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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们伟大祖国成立60周年华诞,在缅怀无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之时,人们不禁会回想起开国元勋们的丰功伟绩,尤其是董必武、周恩来、刘伯承、许世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交际之道,今天仍值得职场的人们好好借鉴。
董必武:蹲下去、沉到底
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国家副主席,开国元老。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庄严的签字仪式。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10名正式代表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当时,董必武是被国民党当局宣传为“危险人物”的,被一些国际友人所误解。
董必武此次赴美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外国朋友,提高我党的国际地位;在联合国制宪会议结束后,继续做好那里的统战工作。在旧金山,董必武走进唐人街的华侨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向侨胞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阐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各项政策。在纽约,董必武曾多次到洗衣馆等底层华侨积聚的地方参观访问,利用休息日到侨区为侨胞题词留念。还登门拜访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史沫特莱、史迪威的女儿和著名小说家赛珍珠。在华盛顿,拜访了中国史专家费正清……而当时国民党的代表宋子文访问纽约时,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却不接触唐人街的华人,认为这些华人是未受过教育的工人,还拒绝接受邀请去唐人街发表演说。
董必武运用“蹲下去、沉到底”的交际法迅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实在难能可贵。这也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的体现。反观我们的一些职场人士,却像宋子文那样专走上层路线,喜欢与上司套近乎,对下属或一般人不屑一顾,这样的交际很可能在短时期内奏效,但时间一长,便会让大家看穿而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地。正确的交际之法是像董老那样,上层路线要走,下层交际也要,只有这样上下结合,才能左右逢源,收到最佳的交际效果。
周恩来:识大体、顾大局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开国总理。
井冈山会师后诞生红四军,因红四军领导权之争,毛泽东与朱德曾经发生矛盾。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
对于“朱毛之争”,作为上级领导的周恩来出色的调解能力在这场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过程中起到了化解作用。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一些观点不无道理,谆谆嘱咐陈毅,把在家养病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不久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周恩来在处理“朱毛分歧”时,不是改组,也不是改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要加强前委的领导,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威信。尽管周恩来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当时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无疑更亲近一些,但对“朱毛之争”,他不偏袒任何一方。重修旧好的朱毛红军再次焕发了新的战斗活力,重新开始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
众所周知,周恩来与朱德在1927年共同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并介绍朱德加入共产党;而周恩来与毛泽东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两人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但是在“朱毛之争”中,周恩来不拉帮结派偏袒朱德、打压毛泽东,而是谁正确就支持谁,此举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实是交际中的精典范例。学习周恩来“识大体、顾大局”的交际之道,今天职场的人们就要时时处处以公司的利益为准则,违反公司利益的关系不拉,损害公司利益的帮派不结,有悖公司利益的人情不给……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司站稳脚跟,得到加薪晋级。
刘伯承:乐助人、善解围
刘伯承——“刘邓大军”主角之一,开国元帅。
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成立,为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摄影师徐肖冰带着一个通讯员,用马驮着摄影器械,去冀中根据地拍了两个多月,然后又到了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当时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杨尚昆等都在这一带。在这些领导人里,说话最少的就数邓小平了,他平时沉默寡言,对照相也不感兴趣。
由于只有一台摄影机,徐肖冰一个人拍,有时拍一次还不一定能成功,有时一个动作拍一个角度不够,还要从别的角度再来一次,那些领导被徐肖冰“指挥”得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在军用地图前表演作战部署,同样的动作做好几遍,就是专业演员也有为反复折腾而烦的时候,更何况所摄对象是当时身负重任的将军们。终于,有人抗议,嫌麻烦,不想拍了。刘伯承赶紧出来打圆场说:“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个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了。不过,别着急,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一点儿,要不,我们这些人本来就让人害怕,再马马虎虎地拍,还有谁敢看我们?自然而然,其实不然。”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拍摄又正常进行下去了。
刘伯承解围打圆场是很有艺术的。一是他知道这是自己当仁不让之事,级别低点的人还真做不了,甚至会弄巧成拙。二是角色转换,从摄影师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折腾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点”,从而息事宁人,使拍摄得以继续。
许世友:抛恩怨、将相和
许世友——人民解放军常胜将军,开国大将。
许世友和王建安是湖北老乡、黄麻起义的参与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1936年时,王建安是红四军的政委,许世友是红四军的军长,两人一起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有些人在揭发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去,许世友被扣上“逃跑主义”、“与张国焘穿连裆裤”等帽子,他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在医院的许世友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经他一串联,包括王建安在内的几十位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同去打游击,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意识到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立即报告了抗大保卫处,许世友受到严厉处分。尽管许世友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不理睬王建安了。时间一长,许世友的火气逐渐平息下来,但两人已不在一起共事,专门去找王建安和好许世友又不好意思,这事就这样搁了下来。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首府济南,任命许世友为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为副司令员攻打济南。毛主席当时担心 “许王”二人有隔阂,许世友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我许和尚打不下济南,就等于砸了毛主席的场子!我和老王一定会齐心协力。”结果,当王建安到达华野攻城指挥部时,已在等候他的许世友立即迎了出来,主动握手问候,接着又摆酒“接风”:“老王,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许王两人再次联手指挥,仅8天时间就打下了济南。
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代,人与人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恩恩怨怨。如何对待个人恩怨,许世友给今天职场的人们做出了榜样:抛恩怨知错就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恩怨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然而,有些职场人置国家和集体利益于不顾,热衷于报私仇、泄私愤,给国家和集体造成损失,自己也丢官弃职,有的甚至带来牢狱之灾,人们应当引以为戒。
董必武:蹲下去、沉到底
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国家副主席,开国元老。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庄严的签字仪式。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10名正式代表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当时,董必武是被国民党当局宣传为“危险人物”的,被一些国际友人所误解。
董必武此次赴美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外国朋友,提高我党的国际地位;在联合国制宪会议结束后,继续做好那里的统战工作。在旧金山,董必武走进唐人街的华侨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向侨胞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阐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各项政策。在纽约,董必武曾多次到洗衣馆等底层华侨积聚的地方参观访问,利用休息日到侨区为侨胞题词留念。还登门拜访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史沫特莱、史迪威的女儿和著名小说家赛珍珠。在华盛顿,拜访了中国史专家费正清……而当时国民党的代表宋子文访问纽约时,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却不接触唐人街的华人,认为这些华人是未受过教育的工人,还拒绝接受邀请去唐人街发表演说。
董必武运用“蹲下去、沉到底”的交际法迅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实在难能可贵。这也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的体现。反观我们的一些职场人士,却像宋子文那样专走上层路线,喜欢与上司套近乎,对下属或一般人不屑一顾,这样的交际很可能在短时期内奏效,但时间一长,便会让大家看穿而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地。正确的交际之法是像董老那样,上层路线要走,下层交际也要,只有这样上下结合,才能左右逢源,收到最佳的交际效果。
周恩来:识大体、顾大局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开国总理。
井冈山会师后诞生红四军,因红四军领导权之争,毛泽东与朱德曾经发生矛盾。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
对于“朱毛之争”,作为上级领导的周恩来出色的调解能力在这场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过程中起到了化解作用。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一些观点不无道理,谆谆嘱咐陈毅,把在家养病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不久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周恩来在处理“朱毛分歧”时,不是改组,也不是改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要加强前委的领导,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威信。尽管周恩来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当时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无疑更亲近一些,但对“朱毛之争”,他不偏袒任何一方。重修旧好的朱毛红军再次焕发了新的战斗活力,重新开始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
众所周知,周恩来与朱德在1927年共同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并介绍朱德加入共产党;而周恩来与毛泽东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两人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但是在“朱毛之争”中,周恩来不拉帮结派偏袒朱德、打压毛泽东,而是谁正确就支持谁,此举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实是交际中的精典范例。学习周恩来“识大体、顾大局”的交际之道,今天职场的人们就要时时处处以公司的利益为准则,违反公司利益的关系不拉,损害公司利益的帮派不结,有悖公司利益的人情不给……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司站稳脚跟,得到加薪晋级。
刘伯承:乐助人、善解围
刘伯承——“刘邓大军”主角之一,开国元帅。
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成立,为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摄影师徐肖冰带着一个通讯员,用马驮着摄影器械,去冀中根据地拍了两个多月,然后又到了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当时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杨尚昆等都在这一带。在这些领导人里,说话最少的就数邓小平了,他平时沉默寡言,对照相也不感兴趣。
由于只有一台摄影机,徐肖冰一个人拍,有时拍一次还不一定能成功,有时一个动作拍一个角度不够,还要从别的角度再来一次,那些领导被徐肖冰“指挥”得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在军用地图前表演作战部署,同样的动作做好几遍,就是专业演员也有为反复折腾而烦的时候,更何况所摄对象是当时身负重任的将军们。终于,有人抗议,嫌麻烦,不想拍了。刘伯承赶紧出来打圆场说:“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个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了。不过,别着急,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一点儿,要不,我们这些人本来就让人害怕,再马马虎虎地拍,还有谁敢看我们?自然而然,其实不然。”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拍摄又正常进行下去了。
刘伯承解围打圆场是很有艺术的。一是他知道这是自己当仁不让之事,级别低点的人还真做不了,甚至会弄巧成拙。二是角色转换,从摄影师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折腾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点”,从而息事宁人,使拍摄得以继续。
许世友:抛恩怨、将相和
许世友——人民解放军常胜将军,开国大将。
许世友和王建安是湖北老乡、黄麻起义的参与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1936年时,王建安是红四军的政委,许世友是红四军的军长,两人一起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有些人在揭发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去,许世友被扣上“逃跑主义”、“与张国焘穿连裆裤”等帽子,他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在医院的许世友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经他一串联,包括王建安在内的几十位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同去打游击,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意识到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立即报告了抗大保卫处,许世友受到严厉处分。尽管许世友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不理睬王建安了。时间一长,许世友的火气逐渐平息下来,但两人已不在一起共事,专门去找王建安和好许世友又不好意思,这事就这样搁了下来。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首府济南,任命许世友为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为副司令员攻打济南。毛主席当时担心 “许王”二人有隔阂,许世友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我许和尚打不下济南,就等于砸了毛主席的场子!我和老王一定会齐心协力。”结果,当王建安到达华野攻城指挥部时,已在等候他的许世友立即迎了出来,主动握手问候,接着又摆酒“接风”:“老王,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许王两人再次联手指挥,仅8天时间就打下了济南。
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代,人与人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恩恩怨怨。如何对待个人恩怨,许世友给今天职场的人们做出了榜样:抛恩怨知错就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恩怨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然而,有些职场人置国家和集体利益于不顾,热衷于报私仇、泄私愤,给国家和集体造成损失,自己也丢官弃职,有的甚至带来牢狱之灾,人们应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