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9月27日晚10点，印度新冠肺炎累积确诊病例超过600万例，单日确诊新增96万多例，仅次于美国（728万），成为世界第二大“病毒中心”。8月以来，印度疫情以平均每十天新增一百万确诊病例的速度位居世界前列。
　　密歇根大学生物统计学和流行病学教授布拉马尔·慕克吉提出了有关新冠肺炎的确诊预估模型，根据她的预测，印度确诊病例恐已超过1亿例。这种失控从何而来？在疫情“黑天鹅”的刺激下，印度对内和对外采取了怎样的政策？
　　束手无措的民众群像：从贫民窟到“宗教抗疫”
　　印度疫情的原点并未失范。2020年1月，印度出現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月31日，位于印度孟买的马尔瓦尼贫民窟出现了一例新冠病毒死亡案例。4月1日，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出现第二例贫民窟死亡病例。
　　自此，“贫民窟病例”逐渐蚕食印度政府的遮羞布，看似岁月静好的印度早已暗流涌动。
　　事实上，印度贫民窟是印度防疫失控的“暴风眼”。贫民窟的突出特点是人口密度极大、人均面积极小、公共卫生极差。以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为例，两平方公里的面积容纳了约100万人口，这与流行病学提倡的安全社交距离相去甚远。干净的自来水、独立的卫浴设施这些现代城市必备的生活要素对贫民窟群众来说过于奢侈。在孟买的一些贫民窟，甚至上千人共用一个厕所。
　　病毒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疯狂滋生。“普通社区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后，通常要追踪10多名密切接触者。在贫民窟则要追踪上百甚至数百人。”孟买市政府部门的一名官员介绍道。
　　在国际齐心抗疫的大背景下，印度的失控情况尤为突出。除却以上客观因素，印度政府的失职以及印度民众的失智都是催化剂。
　　宗教信仰在印度人民的抗疫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与人类的抗击病毒史相关，科教水平低下、医疗资源不足地区的民众常把战胜病毒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信仰而非科学防疫手段。“宗教抗疫”并非一无是处，如果应用得当，可以安抚民心。但印度的“宗教抗疫”明显与科学抗疫的世界大趋势背道而驰，民众无视“非必要，不聚集”的科学准则，始终盲目乐观、过度自信。
　　在今年印度“春节”洒红节上，印度信众依旧组织大规模的宗教仪式，甚至还焚烧“新冠”纸恶魔。如果说群众是愚昧无知，那么政治精英的荒诞言论则是借机为政绩加码。拉贾斯坦邦国会议员贾纳普里亚声称，下雨天坐在泥里，吹海螺吃叶子就可以预防新冠。还有官员声称，牛尿牛粪、练习瑜伽能杀死新冠病毒。
　　危机面前，民众能依靠的不外乎政府，而当求助无门时，他们只能归于原始宗教信仰以获安慰。民众的手足无措乃至失智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客精英的荒诞是无法原谅的。
　　失智的背后是失职
　　民众失智的背后，是印度政府的失职。
　　印度作为联邦制国家，各联邦政府的应对措施不尽相同，落实中央政策的力度也参差不齐。迄今为止，印度共完成了四个阶段的封禁举措。在封禁和解封的循环中，有联邦政府一开始封禁力度极大，甚至出现无故殴打出门民众的案例，而到了5月末，在封禁令尚未撤销的情况下，部分联邦政府已经允许跨州旅行。反复无常的中央政策、差异显著的联邦落实力度导致封禁效果几乎为零，反而加快了疫情扩散的速度。而印度中央政府也难逃其咎，自首例新冠肺炎确诊以来，中央政府沉寂了整整两个月。3月24日晚，印度总理莫迪在电视讲话中突然宣布，次日起全国封禁21天。一刀切式的懒政政令，没有留给民众任何缓冲空间。民众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补助，反而促成了二次聚集，如城市社区内民众上街疯抢生活必需品、农民工集体返乡等。
　　在疫情蔓延后，政府仍然过分乐观。在疫情疯狂肆虐的5月，莫迪政府仍旧将低死亡率作为重要的抗疫成果。
　　印度出现的低死亡率与印度年轻的人口结构和错误的死亡率计算方式相关。CNN报道，印度民众2020年的平均年龄为28岁，与之对比的意大利则是47岁。新冠肺炎主要的致死人群是有着其他并发症的老年人。另外，印度薄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很难准确统计公民死亡数据，据《外交政策》杂志报道，全国只有86%的死亡病例被政府登记在册，而这其中只有22%的病例正式注明了死亡原因。用“缩水”的低死亡率作为“民众抚慰剂”是极不负责的。
　　最为致命的是，印度落后的公共卫生体系从未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援改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6年印度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居于世界末位。这直接反映在抗疫物资的紧缺，如印度呼吸机总量大约仅4.8万台、一瓶氧气炒到500美元、平均1315人拥有一位医生。雪上加霜的是，民众的医疗保障体系也不健全。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印度70%以上的医疗费用由患者自付。巨大的医疗缺口和庞大的医疗压力导致大量确诊患者流落在外。很多患者因为昂贵的医疗开销而放弃救治，持续传播病毒。
　　疫情当前，再漂亮的政客话术都无法改变薄弱的医疗硬件的现实。疫情肆虐的同时，经济危机、洪灾、蝗灾接踵而至，体制弊端和往日积弊暴露无遗。总之，民众在为失职的政府买单。
　　印度走向何方？
　　新冠病毒是近十年世界局势的“黑天鹅”，踌躇不定的世界局势在疫情的催化下有了更为清晰的走向。印度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也开始逐渐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内存的“亲美反华”势力在国际形势变幻中开始借机调整印度的外交战略。
　　首先，印度全面配合美国推动产业链的“去中国化”。2017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旨在构建与中国“脱钩”的印太经济网络。在新冠疫情期间，中美关系进入胶着状态，舆论战、贸易战一齐打响。印度全面配合美国为搬离中国的外资企业提供土地和优惠政策，计划拿出约46万公顷的土地吸收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的企业，借机推动“印度制造”愿景的实现。在网络主权方面，印度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封禁了118款中资背景研发的手机应用。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之后，印度高调地采取各种“去中国化”举措，如对中国货物实施强制海关检查、抵制中国货、对中国产品采取关税壁垒等措施。
　　制造中印意识形态的对立，突出边境摩擦，这也是印度接近印太联盟并舒缓国内矛盾的重要举措。新冠疫情出现后，印度一改往日在中美之间模糊权衡的态度，开始强调自身民主制度，试图进入西方阵营，部分印度官员跟随西方论调抹黑中国。这与印度当下的经济形势相关，印度在封锁期（4-6月）的GDP数据同比缩水23.9%，失业率高达27.1%，这意味着印度经济受疫情影响正处于衰退之中。印度抗疫进入瓶颈期，当下经济又难以支撑成本巨大的封锁政策，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只能在舆论战和意识形态领域抹黑中国。同时，这也是印度向西方阵营献上的“投名状”，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保持一致的论调有助于印度走近美国及其印太联盟伙伴国。
　　最为重要的，印度与美国共同推动“印太战略”的升级和扩容。过去，印度始终坚持“印太战略”的发展不能打破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地区平衡，但在疫情之后，印度的战略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印度一边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相互后勤支持协定》，一边与日本谈判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试图构建美印日澳“四国联盟”（Quad）共同军事后勤互相支持防务体系。这种冒进的外交政策与莫迪内阁毫无牵制力量相关。莫迪第二任期的内阁几乎不受其他任何政治力量的牵制，瓦杰帕伊去世后由瓦杰帕伊—阿德瓦尼—乔西主导的印度人民党党内权力结构瓦解消怠，因此，莫迪政府在外交和内政上都采取了激进冒险的措施。当下美印交好更多是当前事态发展的即时反映，长期而言，国际关系和战略政策的发展仍然未知。
　　印度疫情的失控是积弊“爆雷”。民众的科学意识、政府的健全体系、完善的公共卫生设施和体系，样样都是老生常谈，可惜，在现实的困境中懂得这些道理需要血肉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