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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下午，八个 “食指党”，一起拥入上海小南门的一处院子里。他们从上海杨浦、徐汇、长宁等地赶来，有戴着眼镜的小伙子、搽着香水的女郎、斜挎着小包的上班族，他们举着iPhone、佳能、奥林巴斯相机，长枪短炮，齐齐对准破败的一面墙，咔嚓、咔嚓。
这面墙上刻畫着一幅女人的面部肖像。女人称不上漂亮，头发凌乱，像是在风中吹过，但根根分明；她的鼻头两边有很深的皱纹，眼袋略微垂了下来，一双眼睛俯视着前方。
夕阳的余晖洒在墙头，从侧面残垣上投下的阴影把墙面分成两半，明暗交界线几乎一一对应地沿着畫中人的侧面轮廓泻下来。
这群“食指党”的“带头大哥”Herrick称之为“废墟的面孔”，他拍下的这张图被他的同伴“夏洛特”称为“人像和影子的对话”。
“唉，”一同前来的Sara说，“只是，不知畫中人身在何处。”
畫中人
畫中人就住在这幅畫的后面。此刻，她正在用一双筷子搅拌碗里的鸡蛋，准备给两岁半的儿子做蒸蛋。
她是李海英，今年44岁。22年前，她从河南来到上海，跟随父母打工；3年前，她嫁给了一个上海男人，就生活在被拆迁折磨了10年的房子里。
这是处没有拆完的院子，三面被高档住宅楼环抱着，靠近黄浦江南外滩。院子的门口就是小南门地铁站，南接王家码头路，从这里建起的高楼上可以望见璀璨的东方明珠。院子里到处是断壁残垣，低矮破败的楼房上还搭着摇摇欲坠的木板，弯曲、狭窄的弄堂过道两边，一根根晾衣竿分别架在两户人家的窗台上，男人低着头、弯着腰躲避晾衣竿上迎风招展的五颜六色的衣服，一不小心，他的脸就会扑上正在晾晒的小孩的尿布或是女人的内衣。
这是老上海留下的印记。
十年来，李海英房子周围就开始被拆，现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钉子户”。去年九月，这里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几卡车的拆迁队，带着铲土机拥上来”，李海英回忆说，自己站在前面挡住：“你先轧死我好了！”
她一家八口人，就挤在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阴暗、低矮，抬手就可以触摸到房顶；连接二楼的楼梯陡峭而狭窄，台阶大约15厘米，容不下一只脚。
“不过，周围人搬走之后，我家面积大了许多。”李海英大笑，“家虽然小，但五脏俱全。”
“这是我家的车库”，她指着已经被拆掉的邻居家的一间房子，只剩下两面墙，天花板就是蓝天，停放着两辆自行车；“这是我家的菜地”，两平方米不到的长方形菜地，六根小青菜和可以数得着的韭菜；“这是我家的杂物房”，一个婴儿澡盆，七八个已经没有水的5升矿泉水塑料桶被一根绳子拴着，门上挂着风干的咸鱼、咸鸡，“我老公的厨艺是一流的”，她得意地说；“喏，那是茶室。”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压根就是屋外的一块空地嘛。
“来了客人，我就搬两个凳子坐在外面晒太阳，喝茶。”李海英越说，笑声越大。
不过，她对近半个月络绎不绝的围观者并不感兴趣。为此，她特意戴上一顶帽子，对一位中年男人说：“我也不知道畫中人是谁。和我很像？不会吧。”
她对记者也心存戒备，去年闹得最凶的那次，她打过报社的热线，没有人理她。一位上海的老记者两周前来拜访她，她冷冷地说：“记者的笔，是可以杀人的。”这位老记者非常震惊。正巧，他随身带了一本《南方人物周刊》，上面刊登了他拍摄的一组照片，记载了在上海动迁中的冲突和悲喜剧。李海英翻了几页，抬头盯住他：“真是你拍的？”
她站在自己的畫像前，与自己合了一张影。
渐渐地，她开始逐渐能理解，为何那么多人对墙上的她如此感兴趣。唉，都是一个葡萄牙小伙子的突然造访带来的。
“拆墙者”
“好像是2月3日下午，两个外国人，一男一女，还有一个翻译来到我家。他们说自己是艺术家，在这附近转了转，最后选了我家这堵墙，想作一幅畫，问我们行不行。 我觉得这墙破破烂烂的，也没啥，就同意了。”李海英回忆道，“他们接下来说，需要一个人做原型，想给我婆婆拍张照片，我婆婆说自己长得不好看，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艺术家也不容易，就说‘拍我吧’。”
后来，李海英知道这个年轻的外国小伙子叫Vhils， 24岁，“很帅，一看就知道不是美国人，肯定是欧洲人。电视上都是那么演的：满脸胡子、双眼皮、大眼睛、白皮肤。”
生于葡萄牙里斯本的Vhils善于用非比寻常的手法来搞创作：他用酸液或漂白水，腐蚀在木头、旧报纸、旧海报或者捡来的木板上作畫；他还善于使用锤子、凿子还有机械钻顺着镂花模样敲打墙面。总之，他善于“在破坏中创作”。
Vhils将在3月底在上海做个展，而他这次来上海是为了“采风”，到处走访寻找合适的创作对象。在此之前，Vhils曾在莫干山路50号租下了比利时人Christophe Demaitre的工作室。莫干山路50号一带是上海的最大的艺术区，也是在那里，Vhils在“全上海最大的涂鸦墙”上面，用锤子和凿子留下一件“拆墙”杰作，并且刻上了他的签名。
当然，直到Vhils带着锤子和凿子来“拆”她家的墙之前，李海英都不知道这个艺术家何许人也。
艺术家做事很有计划性：2月4日下午5、6点钟，他再次来到小南门，安排了一位“导演”为李海英拍照，Vhils要“抓住她的一瞥”；2月5日傍晚，他带着笔记本电脑和投影仪，三顾李家。
“他选了一张照片给我看，我说‘I like it’。”李海英会一点点英文，“那个艺术家借了我家的电，把我的照片投影在墙上，然后用我也没见过的黑色的笔在墙上描我的轮廓。一直干到晚上8、9点钟才干完。他们还问我有没有午睡的习惯，我说有。我觉得挺奇怪的，不就是畫畫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原因的，他很有礼貌。”
因为，锤子要登场了。李海英见识过锤子的威力，拆迁队来拆房有时候会抡起它；不过，Vhils这把锤子小巧、精致得多，它也是来破坏的，是一种善意的破坏。
2月7日下午3、4点钟，当天气温0-3摄氏度，偏北风5-6级。Vhils带着5、6个外国人和一个中文翻译来到了李海英家。拿锤子的人脱掉了外套，只穿着一件T恤。Vhils拿起锤子和凿子，在墙上小心翼翼地敲打起来，另一个“拆墙者”在旁边一间公共厕所的外墙上，则在凿另外一幅肖像。
“我正好出门买东西，看见五六个老外在敲打墙。我还以为是民工来拆房子的。我说‘你们不要动’！”这个院子的拆迁户梅女士说，“李海英跟我说，没事，这是艺术家。我当时觉得很无聊，他们闲着没事干了。现在觉得还挺好看的。”
被遗弃和丢弃的
这幅肖像立刻成了上海的新景点，由于这个拆迁户的存在，甚至得到了比Vhils在M50等艺术区创作的作品更多的关注，每天都有一拨一拨的人来围观、拍照。
“你觉得这幅畫什么地方吸引你？”我问Herrick。
“我觉得，我们在城市的发展中少了一些对人性的关怀，而这幅肖像帮我们找回了。”Herrick说。
这句话击中了Vhils的本意。“我试图表现城市中的人性，尤其是在被抛弃的地方，”Vhils在2月21日凌晨答复本刊记者的邮件中说：
“我喜欢将普通老百姓纳入畫像，我的作品以普通人为原型，并尽量让旁观者从这个普通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在这个时代，这些旁观者也同样生存艰难。个体身上有挖掘不尽的素材，我们都一样，都是普通英雄，那么的默默无闻，在生活的海洋里苦苦挣扎。”
在以李海英为原型的这幅作品中，Vhils特意剥离了墙壁表面的涂层，保留更深更原始的砖块、水泥，借以“表现一些被我们遗忘和丢弃的东西”。
“这些遗失的记忆让今日的我们更完整。当今生活的步履过于匆忙，一路走来，我们遗失了太多的东西，而我就是尽量凸显这种衰颓的诗意。”Vhils說。
Vhils走之前，给李海英做了一个三四分钟的录像采访。
“他们问我，你对城市的看法是什么？我说，城市的基调应该是文明与和谐。最后他们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我说没啥打算，就是照顾好家人，我的孩子还小，家里还有老人，离开家没有安全感。”李海英说。
尽管她的房子面临拆迁，但李海英依然努力地向国际友人展示积极的一面。她爱上海，她不说自己是河南人，她说着流利的上海话，住在1930年代夫家传承下来的老房子里，更重要的是她的丈夫、孩子和家人就在这座城市。“我觉得党和政府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个别人在抹黑政府的形象。国庆60周年的时候，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国庆大典，内心很激动，我也经常看抗日题材的电视剧，觉得国家强大起来挺不容易。”
Vhils也许不会理解生活在当下中国一个“钉子户”的真实感受。在他的祖国葡萄牙，行政部门的任何征收行为都要受1991年颁行的《征收法典》八编九十八个条款的约束，“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对被征收人的私权保护”。
对于中国互联网上对这幅作品的解读和诠释，Vhils也看到了。在他看来，“与李女士的碰面是一个质朴而美好的邂逅。这就是一幅她的艺术肖像，我想抓住她的一瞥，然后刻在墙上，如此而已。尽管我看到了人们对我的作品的不同解读和观点，但我不想评判。我是一个过客”。
这个“过客”还会再来上海的，而且他说还要和李海英一起合影。不过，这幅肖像和不断前来的围观者显然已经引起了拆迁部门的注意。就在2月19日下午，四个穿夹克的人在远处眺望这幅畫，其中一个人做出了“锤子击打凿子”的手势。
“他们就是动迁组的人，肯定又在打什么主意了。”拆迁户说。
可是，当Vhils春天再来的时候，如果发现他的作品不见了，他该到哪里和李海英合影，以兑现他的承诺呢？
上海王家码头路磨坊弄26弄3号，李海英在自己的畫像前，断垣残壁就是她的家。
这面墙上刻畫着一幅女人的面部肖像。女人称不上漂亮，头发凌乱，像是在风中吹过，但根根分明；她的鼻头两边有很深的皱纹，眼袋略微垂了下来，一双眼睛俯视着前方。
夕阳的余晖洒在墙头，从侧面残垣上投下的阴影把墙面分成两半，明暗交界线几乎一一对应地沿着畫中人的侧面轮廓泻下来。
这群“食指党”的“带头大哥”Herrick称之为“废墟的面孔”，他拍下的这张图被他的同伴“夏洛特”称为“人像和影子的对话”。
“唉，”一同前来的Sara说，“只是，不知畫中人身在何处。”
畫中人
畫中人就住在这幅畫的后面。此刻，她正在用一双筷子搅拌碗里的鸡蛋，准备给两岁半的儿子做蒸蛋。
她是李海英，今年44岁。22年前，她从河南来到上海，跟随父母打工；3年前，她嫁给了一个上海男人，就生活在被拆迁折磨了10年的房子里。
这是处没有拆完的院子，三面被高档住宅楼环抱着，靠近黄浦江南外滩。院子的门口就是小南门地铁站，南接王家码头路，从这里建起的高楼上可以望见璀璨的东方明珠。院子里到处是断壁残垣，低矮破败的楼房上还搭着摇摇欲坠的木板，弯曲、狭窄的弄堂过道两边，一根根晾衣竿分别架在两户人家的窗台上，男人低着头、弯着腰躲避晾衣竿上迎风招展的五颜六色的衣服，一不小心，他的脸就会扑上正在晾晒的小孩的尿布或是女人的内衣。
这是老上海留下的印记。
十年来，李海英房子周围就开始被拆，现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钉子户”。去年九月，这里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几卡车的拆迁队，带着铲土机拥上来”，李海英回忆说，自己站在前面挡住：“你先轧死我好了！”
她一家八口人，就挤在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阴暗、低矮，抬手就可以触摸到房顶；连接二楼的楼梯陡峭而狭窄，台阶大约15厘米，容不下一只脚。
“不过，周围人搬走之后，我家面积大了许多。”李海英大笑，“家虽然小，但五脏俱全。”
“这是我家的车库”，她指着已经被拆掉的邻居家的一间房子，只剩下两面墙，天花板就是蓝天，停放着两辆自行车；“这是我家的菜地”，两平方米不到的长方形菜地，六根小青菜和可以数得着的韭菜；“这是我家的杂物房”，一个婴儿澡盆，七八个已经没有水的5升矿泉水塑料桶被一根绳子拴着，门上挂着风干的咸鱼、咸鸡，“我老公的厨艺是一流的”，她得意地说；“喏，那是茶室。”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压根就是屋外的一块空地嘛。
“来了客人，我就搬两个凳子坐在外面晒太阳，喝茶。”李海英越说，笑声越大。
不过，她对近半个月络绎不绝的围观者并不感兴趣。为此，她特意戴上一顶帽子，对一位中年男人说：“我也不知道畫中人是谁。和我很像？不会吧。”
她对记者也心存戒备，去年闹得最凶的那次，她打过报社的热线，没有人理她。一位上海的老记者两周前来拜访她，她冷冷地说：“记者的笔，是可以杀人的。”这位老记者非常震惊。正巧，他随身带了一本《南方人物周刊》，上面刊登了他拍摄的一组照片，记载了在上海动迁中的冲突和悲喜剧。李海英翻了几页，抬头盯住他：“真是你拍的？”
她站在自己的畫像前，与自己合了一张影。
渐渐地，她开始逐渐能理解，为何那么多人对墙上的她如此感兴趣。唉，都是一个葡萄牙小伙子的突然造访带来的。
“拆墙者”
“好像是2月3日下午，两个外国人，一男一女，还有一个翻译来到我家。他们说自己是艺术家，在这附近转了转，最后选了我家这堵墙，想作一幅畫，问我们行不行。 我觉得这墙破破烂烂的，也没啥，就同意了。”李海英回忆道，“他们接下来说，需要一个人做原型，想给我婆婆拍张照片，我婆婆说自己长得不好看，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艺术家也不容易，就说‘拍我吧’。”
后来，李海英知道这个年轻的外国小伙子叫Vhils， 24岁，“很帅，一看就知道不是美国人，肯定是欧洲人。电视上都是那么演的：满脸胡子、双眼皮、大眼睛、白皮肤。”
生于葡萄牙里斯本的Vhils善于用非比寻常的手法来搞创作：他用酸液或漂白水，腐蚀在木头、旧报纸、旧海报或者捡来的木板上作畫；他还善于使用锤子、凿子还有机械钻顺着镂花模样敲打墙面。总之，他善于“在破坏中创作”。
Vhils将在3月底在上海做个展，而他这次来上海是为了“采风”，到处走访寻找合适的创作对象。在此之前，Vhils曾在莫干山路50号租下了比利时人Christophe Demaitre的工作室。莫干山路50号一带是上海的最大的艺术区，也是在那里，Vhils在“全上海最大的涂鸦墙”上面，用锤子和凿子留下一件“拆墙”杰作，并且刻上了他的签名。
当然，直到Vhils带着锤子和凿子来“拆”她家的墙之前，李海英都不知道这个艺术家何许人也。
艺术家做事很有计划性：2月4日下午5、6点钟，他再次来到小南门，安排了一位“导演”为李海英拍照，Vhils要“抓住她的一瞥”；2月5日傍晚，他带着笔记本电脑和投影仪，三顾李家。
“他选了一张照片给我看，我说‘I like it’。”李海英会一点点英文，“那个艺术家借了我家的电，把我的照片投影在墙上，然后用我也没见过的黑色的笔在墙上描我的轮廓。一直干到晚上8、9点钟才干完。他们还问我有没有午睡的习惯，我说有。我觉得挺奇怪的，不就是畫畫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原因的，他很有礼貌。”
因为，锤子要登场了。李海英见识过锤子的威力，拆迁队来拆房有时候会抡起它；不过，Vhils这把锤子小巧、精致得多，它也是来破坏的，是一种善意的破坏。
2月7日下午3、4点钟，当天气温0-3摄氏度，偏北风5-6级。Vhils带着5、6个外国人和一个中文翻译来到了李海英家。拿锤子的人脱掉了外套，只穿着一件T恤。Vhils拿起锤子和凿子，在墙上小心翼翼地敲打起来，另一个“拆墙者”在旁边一间公共厕所的外墙上，则在凿另外一幅肖像。
“我正好出门买东西，看见五六个老外在敲打墙。我还以为是民工来拆房子的。我说‘你们不要动’！”这个院子的拆迁户梅女士说，“李海英跟我说，没事，这是艺术家。我当时觉得很无聊，他们闲着没事干了。现在觉得还挺好看的。”
被遗弃和丢弃的
这幅肖像立刻成了上海的新景点，由于这个拆迁户的存在，甚至得到了比Vhils在M50等艺术区创作的作品更多的关注，每天都有一拨一拨的人来围观、拍照。
“你觉得这幅畫什么地方吸引你？”我问Herrick。
“我觉得，我们在城市的发展中少了一些对人性的关怀，而这幅肖像帮我们找回了。”Herrick说。
这句话击中了Vhils的本意。“我试图表现城市中的人性，尤其是在被抛弃的地方，”Vhils在2月21日凌晨答复本刊记者的邮件中说：
“我喜欢将普通老百姓纳入畫像，我的作品以普通人为原型，并尽量让旁观者从这个普通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在这个时代，这些旁观者也同样生存艰难。个体身上有挖掘不尽的素材，我们都一样，都是普通英雄，那么的默默无闻，在生活的海洋里苦苦挣扎。”
在以李海英为原型的这幅作品中，Vhils特意剥离了墙壁表面的涂层，保留更深更原始的砖块、水泥，借以“表现一些被我们遗忘和丢弃的东西”。
“这些遗失的记忆让今日的我们更完整。当今生活的步履过于匆忙，一路走来，我们遗失了太多的东西，而我就是尽量凸显这种衰颓的诗意。”Vhils說。
Vhils走之前，给李海英做了一个三四分钟的录像采访。
“他们问我，你对城市的看法是什么？我说，城市的基调应该是文明与和谐。最后他们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我说没啥打算，就是照顾好家人，我的孩子还小，家里还有老人，离开家没有安全感。”李海英说。
尽管她的房子面临拆迁，但李海英依然努力地向国际友人展示积极的一面。她爱上海，她不说自己是河南人，她说着流利的上海话，住在1930年代夫家传承下来的老房子里，更重要的是她的丈夫、孩子和家人就在这座城市。“我觉得党和政府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个别人在抹黑政府的形象。国庆60周年的时候，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国庆大典，内心很激动，我也经常看抗日题材的电视剧，觉得国家强大起来挺不容易。”
Vhils也许不会理解生活在当下中国一个“钉子户”的真实感受。在他的祖国葡萄牙，行政部门的任何征收行为都要受1991年颁行的《征收法典》八编九十八个条款的约束，“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对被征收人的私权保护”。
对于中国互联网上对这幅作品的解读和诠释，Vhils也看到了。在他看来，“与李女士的碰面是一个质朴而美好的邂逅。这就是一幅她的艺术肖像，我想抓住她的一瞥，然后刻在墙上，如此而已。尽管我看到了人们对我的作品的不同解读和观点，但我不想评判。我是一个过客”。
这个“过客”还会再来上海的，而且他说还要和李海英一起合影。不过，这幅肖像和不断前来的围观者显然已经引起了拆迁部门的注意。就在2月19日下午，四个穿夹克的人在远处眺望这幅畫，其中一个人做出了“锤子击打凿子”的手势。
“他们就是动迁组的人，肯定又在打什么主意了。”拆迁户说。
可是，当Vhils春天再来的时候，如果发现他的作品不见了，他该到哪里和李海英合影，以兑现他的承诺呢？
上海王家码头路磨坊弄26弄3号，李海英在自己的畫像前，断垣残壁就是她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