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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权事件的发生并非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统治者对科举重视程度的提高、应试举人的增多，对知贡举者的要求更高,秩仅从六品上的考功员外郎已不堪重任。并且吏部专掌取士与选官，势力颇大，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权。另外，唐玄宗力图消除请托之风是推行科举的主观因素。李权事件后，主司地位提高，促进了座主与门生地位的形成。二者之间的相互援引为唐中后期的党争提供了条件，从而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李权；吏部；礼部；科举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82-02
一、李权事件的发生过程
开元二十四年，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科举考试，“集贡士与之曰：‘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与人者，当首落之’”。①不久李昂的外舅“举权于昂”，昂怒“召权庭数之”。李权亦反唇相讥，李昂“不知反酬，乃诉于执政，谓权风狂不逊”。“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召礼部侍郎专之矣”。②这就是著名的李权事件。李权事件的发生看似是一个偶然事件，实际上它的发生有一定的必然性。
二、李权事件发生的原因
（一）科举制不断发展的推动
唐初以来贡举由吏部考功司主管，高祖武德五年以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科举考试，以后照例由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唐代的吏部是尚书省六部之一，考功司是吏部四司之一，负责考察和评定全国各中下级官员的政绩。考功员外郎是考功司的副长官，秩仅从六品上。由品秩较低的考功员外郎知贡举，说明在唐初科举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到贞观二十三年止的三十年间，共行科举二十六次，录取人数约在1000人左右，每年录取约三十人。即使他们全部通过铨选进入仕途，对于充实当时由战乱分裂进入统一安定所需的唐王朝文官队伍来说，所占的比例还是太少。科举出身者所占的比例不但不大，而且官品很低，最终考取秀才的上上第不过正八品，进士甲第仅为从九品。所以通过科举录取的人数以及铨选后的品秩决定了唐代初期的官员队伍将在很长时期内由前朝的人才为主组成，而不是由科举考试选拔的。所以科举取士并非政治中的要事，也因此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
后来随着统治阶级的重视，应试者不断增多。唐高宗到睿宗的六十二年间，录取的明经进士人数大为增加，是唐代最初三十年录取人数的三倍。同一时期内，各种制科录取的人数也大为提高，其中不乏高才之士，以宰相而言，武则天时的狄仁杰、张柬之等人以及玄宗朝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都是科举所取的进士或明经。由于科举入仕者在文官队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主考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到武则天时虽然按常例还是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但对具体的人选的才识名望的要求已经大为提高，非博学能闻者不能胜任。如李迥秀“累转考功员外郎，则天雅爱其才，甚宠待之，掌举数年。”③主持科举考试的考功员外郎已经不是武德朝时的泛泛之辈了。武则天时掌贡举的张说、沈佺期，唐中宗时的宋之问，唐玄宗开元年间主持科举考试的王丘、严挺之等都是知名文士。可见，随着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者的增多，知贡举者的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而以秩仅从六品的考功员外郎担此重任已经不符合科举发展的需要了。
到玄宗朝时朝廷更加重视科举考试，士子殷盛，每年参加科举者不下千余人，随之出现了在馆诸生相互援结以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临多士”的状况。这种现象正与科试者日益增多而相互援引而胆大气粗以及权贵对主司的嘱请日益频繁有关。因此，仅为从六品上的考功员外郎由于品秩太低既无力上抗高官的嘱请，也无力应付举子互结援引对抗主司的状况。所以，提高主持科举考试官员的级别早已势在必行。严挺之在掌贡举后迁考功郎中，孙逖在知贡举后擢升为中书舍人。这些都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科举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开始着重提高知贡举者的地位。
李权事件的发生正为科举制的改革提供了恰当的时机，科举考试由秩为从六品上的考功员外郎主持改为由正四品下的礼部侍郎掌贡举符合了科举制改革要求提高主司地位这一趋势。由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既提高了主考官的品秩，改变了“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④的状况，又能以高姿态对待高官的嘱请以及应付不第举子的喧讼。同时表现出最高统治者对科举考试的重视，使科举成为政治中的要事，吸引大批士人参加科举以便使天下英雄入其毂中。
（二）分权制衡吏部的需要
李权事件导致“进士归礼部”纵然是由于“省郎位轻”，但取士权并未交于吏部掌实权的吏部侍郎手中，而是诏“礼部侍郎专之”。显然“位轻”只是最高统治者将统治权转移出吏部的借口，实际上是剥夺吏部的取士权，已达到分权的目的，防止其坐大难治。
吏部是尚书省六部之一，冠六部之首。吏部尚书朝班旧在中书令、侍中之上。由于吏部负责考课，是管理职官的职官，所以吏部官员的地位非它官可比。“魏晋以来，凡吏部官属悉高于诸曹。”⑤吏部侍郎秩正四品上，而其它五部侍郎皆为正四品下，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在六曹中吏部受重视程度最高，权势也最大，无出其右者。并且在进士归礼部之前，取士与选官同属吏部，故科举取士由吏部一曹专掌。每科进士可谓吏部门生，随着进士们的进一步显达，吏部的势力也会大大膨胀。最高统治者必然不会容忍一家独大、威胁皇权状况的发生。另外，在吏部专掌取士与选官的百余年间，其弊端也日益暴露。不仅事务繁重，而且容易出现舞弊行为，所以取士质量不断下降。高宗时刘祥道就曾上书指出“今取士多且滥”并且“善人少恶人多也”，⑥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⑦并且由于唐代科举制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年向社会以及公平竞争方面还不够完善。这只要表现在它保留了差距值得残余。推荐在科举考试中占有突出地位，如在进士科中允许通榜和公荐制的存在，而不完全依据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由于考试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公荐制的存在，从而为达官贵人的请托以及徇私舞弊留下了方便之门，而吏部身兼士子的考试选拔权与官吏的任命使用权更为请托提供了便利。
故移贡举于礼部后，礼部负责主持考试选拔人才，而吏部负责铨选任命官吏，并由皇帝掌决定权。官员的考选、任命分权于中央政府的两个部门，且统一于皇帝，从而保证科举不为个别部门或者利益集团所控制，在人事组织上催进了君主专制、维护了皇权。并且礼部试士、吏部试吏，取士与选官分为两个机构，从而增加了请托的难度，有助于减少舞弊现象、提高选士质量，同时削减了吏部的权力，故礼部侍郎“势倾当时，资于吏部侍郎等同”，使礼部的地位大大提高，从而使吏部与礼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以实现分权的目的，使六曹权力更加均衡。
（三）统治阶层的主观作用
武则天以后，奔兢之风渐起，请托大行，在这一时期主司颇为权势者所左右，所以每年至数百人、取士颇滥。至开元初，上至皇帝下至主考官都力图纠正这一现象。开元二年，王丘为考功员外郎知贡举，他“一切核实其才，登科者竞满百人。议者以为自武则天以后凡数十年，无如丘者。”⑧开元八年，北军勋臣葛福顺子举明经，玄宗试其子但不中意，考功员外郎李纳以举人不实而被贬为沁州司马。开元二十二年，孙逖知贡举“精核进士，虽权要不能通”“多得俊才”。⑨而李权事件发生的原因正式由于请托事件的发生，故为了进一步消除“请托于时”、“动摇主司”的现象，玄宗于开元二十三年移贡举于礼部。
三、李权事件的消极影响
李权事件之后，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由从六品上的吏部员外郎改为正四品下的礼部侍郎虽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由于考功员外郎为主司时品秩并不高，士子及第或由于成绩优秀、或因为请托，所以不会对主司产生感恩戴德之心，因此二者不会产生特殊的关系。而到开元二十四年礼部侍郎掌贡举后，由于其地位较高，故主司在录取时有了越来越大的决定权，甚至在唐后期可以不根据卷面成绩，而是根据应举者的声名和各个方面的举荐预先确定录取名单和名次。因此，士子能否及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司，从而促进了座主与门生关系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由于科举逐渐成为入仕的正途，高级官吏中科举出身者不断增多并逐渐占据多数。并且随着统治者对知贡举者的委派也更加重视，主司在掌贡举后往往会被委派更高的官职，甚至是担任宰相。于是主司不仅可以决定士子能否被录取，而且可以对中意的举子进行提携。举子亦会对主司为他们打开方便之门而感恩戴德，从而使以提携和感恩为纽带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具有了实际意义。门生不仅敬事座主，而且还以实际行动对座主报恩，如李训掌权时欲以曾经贡举自己的王起为相。于是，各个实力派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根据各种不同的关系相互援引，如“楚与皇甫镈同年进士，故得引以为相”⑩而座主和门生的关系便成为结党的一种纽带。座主与居高位的门生均可以次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打击自己的政敌，如“长庆时，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门生故吏结托守澄为援，以倾绅。”B11故李权事件后，掌贡举者的地位的提高促进了座主与门生关系的形成，而二者之间的相互援引则为唐代中后期的党争提供了条件，从而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注释：
①②④王定保．唐摭言•进士归礼部（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③刘昫．旧唐书•李大亮传（卷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⑤杜佑．通典•吏部尚书（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8.
⑥欧阳修．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一（卷一百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⑦⑧刘昫．旧唐书•王丘传（卷一百）[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⑨刘昫.旧唐书•孙逖传（卷一百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⑩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B11刘昫．旧唐书•李绅传（卷一百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关键词：李权；吏部；礼部；科举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82-02
一、李权事件的发生过程
开元二十四年，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科举考试，“集贡士与之曰：‘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与人者，当首落之’”。①不久李昂的外舅“举权于昂”，昂怒“召权庭数之”。李权亦反唇相讥，李昂“不知反酬，乃诉于执政，谓权风狂不逊”。“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召礼部侍郎专之矣”。②这就是著名的李权事件。李权事件的发生看似是一个偶然事件，实际上它的发生有一定的必然性。
二、李权事件发生的原因
（一）科举制不断发展的推动
唐初以来贡举由吏部考功司主管，高祖武德五年以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科举考试，以后照例由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唐代的吏部是尚书省六部之一，考功司是吏部四司之一，负责考察和评定全国各中下级官员的政绩。考功员外郎是考功司的副长官，秩仅从六品上。由品秩较低的考功员外郎知贡举，说明在唐初科举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到贞观二十三年止的三十年间，共行科举二十六次，录取人数约在1000人左右，每年录取约三十人。即使他们全部通过铨选进入仕途，对于充实当时由战乱分裂进入统一安定所需的唐王朝文官队伍来说，所占的比例还是太少。科举出身者所占的比例不但不大，而且官品很低，最终考取秀才的上上第不过正八品，进士甲第仅为从九品。所以通过科举录取的人数以及铨选后的品秩决定了唐代初期的官员队伍将在很长时期内由前朝的人才为主组成，而不是由科举考试选拔的。所以科举取士并非政治中的要事，也因此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
后来随着统治阶级的重视，应试者不断增多。唐高宗到睿宗的六十二年间，录取的明经进士人数大为增加，是唐代最初三十年录取人数的三倍。同一时期内，各种制科录取的人数也大为提高，其中不乏高才之士，以宰相而言，武则天时的狄仁杰、张柬之等人以及玄宗朝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都是科举所取的进士或明经。由于科举入仕者在文官队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主考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到武则天时虽然按常例还是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但对具体的人选的才识名望的要求已经大为提高，非博学能闻者不能胜任。如李迥秀“累转考功员外郎，则天雅爱其才，甚宠待之，掌举数年。”③主持科举考试的考功员外郎已经不是武德朝时的泛泛之辈了。武则天时掌贡举的张说、沈佺期，唐中宗时的宋之问，唐玄宗开元年间主持科举考试的王丘、严挺之等都是知名文士。可见，随着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者的增多，知贡举者的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而以秩仅从六品的考功员外郎担此重任已经不符合科举发展的需要了。
到玄宗朝时朝廷更加重视科举考试，士子殷盛，每年参加科举者不下千余人，随之出现了在馆诸生相互援结以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临多士”的状况。这种现象正与科试者日益增多而相互援引而胆大气粗以及权贵对主司的嘱请日益频繁有关。因此，仅为从六品上的考功员外郎由于品秩太低既无力上抗高官的嘱请，也无力应付举子互结援引对抗主司的状况。所以，提高主持科举考试官员的级别早已势在必行。严挺之在掌贡举后迁考功郎中，孙逖在知贡举后擢升为中书舍人。这些都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科举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开始着重提高知贡举者的地位。
李权事件的发生正为科举制的改革提供了恰当的时机，科举考试由秩为从六品上的考功员外郎主持改为由正四品下的礼部侍郎掌贡举符合了科举制改革要求提高主司地位这一趋势。由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既提高了主考官的品秩，改变了“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④的状况，又能以高姿态对待高官的嘱请以及应付不第举子的喧讼。同时表现出最高统治者对科举考试的重视，使科举成为政治中的要事，吸引大批士人参加科举以便使天下英雄入其毂中。
（二）分权制衡吏部的需要
李权事件导致“进士归礼部”纵然是由于“省郎位轻”，但取士权并未交于吏部掌实权的吏部侍郎手中，而是诏“礼部侍郎专之”。显然“位轻”只是最高统治者将统治权转移出吏部的借口，实际上是剥夺吏部的取士权，已达到分权的目的，防止其坐大难治。
吏部是尚书省六部之一，冠六部之首。吏部尚书朝班旧在中书令、侍中之上。由于吏部负责考课，是管理职官的职官，所以吏部官员的地位非它官可比。“魏晋以来，凡吏部官属悉高于诸曹。”⑤吏部侍郎秩正四品上，而其它五部侍郎皆为正四品下，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在六曹中吏部受重视程度最高，权势也最大，无出其右者。并且在进士归礼部之前，取士与选官同属吏部，故科举取士由吏部一曹专掌。每科进士可谓吏部门生，随着进士们的进一步显达，吏部的势力也会大大膨胀。最高统治者必然不会容忍一家独大、威胁皇权状况的发生。另外，在吏部专掌取士与选官的百余年间，其弊端也日益暴露。不仅事务繁重，而且容易出现舞弊行为，所以取士质量不断下降。高宗时刘祥道就曾上书指出“今取士多且滥”并且“善人少恶人多也”，⑥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⑦并且由于唐代科举制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年向社会以及公平竞争方面还不够完善。这只要表现在它保留了差距值得残余。推荐在科举考试中占有突出地位，如在进士科中允许通榜和公荐制的存在，而不完全依据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由于考试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公荐制的存在，从而为达官贵人的请托以及徇私舞弊留下了方便之门，而吏部身兼士子的考试选拔权与官吏的任命使用权更为请托提供了便利。
故移贡举于礼部后，礼部负责主持考试选拔人才，而吏部负责铨选任命官吏，并由皇帝掌决定权。官员的考选、任命分权于中央政府的两个部门，且统一于皇帝，从而保证科举不为个别部门或者利益集团所控制，在人事组织上催进了君主专制、维护了皇权。并且礼部试士、吏部试吏，取士与选官分为两个机构，从而增加了请托的难度，有助于减少舞弊现象、提高选士质量，同时削减了吏部的权力，故礼部侍郎“势倾当时，资于吏部侍郎等同”，使礼部的地位大大提高，从而使吏部与礼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以实现分权的目的，使六曹权力更加均衡。
（三）统治阶层的主观作用
武则天以后，奔兢之风渐起，请托大行，在这一时期主司颇为权势者所左右，所以每年至数百人、取士颇滥。至开元初，上至皇帝下至主考官都力图纠正这一现象。开元二年，王丘为考功员外郎知贡举，他“一切核实其才，登科者竞满百人。议者以为自武则天以后凡数十年，无如丘者。”⑧开元八年，北军勋臣葛福顺子举明经，玄宗试其子但不中意，考功员外郎李纳以举人不实而被贬为沁州司马。开元二十二年，孙逖知贡举“精核进士，虽权要不能通”“多得俊才”。⑨而李权事件发生的原因正式由于请托事件的发生，故为了进一步消除“请托于时”、“动摇主司”的现象，玄宗于开元二十三年移贡举于礼部。
三、李权事件的消极影响
李权事件之后，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由从六品上的吏部员外郎改为正四品下的礼部侍郎虽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由于考功员外郎为主司时品秩并不高，士子及第或由于成绩优秀、或因为请托，所以不会对主司产生感恩戴德之心，因此二者不会产生特殊的关系。而到开元二十四年礼部侍郎掌贡举后，由于其地位较高，故主司在录取时有了越来越大的决定权，甚至在唐后期可以不根据卷面成绩，而是根据应举者的声名和各个方面的举荐预先确定录取名单和名次。因此，士子能否及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司，从而促进了座主与门生关系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由于科举逐渐成为入仕的正途，高级官吏中科举出身者不断增多并逐渐占据多数。并且随着统治者对知贡举者的委派也更加重视，主司在掌贡举后往往会被委派更高的官职，甚至是担任宰相。于是主司不仅可以决定士子能否被录取，而且可以对中意的举子进行提携。举子亦会对主司为他们打开方便之门而感恩戴德，从而使以提携和感恩为纽带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具有了实际意义。门生不仅敬事座主，而且还以实际行动对座主报恩，如李训掌权时欲以曾经贡举自己的王起为相。于是，各个实力派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根据各种不同的关系相互援引，如“楚与皇甫镈同年进士，故得引以为相”⑩而座主和门生的关系便成为结党的一种纽带。座主与居高位的门生均可以次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打击自己的政敌，如“长庆时，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门生故吏结托守澄为援，以倾绅。”B11故李权事件后，掌贡举者的地位的提高促进了座主与门生关系的形成，而二者之间的相互援引则为唐代中后期的党争提供了条件，从而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注释：
①②④王定保．唐摭言•进士归礼部（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③刘昫．旧唐书•李大亮传（卷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⑤杜佑．通典•吏部尚书（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8.
⑥欧阳修．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一（卷一百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⑦⑧刘昫．旧唐书•王丘传（卷一百）[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⑨刘昫.旧唐书•孙逖传（卷一百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⑩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B11刘昫．旧唐书•李绅传（卷一百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