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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届百岁的地理学巨擘侯仁之是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学科创始人，还是将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他在33岁时所说的这番感言，更像是对自己一生的预言。
留住“北京城最早生命来源” 如果没有侯仁之等人的坚持，那么今天徜徉在北京莲花池边、卢沟桥畔的人们也许会问：快速前行的中国人啊，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来抚慰我们的内心？
如今，在侯仁之许久没居住的北大燕南园61号的客厅里，挂着一幅莲花池风景照。照片中，绿水澄澹，川亭望远。 如果不是侯仁之的坚持，这处“北京城最早生命来源”的水源已不复存在。
“一个人绝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起源。”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还清楚记得侯仁之这句话。
那是1993年，北京新门户——西客站最初选址，曾考虑利用莲花池，因为这里池水几近干枯，方便地下建筑，而且没有居民搬迁问题。但侯仁之反复建议，强调“莲花池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最终，北京市政府把西客站主楼往东北移了100多米。
这处干涸的水池仍让侯仁之放心不下。他继续建议恢复莲花池的水源，再现历史风貌。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很了解侯仁之为何忧心忡忡，在他的建议下，1998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市委中心组第六次学习，邀请侯仁之做报告。面对坐在面前的高级干部，侯仁之做了《从莲花池到后门桥》的报告，直言北京城名胜保护不足，“后门桥残破的情况我感觉是挺可悲的。”这座后门桥，是北京城中轴线最初设计的起点。当时，两边石桥栏破损，水面用广告板挡起来了。侯仁之说：“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用来遮丑的东西。”
北京市政府后来采纳了侯仁之的建议，对莲花池进行环境治理，引什刹海水，恢复后门桥河道水上景观。
开启中国“申遗”路
同样因为侯仁之提议而保存下来的，还有历史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古迹——卢沟桥。
这座珍贵的古桥，在上世纪80年代因保护不善，桥身遭到严重毁坏，石狮、栏板、望柱一半以上被震裂，桥墩条石有的已被腐蚀为蜂窝状……
侯仁之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1985年8月15日的《北京日报》上，表示“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兽力车通行。此后卢沟桥又进行过多次整修。
而侯仁之更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中国申遗第一人”称号。
1984年，他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在与几位专门研究华盛顿城市建设的专家聊天时，第一次获知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交谈中，几位教授都说，中国历史悠久，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性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侯仁之回国后急忙起草了一份提案。提案写好后，他征得了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3位政协委员的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被采纳。
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侯仁之也因此成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向年轻人敞开的61号大门
如今，侯仁之暂时离开了居住60多个春秋的燕南园61号。20多年前，这个园子里，有诸多大师级学者：陈岱孙、冯友兰、朱光潜、林庚……
侯仁之早年留学英国，养成了外出活动穿着西装的习惯。即使夏天，也穿上一套浅色西装，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至今记得老师侯仁之的风采。
那是金秋时节，唐晓峰犹记得：园内阳光斜射，落叶缤纷。侯仁之带领研究生，在一处处遗迹间漫步，随走随讲。在侯仁之的讲述下，眼前的土岗、河床、废墟霎时间变成了有灵之物。而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另一教授邓辉说，后来他才逐渐懂得侯仁之的教书育人名言:“为师之道如叩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侯仁之指导学生，不是耳提面命式的灌输，是引导学生去发现、思考。
而燕南园61号大门常向年轻人敞开，学生可以随时到家里请教。甚至在82岁时，侯仁之还兴致勃勃开了一门全校性的选修课。在电教楼的一个大教室，100多名学生选修了这门《北京历史地理》。
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讲台上。此后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站上讲台了。 而往前数几十年，考入北大的全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听侯仁之讲“历史上的北京城”。这已经是当时北大的一个惯例。
一生情系北京
从1932年秋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到今天，北京已成了侯仁之真正的故乡。对于北京的感情，侯仁之自称“知之愈深，爱之弥坚”。很多人都生活在北京，倘若问你一个问题：“北京城有多大年纪？”你肯定回答不出。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责无旁贷，他必须回答。侯仁之经过多年艰辛的探索，终于在1990年，报出北京城的诞辰。他说：“北京建城的时间可以上溯到30个世纪以前，故1990年是北京建城3035周年。”
被誉为“活北京”的侯仁之，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其学术价值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范围，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除了将自己渊博的学识应用到北京城市的实际建设中，对于介绍北京的历史，宣传保护北京旧城风貌的意义，激发人们热爱北京的情感，侯仁之从来都是乐而为之的。而一旦发现影响、破坏文物古迹的现象，他就会感到痛心疾首，并且要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设法制止。正是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长期保护不善的卢沟桥才有了今天的模样。他还十分看重北京城的水系建设，正是在他的倡议下，干枯的莲花池得以碧波荡漾，废旧的后门桥今日清水环绕。
侯仁之先生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他说：“昔日读书的时候，对人生有白驹过隙的感叹，而今想一想自己90多年的来路，反而感觉漫长而清晰，生活是这样的起伏跌宕，路转峰回……在我85岁的时候，我曾用‘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话来自励。现在，常常是想‘奋蹄’的时候却奋不了‘蹄’。我应该感谢我的亲朋好友，特别是我的夫人张玮瑛，数十年来相濡以沫，扶我走过风风雨雨，以至于我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地走路。总之，我还要平淡充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综合自《齐鲁晚报》《济南时报》
留住“北京城最早生命来源” 如果没有侯仁之等人的坚持，那么今天徜徉在北京莲花池边、卢沟桥畔的人们也许会问：快速前行的中国人啊，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来抚慰我们的内心？
如今，在侯仁之许久没居住的北大燕南园61号的客厅里，挂着一幅莲花池风景照。照片中，绿水澄澹，川亭望远。 如果不是侯仁之的坚持，这处“北京城最早生命来源”的水源已不复存在。
“一个人绝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起源。”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还清楚记得侯仁之这句话。
那是1993年，北京新门户——西客站最初选址，曾考虑利用莲花池，因为这里池水几近干枯，方便地下建筑，而且没有居民搬迁问题。但侯仁之反复建议，强调“莲花池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最终，北京市政府把西客站主楼往东北移了100多米。
这处干涸的水池仍让侯仁之放心不下。他继续建议恢复莲花池的水源，再现历史风貌。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很了解侯仁之为何忧心忡忡，在他的建议下，1998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市委中心组第六次学习，邀请侯仁之做报告。面对坐在面前的高级干部，侯仁之做了《从莲花池到后门桥》的报告，直言北京城名胜保护不足，“后门桥残破的情况我感觉是挺可悲的。”这座后门桥，是北京城中轴线最初设计的起点。当时，两边石桥栏破损，水面用广告板挡起来了。侯仁之说：“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用来遮丑的东西。”
北京市政府后来采纳了侯仁之的建议，对莲花池进行环境治理，引什刹海水，恢复后门桥河道水上景观。
开启中国“申遗”路
同样因为侯仁之提议而保存下来的，还有历史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古迹——卢沟桥。
这座珍贵的古桥，在上世纪80年代因保护不善，桥身遭到严重毁坏，石狮、栏板、望柱一半以上被震裂，桥墩条石有的已被腐蚀为蜂窝状……
侯仁之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1985年8月15日的《北京日报》上，表示“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兽力车通行。此后卢沟桥又进行过多次整修。
而侯仁之更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中国申遗第一人”称号。
1984年，他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在与几位专门研究华盛顿城市建设的专家聊天时，第一次获知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交谈中，几位教授都说，中国历史悠久，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性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侯仁之回国后急忙起草了一份提案。提案写好后，他征得了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3位政协委员的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被采纳。
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侯仁之也因此成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向年轻人敞开的61号大门
如今，侯仁之暂时离开了居住60多个春秋的燕南园61号。20多年前，这个园子里，有诸多大师级学者：陈岱孙、冯友兰、朱光潜、林庚……
侯仁之早年留学英国，养成了外出活动穿着西装的习惯。即使夏天，也穿上一套浅色西装，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至今记得老师侯仁之的风采。
那是金秋时节，唐晓峰犹记得：园内阳光斜射，落叶缤纷。侯仁之带领研究生，在一处处遗迹间漫步，随走随讲。在侯仁之的讲述下，眼前的土岗、河床、废墟霎时间变成了有灵之物。而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另一教授邓辉说，后来他才逐渐懂得侯仁之的教书育人名言:“为师之道如叩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侯仁之指导学生，不是耳提面命式的灌输，是引导学生去发现、思考。
而燕南园61号大门常向年轻人敞开，学生可以随时到家里请教。甚至在82岁时，侯仁之还兴致勃勃开了一门全校性的选修课。在电教楼的一个大教室，100多名学生选修了这门《北京历史地理》。
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讲台上。此后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站上讲台了。 而往前数几十年，考入北大的全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听侯仁之讲“历史上的北京城”。这已经是当时北大的一个惯例。
一生情系北京
从1932年秋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到今天，北京已成了侯仁之真正的故乡。对于北京的感情，侯仁之自称“知之愈深，爱之弥坚”。很多人都生活在北京，倘若问你一个问题：“北京城有多大年纪？”你肯定回答不出。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责无旁贷，他必须回答。侯仁之经过多年艰辛的探索，终于在1990年，报出北京城的诞辰。他说：“北京建城的时间可以上溯到30个世纪以前，故1990年是北京建城3035周年。”
被誉为“活北京”的侯仁之，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其学术价值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范围，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除了将自己渊博的学识应用到北京城市的实际建设中，对于介绍北京的历史，宣传保护北京旧城风貌的意义，激发人们热爱北京的情感，侯仁之从来都是乐而为之的。而一旦发现影响、破坏文物古迹的现象，他就会感到痛心疾首，并且要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设法制止。正是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长期保护不善的卢沟桥才有了今天的模样。他还十分看重北京城的水系建设，正是在他的倡议下，干枯的莲花池得以碧波荡漾，废旧的后门桥今日清水环绕。
侯仁之先生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他说：“昔日读书的时候，对人生有白驹过隙的感叹，而今想一想自己90多年的来路，反而感觉漫长而清晰，生活是这样的起伏跌宕，路转峰回……在我85岁的时候，我曾用‘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话来自励。现在，常常是想‘奋蹄’的时候却奋不了‘蹄’。我应该感谢我的亲朋好友，特别是我的夫人张玮瑛，数十年来相濡以沫，扶我走过风风雨雨，以至于我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地走路。总之，我还要平淡充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综合自《齐鲁晚报》《济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