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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波斯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ám，1048-1122）的四行诗集——《鲁拜集》由英国诗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编译成英文后得到了广泛关注，被视为英国文学经典。但由于菲氏的英译饱含编订、改写和自由发挥等创作成分，加上译者所处的时代和使用的翻译策略的不同，使得这些译文不够完善和准确。本文以文学批评为切入点，对经典中文译本（郭沫若、黄克孙）从历史文化根源和诗歌翻译策略两方面对其中存在的缺陷和错误进行求证及辨析，旨在为诗歌翻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海亚姆 《鲁拜集》 诗歌翻译
一、引言
《鲁拜集》，也称作“柔巴依”，是波斯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集。作者透过该诗作主要抒发了身在十一世纪波斯的他在灵感与精神各层面的深刻反映。经由英国诗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编译成英文而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被视为英国文学经典。
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The Rubaiyats of Omar Khayyám）成了海亚姆四行诗集传入中国的主要桥梁。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已出现数个中文译本，大部分都译自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如郭沫若的《鲁拜集》（1978），梁实秋的《欧玛·卡雅姆的四行诗》等；美国华人黄克孙效菲兹杰拉德的风范，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诗兴和个人诗才，将菲氏的编译版再度编译成中文四言绝句，题曰《鲁拜集》（2009）。除此之外，还有黄杲炘的《柔巴依集》（2007），张鸿年的《鲁拜集》（2007），覃学岚的《鲁拜集新译》（2011），王虹的《鲁拜集：世界上最美的诗歌/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2013），等等。
菲氏的英译饱含编订、改写和自由发挥等创作成分，与波斯原作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形下，海亚姆的鲁拜元真实际上已经从前台隐退从而融入了时代背景。此外，现存的汉译本《鲁拜集》由于譯者所处的时代和使用的翻译策略的不同，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错误，没能真实有效地传递出《鲁拜集》的“诗魂”。本文以文学批评为切入点，从历史文化根源和诗歌翻译策略两方面对郭沫若和黄克孙经典中文译本《鲁拜集》中存在的缺陷和错误作出新的诠释和说明，并进行求证及辨析，旨在为诗歌翻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实现海亚姆《鲁拜集》超历史和跨民族的广泛而永恒的意义。
二、历史文化根源
欧玛尔·海亚姆生活在十一世纪的中古波斯，秉承着伊朗人的宗教传统。海亚姆作此诗时，伊斯兰教传入伊朗已有三百多年之久，伊斯兰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对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有很高造诣的海亚姆来说，不相信当时的宗教神学思想，他只能靠写诗来抒发慨叹。“对中世纪神学的揭露与抨击是海亚姆四行诗的主要内容……有的四行诗反映了海亚姆对宇宙人生的思索和对社会人情的剖析。”（梁立基，167）但郭沫若忽略了海亚姆创作诗歌时所身处的历史文化背景，造成了对海亚姆其中一首四行诗的中文译本出现了一些不妥之处。例如：
原诗： Ah， Love！ Could thou and I with Fate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郭译：啊，哎呦！我与你如能串通“他”时，
把这不幸的“物汇规模”和盘攫取，
怕你我不会把它捣成粉碎—
我们从新又照着心愿抟拟！
参照海亚姆的波斯诗集，原诗第一行中的Fate指的是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创世主”“天神”，对此郭却没有做出明确的翻译，仅仅用了“他”来表示。将第二句中的Scheme of Things直译为“物汇规模”，显然忽略了其与上句Fate之间的关联，并用了“和盘攫取”和“捣成粉碎”极具力量的词汇，充分体现了郭沫若当时所身处的那个时代所彰显的“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时代精神。在海亚姆看来，被其视奉为“天神”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无疑能够掌管世间万物，故将Scheme of Things译为“苍天”“世界”较为妥当。当时，固守波斯人宗教传统的海亚姆想要有所突破，故将grasp意译为“推翻”“掀翻”，此意便与第三句中的“shatter”不谋而合。对于第四句中的Heart’s Desire，郭沫若忽视了其内在的深层含义。追溯到海亚姆的波斯诗集，他用了azade一词，指“高尚的人”“正直的人”（邵斌，2010）。思想突破，不仅是海亚姆一个人的心愿，而且是每一个正直波斯人的心愿。海亚姆在这首四行诗中的呼吁正是每一个正直波斯人的心之所向。郭对此诗句的翻译明显有些差强人意。
张鸿年的汉译本直接译自波斯文，如“如若能像天神一样主宰苍天，我就把这苍天一举掀翻，再铸乾坤，重造天宇，让正直人都称心如愿”。其中“天神”“苍天”“乾坤”“天宇”等词汇，较为确切地表达了海亚姆反抗的思想。
三、诗歌翻译策略
在海亚姆诗歌被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不同的译者对其翻译出来的诗歌形式、语言风格、意象内涵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来自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及对源语文化的认知，另一方面来自译者本人的思考角度和翻译风格。但原诗常常因形式需要进行断行而导致其逻辑意群的分离，因此补全原诗中省略的词汇及为了声韵格律平添的词汇，并按照其内容的逻辑意义对诗句重新整合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但读者和译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时会遇到障碍，往往会根据现有的词汇而下意识地重新组建句子结构，不顾原有的逻辑意义和语法关系，这一现象在郭沫若、闻一多和黄克孙的译文中也是明显存在的。例如： 原诗：I sometimes think that never blows so red
The Rose as where some buried Caesar bled；
That every Hyacinth the Garden wears
Dropt in her Lap from some once lovely Head.
郭译：帝王流血处的蔷薇花
颜色怕更般红；
花园中的玉簪儿
怕是植根在美女尸中。
黄译：红花底事红如此，
想是苌弘血里开。
一地落英愁欲语：
“当年曾伴美人来。”
诗歌的前两句直译为“我有时想，那绽放的玫瑰再红，也红不过土下凯撒血染的花朵”。与黄译本相比，郭沫若调换了诗歌前两句的顺序，省略翻译了I sometimes think that部分；黄克孙将代表“帝王”的Caesar译为“苌弘”，该词本意指“大夫”，译为此意略有不妥，也未能将“帝王的鲜血比玫瑰还要红”之意翻译出来。黄克孙更是主观臆断将末句作为倾诉的话语，把后两句中坠落的Hyacinth这一意象理解成在诉说与美人离别之惆怅，勉强拉通文意，并抛开原文几易其手。
这首诗的困难在于末行的Lap一词，其有三个基本意义：一是腿膝，二是衣服的下摆或裙兜等，三是凹地或坳地等。在翻译时，这3种意义都必须考虑到，否则原诗的信息就会严重衰减。Lap可取其第1義——“腿膝”，此时Lap可与末句中的Head”相呼应，并冠之以“裳下”之意，这样与第三句中的wears（穿戴）一致，与此同时，第3义“坳地”与Garden相应，也就不难读出了。对此，两位译者都绕过了这个棘手的问题，选择不译。此外，他们在末行中都提到了“美人”，但这位“美人”究竟指何人，对此本人颇为不解：首先，那玫瑰（Rose）便可指美人；其次，穿红戴翠花园（Garden）也可拟成美人；她的Lap（裙摆裳兜）也可视为美人的衣妆。
四、结语
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读者和译者需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通过拉通英文文意，才能够真正读通、理解透彻，并透过诗的形式因素还原其固有的逻辑结构和语法关系，不能含糊其辞，不能绕道而行。所谓的“直译”（verbatim），首先求其“信”（fidelity/accuracy）较好，然后“达”（effectiveness）和“雅”（literacy）可能就在其中了，否则，译者的主观诠释很可能会影响原作的深厚的底蕴和博大的情采。本文通过对郭沫若和黄克孙二者对《鲁拜集》汉译本的对比和分析，提出了历史文化根源及诗歌翻译策略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Edward Fitzgerald.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M].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0.
[2]郭沫若，译.鲁拜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黄杲炘，译.柔巴依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4]黄克孙，译.鲁拜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5]晋剑琴.四行诗集《鲁拜集》的翻译浅析[J].语文建设，2014（05）：77-78.
[6]梁立基，何乃英，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邵斌.翻译即改写：从菲茨杰拉德到胡适——以《鲁拜集》第99首为个案[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2）.
[8]王晓利.海亚姆鲁拜诗歌的翻译与传播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
[9]张鸿年，译.鲁拜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10]张建伟.《鲁拜集》主要译本比较[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09）：108-110.
此篇论文是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校级课题“《鲁拜集》经典中文译本辨析”（2017-QN-77）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海亚姆 《鲁拜集》 诗歌翻译
一、引言
《鲁拜集》，也称作“柔巴依”，是波斯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集。作者透过该诗作主要抒发了身在十一世纪波斯的他在灵感与精神各层面的深刻反映。经由英国诗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编译成英文而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被视为英国文学经典。
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The Rubaiyats of Omar Khayyám）成了海亚姆四行诗集传入中国的主要桥梁。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已出现数个中文译本，大部分都译自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如郭沫若的《鲁拜集》（1978），梁实秋的《欧玛·卡雅姆的四行诗》等；美国华人黄克孙效菲兹杰拉德的风范，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诗兴和个人诗才，将菲氏的编译版再度编译成中文四言绝句，题曰《鲁拜集》（2009）。除此之外，还有黄杲炘的《柔巴依集》（2007），张鸿年的《鲁拜集》（2007），覃学岚的《鲁拜集新译》（2011），王虹的《鲁拜集：世界上最美的诗歌/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2013），等等。
菲氏的英译饱含编订、改写和自由发挥等创作成分，与波斯原作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形下，海亚姆的鲁拜元真实际上已经从前台隐退从而融入了时代背景。此外，现存的汉译本《鲁拜集》由于譯者所处的时代和使用的翻译策略的不同，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错误，没能真实有效地传递出《鲁拜集》的“诗魂”。本文以文学批评为切入点，从历史文化根源和诗歌翻译策略两方面对郭沫若和黄克孙经典中文译本《鲁拜集》中存在的缺陷和错误作出新的诠释和说明，并进行求证及辨析，旨在为诗歌翻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实现海亚姆《鲁拜集》超历史和跨民族的广泛而永恒的意义。
二、历史文化根源
欧玛尔·海亚姆生活在十一世纪的中古波斯，秉承着伊朗人的宗教传统。海亚姆作此诗时，伊斯兰教传入伊朗已有三百多年之久，伊斯兰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对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有很高造诣的海亚姆来说，不相信当时的宗教神学思想，他只能靠写诗来抒发慨叹。“对中世纪神学的揭露与抨击是海亚姆四行诗的主要内容……有的四行诗反映了海亚姆对宇宙人生的思索和对社会人情的剖析。”（梁立基，167）但郭沫若忽略了海亚姆创作诗歌时所身处的历史文化背景，造成了对海亚姆其中一首四行诗的中文译本出现了一些不妥之处。例如：
原诗： Ah， Love！ Could thou and I with Fate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郭译：啊，哎呦！我与你如能串通“他”时，
把这不幸的“物汇规模”和盘攫取，
怕你我不会把它捣成粉碎—
我们从新又照着心愿抟拟！
参照海亚姆的波斯诗集，原诗第一行中的Fate指的是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创世主”“天神”，对此郭却没有做出明确的翻译，仅仅用了“他”来表示。将第二句中的Scheme of Things直译为“物汇规模”，显然忽略了其与上句Fate之间的关联，并用了“和盘攫取”和“捣成粉碎”极具力量的词汇，充分体现了郭沫若当时所身处的那个时代所彰显的“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时代精神。在海亚姆看来，被其视奉为“天神”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无疑能够掌管世间万物，故将Scheme of Things译为“苍天”“世界”较为妥当。当时，固守波斯人宗教传统的海亚姆想要有所突破，故将grasp意译为“推翻”“掀翻”，此意便与第三句中的“shatter”不谋而合。对于第四句中的Heart’s Desire，郭沫若忽视了其内在的深层含义。追溯到海亚姆的波斯诗集，他用了azade一词，指“高尚的人”“正直的人”（邵斌，2010）。思想突破，不仅是海亚姆一个人的心愿，而且是每一个正直波斯人的心愿。海亚姆在这首四行诗中的呼吁正是每一个正直波斯人的心之所向。郭对此诗句的翻译明显有些差强人意。
张鸿年的汉译本直接译自波斯文，如“如若能像天神一样主宰苍天，我就把这苍天一举掀翻，再铸乾坤，重造天宇，让正直人都称心如愿”。其中“天神”“苍天”“乾坤”“天宇”等词汇，较为确切地表达了海亚姆反抗的思想。
三、诗歌翻译策略
在海亚姆诗歌被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不同的译者对其翻译出来的诗歌形式、语言风格、意象内涵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来自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及对源语文化的认知，另一方面来自译者本人的思考角度和翻译风格。但原诗常常因形式需要进行断行而导致其逻辑意群的分离，因此补全原诗中省略的词汇及为了声韵格律平添的词汇，并按照其内容的逻辑意义对诗句重新整合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但读者和译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时会遇到障碍，往往会根据现有的词汇而下意识地重新组建句子结构，不顾原有的逻辑意义和语法关系，这一现象在郭沫若、闻一多和黄克孙的译文中也是明显存在的。例如： 原诗：I sometimes think that never blows so red
The Rose as where some buried Caesar bled；
That every Hyacinth the Garden wears
Dropt in her Lap from some once lovely Head.
郭译：帝王流血处的蔷薇花
颜色怕更般红；
花园中的玉簪儿
怕是植根在美女尸中。
黄译：红花底事红如此，
想是苌弘血里开。
一地落英愁欲语：
“当年曾伴美人来。”
诗歌的前两句直译为“我有时想，那绽放的玫瑰再红，也红不过土下凯撒血染的花朵”。与黄译本相比，郭沫若调换了诗歌前两句的顺序，省略翻译了I sometimes think that部分；黄克孙将代表“帝王”的Caesar译为“苌弘”，该词本意指“大夫”，译为此意略有不妥，也未能将“帝王的鲜血比玫瑰还要红”之意翻译出来。黄克孙更是主观臆断将末句作为倾诉的话语，把后两句中坠落的Hyacinth这一意象理解成在诉说与美人离别之惆怅，勉强拉通文意，并抛开原文几易其手。
这首诗的困难在于末行的Lap一词，其有三个基本意义：一是腿膝，二是衣服的下摆或裙兜等，三是凹地或坳地等。在翻译时，这3种意义都必须考虑到，否则原诗的信息就会严重衰减。Lap可取其第1義——“腿膝”，此时Lap可与末句中的Head”相呼应，并冠之以“裳下”之意，这样与第三句中的wears（穿戴）一致，与此同时，第3义“坳地”与Garden相应，也就不难读出了。对此，两位译者都绕过了这个棘手的问题，选择不译。此外，他们在末行中都提到了“美人”，但这位“美人”究竟指何人，对此本人颇为不解：首先，那玫瑰（Rose）便可指美人；其次，穿红戴翠花园（Garden）也可拟成美人；她的Lap（裙摆裳兜）也可视为美人的衣妆。
四、结语
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读者和译者需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通过拉通英文文意，才能够真正读通、理解透彻，并透过诗的形式因素还原其固有的逻辑结构和语法关系，不能含糊其辞，不能绕道而行。所谓的“直译”（verbatim），首先求其“信”（fidelity/accuracy）较好，然后“达”（effectiveness）和“雅”（literacy）可能就在其中了，否则，译者的主观诠释很可能会影响原作的深厚的底蕴和博大的情采。本文通过对郭沫若和黄克孙二者对《鲁拜集》汉译本的对比和分析，提出了历史文化根源及诗歌翻译策略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Edward Fitzgerald.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M].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0.
[2]郭沫若，译.鲁拜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黄杲炘，译.柔巴依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4]黄克孙，译.鲁拜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5]晋剑琴.四行诗集《鲁拜集》的翻译浅析[J].语文建设，2014（05）：77-78.
[6]梁立基，何乃英，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邵斌.翻译即改写：从菲茨杰拉德到胡适——以《鲁拜集》第99首为个案[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2）.
[8]王晓利.海亚姆鲁拜诗歌的翻译与传播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
[9]张鸿年，译.鲁拜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10]张建伟.《鲁拜集》主要译本比较[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09）：108-110.
此篇论文是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校级课题“《鲁拜集》经典中文译本辨析”（2017-QN-7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