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15年出生，到今年整整100岁。回首度过的这一个世纪，有几个除夕令我印象深刻。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年一到除夕就见不到我父亲了。长大后问兄姐才知道，我们家人口多，却仅靠父亲（一个不出名的中医）一人养家，每年都会欠下一些债。按照惯例，债必须在除夕晚上12点以前还清。父亲除夕不在家是出去躲债了，直到午夜12时钟声响后才回家来。过了正月初一，他又要四处张罗正月十五元宵节还债了。听了兄姐的叙述，我曾大哭了一场。
　　我13岁离开福州老家，远赴河南开封投奔在陇海铁路工作的三哥。我先是补习法语，后考入河北大名法文专门学校三年级插班学习，两年后毕业。经同乡介绍，我给开封工务段一个法国籍监工当翻译。这个法国人原是马赛港一名搬运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来到我国当上了铁路监工。此人不但不学无术，而且脾气暴戾，整天酗酒，喝醉了就发酒疯骂人。我当时还不满19岁，年轻气盛，经常和他对骂。终于在1935年除夕，因细故由对骂而互殴，我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一拳也打破了我的饭碗。
　　还是通过老乡介绍，不久我进了铁路，成了铁路正式职工。干了8年后，我考上了邮局。八年抗战期间，每年除夕我基本上都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
　　1949年8月17日，我在福州迎来了解放。不久，我携眷去上海投亲，适逢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在上海招收俄文专修班学员，我被录取了，于同年12月30日来到北京，在人大学习、工作，直到1976年7月退休。
　　1960年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我受人大校工会委托，筹办了3年“儿童大观园”活动，我爱人、3个上中学的孩子则帮忙维持秩序和组织活动，那三年的除夕，我们全家未在家里吃过年夜饭。
　　1969年我们家的人口已达7人。那年除夕，全家在5个地方度过：儿子在山西临汾学军，长女在四川江油学农，二女儿在呼伦贝尔盟插队，三女儿在内蒙古当了一名兵团战士，只有小女儿陪我们夫妇在江西余江人大五七干校同江西老表（我们住在他们家里）度过了一个清淡的除夕。
　　2008年12月11日，老伴范葳因病先我走了。第二年除夕，在北京的子女来我家吃了年夜饭后都回去了，家里就剩下我和保姆两人。保姆在客厅看央视春晚，我一人在卧室凭窗而立。窗外，烟花爆竹此起彼落，花团锦簇，五彩缤纷，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而窗内，偌大的卧室里摆着的两张单人床，一张已人走床空。回首往事，我不禁悲从中来，返身走到床边的书桌旁，摊开稿纸，写了一首打油诗：年年岁岁有除夕，岁岁除夕人不同；去年除夕汝尚在，今岁除夕我一人。满堂儿孙思念汝，汝在天国可知情？千言万语诉不尽，不久我将天国行。
　　2009年除夕，我向老伴许了愿：“不久”我将去天国与你相晤。但这个“不久”，一晃到了第六个年头了。
　　今年除夕，我家里添了一名新成员：小九儿。我最小的外孙女张蕾在法国留学期间与一名法籍同学恋爱、结婚，于去年10月生了一个女孩，因为出生时体重9斤，所以取名“九儿”。小九儿长得非常漂亮，爱笑不爱哭，只有4个多月的她瞪着大眼睛看人，一点不认生，人见人爱。除夕这天，家里人争着抱她拍照，我选了一张，供大家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