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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年10月29日通过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作出了全面放开两孩的决议。两孩政策是基于未富先老、出生人口性别比畸形、失独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形势下产生的，宣告了持续30多年的一孩政策的终结。它必将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有效地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缓解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压力，最终达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关键词：两孩政策；一孩政策；生育率；老龄化；劳动力人口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38-02
Abstract： through the October 29， 2015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mmunique， made a resolution of the full liberalization of two children. Two child policy is based on the age of the first is not rich， birth population sex ratio deformity， loss of independence， lack of labor and other situations produced， declared the end of a child polic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t will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aging problem，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gender ratio imbalance，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Key words： two child policy； one child policy； fertility； aging； the labor force population
为了应对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资源及环境造成的压力，我国自1982年起，就实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即一孩政策，之后，该政策得到越来越严厉地执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孩政策产生的负面性影响愈加明显：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远高于正常水平，失独引发的问题威胁着社会和谐稳定，适龄的劳动力人口明显减少。特别在十二五时期，“我国总人口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劳动力人口却不断下降，老龄人口不断攀升”[1]。面对此种状况，愈来愈多的人加入呼吁为生育松绑的行列。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党及时掌握民意动态、充分调查论证，于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一、两孩政策产生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原因，因而，两孩政策的出现也不例外，有其产生的根源。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已经被严格执行了34个年头，虽然有效地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及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压力，我国人口再生产因此步入了现代型，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已经成了人口政策的主要矛盾，需要亟待解决。这说明人口政策必须符合“人类自身的生产要与生活资料生产相适应的客观规律”[2]。
1.人口老龄化加深。
一孩政策推行之久，促使我国的生育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由于低生育率具有巨大的惯性，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我国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3]，更何况如今普遍实行严格的一孩生育政策。“长期低生育率加剧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沉重，育龄家庭不堪重负，反过来又会抑制生育意愿”[3]，呈现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不仅仅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还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我国从整体上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人口未富先老势必消耗掉相当部分的社会财富，进而延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低生育水平的作用下，我国人力资源丰沛的优势渐渐消失，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将迟缓。处理因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调整和完善我国现有的人口政策。
2.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
国际上一般认为“每100名女婴相对的男婴数在102—107之间属于正常范围”[4]。调查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00：108，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00：111，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00：117，第六次人口普查更是接近100：130的水平。自古以来，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重男轻女的思想深刻在民众脑海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推行的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后，该思想被激发到了极点：人们利用现代发达的B超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的人工中止妊娠，导致新生婴儿男孩的出生率越来越高，女婴出生率却持续走低即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它的单维性致使在实际操作中忽视优化、优生的要求，一味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把出生人口数量控制当作了绝对的甚至唯一的人口政策目标。近年来，相关部门对此进行理论和政策创新，例如，提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概念和加大打击“两非”力度等举措。这些举措虽然都在良性改进人口政策，但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却没有改观。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一孩生育政策中把控制人口数量当作刚性的、不可调整放松的前提，改变其单维性，全面放开两孩政策是当前最佳的人口政策选项。
3.失独家庭频繁发生。 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以生育一孩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多数中国家庭形成了‘421’家庭结构，在该结构中，家庭原有的诸多功能逐渐弱化，使得这些家庭在面对风险时十分脆弱”[4]。当下，421家庭即独生子女家庭在各种突发事件中失去子女的现象愈发普遍，2013年，人口学家就预测，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失独家庭将达到1000万。但是面对庞大的失独家庭，国家和社会在经济补助、生活帮扶、心理疏导、养老关怀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十分滞后。失独家庭不单单关涉到家庭和个人的损失和伤害，而且关乎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针对失独家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帮扶、保障制度，只能使这些家庭在生理和心理的伤害尽量降低而已，也就是治标而不能治本。想要在根本上应对失独家庭问题，就必须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实施均衡的人口发展战略。
4.劳动力人口日益短缺。
“人口是经济行为的主体，没有一定数量、质量、密度、和结构的人口，社会经济生活也不可能存在和发展”[5]。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出现用工荒现象即用工单位时常招不到职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工价持续上扬、职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也有劳动力人口日益短缺。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基于丰富且廉价劳动力人口。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得益于1960年至1990年间相对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产生出来的大量劳动力人口。不可否认，时至今日，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核心优势。“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在2013年却比美国低26%，虽然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日本人口增长率低于美国都在推高日本人均名义GDP”[3]。可以说，正是日本较低的生育率是导致其经济颓势的根本原因。相同的例子，在我国东北地区上演：东北地区的生育率在全国是最低的，加之人口外流，近年的人均GDP增长在全国处于垫底的位置，失去了曾经领头羊的荣光。其实，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一直放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一孩政策导致的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形势，应对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挑战，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刻不容缓。
二、两孩政策产生的效应
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不仅是对“人口发展规律的把握，也是对民心民意的一次应答”[1]，对人口自然增长、出生人口性别比、劳动力供应、老龄化程度、经济增长等方面将会产生积极效应，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提供保障。
1.缓解老龄化程度。
近10多年来，我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1.5之间，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的2.5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达国的1.7。低生育率导致老龄化在加速，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的30%。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后，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势必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0—14岁的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相对的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自然下降了。这是单纯从提升生育率层面上来讲，有利于缓解老龄化的程度。同样，两孩政策的放开，可以让在育龄期内的夫妇拥有两个孩子，增强了个体家庭抗风险的能力，避免因失去孩子，产生失独家庭问题。正是因为两孩政策有规避失独风险的功能，刺激了人们生育愿望旺盛，老龄化程度随之得到一定的缓解。
2.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一孩政策持续推行30多年之久，加上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人们更加通过诸多非正当的方式生养男孩，导致我国男女出生的性别比持续走高，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出现娶妻难的问题。可以说，一孩生育政策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全面放开两孩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使其朝着正常的轨道前行。这是因为，二孩政策的放开，使许多育龄妇女拥有了再次生育的机会，“一部人可能在自然的条件下就已经实现了生男或生女的愿望，对男孩的偏好不像当初严格执行一孩生育政策那么强烈”[4]。两孩生育政策就是意在“提倡公民能够自由自主负责地生育和适龄适时适量地生育”[6]，转变对生育子女的多少和性别的看法，达到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目的。
3.增加劳动力人口。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是历史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翻阅历史，不难看出，古往今来，绝大部分政权都把人口视为第一资源，以此来增强自身实力。可以说，谁拥有众多的人口，谁就有跻身于强者之列的核心资本。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是凭借丰厚的人口红利，实现了同期比其他国家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但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究其原因，与一孩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生育率处于超低状态，人口自然增长非常缓慢十分相关。如今，我国“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的剧变造成劳动力供求发生了逆转，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基本丧失并成为历史”[7]。“人口是劳动力的来源，而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的丰富程度及其开发和利用的状况，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5]。可以预见，如果继续推行现行的一孩生育政策，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危机将会威胁到国家能否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在关键时刻，党和政府顺应民意和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果断地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作出了全面放开两孩的决策，相信只要把该政策落实到位及其相关的配套措施作支撑，我国劳动力人口必然增加，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安定社会。
生育政策不仅仅事关个体家庭幸福，而且也关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就是说，它不单单是个人生育权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问题。毋庸置疑，在过去30多年来，一孩生育政策给整个国家和社会，以及个体家庭都带来了较为积极的效应。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在不同的时代它具有不同的特点，一孩政策在当下不断暴露出其局限性来，它业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现行的一孩政策具有浓厚的国家性，太多、太强的国家意志凌驾于个体家庭的自然生育权之上，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伦理标准——社会政策应当充分尊重国民意志，体现民众利益需求”[8]。这一人口政策与民众的意志和利益诉求相差甚远，甚至是相背离的，成了天下第一难事。一般情况下，一孩生育政策“往往需要强制执行，这就可能影响到干群关系、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甚至会成为社会不稳的因素”[4]。为了满足人民的期待，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全面放开两孩的生育政策，它必将为安定社会提供强大的民意支持。
参考文献：
[1]马天钦.“全面二孩”标刻“十三五”温度，摘编自10月30日人民网.[J]当代贵州，2015（43）：6.
[2]赖林嵩.关于调整人口政策的一点看法[J].决策与信息，2015（10）：76.
[3]黄文政.中国人口政策需要重大逆转[J].中国发展观察.人口，2015（8）：38-39.
[4]邹颖洁.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回顾与现行人口政策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5（2）下：157-158.
[5]刘铮，李竞能.人口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271，285.
[6]穆光宗.人口优化理论再探 ———新人口危机和国家安全[J].北京大学学报，2015（4）：112.
[7] 统计局官员：人口形势异常严峻 人口结构严重扭曲[EB/OL].http：//news.docer.com/html/2015/guonei_1202/13344.html？from=wps.
[8]杨成钢.中国人口政策需要价值重构[J].人口与发展，2015（3）：11.
作者简介：
李波（1986—），男，汉族，中共安顺市委党校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管理。
关键词：两孩政策；一孩政策；生育率；老龄化；劳动力人口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38-02
Abstract： through the October 29， 2015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mmunique， made a resolution of the full liberalization of two children. Two child policy is based on the age of the first is not rich， birth population sex ratio deformity， loss of independence， lack of labor and other situations produced， declared the end of a child polic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t will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aging problem，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gender ratio imbalance，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Key words： two child policy； one child policy； fertility； aging； the labor force population
为了应对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资源及环境造成的压力，我国自1982年起，就实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即一孩政策，之后，该政策得到越来越严厉地执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孩政策产生的负面性影响愈加明显：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远高于正常水平，失独引发的问题威胁着社会和谐稳定，适龄的劳动力人口明显减少。特别在十二五时期，“我国总人口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劳动力人口却不断下降，老龄人口不断攀升”[1]。面对此种状况，愈来愈多的人加入呼吁为生育松绑的行列。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党及时掌握民意动态、充分调查论证，于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一、两孩政策产生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原因，因而，两孩政策的出现也不例外，有其产生的根源。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已经被严格执行了34个年头，虽然有效地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及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压力，我国人口再生产因此步入了现代型，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已经成了人口政策的主要矛盾，需要亟待解决。这说明人口政策必须符合“人类自身的生产要与生活资料生产相适应的客观规律”[2]。
1.人口老龄化加深。
一孩政策推行之久，促使我国的生育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由于低生育率具有巨大的惯性，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我国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3]，更何况如今普遍实行严格的一孩生育政策。“长期低生育率加剧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沉重，育龄家庭不堪重负，反过来又会抑制生育意愿”[3]，呈现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不仅仅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还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我国从整体上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人口未富先老势必消耗掉相当部分的社会财富，进而延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低生育水平的作用下，我国人力资源丰沛的优势渐渐消失，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将迟缓。处理因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调整和完善我国现有的人口政策。
2.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
国际上一般认为“每100名女婴相对的男婴数在102—107之间属于正常范围”[4]。调查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00：108，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00：111，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00：117，第六次人口普查更是接近100：130的水平。自古以来，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重男轻女的思想深刻在民众脑海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推行的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后，该思想被激发到了极点：人们利用现代发达的B超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的人工中止妊娠，导致新生婴儿男孩的出生率越来越高，女婴出生率却持续走低即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它的单维性致使在实际操作中忽视优化、优生的要求，一味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把出生人口数量控制当作了绝对的甚至唯一的人口政策目标。近年来，相关部门对此进行理论和政策创新，例如，提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概念和加大打击“两非”力度等举措。这些举措虽然都在良性改进人口政策，但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却没有改观。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一孩生育政策中把控制人口数量当作刚性的、不可调整放松的前提，改变其单维性，全面放开两孩政策是当前最佳的人口政策选项。
3.失独家庭频繁发生。 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以生育一孩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多数中国家庭形成了‘421’家庭结构，在该结构中，家庭原有的诸多功能逐渐弱化，使得这些家庭在面对风险时十分脆弱”[4]。当下，421家庭即独生子女家庭在各种突发事件中失去子女的现象愈发普遍，2013年，人口学家就预测，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失独家庭将达到1000万。但是面对庞大的失独家庭，国家和社会在经济补助、生活帮扶、心理疏导、养老关怀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十分滞后。失独家庭不单单关涉到家庭和个人的损失和伤害，而且关乎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针对失独家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帮扶、保障制度，只能使这些家庭在生理和心理的伤害尽量降低而已，也就是治标而不能治本。想要在根本上应对失独家庭问题，就必须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实施均衡的人口发展战略。
4.劳动力人口日益短缺。
“人口是经济行为的主体，没有一定数量、质量、密度、和结构的人口，社会经济生活也不可能存在和发展”[5]。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出现用工荒现象即用工单位时常招不到职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工价持续上扬、职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也有劳动力人口日益短缺。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基于丰富且廉价劳动力人口。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得益于1960年至1990年间相对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产生出来的大量劳动力人口。不可否认，时至今日，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核心优势。“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在2013年却比美国低26%，虽然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日本人口增长率低于美国都在推高日本人均名义GDP”[3]。可以说，正是日本较低的生育率是导致其经济颓势的根本原因。相同的例子，在我国东北地区上演：东北地区的生育率在全国是最低的，加之人口外流，近年的人均GDP增长在全国处于垫底的位置，失去了曾经领头羊的荣光。其实，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一直放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一孩政策导致的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形势，应对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挑战，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刻不容缓。
二、两孩政策产生的效应
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不仅是对“人口发展规律的把握，也是对民心民意的一次应答”[1]，对人口自然增长、出生人口性别比、劳动力供应、老龄化程度、经济增长等方面将会产生积极效应，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提供保障。
1.缓解老龄化程度。
近10多年来，我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1.5之间，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的2.5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达国的1.7。低生育率导致老龄化在加速，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的30%。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后，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势必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0—14岁的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相对的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自然下降了。这是单纯从提升生育率层面上来讲，有利于缓解老龄化的程度。同样，两孩政策的放开，可以让在育龄期内的夫妇拥有两个孩子，增强了个体家庭抗风险的能力，避免因失去孩子，产生失独家庭问题。正是因为两孩政策有规避失独风险的功能，刺激了人们生育愿望旺盛，老龄化程度随之得到一定的缓解。
2.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一孩政策持续推行30多年之久，加上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人们更加通过诸多非正当的方式生养男孩，导致我国男女出生的性别比持续走高，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出现娶妻难的问题。可以说，一孩生育政策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全面放开两孩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使其朝着正常的轨道前行。这是因为，二孩政策的放开，使许多育龄妇女拥有了再次生育的机会，“一部人可能在自然的条件下就已经实现了生男或生女的愿望，对男孩的偏好不像当初严格执行一孩生育政策那么强烈”[4]。两孩生育政策就是意在“提倡公民能够自由自主负责地生育和适龄适时适量地生育”[6]，转变对生育子女的多少和性别的看法，达到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目的。
3.增加劳动力人口。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是历史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翻阅历史，不难看出，古往今来，绝大部分政权都把人口视为第一资源，以此来增强自身实力。可以说，谁拥有众多的人口，谁就有跻身于强者之列的核心资本。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是凭借丰厚的人口红利，实现了同期比其他国家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但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究其原因，与一孩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生育率处于超低状态，人口自然增长非常缓慢十分相关。如今，我国“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的剧变造成劳动力供求发生了逆转，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基本丧失并成为历史”[7]。“人口是劳动力的来源，而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的丰富程度及其开发和利用的状况，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5]。可以预见，如果继续推行现行的一孩生育政策，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危机将会威胁到国家能否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在关键时刻，党和政府顺应民意和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果断地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作出了全面放开两孩的决策，相信只要把该政策落实到位及其相关的配套措施作支撑，我国劳动力人口必然增加，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安定社会。
生育政策不仅仅事关个体家庭幸福，而且也关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就是说，它不单单是个人生育权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问题。毋庸置疑，在过去30多年来，一孩生育政策给整个国家和社会，以及个体家庭都带来了较为积极的效应。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在不同的时代它具有不同的特点，一孩政策在当下不断暴露出其局限性来，它业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现行的一孩政策具有浓厚的国家性，太多、太强的国家意志凌驾于个体家庭的自然生育权之上，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伦理标准——社会政策应当充分尊重国民意志，体现民众利益需求”[8]。这一人口政策与民众的意志和利益诉求相差甚远，甚至是相背离的，成了天下第一难事。一般情况下，一孩生育政策“往往需要强制执行，这就可能影响到干群关系、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甚至会成为社会不稳的因素”[4]。为了满足人民的期待，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全面放开两孩的生育政策，它必将为安定社会提供强大的民意支持。
参考文献：
[1]马天钦.“全面二孩”标刻“十三五”温度，摘编自10月30日人民网.[J]当代贵州，2015（43）：6.
[2]赖林嵩.关于调整人口政策的一点看法[J].决策与信息，2015（10）：76.
[3]黄文政.中国人口政策需要重大逆转[J].中国发展观察.人口，2015（8）：38-39.
[4]邹颖洁.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回顾与现行人口政策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5（2）下：157-158.
[5]刘铮，李竞能.人口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271，285.
[6]穆光宗.人口优化理论再探 ———新人口危机和国家安全[J].北京大学学报，2015（4）：112.
[7] 统计局官员：人口形势异常严峻 人口结构严重扭曲[EB/OL].http：//news.docer.com/html/2015/guonei_1202/13344.html？from=wps.
[8]杨成钢.中国人口政策需要价值重构[J].人口与发展，2015（3）：11.
作者简介：
李波（1986—），男，汉族，中共安顺市委党校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