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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和二○○六年，三联书店分别推出了皇皇二十卷《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吴宓日记》最重要的缺失是一九四九和一九五○年日记的被毁。吴宓曾经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的日记中说：“宓尤痛心者，乃在宓之乙丑日记、庚寅日记（一九四九、一九五○）各一册，藏存陈老新尼家者，陈老惧祸，竟为代焚毁不留之事。盖此二册日记，其中叙吴宓由武汉飞渝，在此度过解放，并一九五○年父初病至病增，以迄临没及没后诸事，实是惊心动魄、天翻地覆之情景，附有宓做之诗及诸知友之诗词甚多且佳，日记外无存稿，至为可惜。若不交托陈老而自秘藏之，及今日记存而宓亦无祸，悔之晚矣！”这，无论是对吴宓的研究者、读者，还是对那一段历史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今天《吴宓书信集》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尤其是吴宓写给弟弟吴协曼和学生李赋宁的信，袒露了在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他的心态、抉择及其心理动因。是我们探寻一个宝爱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历史转折时期的心路历程的绝佳路径，也为吴宓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吴宓在隆隆炮火和满目疮痍中告别了这个乱世之年，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以这样一句感叹做结：“于是此一岁告终。而宓‘尝感五十六，大梦将醒’之年至矣。”他知道未来的一年将会更加惊心动魄。
事实上，从一九四四年九月起，吴宓就已经开始了他后半生的颠沛生活。西南联大日益浓厚的政治氛围让吴宓感到越来越不适应。所以“一九四六年不肯随清华北上而投武大，一九四九年又甘弃武大而远入西蜀”（致李赋宁，一九六四年元月二十四日）。放弃了清华的聘书和复员费，放弃了那么多熟悉的亲人老友，放弃了他无比眷恋的工字厅。这步步向西的人生轨迹，奠定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转折。其中的曲折历程、隐情与无奈在他的日记中已经有所表露。《吴宓书信集》收录了吴宓致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十封书信，他更清晰地坦陈了自己对清华的眷恋与不舍、纠结与无奈，种种复杂情感历历纸上。在西南的生活，最初也是安适而平顺的。他希望可以远离政治漩涡，享受一点自由的空气。在给亲友的书信中，也一再强调“西南今反而为中国之安乐地”，且颇觉西南漂泊，到处流连之乐。
一九四九年四月，国共和谈破裂，政治局势剑拔弩张，吴宓内心充满了对时局的深深忧虑。他知道“武汉绝不至有大战，亦宓所预知，惟宓以先有渝、蓉讲学之约，又在思想上极不赞成共党，恐日后不能脱出，遂携带全部书籍行李，于四月二十六日离校”（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在武汉大学教书的吴宓由于事先已经接到渝、蓉讲学的邀请，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至渝。并在这年春天写诗表达了入蜀之心：“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见《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447页）至这年七月，他在西安、上海、北平、武汉各地的亲友消息已经“全绝”（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彼时，吴宓的弟弟吴协曼正在台湾的空军服役，主持空军广播电台空中英语讲座。一九四九年，他很想投奔兄长，任重庆相辉学院外文系教员。但吴宓判断解放军入川，必将改制，私立学校均会停办，届时自己与弟弟的职业生活，又将不知如何，“凡此均非宓知”（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这一时期，在给弟弟的信中，他非常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前途命运的无定之感：
万不得已（各校全解散）时，兄将赴江津白沙故友吴芳吉（碧柳）家中暂居避难。（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
今宓不止为生活，且恐平日之思想为共党所不容，必要时，当隐姓埋名，蛰居乡陬，依友或教家馆以度此时期也。（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
将来时局战事不知如何演变，宓或赴成都安居，或赴英美讲学，或到台湾（最后不得已时——来亦只拟任台湾大学教授如萧公权、毛子水皆宓知友例）。（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盖渝、蓉本无西洋文学可言，而今四川成为尾闾残局，假定甲方能保有四川，亦是惶惶不定，学校情形极坏。甲方人士在四川只如逃至室隅，无可再逃，遑云发展？又假定二三月内乙方取得四川，则我辈逃至四川或本居四川者，在乙方视之，皆为罪人，皆为囚虏，静候处罚，恭听训练，——最危险、苦恼，亦不光荣。宓在此，亦不得已，惟求暂时避难苟安，如遇意外横逆，便自沉于嘉陵江。（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宓年五十六，身非国民党员，又无政治兴趣，亦无活动经验，然以中西文学及历史道德之所昭示，由宓之愚，自愿在甲方区域中为一教员或民人。（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这种漂泊无依凝聚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的悲凉。而且也不难看出吴宓在政治方面的迟钝：国府还怎么可能保有四川？他怎么可能再在甲方区域做一个教员？而且本居四川的民人怎么可能“皆为罪人，皆为囚虏”？自沉嘉陵江的决绝之念大概是想起了叶德辉、王国维。但意外的横逆没有出现，他也就没有投身嘉陵江，也没有不得已到要去台湾，更不用隐姓埋名。但是，如果真无路可走，他也许会实践二十年前在王国维灵前的发愿：一九二七年六月，他跪拜于王国维灵前，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自誓：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则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吴宓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所以，自沉嘉陵江并不是文人的撒娇话。
新中国成立之后，吴宓对自己偏居西南的选择还是感到欣慰的。从《吴宓书信集》中披露的信息可以推断，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扬、胡乔木等都曾邀请吴宓进京工作，但都被他一一推却：“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学昭传胡乔木等之雅意，宓即可调职回北京，而宓力却之……”“宓绝不愿任接近政治及时事之工作，如译毛公选集亦非宓所能胜任。纯文学是宓之范围，哲理道德今暂不谈可也。”（致李赋宁，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十年之后的一九六○年，他的学生兼知友李赋宁还在不断劝说他回到北京，并为此而奔走努力的时候，他再一次坦陈了留在西南的理由：“宓之根本态度是不愿常住北京……总之，宓不是愁北京没有位置宓不得回来，而只怕北京有了甚好、极合宜之职务而宓不回京无所借口……宓仍绝不肯回京……总之，宓喜欢并已习惯在北碚。只有‘喜欢’可延长生命，不让我享受此一点的自由，则我即刻必心平气和地、颜色愉快地走入嘉陵江心深水处，了此一生矣。此非威胁，乃是真心。”（致李赋宁，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偏安西南，是吴宓在政治的夹缝中为自己找寻的可以“自由”呼吸的一片空气，当然，他对这“自由”所昭示的未来一点把握都没有。 吴宓选择西南作为安身之所，除了远离政治中心的考虑，还有一大冲动就是皈依佛教：“明年正宓一大转变之时，则舍弃尘俗，专为理想，并归依佛教，此其时矣！（明年必当入蜀赴王恩洋之约）”（《吴宓日记》，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日）
早在一九四六年，他给王恩洋的信中就表达了“宓近年趋向宗教，去年曾有到内江贵院住一年之意”(致王恩洋，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所以，他一直向往师从王恩洋研修佛学，直至到峨眉山出家为僧。据《吴宓日记》记载，王恩洋还曾为吴宓备办了僧服，寄至江津，只是他“后不果往”（《吴宓日记》，一九五二年八月二日）。新中国成立之前，“成渝交通不便，而成都情形危乱”，吴宓遂决定“暂居此（北碚），一面探看成都情形，徐定行止”（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所以他只能止步重庆；而且维持生活，养育家小，也是最现实的问题。缺乏咬牙跺脚的狠断，也太过“多情”“多虑”，放不下的太多，终至于出家未果，最终选择了到书院去教书。
面对现实及个人际遇的重要转折，做出舍弃尘俗、皈依佛教的选择，对吴宓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念头。对宗教他有自己的理解，他的宗教观深受白璧德的启发，也是他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宓认为中国文化之内容，是“以儒学为主佛教为辅。故欲明晓中国的精神、道德、理想，必须‘兼通儒佛’”。他非常赞佩陈寅恪对佛教的态度：“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10页)出家，是他的文化选择，在政治面前无能为力，他要通过佛教来传承文化，延续自己一以贯之的文化立场。
白璧德认为佛教展示的更多是人文而非宗教。人文主义以道德为本，重视人性的完善，而佛教带给人的安详和宁静，有助于人性内省。吴宓也说过：“近人之谈宗教者，每多误解。盖宗教之归足救世，然其本意则为人之自救。故人当为己而信教，绝不为人而信教也。”（吴宓：《我之人生观》，见《学衡》一九二三年四月第十六期）皈依佛教，正是吴宓为自己找到的在历史漩涡中的自救之舟。佛教以修心为总旨，明心见性，其柔美、慈悲、中庸之道与新人文主义对自由、经验和善良的表达同声同气。他希望以佛教获得精神帮助，达到对人文精神的内在坚守。所以，即使出家未果，他多年后仍然表示：“宓近年已革除各种欲望，绝不计较饮食，素仰佛教，更不思肉食……”（致李赋宁，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白璧德曾经告诉自己的学生：“你注意到佛陀的眼睛看上去是闭着的，但完全不是这样，佛并没有睡觉。”（转自陈怀宇：《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二○○五年第五期）没有睡觉的佛陀指示了妙观察智、超越一切凡圣的涅境界。而吴宓也向往努力不懈地修行，保持一个人文主义者应有的清醒，能成为心灵的觉者、智者。
留在西南的吴宓在重庆迎接了解放。一九五○年的《吴宓日记》的被毁，使我们无从细致地了解他在这开天辟地的一年中的所思所想。但是，他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写给李赋宁的一封“生死遗言”，足以看到他的处境和他对文化的一贯态度：
一、目前英国文学与西洋文学不被重视，等于无用；然我辈生平所学得之全部学问，均确有价值，应有自信力，应宝爱其所学。他日政府有暇及此，一般人民之文化进步，此等学问乃必见重。故在此绝续转变之际，必须有耐心，守护其所学，更时时求进益，以为他日用我之所学，报效政府与人民之用。
二、中国旧书，今方以废纸出售，大事销毁。英国文学及西洋文学、哲学、史学旧书籍，亦无人愿存，更无人愿购。然他日一时风气已过去，政府与人民必重视与搜求此类佳书，学者文士，更必珍宝视之。故我等（至少宓与宁）断不可弃书，断不可卖书。宁可受人讥骂，亦必大量细心保存书籍。（致李赋宁，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吴宓不是预言家，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他本着对文化的热爱所表达的这些肺腑之言，无一不被历史所明证。“文化”，是他一生立身安命的关键词。吴宓对文化的态度，自始至终受到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指引。可以说，《吴宓书信集》的出版，再一次证明了在这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时期，这种人文精神是决定他人生选择的坐标。不管现实多么灰暗，他都以保存、发扬光大文化为己任。
新中国成立后，吴宓自然也无法逃避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写出了“思想改造长文”，登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八日重庆《新华日报》，转录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九日北京《光明日报》。当然，他如果没有写关于土改的那些诗，没有因为土改诗而产生的诗案，他也许就不会写那篇思想改造的文章了。但即使检讨了，他的检讨也是有分寸的，没有献媚，没有清算自己，也没有反对他一贯坚持的人文主义。检讨书被翻译成英文对外宣传，他在日记中说“很惭愧”。在给挚友、儒学大师柳诒徵的私人书信里他明确表达了对思想改造的真实态度：“宓虽刊文自责忏，内心仍完全是《学衡》初刊时之思想耳。”（致柳诒徵，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吴宓心里，最怕成为“职业改造家”：“宓早已决定，无论如何，不长居北京，不在北京工作，理由（一）首都政治空气太浓，人事太繁。（二）宓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须不断地发表文章，批判自己之过去，斥骂我平生最敬爱之师友。宁投嘉陵江而死。”（致李赋宁，一九六二年四月某日……十月二十八日）不回北京，是远离政治的一个策略，他和陈寅恪一样，好像一生都在有意和政治中心远离。
被吴宓称之为“职业改造家”的冯、朱、贺三公，是指冯友兰、朱光潜和贺麟。他们都曾经是吴宓的朋友或学生。一九四九年十月，冯友兰就曾经写信给毛泽东，决心改造思想，准备用毛泽东思想重写中国哲学史。而朱光潜公开表态放弃自由主义信仰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吴宓的亲密学生，贺麟也在“洗澡”中进行了自我批判。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在现实政治面前的无能为力，同辈学人纷纷在思想改造中放弃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吴宓感到痛苦。他认为这样的思想改造运动“只是思想改造，只是政治学习，毫不涉及学问与知识者也”。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拒绝改造：“友生中，有知昔年之宓而不知今日之宓者，每为宓担忧，来函鞭策宓之进步与改造，其意固善，但非必需。”（致李赋宁，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所以，劝说他改造思想的人，无论亲人还是朋友，往往被他疏远或绝交。他与诗友金蜜公的关系就是一例：“宓在武汉时，少年师友，惟金蜜公与宓最契，诗函往还亦最密，辛卯后，蜜公多作‘新诗’，并督促宓改造，自是遂疏，终绝。”（致黄有敏，一九五七年元月二十九日） 吴宓心心念念的是对文化的发扬光大。上世纪六十年代，他频繁写信给李赋宁，提醒他阅读《学衡》，并从中领悟新人文主义的精神资源。他如托孤般郑重地说：“宓惟一系心之事，即极知中国文字之美，文化之深厚，尤其儒家孔孟之教，乃救国救世之最良之药。惜乎，今人不知重视，不知利用，为至极可痛可惜者也。宓生死一切随缘，惟（一）宓诗稿、日记、读书笔记若干册，欲得一人而托付之，只望其谨慎秘密保存，不给人看，不令众知，待过一百年后，再取出给世人阅读，作为史料及文学资料，其价值自在也……（二）宓之Humanism西书，即Babbitt先生等名贤之著作，宓尚珍存，不知捐与何校何图书馆为宜。”（致李赋宁，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苦心孤诣令人唏嘘。查《吴宓日记》记载，李赋宁明示无法承担此事，因为自己彻底改造了思想，已和以往决裂了（《吴宓日记》，一九六○年九月十二日）。当年王国维自杀前曾以“文化托命”于陈寅恪、吴宓，而吴宓此时却无人可托，巨大的失望不难想象。
《吴宓书信集》收集了他写给导师白璧德的英文书信十一封。信中详细阐明了他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态度，且终生信服，无论外界的政治形势多么动荡。
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理性和道德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力量和理想追寻，是人类文化的第一要素。由此，人类才能提升自身，达到人性的高度。在中国，有孔子以“德”为主，德智兼行，协和万邦的这一中国文化原典精神，在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理想与理性合一，“熔铸之，贯通之”，凝聚成世界文化之精华。而文化传承要以“一”与“多”的统一为基础，人的心智若想保持健全，就必须保持一多平衡。很多民族就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而灭亡的。“一”是存在于绝对理念中的精神世界，“多”是属于人生中的现实体验，人文主义要求在“多”中求“一”，使“人事之律”先于“物质之律”,达到一种道德提升，才能使文化发扬光大。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吴宓就是依据这一观念，与新文化运动展开论战。一九二三年七月，他写信给白璧德说：“自从我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我无能为力，只是想到中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努力，如成功，那么自一八九○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以其民族衰败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最引人注目的篇章。”（致白璧德，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他据此创办《学衡》，并试图以此抵制和补救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文主义的理想不但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根本认识，也是他用来拯救这个世界的武器。因为他认为：“没有国家能从道德沉沦中自救，一旦人民沦落，任何强大的帝国必然倒塌。”（致庄士敦，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正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这场革命以“斗、批、改”的方式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吴宓仍然在给同为白璧德学生的郭斌信中从容地表达了他对人文主义的忠诚信仰：“宓处人文主义之书，均全保存。最近晚间，且读白师之著作，佩仰之心，不减昔年也。”(致郭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在那个非常时期，吴宓写出的书信也和他的日记一样，或被查封，或被没收。他在给亲人的信中就坦陈了这种艰难处境：“一九七○年元旦前后，宓曾寄出十几封信，与各地亲友：内有学淑、学文，陈寅恪，刘弘度兄。但据工宣队管理员告宓，说：凡宓所写出之信，已被管理员全部截留（邮局）追回（收信人所在之管理委员会）而拆阅，并加以没收。故知该信皆未达到。但管理员又说：你尽可随意、自由和一切亲友通信。宓却未再写出信去。”（致吴学淑、吴学文、陈心一，一九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发出）所以，除却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吴宓还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有一封问询陈寅恪下落的信件之外，《吴宓书信集》所收录的全部私人书信正是止于一九七○年。逼仄的政治环境，使吴宓不得不放弃了用书信与友人交流的精神空间。
与对日记的珍视一样，他也同样珍视自己写出的每一封书信。他曾对其在成都燕京大学学生程佳因说：“我每次都会回复您的来信，这样您可以把我写给您的信，如范妮·伯尼与约翰逊博士或贝蒂娜·勃伦塔与歌德的通信那样，结为一集；不过我从不敢把自己和这些辉煌的名字相提并论。”（致程佳因，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正像《吴宓书信集》的整理者在“后记”中所说：“人们常说书信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性行，尤其是写给知己朋友的信，而父亲恰又是一个性情中人。”在这些书信中，他敞开胸扉，直抒胸臆。对文化的态度，对学生的教诲，对时局的看法，对自己的评说……跃然纸上。很多收信人也把吴宓书信当做瑰宝留存。程佳因辗转美国求学工作半个多世纪，一直把老师的书信奉为精神珍宝，带在身边。在听到吴宓的书信将要整理出版的消息时，迅速托人带回国内交给整理者。吴宓的很多书信和他特定时期的日记一样，都是他在没有自由呼吸、精神压抑情况下活下去的心灵通道和自我治疗。吴宓曾说：“经历过很多欢乐与痛苦使人善良而软弱；善与恶的知识使人聪明而悲伤。”(吴宓：《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23页)吴宓的书信显示了他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显示了他古典而浪漫、偏执而温情的生命特质，这些信让后人惭愧也骄傲，惭愧我们民族居然有过那样不人不鬼的年代，骄傲的是：就是那样的年代依然有着为信念而坚守的人。
《吴宓书信集》所收录的这些书信，时间跨度达六十年之久，从一九一六到一九七一年。虽然不可能囊括作者书信的全部，但鉴于中国社会的动荡历史和每一个收信人所历经的颠沛流离，这些书信的收集实属不易。就像新人文主义是稀有金属一样，这些书信也是宝贵的精神标本。《吴宓书信集》的出版，可以和吴宓的日记互为参照，再现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文主义者的文化情怀。
（《吴宓书信集》，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一年版，36.00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吴宓在隆隆炮火和满目疮痍中告别了这个乱世之年，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以这样一句感叹做结：“于是此一岁告终。而宓‘尝感五十六，大梦将醒’之年至矣。”他知道未来的一年将会更加惊心动魄。
事实上，从一九四四年九月起，吴宓就已经开始了他后半生的颠沛生活。西南联大日益浓厚的政治氛围让吴宓感到越来越不适应。所以“一九四六年不肯随清华北上而投武大，一九四九年又甘弃武大而远入西蜀”（致李赋宁，一九六四年元月二十四日）。放弃了清华的聘书和复员费，放弃了那么多熟悉的亲人老友，放弃了他无比眷恋的工字厅。这步步向西的人生轨迹，奠定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转折。其中的曲折历程、隐情与无奈在他的日记中已经有所表露。《吴宓书信集》收录了吴宓致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十封书信，他更清晰地坦陈了自己对清华的眷恋与不舍、纠结与无奈，种种复杂情感历历纸上。在西南的生活，最初也是安适而平顺的。他希望可以远离政治漩涡，享受一点自由的空气。在给亲友的书信中，也一再强调“西南今反而为中国之安乐地”，且颇觉西南漂泊，到处流连之乐。
一九四九年四月，国共和谈破裂，政治局势剑拔弩张，吴宓内心充满了对时局的深深忧虑。他知道“武汉绝不至有大战，亦宓所预知，惟宓以先有渝、蓉讲学之约，又在思想上极不赞成共党，恐日后不能脱出，遂携带全部书籍行李，于四月二十六日离校”（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在武汉大学教书的吴宓由于事先已经接到渝、蓉讲学的邀请，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至渝。并在这年春天写诗表达了入蜀之心：“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见《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447页）至这年七月，他在西安、上海、北平、武汉各地的亲友消息已经“全绝”（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彼时，吴宓的弟弟吴协曼正在台湾的空军服役，主持空军广播电台空中英语讲座。一九四九年，他很想投奔兄长，任重庆相辉学院外文系教员。但吴宓判断解放军入川，必将改制，私立学校均会停办，届时自己与弟弟的职业生活，又将不知如何，“凡此均非宓知”（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这一时期，在给弟弟的信中，他非常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前途命运的无定之感：
万不得已（各校全解散）时，兄将赴江津白沙故友吴芳吉（碧柳）家中暂居避难。（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
今宓不止为生活，且恐平日之思想为共党所不容，必要时，当隐姓埋名，蛰居乡陬，依友或教家馆以度此时期也。（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
将来时局战事不知如何演变，宓或赴成都安居，或赴英美讲学，或到台湾（最后不得已时——来亦只拟任台湾大学教授如萧公权、毛子水皆宓知友例）。（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盖渝、蓉本无西洋文学可言，而今四川成为尾闾残局，假定甲方能保有四川，亦是惶惶不定，学校情形极坏。甲方人士在四川只如逃至室隅，无可再逃，遑云发展？又假定二三月内乙方取得四川，则我辈逃至四川或本居四川者，在乙方视之，皆为罪人，皆为囚虏，静候处罚，恭听训练，——最危险、苦恼，亦不光荣。宓在此，亦不得已，惟求暂时避难苟安，如遇意外横逆，便自沉于嘉陵江。（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宓年五十六，身非国民党员，又无政治兴趣，亦无活动经验，然以中西文学及历史道德之所昭示，由宓之愚，自愿在甲方区域中为一教员或民人。（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这种漂泊无依凝聚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的悲凉。而且也不难看出吴宓在政治方面的迟钝：国府还怎么可能保有四川？他怎么可能再在甲方区域做一个教员？而且本居四川的民人怎么可能“皆为罪人，皆为囚虏”？自沉嘉陵江的决绝之念大概是想起了叶德辉、王国维。但意外的横逆没有出现，他也就没有投身嘉陵江，也没有不得已到要去台湾，更不用隐姓埋名。但是，如果真无路可走，他也许会实践二十年前在王国维灵前的发愿：一九二七年六月，他跪拜于王国维灵前，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自誓：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则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吴宓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所以，自沉嘉陵江并不是文人的撒娇话。
新中国成立之后，吴宓对自己偏居西南的选择还是感到欣慰的。从《吴宓书信集》中披露的信息可以推断，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扬、胡乔木等都曾邀请吴宓进京工作，但都被他一一推却：“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学昭传胡乔木等之雅意，宓即可调职回北京，而宓力却之……”“宓绝不愿任接近政治及时事之工作，如译毛公选集亦非宓所能胜任。纯文学是宓之范围，哲理道德今暂不谈可也。”（致李赋宁，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十年之后的一九六○年，他的学生兼知友李赋宁还在不断劝说他回到北京，并为此而奔走努力的时候，他再一次坦陈了留在西南的理由：“宓之根本态度是不愿常住北京……总之，宓不是愁北京没有位置宓不得回来，而只怕北京有了甚好、极合宜之职务而宓不回京无所借口……宓仍绝不肯回京……总之，宓喜欢并已习惯在北碚。只有‘喜欢’可延长生命，不让我享受此一点的自由，则我即刻必心平气和地、颜色愉快地走入嘉陵江心深水处，了此一生矣。此非威胁，乃是真心。”（致李赋宁，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偏安西南，是吴宓在政治的夹缝中为自己找寻的可以“自由”呼吸的一片空气，当然，他对这“自由”所昭示的未来一点把握都没有。 吴宓选择西南作为安身之所，除了远离政治中心的考虑，还有一大冲动就是皈依佛教：“明年正宓一大转变之时，则舍弃尘俗，专为理想，并归依佛教，此其时矣！（明年必当入蜀赴王恩洋之约）”（《吴宓日记》，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日）
早在一九四六年，他给王恩洋的信中就表达了“宓近年趋向宗教，去年曾有到内江贵院住一年之意”(致王恩洋，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所以，他一直向往师从王恩洋研修佛学，直至到峨眉山出家为僧。据《吴宓日记》记载，王恩洋还曾为吴宓备办了僧服，寄至江津，只是他“后不果往”（《吴宓日记》，一九五二年八月二日）。新中国成立之前，“成渝交通不便，而成都情形危乱”，吴宓遂决定“暂居此（北碚），一面探看成都情形，徐定行止”（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所以他只能止步重庆；而且维持生活，养育家小，也是最现实的问题。缺乏咬牙跺脚的狠断，也太过“多情”“多虑”，放不下的太多，终至于出家未果，最终选择了到书院去教书。
面对现实及个人际遇的重要转折，做出舍弃尘俗、皈依佛教的选择，对吴宓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念头。对宗教他有自己的理解，他的宗教观深受白璧德的启发，也是他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宓认为中国文化之内容，是“以儒学为主佛教为辅。故欲明晓中国的精神、道德、理想，必须‘兼通儒佛’”。他非常赞佩陈寅恪对佛教的态度：“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10页)出家，是他的文化选择，在政治面前无能为力，他要通过佛教来传承文化，延续自己一以贯之的文化立场。
白璧德认为佛教展示的更多是人文而非宗教。人文主义以道德为本，重视人性的完善，而佛教带给人的安详和宁静，有助于人性内省。吴宓也说过：“近人之谈宗教者，每多误解。盖宗教之归足救世，然其本意则为人之自救。故人当为己而信教，绝不为人而信教也。”（吴宓：《我之人生观》，见《学衡》一九二三年四月第十六期）皈依佛教，正是吴宓为自己找到的在历史漩涡中的自救之舟。佛教以修心为总旨，明心见性，其柔美、慈悲、中庸之道与新人文主义对自由、经验和善良的表达同声同气。他希望以佛教获得精神帮助，达到对人文精神的内在坚守。所以，即使出家未果，他多年后仍然表示：“宓近年已革除各种欲望，绝不计较饮食，素仰佛教，更不思肉食……”（致李赋宁，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白璧德曾经告诉自己的学生：“你注意到佛陀的眼睛看上去是闭着的，但完全不是这样，佛并没有睡觉。”（转自陈怀宇：《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二○○五年第五期）没有睡觉的佛陀指示了妙观察智、超越一切凡圣的涅境界。而吴宓也向往努力不懈地修行，保持一个人文主义者应有的清醒，能成为心灵的觉者、智者。
留在西南的吴宓在重庆迎接了解放。一九五○年的《吴宓日记》的被毁，使我们无从细致地了解他在这开天辟地的一年中的所思所想。但是，他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写给李赋宁的一封“生死遗言”，足以看到他的处境和他对文化的一贯态度：
一、目前英国文学与西洋文学不被重视，等于无用；然我辈生平所学得之全部学问，均确有价值，应有自信力，应宝爱其所学。他日政府有暇及此，一般人民之文化进步，此等学问乃必见重。故在此绝续转变之际，必须有耐心，守护其所学，更时时求进益，以为他日用我之所学，报效政府与人民之用。
二、中国旧书，今方以废纸出售，大事销毁。英国文学及西洋文学、哲学、史学旧书籍，亦无人愿存，更无人愿购。然他日一时风气已过去，政府与人民必重视与搜求此类佳书，学者文士，更必珍宝视之。故我等（至少宓与宁）断不可弃书，断不可卖书。宁可受人讥骂，亦必大量细心保存书籍。（致李赋宁，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吴宓不是预言家，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他本着对文化的热爱所表达的这些肺腑之言，无一不被历史所明证。“文化”，是他一生立身安命的关键词。吴宓对文化的态度，自始至终受到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指引。可以说，《吴宓书信集》的出版，再一次证明了在这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时期，这种人文精神是决定他人生选择的坐标。不管现实多么灰暗，他都以保存、发扬光大文化为己任。
新中国成立后，吴宓自然也无法逃避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写出了“思想改造长文”，登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八日重庆《新华日报》，转录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九日北京《光明日报》。当然，他如果没有写关于土改的那些诗，没有因为土改诗而产生的诗案，他也许就不会写那篇思想改造的文章了。但即使检讨了，他的检讨也是有分寸的，没有献媚，没有清算自己，也没有反对他一贯坚持的人文主义。检讨书被翻译成英文对外宣传，他在日记中说“很惭愧”。在给挚友、儒学大师柳诒徵的私人书信里他明确表达了对思想改造的真实态度：“宓虽刊文自责忏，内心仍完全是《学衡》初刊时之思想耳。”（致柳诒徵，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吴宓心里，最怕成为“职业改造家”：“宓早已决定，无论如何，不长居北京，不在北京工作，理由（一）首都政治空气太浓，人事太繁。（二）宓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须不断地发表文章，批判自己之过去，斥骂我平生最敬爱之师友。宁投嘉陵江而死。”（致李赋宁，一九六二年四月某日……十月二十八日）不回北京，是远离政治的一个策略，他和陈寅恪一样，好像一生都在有意和政治中心远离。
被吴宓称之为“职业改造家”的冯、朱、贺三公，是指冯友兰、朱光潜和贺麟。他们都曾经是吴宓的朋友或学生。一九四九年十月，冯友兰就曾经写信给毛泽东，决心改造思想，准备用毛泽东思想重写中国哲学史。而朱光潜公开表态放弃自由主义信仰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吴宓的亲密学生，贺麟也在“洗澡”中进行了自我批判。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在现实政治面前的无能为力，同辈学人纷纷在思想改造中放弃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吴宓感到痛苦。他认为这样的思想改造运动“只是思想改造，只是政治学习，毫不涉及学问与知识者也”。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拒绝改造：“友生中，有知昔年之宓而不知今日之宓者，每为宓担忧，来函鞭策宓之进步与改造，其意固善，但非必需。”（致李赋宁，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所以，劝说他改造思想的人，无论亲人还是朋友，往往被他疏远或绝交。他与诗友金蜜公的关系就是一例：“宓在武汉时，少年师友，惟金蜜公与宓最契，诗函往还亦最密，辛卯后，蜜公多作‘新诗’，并督促宓改造，自是遂疏，终绝。”（致黄有敏，一九五七年元月二十九日） 吴宓心心念念的是对文化的发扬光大。上世纪六十年代，他频繁写信给李赋宁，提醒他阅读《学衡》，并从中领悟新人文主义的精神资源。他如托孤般郑重地说：“宓惟一系心之事，即极知中国文字之美，文化之深厚，尤其儒家孔孟之教，乃救国救世之最良之药。惜乎，今人不知重视，不知利用，为至极可痛可惜者也。宓生死一切随缘，惟（一）宓诗稿、日记、读书笔记若干册，欲得一人而托付之，只望其谨慎秘密保存，不给人看，不令众知，待过一百年后，再取出给世人阅读，作为史料及文学资料，其价值自在也……（二）宓之Humanism西书，即Babbitt先生等名贤之著作，宓尚珍存，不知捐与何校何图书馆为宜。”（致李赋宁，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苦心孤诣令人唏嘘。查《吴宓日记》记载，李赋宁明示无法承担此事，因为自己彻底改造了思想，已和以往决裂了（《吴宓日记》，一九六○年九月十二日）。当年王国维自杀前曾以“文化托命”于陈寅恪、吴宓，而吴宓此时却无人可托，巨大的失望不难想象。
《吴宓书信集》收集了他写给导师白璧德的英文书信十一封。信中详细阐明了他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态度，且终生信服，无论外界的政治形势多么动荡。
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理性和道德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力量和理想追寻，是人类文化的第一要素。由此，人类才能提升自身，达到人性的高度。在中国，有孔子以“德”为主，德智兼行，协和万邦的这一中国文化原典精神，在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理想与理性合一，“熔铸之，贯通之”，凝聚成世界文化之精华。而文化传承要以“一”与“多”的统一为基础，人的心智若想保持健全，就必须保持一多平衡。很多民族就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而灭亡的。“一”是存在于绝对理念中的精神世界，“多”是属于人生中的现实体验，人文主义要求在“多”中求“一”，使“人事之律”先于“物质之律”,达到一种道德提升，才能使文化发扬光大。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吴宓就是依据这一观念，与新文化运动展开论战。一九二三年七月，他写信给白璧德说：“自从我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我无能为力，只是想到中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努力，如成功，那么自一八九○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以其民族衰败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最引人注目的篇章。”（致白璧德，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他据此创办《学衡》，并试图以此抵制和补救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文主义的理想不但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根本认识，也是他用来拯救这个世界的武器。因为他认为：“没有国家能从道德沉沦中自救，一旦人民沦落，任何强大的帝国必然倒塌。”（致庄士敦，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正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这场革命以“斗、批、改”的方式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吴宓仍然在给同为白璧德学生的郭斌信中从容地表达了他对人文主义的忠诚信仰：“宓处人文主义之书，均全保存。最近晚间，且读白师之著作，佩仰之心，不减昔年也。”(致郭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在那个非常时期，吴宓写出的书信也和他的日记一样，或被查封，或被没收。他在给亲人的信中就坦陈了这种艰难处境：“一九七○年元旦前后，宓曾寄出十几封信，与各地亲友：内有学淑、学文，陈寅恪，刘弘度兄。但据工宣队管理员告宓，说：凡宓所写出之信，已被管理员全部截留（邮局）追回（收信人所在之管理委员会）而拆阅，并加以没收。故知该信皆未达到。但管理员又说：你尽可随意、自由和一切亲友通信。宓却未再写出信去。”（致吴学淑、吴学文、陈心一，一九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发出）所以，除却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吴宓还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有一封问询陈寅恪下落的信件之外，《吴宓书信集》所收录的全部私人书信正是止于一九七○年。逼仄的政治环境，使吴宓不得不放弃了用书信与友人交流的精神空间。
与对日记的珍视一样，他也同样珍视自己写出的每一封书信。他曾对其在成都燕京大学学生程佳因说：“我每次都会回复您的来信，这样您可以把我写给您的信，如范妮·伯尼与约翰逊博士或贝蒂娜·勃伦塔与歌德的通信那样，结为一集；不过我从不敢把自己和这些辉煌的名字相提并论。”（致程佳因，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正像《吴宓书信集》的整理者在“后记”中所说：“人们常说书信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性行，尤其是写给知己朋友的信，而父亲恰又是一个性情中人。”在这些书信中，他敞开胸扉，直抒胸臆。对文化的态度，对学生的教诲，对时局的看法，对自己的评说……跃然纸上。很多收信人也把吴宓书信当做瑰宝留存。程佳因辗转美国求学工作半个多世纪，一直把老师的书信奉为精神珍宝，带在身边。在听到吴宓的书信将要整理出版的消息时，迅速托人带回国内交给整理者。吴宓的很多书信和他特定时期的日记一样，都是他在没有自由呼吸、精神压抑情况下活下去的心灵通道和自我治疗。吴宓曾说：“经历过很多欢乐与痛苦使人善良而软弱；善与恶的知识使人聪明而悲伤。”(吴宓：《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23页)吴宓的书信显示了他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显示了他古典而浪漫、偏执而温情的生命特质，这些信让后人惭愧也骄傲，惭愧我们民族居然有过那样不人不鬼的年代，骄傲的是：就是那样的年代依然有着为信念而坚守的人。
《吴宓书信集》所收录的这些书信，时间跨度达六十年之久，从一九一六到一九七一年。虽然不可能囊括作者书信的全部，但鉴于中国社会的动荡历史和每一个收信人所历经的颠沛流离，这些书信的收集实属不易。就像新人文主义是稀有金属一样，这些书信也是宝贵的精神标本。《吴宓书信集》的出版，可以和吴宓的日记互为参照，再现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文主义者的文化情怀。
（《吴宓书信集》，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一年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