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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黄素、张峥嵘为代表的家族剪纸实践与传承为例，回溯漳浦剪纸随时代嬗变的历程，将漳浦剪纸与社会的发展、时代演进与个人的剪纸命运关联起来，特别补充了漳浦剪纸实践者对所持项目技艺特点的理解、传承人实际存续状况和所处境遇的切身体会等内容，为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生动、鲜活详实的区域剪纸人文历史，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中的变迁，为漳浦剪纸进一步的非遗保护研究工作提供基础材料参考与思考路径。
关键词：漳浦剪纸 实践 传承 非遗保护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9-0022-04
福建闽南地区的漳浦县，在地域性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影响与制约下，形成深厚的民间剪纸传统，加之1949年以来当地剪纸文化艺术建设的突出影响力，成为福建剪纸的重要代表区域。而以黄素、张峥嵘及其家族成员为代表的漳浦剪纸百年左右的传承与实践，见证了漳浦剪纸与社会形态的转变、時代演进与个人剪纸命运之间的关联，演绎了漳浦剪纸不断创造、变异和调适的历程，是形成当代漳浦剪纸人文风貌的重要见证，并直接影响了当代漳浦剪纸传承人对剪纸的观念认知。
一、文化地位的转变与新的人文气象
《漳浦县志》（清光绪本，民国二十五年重刊）卷三《风土志·风俗》提到闽南剪纸在节日庆典的运用：“……元夕自初十放灯至十六夜，乃已神祠家庙，或用鳌山运傀儡，张灯烛，剪采为花，备极工巧……”，形象地再现了剪纸民俗场景，但其中的描述并不是郑重其事介绍剪纸，仅因描述风俗活动顺带提及而已。土生土长的漳浦剪纸虽然承载了丰厚的民间文化信息，大量应用在朝庙祭奠（图1）、信仰习俗、刺绣底样中，但历史上长久以来并没有被当做一项重要的民间工艺得以记录、整理和研究。其文化角色的转变，受到关注与礼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这得益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剪纸因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一跃成为新中国文艺建设的宠儿，一大批漳浦剪纸花姆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她们包括陈金、黄素、陈娇、蔡面等普通劳动妇女，其中，又以黄素的剪纸艺术及其社会影响力最为深广和长远。黄素出生于1908年，福建省漳浦县旧镇镇狮头村人，家境贫寒，所幸天生巧手，在流行剪纸习俗的漳浦乡间，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平时剪些精美的供品花、喜花、绣样，算是对清苦生活的一种慰藉。却未曾想到因为自己擅长剪纸，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并逐渐成长为漳浦第一个专业剪纸人才，有“八闽第一剪”之誉。195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福建剪纸》一书，无论在前言的文字介绍中，还是剪纸作品登载数量上，皆反映了黄素在福建剪纸创作上的重要影响力。
同时，随着漳浦剪纸在文化地位上的转变，其中蕴含的新的人文气象也扑面而来。以黄素的成名作《斗鸡》（图2）为例，可见这种漳浦妇女习惯剪来贴在竹篾制作的鸡笼上作为祈福生活的剪纸，由黄素转变成主题创作，剪一对斗鸡放置在花草丛中，增加了生活的气息，让人体会到剪纸背后丰富的生活见闻与乐观的生活态度。《斗鸡》被当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送往报刊公开发表，黄素由此扩大了知名度。黄素的同胞妹妹黄匏（1912年-2004年）同样是剪纸巧手，但俩人的剪纸风格有差异，相比较而言，黄素的剪纸精美细腻些，造型概括更准确一些，黄匏的剪纸更加简率粗犷（图3）。如她的主题创作剪纸《讨小海》，描绘闽南沿海村民在滩涂上捕捉海产品讨生活的情景，环境空间与人物姿态都处理得粗放自由，同时又在场景中密集点缀了花草、猫蝶等，遗留了漳浦传统剪纸装饰的视觉习惯。
可否凭借俩姐妹在当时的名气判断姐姐比妹妹剪得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剪纸作品的优劣可有不同的审美理想与价值标准。但通过两者的比较，可发现建国初期更需要什么样的剪纸。20世纪西风东渐以来，写生、写实的观念逐渐为艺术创作者接受和提倡，特别是受新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艺主导思想影响，需要剪纸“推陈出新”，以直接、显明的方式表现新生活，传播新观念，黄素赶巧更彻底地符合了这一潮流，而如黄匏等花姆的剪纸，乡土气息浓厚一些，创作观念的转变速度缓慢一些。
二、剪纸职业化与集体创作
建国以来，中国广大农村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等均发生着重要改变，但千百年积淀的民风民俗还是因历史惯性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民间剪纸也依稀尚存。然而关于漳浦剪纸的文献资料，可看到的文字大都是进入主流文化视野的、职业化的剪纸记录，剪纸的动因变为上级或单位指派任务，并且在剪纸技艺上精益求精，以提高业务水平，黄素的社会境遇的改变与专业剪纸之路，也反映了这个现实。1965年，黄素被引进到漳州工艺社，主要工作是制作剪纸外贸订单，与黄素一同工作的还有几个剪艺娴熟的漳浦剪纸花姆以及年轻的剪纸工作人员，其中就包括如今成长为漳浦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陈秋日。她们制作的外贸订单与漳浦传统剪纸有别，是来稿剪制，题材包括一些八仙和博古等。漳浦县文化馆的展览室藏有漳浦早期外贸剪纸作品（图4），正是一些八仙的图案，造型高古，线条流畅，由白色硬卡纸做衬底、透明柔韧的塑料纸封存，以便展示和收藏。外贸剪纸以独特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配以经典的图像和丰富且深刻的文化意蕴，确实为迷恋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人士所喜爱，是当年热销的外贸商品。黄素的外甥女张峥嵘也收藏有黄素的八仙题材的剪纸，这些剪纸在人物动作举止、服装配饰、法器坐骑等方面都非常接近文化馆的那一套，但明显生拙许多，细节处理没有前者讲究，图像在结构比例、轻重搭配、节奏缓急上都没有前者处理得自然，现在虽然已无法确认黄素是模仿订单剪制还是自己原创，但可以反映出黄素的视觉图式经验在不断扩大。黄素自1965到1982年，一共在漳州待了十几年，虽然历经文革，但因为专业做剪纸，所以剪纸数量非常多，内容颇为丰富，这个时段成为黄素剪纸多产期。那些她最为熟悉的鱼虫花鸟类漳浦传统剪纸题材，以更加复杂多样的组合搭配方式剪制出来，装饰性更强；她剪的现实生活情景，则向更为复杂的、故事性强的方向发展。在此期间，黄素模仿刺绣针法和视觉效果的特色技艺——“排剪”，逐渐成熟（图5），特别是用来表现动物飞禽的翎毛，非常形象，精细工艺让人赞叹不已，成为黄素剪纸的经典。而今，排剪已成为漳浦剪纸的艺术特色，漳浦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欧阳燕君还在“排剪”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长排剪”，更是把漳浦剪纸的精细特点发展了极致。 为了更适应文化主流，使剪纸在思想性和技术性方面更符合时代要求，漳浦剪纸在历史大趋势中，还出现过集体创作的特殊现象。主题由创作团队集体讨论通过，图稿由美术专业人员画，漳浦县文化馆的美术工作者陈正坤、高钱厚等人就参与过图稿的设计，黄素等剪纸专业人员负责剪。特别是大型的主题性的剪纸，为了更贴近政策思想，出色完成政治任务，也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搞创作。有黄素参与制作的这类剪纸有样板戏人物，也有一些社会生活命题的作品，如融标语口号于剪纸的形式等，这些剪纸虽然算不上精品，主题上甚至倾向于虚假和浮夸，也体现不出黄素的个人风格特色，但保留下了特殊年代的特有印记。黄素的小女儿郑小蕊从小受母亲影响，也练就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在这个政策左右文艺创作的时代也开始涉足剪纸集体制作（图6），在文化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剪工被训练得一流，但剪纸创作能力偏弱，并直接导致如郑小蕊这代漳浦剪纸传承人在1980年代文艺复苏以后的后劲不足，其中大多数人如今已放棄了剪纸艺术之路。由此也引发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培养剪纸传承人的问题，至少需要引起警觉的是剪纸传承人在历史大舞台上不应该仅仅是政策的实施者、响应者，背离了艺术本体规律，很难走得长远。
三、文艺复苏与非遗热潮
漳浦剪纸的文艺复苏主要表现为1978年以后在“思想解放”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特点，更加注重剪纸本身的形式语言美。纯粹写实的风格开始被抛弃，装饰性得到提倡，创作日趋自由化，开始重视在传统民间形式语言中吸纳养分，并且开始面对艺术市场的检验，但漳浦县对当地剪纸及其传承人的影响并未松懈，而且成为文艺工作传统，常抓不懈。比如在新时期，有剪纸回归乡土的大的文化趋势，促使漳浦县开展了新一轮的剪纸调查工作，林桃和陈匏来就是这次普查工作的重大成果，特别是林桃老人的剪纸，浸满闽南沿海渔村风情，再加上个性使然，具有简约明朗、质朴强健的特质，辨识度极强，被公认为是漳浦剪纸杰作，备受民间美术调查研究的推崇和关注。相比较而言，历经30多年新中国文艺路线影响的黄素老人的媒体关注度下降，但在新时期文艺的春天里，黄素不自觉的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普通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通过电视扩大眼界、娱乐生活成为民众的生活常态。年过古稀的黄素老人也借由电视扩展了剪纸创作思路，她特别喜爱看戏曲类的节目，电视里的《红楼梦》《白蛇传》《西厢记》等，既熟悉又新颖，她陶醉在戏曲的世界里，并勾起了新的创作热忱，剪出了一批精彩的戏曲人物作品。把复杂的故事情节与场景融入自己早已成熟的剪纸风格当中，着重于时空布局上的交代和渲染，想象力丰富，时间与空间相生相连，增强了华丽、密实、强健而具动感的特色，是不可多得的漳浦剪纸精品，也从侧面反应了漳浦剪纸在文艺新时代迸发出的强烈的生机与活力（图7）。
漳浦县的剪纸文艺建设成效还表现在剪纸的舞台展演上，易于营造气氛，有助于文化活动的开展，黄素家族的第三代剪纸传承人张峥嵘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峥嵘是个复合型人才，曾经是漳州地方戏剧（芗剧）演员，具备丰富的舞台经验，她受外婆的影响，也喜欢剪纸，并创造性地将舞台表演与剪纸结合，一边唱歌、一边剪纸，赢得了良好的展演效果，强化了漳浦剪纸这张地方文化名片。随着改革开放和日趋频繁的外事活动，这种独特的文化表达形式受到追捧，张峥嵘常年受国家侨办、文化部、台工部、福建省政府委派，赴国内外开展文化交流，已然成为文化名人，而且受她的影响，她的姊妹们以及福建其它地方的剪纸个人或团体也积极效仿，甚至升级，不但边唱边剪，而且边舞边唱边剪，以强化视听效果，热衷于扩展剪纸的新的社会功能。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舞台表演与剪纸本体创作分属两种艺术门类，不可等同，也不要因舞台的光鲜亮丽挫败了剪纸审美的初心。
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社会转型，漳浦剪纸正迅速失去区域原生态的文化品质和生命活力，但同时也迎来了国家层面的文化拯救行动——“非遗”保护：强调“非遗”的动态性和活态性应始终受到尊重[2]，强化在漳浦剪纸生长发展的环境中去保护和传承。漳浦剪纸的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都在不断变化，全然回到过去的民俗文化空间已不现实，当地剪纸传承人一致认为对剪纸技艺的传承，对闽南文化空间的呈现与营造是她们的使命。张峥嵘也为此孜孜以求，如她的剪纸代表作——四联剪纸：《拾得查铺孙》《满月膨膨大》《拜祖娶水某》《乖囝去打拼》（图8），在内容上表现闽南人从出生到成长的情景，主要体现民俗特色和浓浓的亲情。但是与黄素的剪纸天才创作比较，张峥嵘的剪纸本体语言还可继续锤炼。漳浦剪纸承延归根结底取决于自身的内在动力，而且需要适时而动，呈现出新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剪纸传承人，黄素的增外孙女杨卓青等人，受长辈们的影响，也有动力和意愿传承剪纸，而且有更高的学历，见识也多，有新的想法和创意融入剪纸，或能给漳浦剪纸呈现新的生气。但需要提醒的是“非遗”保护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和精神，有前车之鉴，一定要杜绝一味迎合政策导向的功利主义，还是要回归剪纸本体，艺术创作真正的活水源头还是在于对历史、习俗、信仰、时空、自然环境等的感受能力与表达能力。
四、结语
以黄素、张峥嵘为代表的漳浦剪纸世家近百年的剪纸实践与传承案例，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剪纸语言转换的范本，在漳浦剪纸史乃至福建剪纸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家族生动演绎着漳浦剪纸实践与传承的生命故事，同时也映射出漳浦剪纸随时代演变的进程，让读者看到漳浦剪纸传承人如何在各种历史境遇和机缘中发展变化着自己的手艺特长。这个完整的过程其实也是漳浦剪纸创作方式的转变历程，形式风格演变的历程，功能作用变化的历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通过她们的故事，可见虽然时代沉浮无常，但功利主义的文艺之路注定是短浅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而漳浦剪纸活态传承的历程，应该是传承人本身乐于生活、对世界充满兴趣的历程。
参考文献：
[1]张峥嵘.黄素暨漳浦剪纸世家精品集[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2.
[2]项兆伦.正确认识非遗是正确有效地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的前提[J].文化遗产，2017，（01）：11.
关键词：漳浦剪纸 实践 传承 非遗保护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9-0022-04
福建闽南地区的漳浦县，在地域性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影响与制约下，形成深厚的民间剪纸传统，加之1949年以来当地剪纸文化艺术建设的突出影响力，成为福建剪纸的重要代表区域。而以黄素、张峥嵘及其家族成员为代表的漳浦剪纸百年左右的传承与实践，见证了漳浦剪纸与社会形态的转变、時代演进与个人剪纸命运之间的关联，演绎了漳浦剪纸不断创造、变异和调适的历程，是形成当代漳浦剪纸人文风貌的重要见证，并直接影响了当代漳浦剪纸传承人对剪纸的观念认知。
一、文化地位的转变与新的人文气象
《漳浦县志》（清光绪本，民国二十五年重刊）卷三《风土志·风俗》提到闽南剪纸在节日庆典的运用：“……元夕自初十放灯至十六夜，乃已神祠家庙，或用鳌山运傀儡，张灯烛，剪采为花，备极工巧……”，形象地再现了剪纸民俗场景，但其中的描述并不是郑重其事介绍剪纸，仅因描述风俗活动顺带提及而已。土生土长的漳浦剪纸虽然承载了丰厚的民间文化信息，大量应用在朝庙祭奠（图1）、信仰习俗、刺绣底样中，但历史上长久以来并没有被当做一项重要的民间工艺得以记录、整理和研究。其文化角色的转变，受到关注与礼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这得益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剪纸因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一跃成为新中国文艺建设的宠儿，一大批漳浦剪纸花姆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她们包括陈金、黄素、陈娇、蔡面等普通劳动妇女，其中，又以黄素的剪纸艺术及其社会影响力最为深广和长远。黄素出生于1908年，福建省漳浦县旧镇镇狮头村人，家境贫寒，所幸天生巧手，在流行剪纸习俗的漳浦乡间，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平时剪些精美的供品花、喜花、绣样，算是对清苦生活的一种慰藉。却未曾想到因为自己擅长剪纸，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并逐渐成长为漳浦第一个专业剪纸人才，有“八闽第一剪”之誉。195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福建剪纸》一书，无论在前言的文字介绍中，还是剪纸作品登载数量上，皆反映了黄素在福建剪纸创作上的重要影响力。
同时，随着漳浦剪纸在文化地位上的转变，其中蕴含的新的人文气象也扑面而来。以黄素的成名作《斗鸡》（图2）为例，可见这种漳浦妇女习惯剪来贴在竹篾制作的鸡笼上作为祈福生活的剪纸，由黄素转变成主题创作，剪一对斗鸡放置在花草丛中，增加了生活的气息，让人体会到剪纸背后丰富的生活见闻与乐观的生活态度。《斗鸡》被当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送往报刊公开发表，黄素由此扩大了知名度。黄素的同胞妹妹黄匏（1912年-2004年）同样是剪纸巧手，但俩人的剪纸风格有差异，相比较而言，黄素的剪纸精美细腻些，造型概括更准确一些，黄匏的剪纸更加简率粗犷（图3）。如她的主题创作剪纸《讨小海》，描绘闽南沿海村民在滩涂上捕捉海产品讨生活的情景，环境空间与人物姿态都处理得粗放自由，同时又在场景中密集点缀了花草、猫蝶等，遗留了漳浦传统剪纸装饰的视觉习惯。
可否凭借俩姐妹在当时的名气判断姐姐比妹妹剪得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剪纸作品的优劣可有不同的审美理想与价值标准。但通过两者的比较，可发现建国初期更需要什么样的剪纸。20世纪西风东渐以来，写生、写实的观念逐渐为艺术创作者接受和提倡，特别是受新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艺主导思想影响，需要剪纸“推陈出新”，以直接、显明的方式表现新生活，传播新观念，黄素赶巧更彻底地符合了这一潮流，而如黄匏等花姆的剪纸，乡土气息浓厚一些，创作观念的转变速度缓慢一些。
二、剪纸职业化与集体创作
建国以来，中国广大农村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等均发生着重要改变，但千百年积淀的民风民俗还是因历史惯性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民间剪纸也依稀尚存。然而关于漳浦剪纸的文献资料，可看到的文字大都是进入主流文化视野的、职业化的剪纸记录，剪纸的动因变为上级或单位指派任务，并且在剪纸技艺上精益求精，以提高业务水平，黄素的社会境遇的改变与专业剪纸之路，也反映了这个现实。1965年，黄素被引进到漳州工艺社，主要工作是制作剪纸外贸订单，与黄素一同工作的还有几个剪艺娴熟的漳浦剪纸花姆以及年轻的剪纸工作人员，其中就包括如今成长为漳浦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陈秋日。她们制作的外贸订单与漳浦传统剪纸有别，是来稿剪制，题材包括一些八仙和博古等。漳浦县文化馆的展览室藏有漳浦早期外贸剪纸作品（图4），正是一些八仙的图案，造型高古，线条流畅，由白色硬卡纸做衬底、透明柔韧的塑料纸封存，以便展示和收藏。外贸剪纸以独特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配以经典的图像和丰富且深刻的文化意蕴，确实为迷恋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人士所喜爱，是当年热销的外贸商品。黄素的外甥女张峥嵘也收藏有黄素的八仙题材的剪纸，这些剪纸在人物动作举止、服装配饰、法器坐骑等方面都非常接近文化馆的那一套，但明显生拙许多，细节处理没有前者讲究，图像在结构比例、轻重搭配、节奏缓急上都没有前者处理得自然，现在虽然已无法确认黄素是模仿订单剪制还是自己原创，但可以反映出黄素的视觉图式经验在不断扩大。黄素自1965到1982年，一共在漳州待了十几年，虽然历经文革，但因为专业做剪纸，所以剪纸数量非常多，内容颇为丰富，这个时段成为黄素剪纸多产期。那些她最为熟悉的鱼虫花鸟类漳浦传统剪纸题材，以更加复杂多样的组合搭配方式剪制出来，装饰性更强；她剪的现实生活情景，则向更为复杂的、故事性强的方向发展。在此期间，黄素模仿刺绣针法和视觉效果的特色技艺——“排剪”，逐渐成熟（图5），特别是用来表现动物飞禽的翎毛，非常形象，精细工艺让人赞叹不已，成为黄素剪纸的经典。而今，排剪已成为漳浦剪纸的艺术特色，漳浦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欧阳燕君还在“排剪”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长排剪”，更是把漳浦剪纸的精细特点发展了极致。 为了更适应文化主流，使剪纸在思想性和技术性方面更符合时代要求，漳浦剪纸在历史大趋势中，还出现过集体创作的特殊现象。主题由创作团队集体讨论通过，图稿由美术专业人员画，漳浦县文化馆的美术工作者陈正坤、高钱厚等人就参与过图稿的设计，黄素等剪纸专业人员负责剪。特别是大型的主题性的剪纸，为了更贴近政策思想，出色完成政治任务，也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搞创作。有黄素参与制作的这类剪纸有样板戏人物，也有一些社会生活命题的作品，如融标语口号于剪纸的形式等，这些剪纸虽然算不上精品，主题上甚至倾向于虚假和浮夸，也体现不出黄素的个人风格特色，但保留下了特殊年代的特有印记。黄素的小女儿郑小蕊从小受母亲影响，也练就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在这个政策左右文艺创作的时代也开始涉足剪纸集体制作（图6），在文化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剪工被训练得一流，但剪纸创作能力偏弱，并直接导致如郑小蕊这代漳浦剪纸传承人在1980年代文艺复苏以后的后劲不足，其中大多数人如今已放棄了剪纸艺术之路。由此也引发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培养剪纸传承人的问题，至少需要引起警觉的是剪纸传承人在历史大舞台上不应该仅仅是政策的实施者、响应者，背离了艺术本体规律，很难走得长远。
三、文艺复苏与非遗热潮
漳浦剪纸的文艺复苏主要表现为1978年以后在“思想解放”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特点，更加注重剪纸本身的形式语言美。纯粹写实的风格开始被抛弃，装饰性得到提倡，创作日趋自由化，开始重视在传统民间形式语言中吸纳养分，并且开始面对艺术市场的检验，但漳浦县对当地剪纸及其传承人的影响并未松懈，而且成为文艺工作传统，常抓不懈。比如在新时期，有剪纸回归乡土的大的文化趋势，促使漳浦县开展了新一轮的剪纸调查工作，林桃和陈匏来就是这次普查工作的重大成果，特别是林桃老人的剪纸，浸满闽南沿海渔村风情，再加上个性使然，具有简约明朗、质朴强健的特质，辨识度极强，被公认为是漳浦剪纸杰作，备受民间美术调查研究的推崇和关注。相比较而言，历经30多年新中国文艺路线影响的黄素老人的媒体关注度下降，但在新时期文艺的春天里，黄素不自觉的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普通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通过电视扩大眼界、娱乐生活成为民众的生活常态。年过古稀的黄素老人也借由电视扩展了剪纸创作思路，她特别喜爱看戏曲类的节目，电视里的《红楼梦》《白蛇传》《西厢记》等，既熟悉又新颖，她陶醉在戏曲的世界里，并勾起了新的创作热忱，剪出了一批精彩的戏曲人物作品。把复杂的故事情节与场景融入自己早已成熟的剪纸风格当中，着重于时空布局上的交代和渲染，想象力丰富，时间与空间相生相连，增强了华丽、密实、强健而具动感的特色，是不可多得的漳浦剪纸精品，也从侧面反应了漳浦剪纸在文艺新时代迸发出的强烈的生机与活力（图7）。
漳浦县的剪纸文艺建设成效还表现在剪纸的舞台展演上，易于营造气氛，有助于文化活动的开展，黄素家族的第三代剪纸传承人张峥嵘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峥嵘是个复合型人才，曾经是漳州地方戏剧（芗剧）演员，具备丰富的舞台经验，她受外婆的影响，也喜欢剪纸，并创造性地将舞台表演与剪纸结合，一边唱歌、一边剪纸，赢得了良好的展演效果，强化了漳浦剪纸这张地方文化名片。随着改革开放和日趋频繁的外事活动，这种独特的文化表达形式受到追捧，张峥嵘常年受国家侨办、文化部、台工部、福建省政府委派，赴国内外开展文化交流，已然成为文化名人，而且受她的影响，她的姊妹们以及福建其它地方的剪纸个人或团体也积极效仿，甚至升级，不但边唱边剪，而且边舞边唱边剪，以强化视听效果，热衷于扩展剪纸的新的社会功能。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舞台表演与剪纸本体创作分属两种艺术门类，不可等同，也不要因舞台的光鲜亮丽挫败了剪纸审美的初心。
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社会转型，漳浦剪纸正迅速失去区域原生态的文化品质和生命活力，但同时也迎来了国家层面的文化拯救行动——“非遗”保护：强调“非遗”的动态性和活态性应始终受到尊重[2]，强化在漳浦剪纸生长发展的环境中去保护和传承。漳浦剪纸的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都在不断变化，全然回到过去的民俗文化空间已不现实，当地剪纸传承人一致认为对剪纸技艺的传承，对闽南文化空间的呈现与营造是她们的使命。张峥嵘也为此孜孜以求，如她的剪纸代表作——四联剪纸：《拾得查铺孙》《满月膨膨大》《拜祖娶水某》《乖囝去打拼》（图8），在内容上表现闽南人从出生到成长的情景，主要体现民俗特色和浓浓的亲情。但是与黄素的剪纸天才创作比较，张峥嵘的剪纸本体语言还可继续锤炼。漳浦剪纸承延归根结底取决于自身的内在动力，而且需要适时而动，呈现出新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剪纸传承人，黄素的增外孙女杨卓青等人，受长辈们的影响，也有动力和意愿传承剪纸，而且有更高的学历，见识也多，有新的想法和创意融入剪纸，或能给漳浦剪纸呈现新的生气。但需要提醒的是“非遗”保护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和精神，有前车之鉴，一定要杜绝一味迎合政策导向的功利主义，还是要回归剪纸本体，艺术创作真正的活水源头还是在于对历史、习俗、信仰、时空、自然环境等的感受能力与表达能力。
四、结语
以黄素、张峥嵘为代表的漳浦剪纸世家近百年的剪纸实践与传承案例，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剪纸语言转换的范本，在漳浦剪纸史乃至福建剪纸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家族生动演绎着漳浦剪纸实践与传承的生命故事，同时也映射出漳浦剪纸随时代演变的进程，让读者看到漳浦剪纸传承人如何在各种历史境遇和机缘中发展变化着自己的手艺特长。这个完整的过程其实也是漳浦剪纸创作方式的转变历程，形式风格演变的历程，功能作用变化的历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通过她们的故事，可见虽然时代沉浮无常，但功利主义的文艺之路注定是短浅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而漳浦剪纸活态传承的历程，应该是传承人本身乐于生活、对世界充满兴趣的历程。
参考文献：
[1]张峥嵘.黄素暨漳浦剪纸世家精品集[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2.
[2]项兆伦.正确认识非遗是正确有效地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的前提[J].文化遗产，2017，（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