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极大的差异与极高的彼此依存度
　　许涛：
　　任何一次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重建，都将一些亚洲国家赋予了不同集团属性角色，大国以各种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协议和条约牵制着彼此的代理人。在亚洲原有的民族与文化的多元性基础上，矛盾和冲突被放大、被突出。善良的人们希望亚洲能像欧洲一样，尽快转化战争留下的负遗产，丢掉民族和国家关系常年恶化的包袱，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轻装前进。但是，亚洲发展的历史路径却与欧洲极为不同：诸多的“热点”不仅没有被化解，有些反而达到了战后最危险的程度，甚至接近了“热战”的边缘。为了寻找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一些跳出亚洲地区狭隘视角的各国政治家努力推动并实践了亚洲集体安全。但依据意识形态划界的惯性、凭借大国集团利益选边的思维，仍然左右着亚洲国家关系和安全格局的构建。如何突破困扰亚洲安全建设多年的怪圈，不仅挑战着亚洲地区整体意识的成熟，也考验着各国民族精英的政治智慧。
　　亚洲的特殊性还在于，地区内各民族和各国在文化传统上存在着极大差异的同时，还存在着极高的彼此依存度，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的大小、贫富、强弱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发展诉求也多种多样，但这并不妨碍亚洲各国结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在5月20日～21日上海亚信峰会上宣示的亚洲安全观的核心。这一重要思路包含三层意义：一是亚洲安全的整体性要求各国的安全互为条件；二是各国不同的国家利益必须受到尊重；三是各国不同的安全利益必须受到尊重。这个基本理念从根本上区别于“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和“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等建立在冷战思维基础上的旧式安全观。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理念，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推导出在当今亚洲建立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的积极意义和基本原则：“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安全应该是包容的”。而追求所谓片面的安全、绝对的安全和针对第三方的结盟安全不仅不利于维护亚洲共同安全，而且最终也会给自身带来安全威胁。“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在历史上发生过已经远不止一两次了。
　　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四要素
　　李伟：
　　我们关注亚信，关注亚信最后的成果《上海宣言》。《上海宣言》在亚洲的安全观问题上是有所突破的。亚洲的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是全球最为突出的，恐怖威胁也是全球最为突出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在西亚，然后是南亚，再就是东南亚，也包括中亚的一些地方。这样的趋势和表现虽然程度不同，但这是亚洲面临的共同威胁。所以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都有新意。
　　第一个要素是亚洲的共同安全观。亚洲不再强调单一国家自身的安全。当然，自身安全也是重要的。但是，在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共同安全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也就是说不能只寻求一个国家独自的绝对安全。这是在安全理念上的一个突破，特别是对于传统的安全理念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第二个要素是综合。综合是一个开放性的理念，所以，习主席在此次亚信峰会的讲话中阐述，综合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体现出亚洲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亚洲的一些领海、领土争端属于传统范畴，而非传统范畴，如恐怖主义、金融、能源、资源等安全问题也都是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所以综合安全是亚洲安全观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在很多西方国家并不承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区别，特别是在美国。我们认为，《上海宣言》对此问题是取得了共识的。
　　第三个要素是亚洲安全观的一个核心——合作。无论是总体安全还是综合安全，最关键的是需要合作安全。这对于亚洲形成总体安全的环境，或者说促进亚洲的安全与稳定是一条必然之路。尽管亚洲各个国家在认同上或者在理念上、在政体上，以及在面临的威胁上各自都有不同程度的区别，但是合作安全也可以说是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的核心。将来亚洲各国不能独自搞军备竞赛、寻求自身的安全，所以合作安全很重要。
　　第四个要素，亚洲的安全必须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是对安全发展的一个需求。短暂的安全是不可持续性的，因为它不具备一定的安全机制加以保障，也不能够使前三个安全要素形成共识并持续下去。
　　我认为，在新的时期、新的国际环境下，从这四个方面充分阐述安全问题和安全理念，不仅对亚洲而且也是对全球需要推而广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