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记管窥一位省城名绅的收藏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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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谢兰生的《常惺惺斋日记》得以点校出版,使我们能窥探这位省城名绅的日常生活。日记跨度在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九年问大约十一年之间,恰好是鸦片战争前广州最后一段繁华安逸的升平时光。在此不妨从日记中辑出有关碑帖字画古玩诸条,既来看看这位翰林太史的个人品味雅好,也从中窥探嘉、道年问的广东社会如何孕育出一位书画大家。
  谢兰生(1769-1831)是岭南书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兰生字澧浦,南海人,世居被称呼为省城的广州,当时南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科举人,壬戌成进士,充庶吉土。翰林散馆后,本可出仕为官,但适逢还乡丁忧,从此绝意仕进。他随后主讲端溪、粤秀、越华各大书院,道光元年更在省城筹办羊城书院,成为首任山长。澧浦太史以画称重时,且能“肆力科举文字,深思厚力,纬以经传”故特为当时土子敬重。《广州府志列传》称其“能鉴别古书画真赝”,《粤秀书院志》则称“最工书法,晚尤深入平原堂室,参以褚河南、李北海,擘窠大字,一时无比肩者”。
  谢兰生的学问涵养非常得益于嘉道年间广州的社会环境。乾隆以来,广州专享一口通商的政策,成为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于是华洋商贾云集,百货俱备。广州口岸繁荣在嘉庆、道光年问臻至鼎盛,不仅十三行行商富甲天下,也带动了文化的空前发展,搜觅古玩字画,鉴赏金石成为当时省城士绅的生活风尚。不少金榜题名之士宁愿归乡为师,也无意外游远宦。嘉道年间,省城名绅谢兰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拓本第一
  拓片在清代为一项重要收藏。古人习字,名帖并不像今日唾手可得,不仅坊间翻刻容易失真,原石也时因际遇无法流传。故一本宋代旧拓名碑,往往价可千金,远逾其他藏品之上。谢兰生日记中提到不少碑帖拓本,大多令他倾倒,远在其他字画文玩之上。嘉庆以来岭南兴起收藏历代碑帖的风气。当时广州各大收藏世家伍、潘、叶、孔诸家无不广罗天下碑帖以为得意藏品。正如传记评价谢兰生“最工书法,晚尤深入平原堂室,参以褚河南、李北海”这句话,日记便提到颜真卿《多宝塔碑》、褚遂良《孟法师碑》、褚氏《兰亭》以及李邕《李秀碑》《叶有道碑》《灵岩寺碑》等多种碑帖。谢兰生书法造诣名盛时,便极得益于当时诸氏的收藏努力。
  日记最早在道光元年五月提到“邓兆椿送《九成宫帖》一本来”,此后不久又前往伍秉镛处观看宋拓《九成宫帖》,感叹“极佳”。同年十月,“看云谷所藏字画卷,中有《庙堂碑》极妙。”云谷即叶梦龙。伍氏、叶氏俱是当时行商,富可敌国,皆雅好金石书画,为岭南著名藏家。清人应试科举,字体崇尚清真雅正,临摹古人多以唐楷为宗,然而欧阳询《九成宫帖》虽有原石存世,经过历代摹拓,碑板逐渐平浅,导致新拓字体幼细,已失其真,所以旧拓价值往往远逾新拓,借此才可见到最接近原作的模样。虞世南的《庙堂碑》原拓在宋代经已难得,叶梦龙所藏有可能是明拓本,但未见录入叶氏《友石斋法帖》,应也极为罕见。
  最让谢兰生感到震撼的,是看到褚遂良《孟法师碑》孤本原刻。道光二年闰三月,越华书院监院吴兰修递送份此帖拓本给兰生,他在当天日记感叹道:“此帖久慕不得见,今始见之,纸墨尚好。”《孟法师碑》原石已佚,拓片只有孤本传世,过去兰生只能“久慕不得见”。此后不久,又有“李秋屏送到抚本《孟法师碑》”,但俱非原刻,只是翻本。直到道光三年十八日,日记写道:
  还斋一行,即过河与铭山、伯临、季彤、筠如饮至二鼓。宿楼上,得观《孟法师碑》原刻,神气完足,与翻本迥别,是天下之奇宝。
  其中伯临即潘正亨、季彤即潘正炜,潘氏以经营行商发家,家在河南,昆仲俱雅善鉴藏,储书画极为宏富。谢兰生所观《孟法师碑》原刻,视之为天下之奇宝,但应为南海叶应肠所藏,见录于《耕霞溪馆法帖》卷,内有王文治、王澍、张维屏题跋。道光九年二月,谢兰生甚至聘请工匠凿石摹刻,一口气“搦得《孟法师碑》廿八本”,其中一部分赠予好友,剩下二十四本则自己留存。
  日记还透露了另一种在岭南的流传名帖,即大名鼎鼎的《兰亭序》。兰亭相传与唐太宗一同葬入昭陵,传世的有欧阳询摹本、褚遂良摹本等等。后世各种摹刻流布甚广,版本迭出,清人一般以获得宋拓最为荣耀。
  道光二年十月十六日……今日见《褚仿兰亭》一本,绝佳,后有金华宋濂跋书,字极精,跋云有赵文敏题蕺,蕺已失去矣。
  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昨日洪筠轩送至《唐摹褚氏兰亭》一本,是范氏天一阁本,明丰南禺考功所刻,洪氏重摹上石,精神尚自完足。
  道光四年五月十三日……李庚来,送至石刻兰亭二种。
  道光五年八月初七日……晚临褚写《兰亭》一本。
  道光二年,谢兰生所见有宋濂跋书的兰亭版本,在明代经董其昌题跋之后已多数称为《虞世南摹本兰亭》,原帖在清代为皇家御藏,兰生所见应是拓本。道光三年,谢兰生所见明代丰坊摹刻,因有文未有“褚氏”,向来被清人认为是“海内褚临本之冠”,但也有考证说此为丰坊伪刻。无论如何,谢兰生当时却是凭此作为临摹兰亭的门径,道光五年真正有他临写褚氏兰亭的记录。
  鉴赏字画
  谢兰生早年肆力于画,名著岭海,且位列翰林,自然格外受人尊敬。潘、伍、叶诸家凡有新得藏字画,经常找来谢兰生品鉴题跋,而兰生也得以遍观所藏,如道光四年七月初九日记写道:“过研北晤春岚,纵观所藏画。借石谷小卷,唐子畏长条,王渊花卉册,清湘苏小妹图。”春岚即行商伍秉鉴次子伍元华。而外坊问不少古董店就经常拿古画请求谢兰生鉴定题跋,一来增加藏品可信度,二来通过请求题跋继续为藏品增值。故谢兰生不必破费千金,每日都能见到各方见示的古人字画。谢兰生至少与两家古董店保持联系,在日记中可以找到“秘珍”与“翰华斋”两家字号。
  秘珍出现在日记中是嘉庆廿四。秘珍与谢兰生的联系不算密切,一般是将求售的古字画自行送到太史家,让太史随意鉴赏。日记中可以看到:
  嘉庆廿四年十一月廿三日……送还唐六如大画、石谷小画与秘珍。   道光元年六月初十日……秘珍将邵僧弥画来。
  道光元年六月十一日……秘珍送到李椒堂所藏沈石田画,本内石田五幅,补以文衡山一幅,乃得六幅。又有衡山诗跋甚详,谓此是吴匏庵之物。画是真笔,究非石田之上品。
  道光三年四月十六日……秘珍以蓝田叔画屏山水十幅来阅,内有五六幅佳者,又程清溪幅,颇有静气,是此公佳品。《汝帖》六本尚旧。
  可见秘珍送到的大多为明代名家,如沈周、文征明、唐寅、此外还有清初王犟、恽寿平等人的画迹。其中沈周画五幅是“李椒堂所藏”,即南海李可藩的藏品,亦是翰林出身。秘珍似乎作为中间人找来谢兰生代为鉴定,得到了所藏文征明之画是“真笔”、沈周的是“上品”,恽寿平、程邃者是“佳品”的评价。
  谢兰生与另一家“翰华斋”相识较晚,不过过从更为密切。道光三年四月,日记提到“翰华斋何君来”,日后改称“南屏”、“南坪”,所指俱是一人,即翰华斋的店主何南坪。相识未久,何南坪便屡次登门以古画见示,请求谢太史鉴定真伪,结果却与李可藩藏品大有不同:
  道光三年三月十一日……南屏以关九思画来阅,未见佳处。
  道光三年三月二十日……何南屏以香光山水来阅,内有眉公题字,的是真本,然墨气颇滞,殆初年之笔,未为佳品。
  道光三年三月廿四日……南坪以蕴堂所藏麓台、圆照画来阅,不佳。二樵画册亦是赝本。
  道光三年三月廿五日……南坪送到蕴堂所藏高房山、董元宰长条来,俱不佳。
  道光三年六月廿六日……南坪以石田卷来看,不真。又以镜川所藏手卷四轴来,无名氏一卷尚稳。赵松雪《曲水流觞》是临本,小有意致。梅道人及管夫人卷伪且劣矣。南坪所藏梅道人《竹》亦是,临本,尚有可观而款字太劣。
  道光三年七月二十日……何南坪来,携到伪云林画及伪刘松年横卷,可发一笑也。
  谢兰生鉴定古画颇有自己一套,从中可见他对于有把握的作品才判为“真本”、“赝本”,对于临本及较无把握的作品则以有无可观作为评定,或简单论及佳与不佳。何南坪连番碰壁,但并没有因此与谢兰生疏远。此后多次前来拜访,却不是再以古画求赏,而是来“谈画”、“看写画”,似乎是虚心来请教鉴赏之法。
  除了字画鉴定,秘珍、翰华也不时作为中间人来向谢兰生请画,如道光三年四月“秘畛以对扇来索画”。道光八年七月“秘珍着人送笔润来请写字画”。翰华何南坪请画索题则更为频繁,“南坪来,为人请写画”、“南坪来,以写画笔润至”时常见于日记,二人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道光八年四月南坪过世之后。
  日记中鉴定书画的记录非常丰富,难以一一枚举,但仅从其和秘珍、翰华持久的合作关系,可以想见当年广东已有颇具规模的古字画流通市场,尽管龙蛇混杂,但也因此不少前朝名家手迹流入广东,开阔了岭南土人的眼界。
  搜罗名端
  谢兰生日记中提到最多的文房用品是砚台。作为当时文人,砚台是案前书写必备之物,写字作画,俱要好砚相助。谢兰生在日记提到的砚台,大多是端砚,且只为端砚里的水岩老坑,并未提及坑仔、麻子一类砚石。
  嘉庆廿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得小砚蕉白鱼冻,是绝妙品,葫芦小砚已赠楷屏,得此快甚快甚。
  四月二十日:……张翰山来,以云头蕉白青花研奉赠,以翰山极赏此砚也。……又买定湖蕉研,以与竹砚相易,未允也。
  道光元年八月初四日:铭山前月往送翰山,昨日自清远还,今日午间到,云前所送翰山之松皮冰线砚,被其下误投之清远峡中,不意此砚如此结果也。
  道光元年九月十二日:……午饭後欲还,适卢英圃至,同过一瓣山房看磅公所藏砚,有一方纯白,予题日“览冈片玉”,真是妙品。
  道光四年六月初八日:……卢英圃送砚来,亦是西洞上层石,而不及季彤所送之佳。
  道光八年三月十八日:……本日买得鱼冻西洞大砚一方极妙,价亦不甚高,从前所蓄大青花砚及大鱼冻砚俱是极品,竟不能守,致让与人。青花尚易觅,鱼冻大方者不易觏,故复买此石,虽囊涩不计也。
  以上诸条都是谢兰生对一些极品砚台的描述,大多以珍贵的石品命名,其中以蕉叶白、鱼脑冻奉为尚品。鱼脑冻是端砚最名贵的石品之一,凡有此石品一般会留在砚堂之中,不施雕工。鱼脑程云雾之状,“团团栾栾”,如“水肪之所凝”。蕉叶白与鱼脑冻较为接近,往往成片出现,白里透黄。端砚中这两种石品最为难得,被视为端石最细润之处,最宜研墨。所以谢兰生题名的“岜冈片玉”,目之为妙品。此外,老坑再逊一等的石品为天青、青花,按谢兰生的说法,“青花尚易觅”,所以追求程度远不及鱼脑、蕉白。
  谢兰生所得砚石大多来自水岩西洞。石质坚而细润,且石品丰富,为老坑之中的上品。西洞凿自明代,至清初《广东新语》记载已是“西洞今亦凿穿,江水入焉,不可以复凿,即凿亦仅容二斧四人而已”。所以西洞普通块砚料到了清中期已经十分稀罕,谢兰生所得砚台也多以小砚为多,拥有名贵石品且为大料者,更为难得,故道光八年谢兰生得到块鱼冻西洞大砚,特别在日记中加重了笔墨,为求一砚,而“囊涩不计”。
  谢兰生买砚有几个渠道,一是朋辈相赠。许多砚台大多在文人之间辗转流传,如道光元年二月十二日,日记记载“定湖送砚三方至,送与翰山”,二十日再“以云头蕉白青花研奉赠”,此后张翰山欲以所买定湖蕉砚与兰生竹砚相易,却未得获允。又如道光四年八月“衢尊携到蕉白砚,云是秀公见贻”,道光五年五月“何相文亲家来谈,送与西洞砚一方”。可见砚台在当时作为礼品在文人之间互相传赠,不难怪谢兰生会曾有极品大青花砚及大鱼冻砚,结果“竞不能守,致让与人”。
  另一渠道是砚店专门上门求售。出现在日记中的是一间叫“漱芳”的砚店。道光四年五月初七日,日记写道:“漱芳砚店以大砚来求售,真是奇宝,惟价太昂耳。”道光九年五月初八日:“漱芳以砚石廿九方来看,佳者不过十三四片。”但两次交易似乎都未能令太史公满意。   各式文玩
  日记提到文玩种类繁多,但大多一笔带过,远不及字画砚台。文玩一方面来自亲朋馈遗,此外则多自翰华斋购得。
  清代金石学兴起,江南文人士大夫每以收藏青铜古器、古砖为尚。此种风气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岭南仅现肇端,故收藏青铜古器尚系风雅之举,与金石之学无关。关于古砖,仅日记道光九年十月提到“携还永嘉砖方与衢尊”,别无着笔。金铜古器则俱为翰华所售,谢兰生在日记中称为罕见之物,故也多给了笔墨。
  道光六年八月廿三日……过翰华看古铜鼎,铜绿青翠可爱,名三环鼎。绿乃淡绿,与入土者不同,座亦精巧,难得之物也……晚南坪来,云此鼎可得。
  道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往翰华取到双鱼铜洗,亦汉时物也,木座精好,并留之,与所藏三环鼎皆铜器之罕有者。
  谢兰生在道光六年两度购买青铜古器,皆是经过翰华斋提供。一则为“三环鼎”,按所述形制,若是真品,大约是东周时期的三环盖鼎。另一物则为汉代双鱼铜洗。二者都配上精美木座,十分令这位买家满意。
  至于其他文房用品,日记提到“竹臂搁”、“柏木笔筒”、“竹根笔筒”、“木瘿画斗”、“英石笔山”、“荷叶笔洗”、“伽楠香珠一串”、“蚌壳笔洗”、“万历瓷瓶”等等,而从未提及红木酸枝一类的物品。更多提到的,反而是谢兰生非常喜欢的“蜡石”。
  道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早出城到长寿寺谈,从至道师索得腊石一方,可插花,极妙。
  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供素心兰数枝于蜡石瓶,甚佳。
  道光五年九月十八日……阅生监课卷,壶隐以小蜡石一方来,还斋一行。
  道光六月十一月十五日……晚南坪以古玩数种来阅,俱小品之佳者。内有蜡石水碟似旧玉,木瘿笔筒,木纹细擞,手泽油润,因留此二物。
  道光六月十一月十七日……晚南坪以蜡石小瓶来,其价尚廉,即留之。
  道光九年九月十九日……崔问琴以蜡石大墨床来,未晤。
  谢兰生提到的蜡石可为各种器用,可做花瓶,可为水碟,甚至可做墨床。道光六年,何南坪以古玩数种见示,而且“俱小品之佳者”,谢兰生只选了蜡石水碟和木瘿笔筒。谢兰生对蜡石的情有独钟,一方面固然是太史公的个人喜好,但也可见背后是整个时代的审美风气使然,蜡石在当时应是颇受追捧的文玩佳品。
  谢兰生日记能让我们从一位翰林太史的角度,了解到嘉庆道光年间广东收藏鉴赏品味之一端。日记记载的事物零零碎碎,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收藏之物的不同等次,当以拓本为最,字画次之,砚台再次之,各式文玩又次之。因为拓本和字画对于当时文人掌握精英技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不仅仅视为种收藏玩好。而嘉道年间广东收藏金石字画风气的兴起,又丰富了广东士人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鉴赏能力。晚清广东的文化繁荣,已在此时可见端倪。
  (编辑/陈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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