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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注定是要铭刻在历史中的年份。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新华社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作者在结尾勇敢地写道：“凡是有超越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这篇文章如同划过长空的闪电，照进了人们被禁锢已久的头脑，也让经历了轰轰烈烈又死气沉沉十年的人们错愕不已。
5月19日，这篇文章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他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由此，全国掀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在计划经济时代，仅1978年，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文明古国GDP只占到全球的1.8%，极度庞大又极度衰弱。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一年后，小岗村粮食大丰收。小岗村18位农民的冒天下之大不韙也因此被历史铭记。而在江浙一带，一批小工业作坊已经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在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式启程。
深圳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窗口。1979年1月，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1980年8月26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327.5平方公里的土地设置经济特区。
临危受命成为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的袁庚，在一个木牌写下自己的感悟，放在招商局门口，这就是深圳改革金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由来。但袁庚写下来的全文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袁庚的助手熊秉权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提议去掉了中间一句。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佛山人梁庆德就在河边荒滩上搭了几个窝棚，干起了制作销售鸡毛掸子的生意。但直到55岁，他才创办了格兰仕。格兰仕充分利用了身处东南，贸易发达的优势，利用“三来一补”模式，“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对于那个时代缺技术缺设备缺材料的民营企业来说，是一种最贴合实际的生产方式。当然，它从OEM贴牌生产到自主生产，再到悍然进军微波炉行业与国际巨头贴身肉搏，这些都是后话了。而中国东南沿海数以万计的小微企业从霜冻许久的市场土壤中生根发芽，以堂吉河德式的一往无前和后人戏说里的刘罗锅那样折中圆滑的方式，如欣欣春草般茁壮成长。
而在此时的浙江省萧山市，鲁冠球已经摘掉了工厂门口“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的四块牌子，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当时产值达到70万的众多产品。鲁冠球这个举动跟一则新闻密不可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社论中多次提及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万向节这个传动轴与驱动轴的连接部件是每台车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大胆预测万向节产业大有可为。
背着产品兴冲冲参加行业交易会的鲁冠球被赶了出来，因为非国营工厂不得进入。于是他在交易会门口摆起了地摊，以低于国营工厂20%的价格招徕到一大批顾客。第一批创业的草根英雄们像土拨鼠一样，灰头土脸但又无比坚韧地扩大着自己的产业，他们坚韧强悍，以一种野兽般的直觉猎杀机遇，并善于绕开难以撼动的巨石。
1984年 星火燎原 管理意识初现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26日，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在两周之后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开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城市创业者，个性迥异但均展现出新的产业变革形态。他们的产业多集中在“吃、穿、用”等轻工业领域，而他们也是第一批强调“科学管理”的实践者。
因为群雄辈出，1984年又被称为“中国企业家元年”。
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做厂长，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制定13条规定，而规定的第一条就是“不准随地大小便”——管理起点之低之艰可见一斑。但这样的工厂和员工，被张瑞敏拿着一把大锤给砸醒了。
张瑞敏在检查库房里的400台冰箱时，发现其中76台不合格，当时一台冰箱800元，而一个普通员工的月收入不到40元。有人建议把这些问题冰箱折价卖给自己人算了。张瑞敏没有同意，他把76台冰箱拢到一块，让全场的工人围看，这些问题冰箱被他抡着大锤砸了个稀巴烂，这一锤一锤，也砸在了员工心上。此后，这把铁锤悬挂在质监部门，发现问题产品可以当场砸碎。
在体制改革和国家级的思潮涌动下，中国科学院的日子也不好过。资金困难的现状下，所里的领导向柳传志征求“是否带队搞个公司试一试”的意见时，已入不惑之年的柳传志没有作更多的思考就答应了。为了支持柳传志的“下海”，计算所领导还向柳传志特批了20万元的启动资金，他兜售过电子表、旱冰鞋，也卖过大裤衩和电冰箱，直到他与刚刚成立的IBM中国代表处搭上线，个人计算机时代到来。柳传志搭上东风，联想也成为“贸工技”模式的典型代表。1987年的秋天，43岁的任正非创办了华为公司，注册资本只有2.1万元。1990年在江苏，蒋锡培筹借了180万元，与28位好朋友一起开厂做生意。而在后来的不同阶段，这家公司五次改变自己的所有制身份——1990年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创业，1992年通过变更为乡镇企业获得了人才和融资上的便利;1995年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现了资本的扩张，让员工持股，激发了生产积极性;1997年變更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迅速扩大了企业规模;2002年回购股票以及2010年上市，建立了科学的治理结构，成为真正的现代化企业。 1990年，邓小平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他坦言：“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而在同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三年之后的1993年，美的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当时还有个笑话，美的员工内部认购价只需要1块钱，每人可认购4000股，但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弄不明白股票是个什么东西，不愿意买。美的公司董事长何享健无奈地笑骂道“送台摩托车给你们都不要！”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理解什么是股票。
但何享健却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一是做企业谁都不嫌钱多，当时美的正在高速发展之中，各个项目都要拿钱去砸，就算暂时用不着，放在那里也是对企业多一层保障。二是上市之后，美的能占据行业先机，并且在并购手段、国际合作等方面有更大的空间和操作余地。最重要的是第三条，上市公司要求治理结构更加规范，并且要对股东们负责，这就倒逼美的去改革自己财务、生产、销售、管理，使之更加科学。
正如何享健所说：“有了资金，有了好的机制，企业何愁不能发展？”而上市这步棋，使美的摆脱了乡镇企业野蛮生长的路子，进入了一条规范的赛道。
1992年 南巡讲话 思想充分解放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姓“资”还是姓“社”再次被提出。1992年，邓小平南巡最后一站，来到上海贝岭公司。他饶有兴致地看完公司简介，听取了公司经理汇报，并在高倍显微镜下观看了芯片上的线路，但是在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前，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出人意料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身旁同志：“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然后他自己回答道：“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人心鼓舞，改革开放力度更大也更为深入，很多知识分子受到感召，纷纷下海经商。王传福就是其中一位，他辞去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的处级干部身份，从搞金融的表哥那里借到了250万元，创办7比亚迪，即“Build Your Dreams”的首字母缩写，准备造电池。这一切都源于他在读国际电池行业的动态报告时，发现一个重大信息：全球镍镉电池的老大日本，宣布本土不再保持镍镉电池生产线。这意味着全球镍铬电池生产基地将会重新布局，中国的机会来了。
他夭才地使用“工程师人海战术”战略，迅速赶上并超越了行业巨头日本三洋，拿下台湾大霸公司的订单。王传福招聘并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然后使用机械手和模具夹的方式进行标准化制造，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拿一块锂电池来说，它的对手日本三洋公司成本是4.9美元，但比亚迪可以降到1.3美元，后来比亚迪成为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手机的电池供应商。
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发布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开始全面建立，“房改房”的概念诞生，房产可以上市交易，公房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退居幕后。而现在地产界赫赫有名的“广州五虎”也正是在那时发力：1992年，陈卓林和陆倩芳夫妇放弃了自己的家具生意，创办了房地产品牌——雅居乐;1993年，杨国强买下了自己工作十年的建筑公司，创办了碧桂园品牌;1996年，为公司创造2亿利润，却拿着3000元月薪的许家印，涨薪未果后辞职单干，创立了恒大地产。
1998年，互联网大潮兴起。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纷纷成立，而此时籍籍无名的马云正在美国的餐厅里吃饭，他在心里筹划一个B2日的项目，但是想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他突然灵机一动，问身边的服务员说：“你知道‘阿里巴巴’吗？”服务员错愕之后微笑着说：“芝麻开门。”由此，中国最大的B2B网站诞生了，并衍生了后来的淘宝、天猫、花呗、芝麻信用、蚂蚁金服等，阿里帝国在一个餐厅里起航了。
此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刘强东，正揣着不被理解的尴尬在北京中关村的柜台卖磁盘。他准备复制国美、苏宁的渠道模式，但一场“非典”，却让他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电商道路，他和那位杭州师范大学的老师、金庸迷，两个素未谋面的人殊途同归，成为对手。
2001年 中国入世 与世界交谈
2001年9月13日中国与墨西哥签署双边协议，至此中国与37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全部结束了谈判，两个月后，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组的秘书杰夫瑞·盖特勒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像中国这样独特，其间的曲曲折折可以写成一本书。”但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先跟美国商务部掰了一把手腕。
2001年2月，美国PPG工业公司联合其他两家美国公司，起诉福耀玻璃在美进行倾销，一年之后，美国商务部裁定福耀的倾销税率是11.8%。2001年9月，美国PPG驻加拿大子公司提交对福耀进行反倾销调查，加拿大海关总署裁决福耀玻璃的倾销税率是57%。一时之间，暴雪将至。
在加拿大战场，曹德旺利用美国PPG和中国福耀都是外来户的特点，指出他们不具备控诉福耀的资格。法官问：“被告提出的PPG在加拿大市场卖的玻璃是不是从美国运过来的？”这一问奠定了福耀在加拿大战场的胜利。
而对于棘手的美国战场，曹德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反倾销研究所，聘请龙永图为总顾问，并在美国召集了GDLSK律师事务所一群最有经验的反倾销律师，这是“一记硬手”;而曹德旺还有“一记软手”，他提出福耀在北美市场的销售工作交给PPG去打理，但条件是PPG要帮忙建造浮法玻璃生产线。
福耀与美国PPG的对决是中国入世以来第一次反倾销胜诉的案例，在案件结束五年之后，当初被曹德旺送上联邦巡回法庭被告席的美国商务部部长，访问中国时特地提出要与曹德旺会晤一次。
1997年香港回归。而同年，李书福一脚踏进了汽车行业，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有人问李书福：“你想造汽车，有经验吗？有技术吗？”李书福的回答很经典：“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吗？”上个世纪90年代，政策还不允许民營企业造汽车，所以说吉利一开始是黑户口。第一辆吉利汽车下线的时候，李书福摆了一百桌酒席请社会各界人士光临，但没有一个人敢来捧场。 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曾培炎视察吉利集团，李书福近乎悲情地说：“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几十亿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资金民营企业自负。如果会失败的话，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十年之后，李书福就带领吉利汽车完成了“蛇吞象”的壮举——他一口吃掉了十倍于自己体量的沃尔沃汽车。
2008年 举办北京奥运会 从追随到探索
2008年，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终于实现百年奥运梦想。而这次盛事对于中国的对外形象展示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令很多人不习惯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初的模仿抄袭者，变成了行业探索者。而行业的颠覆与重建，魅力无限又残酷无比。
2014年，北京大学戴威等五位学生萌生了一个想法，为解决校园出行难的问题，号召大家单车共享。一年后，ofo共享计划正式推出，在北大成功获得2000辆共享单车，2015年10月，完成Pre-A轮融资。
就在同一个月，摩拜单车完成了数百万美元的A轮融资。我们不妨做个对比：从创始人身份上说，ofo单车的创始人是五位北大的学生，摩拜单车的创始人胡玮炜有十年的汽车科技媒体经历;从初心上来说，ofo从封闭的校园环境起家，摩拜单车则从开放的社会环境思考;从战略上说，ofo的理念是“骑时更轻松”，并且开放平台，而摩拜单车造价近干元，重达25公斤，主打“安全可靠”;而在地点上，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
“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东西，它与自行车的结合成为共享单车还是中国的首创。
从无到有，从抗拒到适应，中国在很多领域“摸着石头过河”，社会的变化天翻地覆。
而放眼全球，中国的很多企业同样做到“大无可仿”或模式独特无法对标。贴牌生产起家的美的，如今已成长为有1200种产品的家电巨兽;曾同时兼任金山、丫丫、猎豹移动三家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雷军，用“小米加步枪”的精神制造手机，用“互联网十”的方式改造传统制造业;团购市场兴起，王兴带领美团从“百团大战”之中艰难崛起;滴滴和UBER为争夺车辆和客源，掀起补贴大战，一年烧掉近260亿美元……
改革开放除了让人领略时代的多情与无情，制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外，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通过变革的力量，让中华民族重塑自信之心，重拾奋斗之魂！
改革开放释放的市场力量，让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中国民营企业家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忠实的拥趸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他们凭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夹缝中生存壮大。中国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开路先锋，是勇猛无畏的战士。他们与共和国分享着共同的光荣与梦想，在他们身上国家、民族、企业、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回首四十年，大潮涌动，群星灿烂，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谱写着当代史诗。
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家族企业》杂志特制作《四十年四十个家族》系列音频节目，以家族视角、企业家原声讲述那个心潮澎湃的四十年！《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配音李立宏老师倾情献声第一季，喜马拉雅FM独家放送！
向40年来筚路蓝缕的拓荒者致敬！
向40年来荆棘舞蹈的奮斗者致敬！
向40年来继往开来的传承者致敬！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新华社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作者在结尾勇敢地写道：“凡是有超越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这篇文章如同划过长空的闪电，照进了人们被禁锢已久的头脑，也让经历了轰轰烈烈又死气沉沉十年的人们错愕不已。
5月19日，这篇文章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他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由此，全国掀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在计划经济时代，仅1978年，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文明古国GDP只占到全球的1.8%，极度庞大又极度衰弱。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一年后，小岗村粮食大丰收。小岗村18位农民的冒天下之大不韙也因此被历史铭记。而在江浙一带，一批小工业作坊已经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在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式启程。
深圳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窗口。1979年1月，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1980年8月26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327.5平方公里的土地设置经济特区。
临危受命成为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的袁庚，在一个木牌写下自己的感悟，放在招商局门口，这就是深圳改革金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由来。但袁庚写下来的全文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袁庚的助手熊秉权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提议去掉了中间一句。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佛山人梁庆德就在河边荒滩上搭了几个窝棚，干起了制作销售鸡毛掸子的生意。但直到55岁，他才创办了格兰仕。格兰仕充分利用了身处东南，贸易发达的优势，利用“三来一补”模式，“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对于那个时代缺技术缺设备缺材料的民营企业来说，是一种最贴合实际的生产方式。当然，它从OEM贴牌生产到自主生产，再到悍然进军微波炉行业与国际巨头贴身肉搏，这些都是后话了。而中国东南沿海数以万计的小微企业从霜冻许久的市场土壤中生根发芽，以堂吉河德式的一往无前和后人戏说里的刘罗锅那样折中圆滑的方式，如欣欣春草般茁壮成长。
而在此时的浙江省萧山市，鲁冠球已经摘掉了工厂门口“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的四块牌子，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当时产值达到70万的众多产品。鲁冠球这个举动跟一则新闻密不可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社论中多次提及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万向节这个传动轴与驱动轴的连接部件是每台车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大胆预测万向节产业大有可为。
背着产品兴冲冲参加行业交易会的鲁冠球被赶了出来，因为非国营工厂不得进入。于是他在交易会门口摆起了地摊，以低于国营工厂20%的价格招徕到一大批顾客。第一批创业的草根英雄们像土拨鼠一样，灰头土脸但又无比坚韧地扩大着自己的产业，他们坚韧强悍，以一种野兽般的直觉猎杀机遇，并善于绕开难以撼动的巨石。
1984年 星火燎原 管理意识初现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26日，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在两周之后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开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城市创业者，个性迥异但均展现出新的产业变革形态。他们的产业多集中在“吃、穿、用”等轻工业领域，而他们也是第一批强调“科学管理”的实践者。
因为群雄辈出，1984年又被称为“中国企业家元年”。
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做厂长，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制定13条规定，而规定的第一条就是“不准随地大小便”——管理起点之低之艰可见一斑。但这样的工厂和员工，被张瑞敏拿着一把大锤给砸醒了。
张瑞敏在检查库房里的400台冰箱时，发现其中76台不合格，当时一台冰箱800元，而一个普通员工的月收入不到40元。有人建议把这些问题冰箱折价卖给自己人算了。张瑞敏没有同意，他把76台冰箱拢到一块，让全场的工人围看，这些问题冰箱被他抡着大锤砸了个稀巴烂，这一锤一锤，也砸在了员工心上。此后，这把铁锤悬挂在质监部门，发现问题产品可以当场砸碎。
在体制改革和国家级的思潮涌动下，中国科学院的日子也不好过。资金困难的现状下，所里的领导向柳传志征求“是否带队搞个公司试一试”的意见时，已入不惑之年的柳传志没有作更多的思考就答应了。为了支持柳传志的“下海”，计算所领导还向柳传志特批了20万元的启动资金，他兜售过电子表、旱冰鞋，也卖过大裤衩和电冰箱，直到他与刚刚成立的IBM中国代表处搭上线，个人计算机时代到来。柳传志搭上东风，联想也成为“贸工技”模式的典型代表。1987年的秋天，43岁的任正非创办了华为公司，注册资本只有2.1万元。1990年在江苏，蒋锡培筹借了180万元，与28位好朋友一起开厂做生意。而在后来的不同阶段，这家公司五次改变自己的所有制身份——1990年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创业，1992年通过变更为乡镇企业获得了人才和融资上的便利;1995年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现了资本的扩张，让员工持股，激发了生产积极性;1997年變更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迅速扩大了企业规模;2002年回购股票以及2010年上市，建立了科学的治理结构，成为真正的现代化企业。 1990年，邓小平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他坦言：“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而在同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三年之后的1993年，美的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当时还有个笑话，美的员工内部认购价只需要1块钱，每人可认购4000股，但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弄不明白股票是个什么东西，不愿意买。美的公司董事长何享健无奈地笑骂道“送台摩托车给你们都不要！”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理解什么是股票。
但何享健却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一是做企业谁都不嫌钱多，当时美的正在高速发展之中，各个项目都要拿钱去砸，就算暂时用不着，放在那里也是对企业多一层保障。二是上市之后，美的能占据行业先机，并且在并购手段、国际合作等方面有更大的空间和操作余地。最重要的是第三条，上市公司要求治理结构更加规范，并且要对股东们负责，这就倒逼美的去改革自己财务、生产、销售、管理，使之更加科学。
正如何享健所说：“有了资金，有了好的机制，企业何愁不能发展？”而上市这步棋，使美的摆脱了乡镇企业野蛮生长的路子，进入了一条规范的赛道。
1992年 南巡讲话 思想充分解放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姓“资”还是姓“社”再次被提出。1992年，邓小平南巡最后一站，来到上海贝岭公司。他饶有兴致地看完公司简介，听取了公司经理汇报，并在高倍显微镜下观看了芯片上的线路，但是在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前，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出人意料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身旁同志：“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然后他自己回答道：“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人心鼓舞，改革开放力度更大也更为深入，很多知识分子受到感召，纷纷下海经商。王传福就是其中一位，他辞去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的处级干部身份，从搞金融的表哥那里借到了250万元，创办7比亚迪，即“Build Your Dreams”的首字母缩写，准备造电池。这一切都源于他在读国际电池行业的动态报告时，发现一个重大信息：全球镍镉电池的老大日本，宣布本土不再保持镍镉电池生产线。这意味着全球镍铬电池生产基地将会重新布局，中国的机会来了。
他夭才地使用“工程师人海战术”战略，迅速赶上并超越了行业巨头日本三洋，拿下台湾大霸公司的订单。王传福招聘并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然后使用机械手和模具夹的方式进行标准化制造，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拿一块锂电池来说，它的对手日本三洋公司成本是4.9美元，但比亚迪可以降到1.3美元，后来比亚迪成为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手机的电池供应商。
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发布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开始全面建立，“房改房”的概念诞生，房产可以上市交易，公房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退居幕后。而现在地产界赫赫有名的“广州五虎”也正是在那时发力：1992年，陈卓林和陆倩芳夫妇放弃了自己的家具生意，创办了房地产品牌——雅居乐;1993年，杨国强买下了自己工作十年的建筑公司，创办了碧桂园品牌;1996年，为公司创造2亿利润，却拿着3000元月薪的许家印，涨薪未果后辞职单干，创立了恒大地产。
1998年，互联网大潮兴起。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纷纷成立，而此时籍籍无名的马云正在美国的餐厅里吃饭，他在心里筹划一个B2日的项目，但是想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他突然灵机一动，问身边的服务员说：“你知道‘阿里巴巴’吗？”服务员错愕之后微笑着说：“芝麻开门。”由此，中国最大的B2B网站诞生了，并衍生了后来的淘宝、天猫、花呗、芝麻信用、蚂蚁金服等，阿里帝国在一个餐厅里起航了。
此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刘强东，正揣着不被理解的尴尬在北京中关村的柜台卖磁盘。他准备复制国美、苏宁的渠道模式，但一场“非典”，却让他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电商道路，他和那位杭州师范大学的老师、金庸迷，两个素未谋面的人殊途同归，成为对手。
2001年 中国入世 与世界交谈
2001年9月13日中国与墨西哥签署双边协议，至此中国与37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全部结束了谈判，两个月后，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组的秘书杰夫瑞·盖特勒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像中国这样独特，其间的曲曲折折可以写成一本书。”但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先跟美国商务部掰了一把手腕。
2001年2月，美国PPG工业公司联合其他两家美国公司，起诉福耀玻璃在美进行倾销，一年之后，美国商务部裁定福耀的倾销税率是11.8%。2001年9月，美国PPG驻加拿大子公司提交对福耀进行反倾销调查，加拿大海关总署裁决福耀玻璃的倾销税率是57%。一时之间，暴雪将至。
在加拿大战场，曹德旺利用美国PPG和中国福耀都是外来户的特点，指出他们不具备控诉福耀的资格。法官问：“被告提出的PPG在加拿大市场卖的玻璃是不是从美国运过来的？”这一问奠定了福耀在加拿大战场的胜利。
而对于棘手的美国战场，曹德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反倾销研究所，聘请龙永图为总顾问，并在美国召集了GDLSK律师事务所一群最有经验的反倾销律师，这是“一记硬手”;而曹德旺还有“一记软手”，他提出福耀在北美市场的销售工作交给PPG去打理，但条件是PPG要帮忙建造浮法玻璃生产线。
福耀与美国PPG的对决是中国入世以来第一次反倾销胜诉的案例，在案件结束五年之后，当初被曹德旺送上联邦巡回法庭被告席的美国商务部部长，访问中国时特地提出要与曹德旺会晤一次。
1997年香港回归。而同年，李书福一脚踏进了汽车行业，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有人问李书福：“你想造汽车，有经验吗？有技术吗？”李书福的回答很经典：“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吗？”上个世纪90年代，政策还不允许民營企业造汽车，所以说吉利一开始是黑户口。第一辆吉利汽车下线的时候，李书福摆了一百桌酒席请社会各界人士光临，但没有一个人敢来捧场。 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曾培炎视察吉利集团，李书福近乎悲情地说：“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几十亿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资金民营企业自负。如果会失败的话，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十年之后，李书福就带领吉利汽车完成了“蛇吞象”的壮举——他一口吃掉了十倍于自己体量的沃尔沃汽车。
2008年 举办北京奥运会 从追随到探索
2008年，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终于实现百年奥运梦想。而这次盛事对于中国的对外形象展示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令很多人不习惯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初的模仿抄袭者，变成了行业探索者。而行业的颠覆与重建，魅力无限又残酷无比。
2014年，北京大学戴威等五位学生萌生了一个想法，为解决校园出行难的问题，号召大家单车共享。一年后，ofo共享计划正式推出，在北大成功获得2000辆共享单车，2015年10月，完成Pre-A轮融资。
就在同一个月，摩拜单车完成了数百万美元的A轮融资。我们不妨做个对比：从创始人身份上说，ofo单车的创始人是五位北大的学生，摩拜单车的创始人胡玮炜有十年的汽车科技媒体经历;从初心上来说，ofo从封闭的校园环境起家，摩拜单车则从开放的社会环境思考;从战略上说，ofo的理念是“骑时更轻松”，并且开放平台，而摩拜单车造价近干元，重达25公斤，主打“安全可靠”;而在地点上，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
“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东西，它与自行车的结合成为共享单车还是中国的首创。
从无到有，从抗拒到适应，中国在很多领域“摸着石头过河”，社会的变化天翻地覆。
而放眼全球，中国的很多企业同样做到“大无可仿”或模式独特无法对标。贴牌生产起家的美的，如今已成长为有1200种产品的家电巨兽;曾同时兼任金山、丫丫、猎豹移动三家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雷军，用“小米加步枪”的精神制造手机，用“互联网十”的方式改造传统制造业;团购市场兴起，王兴带领美团从“百团大战”之中艰难崛起;滴滴和UBER为争夺车辆和客源，掀起补贴大战，一年烧掉近260亿美元……
改革开放除了让人领略时代的多情与无情，制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外，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通过变革的力量，让中华民族重塑自信之心，重拾奋斗之魂！
改革开放释放的市场力量，让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中国民营企业家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忠实的拥趸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他们凭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夹缝中生存壮大。中国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开路先锋，是勇猛无畏的战士。他们与共和国分享着共同的光荣与梦想，在他们身上国家、民族、企业、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回首四十年，大潮涌动，群星灿烂，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谱写着当代史诗。
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家族企业》杂志特制作《四十年四十个家族》系列音频节目，以家族视角、企业家原声讲述那个心潮澎湃的四十年！《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配音李立宏老师倾情献声第一季，喜马拉雅FM独家放送！
向40年来筚路蓝缕的拓荒者致敬！
向40年来荆棘舞蹈的奮斗者致敬！
向40年来继往开来的传承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