。二者都表示第一人称代词的单数语义。《上博简》中未见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朕”。《上博简·彭祖》中有一例“朕身”，两例“朕孳”。李零（2001）认为：从文义看，应是耇老之名，疑‘耇老’是以老寿称，非本名。
《上博简》中“吾”的明显使用优势在传世文献中也有所表现。董琨（1998）对战国传世文献《墨子》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做了统计：“吾”共使用173次，“我”共使用190次，二者的使用次数相差不大。但是进一步考察“吾”、“我”在全书各篇中的分布，却发现存在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墨子·尚贤》中“我”使用21次，“吾”使用2次；《墨子·非攻》中“我”使用11次，“吾”使用4次；《墨子·天志》中“我”使用4次，“吾”使用28次。董琨认为《墨子》一些篇章中出现的“我”、“吾”畸轻畸重的使用差别首先体现了记录者对第一人称代词不同的用字习惯。《上博简》中“吾”的高使用率和《墨子》部分篇章中“我”、“吾”使用的不同侧重说明：战国中后期汉语中除了“吾”一般不做句末宾语外，“我”和“吾”的其他差异已经不是很明显了，二者在语言中的使用频率决定于说话人的用词习惯，二者统一为一个代词形式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上古汉语后期元音大转移导致“我”的歌部韵母向上推移、占据“吾”所在的鱼部。原鱼部被迫向上链移到达侯部。这样，“我”的语音形式与原来“吾”的语音形式重合，为了避免同音现象，“吾”的韵母向更高的侯部转移，语音形式偏离语言中的原有形式。战国中后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处于韵母链移的过程中，“我”的语音已经和“吾”趋同，但“吾”的韵母还未高化。高使用率的“我”或“吾”实际是二者的混合体。第一人称代词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一样，处于整合的过程中。
四结语
通过对战国传世文献《孟子》、出土文献《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和称数情况的考察，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战国汉语中“我”在表示复数语义方面已经不具有优势，“吾”具有了同等的表达复数语义的机会，二者在称数方面没有区别。“余（予）”在三部文献中未见表示复数语义的用例。“朕”已经是一个古语词，在引言之外的语境中不再使用。战国楚简中“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更是十分鲜见，说明当时的语言中已不用“朕”自称。《上博简》中“吾”的高使用率和《墨子》部分篇章中“我”、“吾”使用的不平衡说明战国中后期汉语实际共同语中“我”和“吾”除了句末宾语位置上存在句法限定外，二者在其他方面已经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相对于后时资料《孟子》，我们认为同时资料《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称数情况更能代表战国中后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实际面貌。
《左传》、《韩非子》等传世文献中出现的“吾侪”、“吾曹”、“吾属”等新的第一人称复数表达方式在我们的统计文献中未见。出现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战国时代汉语中还未发展出复数语义的词汇表示法，出现这种表达方式的传世文献成书时间晚于战国或经过后世文人修改；二是这种新的复数表达方式在战国时代还只是口语中的创新，并未被当时的汉语书面语接受，因此在战国文献中的使用不具有普遍性。西汉中晚期，汉语书面语才正式接受了这种新的复数语义表达方式，文献中“我”与“属”、“曹”等词连用，共同表达复数语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与传世文献相比更能代表汉语实际面貌的《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未见这种用法，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在战国汉语中并没有发展出复数语义的词汇表示法，语言中还是依靠语言表达习惯和语境来帮助表达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语义。汉代伴随着汉语词汇双音节化趋势日益增强，人称代词的复数语义表示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注：本文系2013年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新进刊出战国楚简代词研究”（W2013164）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著：《简帛文献语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 胡适：《吾我篇》，《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3月春季第1号。
[3] 胡伟、张玉金：《战国至西汉第一人称代词称数研究》，《求索》，2009年第9期。
[4] 朱红：《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分析》，《古汉语研究》，2011年第1期。
[5] 王传富、汤学锋：《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
[6] 马承源：《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7] 董琨：《墨子称代系统论隅》，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
[8]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关键词：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称数
一引言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对抗最严重且最持久的时代之一。各诸侯国为了掌握更多的人口、资源和土地，不断发动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人口流动和语言交流，人们智慧和思想的火花也大规模迸发，成就了我国历史上独有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传世文献较多。因此，战国汉语断代研究有很多著述可以借鉴。但是，由于战国时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传世文献在传抄的过程中不免会与当时的实际文字产生些许差异，使用这些文献作为研究依据，结论的可信度较低。幸运的是，战国时期的语言研究有不少出土文献可以借鉴。“出土文献未经后人篡改，在考古学上又有明确的断代分期，除了盗掘品以外，出土地点一般也都有相应的记录。这些优势如果能为汉语史研究者很好地加以利用，将为受语料困扰的上古汉语研究带来新生。”因此，本文将依据传世文献《孟子》与出土文献《郭店楚墓竹简》、《战国楚竹书》，探索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称数问题。
人称代词的称数问题与人称代词的数量范畴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称数问题是在语义层面上说的。一个语言形式（词或词组）所指的对象可以是单个可数事物，也可以是两个、三个乃至多个可数事物，还可以是某些集体的事物乃至不可数的事物。反映在人的观念中，就产生了语义上的称数问题。不同语言可以用不同的手段来表达数量的意义，比如汉语用词汇手段来表达数量意义。数量范畴是一种语法范畴，而语法范畴就是用一定的语法手段来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数量范畴一般指名词、代词、形容词利用词形变化来区别单数、复数，或是单数、双数、复数等。本文研究主要建立在战国文献第一人称代词统计的基础上。
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称数问题历来存在较大的争议。胡适（1917）认为传世战国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除了使用位置的区别，还有单复数用法上的差异，尤其是在定语的位置上二者的使用习惯不同。胡伟、张玉金（2009）则认为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既可表示单数也可表示复数，但是表示单数的频率远大于表示复数的频率。战国时期出现了“吾侪”、“吾曹”、“吾属”类新的复数表达方式。“余（予）”、“朕”只表示单数。我们通过对战国时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认为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称数表达方式处于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我”、“吾”都可以表达单复数语义，汉语中使用一个第一人称代词的趋势日益明显。“余（予）”、“朕”已基本不在现实语言交际中使用，原有称数功能只保留在引言中。“吾侪”、“吾曹”、“吾属”等新的复数语义表达方式在《孟子》、《郭店楚简》、《上博简》等文献中未见。
二传世文献《孟子》第一人称代词称数考察
《孟子》属战国中晚期语录体文献。作者重视语境和对话描写，是研究战国汉语较理想的语料。对称语“吾子”中“吾”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因此本文未统计“吾子”中的“吾”。《孟子》中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有“我”、“吾”、“予”三个，“我”的使用频率为47、4%，“吾”的使用率为39、4%，“予”的使用率为13.2%。“我”和“吾”同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主体，与春秋时期文献《左传》中“我”、“吾”的使用比例接近。《孟子》中“予”的使用率接近春秋中期文献《诗经》中“予”的使用率，较战国时期传世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余（予）”的平均使用率高出3.9%。《孟子》的语言庄重正式，存古成分较多。
第一人称代词主要表示单数语义，占使用总量的94.2%。《孟子》中的“我”和“吾”都具有表示单复数语义的功能，但是“我”已经失去了表示复数语义的优势，“吾”用于表示复数语义的频率多于“我”。这说明，在孟子的时代，单复数语义表达的倾向发生了改变，人们更愿意使用“吾”来表示复数语义而不是“我”。《孟子》中“我”、“吾”表达单复数语义的比例与张伟、张玉金（2009）的研究结论相符。《孟子》中“予”都表示第一人称代词的单数语义。“朕”在《孟子》中是一种仿古现象，使用者分别为舜的弟弟象和商朝的伊尹，作为引言部分，未将其计入统计数据。
三战国简牍第一人称代词称数考察
1《郭店楚简》第一人称代词称数考察
《郭店楚墓竹简》简称《郭店楚简》，1993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发掘者推断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郭店楚简》的年代下限应略早于墓葬年代。本文统计的版本是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精装本。《郭店楚简》中引用《诗》和古语的地方较多，我们在统计过程中去除了引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及“吾子”中的“吾”。
统计数据表明：战国汉语中“吾”在使用频率上占优势，占总使用率的一半。《郭店楚简》中“余”只见两例，都表示单数语义。《郭店楚简》中“吾”较“我”具有更大的使用优势。“吾”表示复数语义的次数与表示单数语义的次数相等，进一步说明“吾”的使用没有单复数语义的限制。“我”共使用6次，占总使用率的37.5%。“我”已经不再具有表达复数语义的优势，常用于表达单数语义，或者说，与“吾”一样，称数语义不确定，具体称数含义要依靠语境确定。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都是泛数形式，单复数语义不定指。
2《上博简》第一人称代词称数考察
《上博简》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于香港收集的楚国竹简, 经科学测定与文字识读，断代定域为战国时代的楚国竹简。本文以《上博简》一至七册为统计语料，探索战国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规律。
统计数据显示，《上博简》所代表的战国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吾”的使用率达到72.5%，“我”的使用率降至16.3%。《上博简》中“吾”的使用率比《郭店楚简》中“吾”的使用率高出22.5%，是《上博简》第一人称代词唯一的使用主体。“我”表示复数语义的几率略大于“吾”，“吾”表示复数语义的次数只占第一人称代词总使用次数的4.4%。《上博简》中“余”与“予”分开使用，“余”的使用率比“予”略高。二者都表示第一人称代词的单数语义。《上博简》中未见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朕”。《上博简·彭祖》中有一例“朕身”，两例“朕孳”。李零（2001）认为：从文义看，应是耇老之名，疑‘耇老’是以老寿称，非本名。
《上博简》中“吾”的明显使用优势在传世文献中也有所表现。董琨（1998）对战国传世文献《墨子》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做了统计：“吾”共使用173次，“我”共使用190次，二者的使用次数相差不大。但是进一步考察“吾”、“我”在全书各篇中的分布，却发现存在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墨子·尚贤》中“我”使用21次，“吾”使用2次；《墨子·非攻》中“我”使用11次，“吾”使用4次；《墨子·天志》中“我”使用4次，“吾”使用28次。董琨认为《墨子》一些篇章中出现的“我”、“吾”畸轻畸重的使用差别首先体现了记录者对第一人称代词不同的用字习惯。《上博简》中“吾”的高使用率和《墨子》部分篇章中“我”、“吾”使用的不同侧重说明：战国中后期汉语中除了“吾”一般不做句末宾语外，“我”和“吾”的其他差异已经不是很明显了，二者在语言中的使用频率决定于说话人的用词习惯，二者统一为一个代词形式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上古汉语后期元音大转移导致“我”的歌部韵母向上推移、占据“吾”所在的鱼部。原鱼部被迫向上链移到达侯部。这样，“我”的语音形式与原来“吾”的语音形式重合，为了避免同音现象，“吾”的韵母向更高的侯部转移，语音形式偏离语言中的原有形式。战国中后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处于韵母链移的过程中，“我”的语音已经和“吾”趋同，但“吾”的韵母还未高化。高使用率的“我”或“吾”实际是二者的混合体。第一人称代词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一样，处于整合的过程中。
四结语
通过对战国传世文献《孟子》、出土文献《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和称数情况的考察，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战国汉语中“我”在表示复数语义方面已经不具有优势，“吾”具有了同等的表达复数语义的机会，二者在称数方面没有区别。“余（予）”在三部文献中未见表示复数语义的用例。“朕”已经是一个古语词，在引言之外的语境中不再使用。战国楚简中“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更是十分鲜见，说明当时的语言中已不用“朕”自称。《上博简》中“吾”的高使用率和《墨子》部分篇章中“我”、“吾”使用的不平衡说明战国中后期汉语实际共同语中“我”和“吾”除了句末宾语位置上存在句法限定外，二者在其他方面已经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相对于后时资料《孟子》，我们认为同时资料《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称数情况更能代表战国中后期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实际面貌。
《左传》、《韩非子》等传世文献中出现的“吾侪”、“吾曹”、“吾属”等新的第一人称复数表达方式在我们的统计文献中未见。出现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战国时代汉语中还未发展出复数语义的词汇表示法，出现这种表达方式的传世文献成书时间晚于战国或经过后世文人修改；二是这种新的复数表达方式在战国时代还只是口语中的创新，并未被当时的汉语书面语接受，因此在战国文献中的使用不具有普遍性。西汉中晚期，汉语书面语才正式接受了这种新的复数语义表达方式，文献中“我”与“属”、“曹”等词连用，共同表达复数语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与传世文献相比更能代表汉语实际面貌的《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未见这种用法，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在战国汉语中并没有发展出复数语义的词汇表示法，语言中还是依靠语言表达习惯和语境来帮助表达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语义。汉代伴随着汉语词汇双音节化趋势日益增强，人称代词的复数语义表示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注：本文系2013年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新进刊出战国楚简代词研究”（W2013164）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著：《简帛文献语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 胡适：《吾我篇》，《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3月春季第1号。
[3] 胡伟、张玉金：《战国至西汉第一人称代词称数研究》，《求索》，2009年第9期。
[4] 朱红：《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分析》，《古汉语研究》，2011年第1期。
[5] 王传富、汤学锋：《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
[6] 马承源：《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7] 董琨：《墨子称代系统论隅》，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
[8]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