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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中央领导人王岐山在反腐工作座谈会上向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书因此备受关注。
【对平等的追求压倒了对自由的追求】
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史书常归于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启蒙运动对专制权威的批判。这没错，但不充分。至少还有四个重要原因：财政危机，农民问题，谣言与恐慌以及军队不效忠。
大革命前的法国深陷国家财政危机，部分因为相对较低的人均国民财富，部分因为税收体制被特权精英（贵族、教士、官员和有路子的资产阶级）的免税和减税弄得千疮百孔。旧制度没有统一的国库，没有中央财政预算，无法核算和控制政府的收支。政府支出的大部分，不是凡尔赛宫的穷奢极侈而是军费。1788年，法国政府收入的一半用于偿还债务，1/4用于军费。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卷入美国的独立战争。为了弥补开支，政府必须对国民增税，而大部分增税转嫁到了最底层的农民身上。
大革命前的法国是传统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比例85%，农产品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60%。巴林顿·摩尔指出，法国农业商品化的失败，是大革命发生的结构性原因之一。农民对封建特权的反抗，镶嵌在这一结构当中。通货膨胀和经济不景使民众的不满如夏草滋长，谣言和恐慌则使民众的反抗举动升级。“匪徒将劫掠成熟的庄稼”，“贵族们密谋饿死农民”，“国王召集军队准备弹压人民”，这些传言导致民众攻占巴士底监狱，掀开革命巨幕。群众情绪的可燃性是由饥饿与仇恨、怀疑与谣言构成的。谣言是历史巨变中的导火索，远不止法国大革命如此，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即新军中遍传的革命党人花名册泄露，革命党人将面临清洗的谣言。
军队不对国王效忠进一步使危机失控。在前工业社会，军官认同自己出身的特权阶层（1789年之前，法国军官90%以上都是贵族，向军团输送人才是贵族的一项特权），贵族精神使他们不具备向国民开枪的习惯。军队分化，逃兵不断增多，只在少数地方军队才镇压了农民。但总体上，镇压的军事力量没有协调统一的部署，更重要的是，如约翰·布罗揭示的，社会进步创造了一批数量庞大、崭新繁荣且政治上具有自我意识的新生阶层，他们必须通过立宪变革以获取公民权利并使其涵盖到民族之中。
在1789年，贵族率先发难，通过高等法院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资产阶级不满被压制的政治参与，于网球场宣誓，抢过反对的旗帜。随后卷入的是因削减关税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城市贫民，跟着是赋税沉重又遭遇歉收的底层农民。
如果没有城市贫民和底层农民的加入，这场革命很可能不会超出政治变迁的范围，也就是说，将停留在政治革命（包含宗教革命，托克维尔指出，法国教会已是一种政治势力，法国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面目出现的政治革命），不会进入社会革命的范畴。而每当保守力量（保皇派、立宪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试图终止大革命时，底层力量都继续将革命推动前进：1789年7月14日点燃革命火药桶的攻占巴士底狱，1792年8月10日导致路易十六被处决的攻打杜伊勒里花园，1793年5月31日造成罗伯斯庇尔上台和恐怖统治的巴黎起义，主要动力都来自城市贫民无套裤汉，并从农村获得支持。
大规模民众运动引发的社会革命，极易催生或强化中央集权的官僚化国家组织，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统治。阿克顿说的不错，“彻底地征服社会，经常是靠暴力而不是仁慈的艺术才能做到”。大革命后的法国，国家机器比以往更直接地侵入到公民生活中去。渴望获得自由的城里人得到的是以自由名义实施的恐怖统治，渴望解除负担的农民被强制征兵，强制征粮，并且失去了传统的村社共同体，以及天主教的安慰。人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被从自己所了解并且生活了一辈子的世界中抛离。
法国大革命常因其血腥为后人诟病，一些统治者也试图借此建立人民对革命的恐惧。不过，这血腥有夸大成分。与后来出现的右翼极权法西斯与左翼极权主义国家不同，法国大革命只致力于消灭政治反对派，并未对某个阶级或某个种族进行系统镇压和毁灭。据帕尔默估计，法国大革命中镇压的人合计约4万（当时法国人口约2400万），其中6%为教士，8%为贵族，14%为资产阶级，不少于70%则是农民和工人（几乎所有的革命中，牺牲最多的都是底层人民，一是因为他们基数最大，二是因为牺牲他们的成本最低）。而据斯蒂芬·平克的著作《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在20世纪，政府制造的本国国民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8亿左右，其中极权国家为1.38亿，威权国家为0.28亿；民主国家为200万。
穿过充满争议的血路，法国大革命最终消灭了盘根错节的特权——君主专制、教会特权、贵族特权和封建残余，建立起一个私有财产的经济制度（大革命从未建立公有制，即使是臭名昭著的公安委员会，也倡导自由经济，维护建立在私有产权之上的社会秩序。没收教士财产只是革命初期的一项政治举动，其意旨是打击作为政治势力的教会，并非为动员农民而“打教士，分田地”）和一个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阿克顿称，《人权宣言》的“分量超过所有的图书馆，强于拿破仑的全部军队”，但又说它“不是卓越心智的产物”，因为它将自由作为出发点而不是目标，这就导致其原则过于抽象而不切实际。例如制宪会议的宪法将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使投票者和被选举人被限制在富裕阶层）。二者都是西方议会民主的本质特征。大革命也将人权理念、政治参与、民主政府等新观念传播开来，它们至今仍是现代文明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思想资源。
不无遗憾的是，在大革命随后的60年里，对平等的追求压倒了对自由的追求，法国长期处于动荡局面，断头台矗立，军事强人崛起，政变此起彼伏。在1871年后，始迎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基本建立起稳定的现代民主共和政体。法国大革命为了未来粉碎过去，作为代价的是，它部分失去了现在。 【托克维尔的三个论断】
托克维尔是少数发现法国革命中平等与自由的悖论的先知之一。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贯穿着对传统的珍视与对自由的热爱。这部著作并未描绘革命全貌，结构略显松散，事实层面的证据也不足，但富含洞见，洋溢着古典著作的天才气息。他有时运用社会学手段，有时利用史学方法，有时应用文学修辞，更多时候是政治哲学分析，泉涌而出，随心所欲，就像好的乐器在任何时候都对得上任何音调一样。
托克维尔为贵族阶层的衰亡而忧伤。他认为，失去贵族，国家就失去了一个必要的精髓，自由就遭到了永远也治愈不了的创伤。但与另两个激烈攻击法国革命的保守主义者爱德蒙·柏克和德·迈斯特不同（前者称大革命犹如对活人的碎尸，后者称大革命拥有恶魔性质），他对早期法国大革命是基本认同乃至推崇的。他说，革命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借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时尚”。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更鼓励人们行动，“我倾向于相信人们所称之为不可替代的政体，常常不过是人们所习惯的政体，而且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能有所作为的空间，远比生活在每个社会的人们所想象的要宽广得多”。他还说，“我最为后代担心的，并不是革命”，而是“人们会走到这一步，把一切社会进步都视为迈向革命的第一步，结果因害怕被卷走而完全拒绝移动”。
托克维尔希望历史被理解，而不是取消历史，《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一部试图理解历史的著作。不过，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三个论断，也许并非其精华所在。第一个论断是，革命者利用旧制度的瓦砾建设新社会的大厦。这个论断的主要依据是大革命前的法国已是中央集权，而大革命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权。然而，建立在传统特权之上的集权政治，与建立在大众民主上的集权政治，危害或有相似，本质毕竟不同，集权程度也迥异。路易十六要是能达到革命政府的全国动员能力，他就不会走上断头台。此外，不论法国大革命如何变形，立宪平权始终是其核心精神，这从旧制度的废墟中很难找到建筑材料。
第二个论断更加出名，也为当代一些人津津乐道，那就是革命往往不是在衰败时期而是在繁荣时期爆发，往往出现在一个不是那么坏的政府开始改革之际。这其实只是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特定判断（而且未必精准，斯考切波指出，在1730～1780年的法国，由于四十多年的好天气、良好的国内秩序和人口增长，确实有个繁荣时期，但传统农业生产结构不可能一直维系经济增长，在大革命前夕，法国已陷入经济危机，出现饥荒与物价暴涨），而非对革命的普遍推论。衰败时期同样可能甚至更可能爆发革命，比如“天下苦秦久矣”；不那么坏的政府开始改革，也未必一定导致毁灭式的革命，比如蒋经国治下的台湾。
第三个论断则是建基于抽象原则的文人政治导致庞大的革命。由于缺乏政治自由，这些论政的文人缺乏实际政治经验，习惯以空洞理念的极端推演来制造舆论，要求全盘摧毁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托克维尔不无愤怒地说，“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这论调与当代的“清谈误国”有些类似。但误国的永远是执政者，怎么可能是既无军队又无征税手段的书生？执政者清谈，可能误国；文人清谈，那是他们的言论自由。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语言，使受过教育的人们可以利用理性、人权和进步等概念来反对各种不合理的特权与专制。这一切显然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文人政治存在托克维尔指出的种种弊端，但它也剥去了君主、教会和等级制度曾拥有的神圣光环；文学化的时政评论有缺陷，却也是形势使然。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政府的种种罪恶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当反对派的政党首领阙如，反对派的文人就提笔走到台前。
托克维尔著作的真正精义所在，是抨击全能国家，珍视传统与信仰的价值，重视民间团体和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合，热爱与推崇自由。
他说，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机构，全能国家直接面对个人，而这些个人之间又早已失去互动与联合。全能政府的代价是，它将为一切绩效负责——如果大国崛起，那么光荣属于它；一旦出现经济、政治或社会危机，人们也会将一切责任，就连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它，从而导致后者陷入合法性危机，乃至被颠覆。在危机时刻，中央政府因孤立而恐惧，想恢复被它摧毁了的那些有影响力的个人或政治团体，却发现无人响应，因为这些人或团体早已被政府一手扼杀。当社会再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那么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
暴政使人与人彼此相似，对别人的命运无动于衷，只有政治自由才能在公民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多处正面论述了结社自由，将它视为仅次于个人活动自由的最重要的自由，“结社权是基本人权，破坏结社权就会损害社会本身；结社自由是反对专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结社可能会带来暂时的政治不稳定，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稳定”。
包括个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在内的政治自由必须被引入政治制度，不论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否则只能通向专制。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在欧洲所有国家中集权程度最高，政治自由最少，凝固在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传统机构里。统治者之所以被颠覆，主要是因为其坏的统治本身。只有结束中央集权和行政专制才能有稳定的政治制度和个人自由。不过，光有选举、政党、议会等一套自由的机器是不够的，人们还应当对独立具有浓厚兴趣，对政权具有反抗精神。为了捍卫民主社会里的自由，人们应当有自由感，并爱好自由。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关于自由的段落是最美妙的部分。一谈到自由，托克维尔就像童话中的公主，如果不掉落宝石她就不会开口，譬如这段：“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近来国内掀起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风潮，一些人认为，这书饱含对旧制度的情感，对革命的厌倦，可以化解人们的革命冲动。这未免郢书燕说。托克维尔说过，“一个时代永远不会与另一个时代相吻合。强行将旧画嵌入新框，效果总是很糟糕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评论的主要是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而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30年内已经完成大革命，如今乃是处于大革命之后而非大革命之前。
托克维尔叹息大革命在摧毁旧制度的同时，也摧毁了与之相应的一整套的信仰、思想、感情、习俗、道德、地方共同体，等于强行从社会的躯体上摘除器官，必然导致可怕的动乱。然而，中国社会旧有的信仰、思想、感情、习俗、道德、地方共同体，在1949年之后的30年内几乎全部被革命摧毁了。与之同时消失的，还有类似于法国贵族阶级的中国士绅阶层。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政权，与人们传统的信仰、思想、感情、习俗、道德、地方共同体并无太大关系，既不是这些东西的根，也不是这些东西的产物，那么政权变革的时候，是否可能只进行相对温和的政治革命，而无须伴随着充满痛苦与风暴的全面社会革命？
1848年1月27日，托克维尔在议会发表演说：“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空气中有一种革命的风暴？人们不知道这阵风暴产生于何方，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它将卷走何物。在这样的时刻，面对着公共道德堕落，你们却保持沉默。”在演说末尾，他说：“我们正坐在火山口。”听众不以为然，抱以大笑，就连他本人，也怀疑自己的预言是否会成为现实。但不到一个月，预言被验证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对平等的追求压倒了对自由的追求】
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史书常归于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启蒙运动对专制权威的批判。这没错，但不充分。至少还有四个重要原因：财政危机，农民问题，谣言与恐慌以及军队不效忠。
大革命前的法国深陷国家财政危机，部分因为相对较低的人均国民财富，部分因为税收体制被特权精英（贵族、教士、官员和有路子的资产阶级）的免税和减税弄得千疮百孔。旧制度没有统一的国库，没有中央财政预算，无法核算和控制政府的收支。政府支出的大部分，不是凡尔赛宫的穷奢极侈而是军费。1788年，法国政府收入的一半用于偿还债务，1/4用于军费。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卷入美国的独立战争。为了弥补开支，政府必须对国民增税，而大部分增税转嫁到了最底层的农民身上。
大革命前的法国是传统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比例85%，农产品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60%。巴林顿·摩尔指出，法国农业商品化的失败，是大革命发生的结构性原因之一。农民对封建特权的反抗，镶嵌在这一结构当中。通货膨胀和经济不景使民众的不满如夏草滋长，谣言和恐慌则使民众的反抗举动升级。“匪徒将劫掠成熟的庄稼”，“贵族们密谋饿死农民”，“国王召集军队准备弹压人民”，这些传言导致民众攻占巴士底监狱，掀开革命巨幕。群众情绪的可燃性是由饥饿与仇恨、怀疑与谣言构成的。谣言是历史巨变中的导火索，远不止法国大革命如此，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即新军中遍传的革命党人花名册泄露，革命党人将面临清洗的谣言。
军队不对国王效忠进一步使危机失控。在前工业社会，军官认同自己出身的特权阶层（1789年之前，法国军官90%以上都是贵族，向军团输送人才是贵族的一项特权），贵族精神使他们不具备向国民开枪的习惯。军队分化，逃兵不断增多，只在少数地方军队才镇压了农民。但总体上，镇压的军事力量没有协调统一的部署，更重要的是，如约翰·布罗揭示的，社会进步创造了一批数量庞大、崭新繁荣且政治上具有自我意识的新生阶层，他们必须通过立宪变革以获取公民权利并使其涵盖到民族之中。
在1789年，贵族率先发难，通过高等法院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资产阶级不满被压制的政治参与，于网球场宣誓，抢过反对的旗帜。随后卷入的是因削减关税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城市贫民，跟着是赋税沉重又遭遇歉收的底层农民。
如果没有城市贫民和底层农民的加入，这场革命很可能不会超出政治变迁的范围，也就是说，将停留在政治革命（包含宗教革命，托克维尔指出，法国教会已是一种政治势力，法国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面目出现的政治革命），不会进入社会革命的范畴。而每当保守力量（保皇派、立宪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试图终止大革命时，底层力量都继续将革命推动前进：1789年7月14日点燃革命火药桶的攻占巴士底狱，1792年8月10日导致路易十六被处决的攻打杜伊勒里花园，1793年5月31日造成罗伯斯庇尔上台和恐怖统治的巴黎起义，主要动力都来自城市贫民无套裤汉，并从农村获得支持。
大规模民众运动引发的社会革命，极易催生或强化中央集权的官僚化国家组织，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统治。阿克顿说的不错，“彻底地征服社会，经常是靠暴力而不是仁慈的艺术才能做到”。大革命后的法国，国家机器比以往更直接地侵入到公民生活中去。渴望获得自由的城里人得到的是以自由名义实施的恐怖统治，渴望解除负担的农民被强制征兵，强制征粮，并且失去了传统的村社共同体，以及天主教的安慰。人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被从自己所了解并且生活了一辈子的世界中抛离。
法国大革命常因其血腥为后人诟病，一些统治者也试图借此建立人民对革命的恐惧。不过，这血腥有夸大成分。与后来出现的右翼极权法西斯与左翼极权主义国家不同，法国大革命只致力于消灭政治反对派，并未对某个阶级或某个种族进行系统镇压和毁灭。据帕尔默估计，法国大革命中镇压的人合计约4万（当时法国人口约2400万），其中6%为教士，8%为贵族，14%为资产阶级，不少于70%则是农民和工人（几乎所有的革命中，牺牲最多的都是底层人民，一是因为他们基数最大，二是因为牺牲他们的成本最低）。而据斯蒂芬·平克的著作《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在20世纪，政府制造的本国国民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8亿左右，其中极权国家为1.38亿，威权国家为0.28亿；民主国家为200万。
穿过充满争议的血路，法国大革命最终消灭了盘根错节的特权——君主专制、教会特权、贵族特权和封建残余，建立起一个私有财产的经济制度（大革命从未建立公有制，即使是臭名昭著的公安委员会，也倡导自由经济，维护建立在私有产权之上的社会秩序。没收教士财产只是革命初期的一项政治举动，其意旨是打击作为政治势力的教会，并非为动员农民而“打教士，分田地”）和一个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阿克顿称，《人权宣言》的“分量超过所有的图书馆，强于拿破仑的全部军队”，但又说它“不是卓越心智的产物”，因为它将自由作为出发点而不是目标，这就导致其原则过于抽象而不切实际。例如制宪会议的宪法将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使投票者和被选举人被限制在富裕阶层）。二者都是西方议会民主的本质特征。大革命也将人权理念、政治参与、民主政府等新观念传播开来，它们至今仍是现代文明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思想资源。
不无遗憾的是，在大革命随后的60年里，对平等的追求压倒了对自由的追求，法国长期处于动荡局面，断头台矗立，军事强人崛起，政变此起彼伏。在1871年后，始迎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基本建立起稳定的现代民主共和政体。法国大革命为了未来粉碎过去，作为代价的是，它部分失去了现在。 【托克维尔的三个论断】
托克维尔是少数发现法国革命中平等与自由的悖论的先知之一。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贯穿着对传统的珍视与对自由的热爱。这部著作并未描绘革命全貌，结构略显松散，事实层面的证据也不足，但富含洞见，洋溢着古典著作的天才气息。他有时运用社会学手段，有时利用史学方法，有时应用文学修辞，更多时候是政治哲学分析，泉涌而出，随心所欲，就像好的乐器在任何时候都对得上任何音调一样。
托克维尔为贵族阶层的衰亡而忧伤。他认为，失去贵族，国家就失去了一个必要的精髓，自由就遭到了永远也治愈不了的创伤。但与另两个激烈攻击法国革命的保守主义者爱德蒙·柏克和德·迈斯特不同（前者称大革命犹如对活人的碎尸，后者称大革命拥有恶魔性质），他对早期法国大革命是基本认同乃至推崇的。他说，革命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借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时尚”。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更鼓励人们行动，“我倾向于相信人们所称之为不可替代的政体，常常不过是人们所习惯的政体，而且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能有所作为的空间，远比生活在每个社会的人们所想象的要宽广得多”。他还说，“我最为后代担心的，并不是革命”，而是“人们会走到这一步，把一切社会进步都视为迈向革命的第一步，结果因害怕被卷走而完全拒绝移动”。
托克维尔希望历史被理解，而不是取消历史，《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一部试图理解历史的著作。不过，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三个论断，也许并非其精华所在。第一个论断是，革命者利用旧制度的瓦砾建设新社会的大厦。这个论断的主要依据是大革命前的法国已是中央集权，而大革命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权。然而，建立在传统特权之上的集权政治，与建立在大众民主上的集权政治，危害或有相似，本质毕竟不同，集权程度也迥异。路易十六要是能达到革命政府的全国动员能力，他就不会走上断头台。此外，不论法国大革命如何变形，立宪平权始终是其核心精神，这从旧制度的废墟中很难找到建筑材料。
第二个论断更加出名，也为当代一些人津津乐道，那就是革命往往不是在衰败时期而是在繁荣时期爆发，往往出现在一个不是那么坏的政府开始改革之际。这其实只是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特定判断（而且未必精准，斯考切波指出，在1730～1780年的法国，由于四十多年的好天气、良好的国内秩序和人口增长，确实有个繁荣时期，但传统农业生产结构不可能一直维系经济增长，在大革命前夕，法国已陷入经济危机，出现饥荒与物价暴涨），而非对革命的普遍推论。衰败时期同样可能甚至更可能爆发革命，比如“天下苦秦久矣”；不那么坏的政府开始改革，也未必一定导致毁灭式的革命，比如蒋经国治下的台湾。
第三个论断则是建基于抽象原则的文人政治导致庞大的革命。由于缺乏政治自由，这些论政的文人缺乏实际政治经验，习惯以空洞理念的极端推演来制造舆论，要求全盘摧毁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托克维尔不无愤怒地说，“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这论调与当代的“清谈误国”有些类似。但误国的永远是执政者，怎么可能是既无军队又无征税手段的书生？执政者清谈，可能误国；文人清谈，那是他们的言论自由。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语言，使受过教育的人们可以利用理性、人权和进步等概念来反对各种不合理的特权与专制。这一切显然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文人政治存在托克维尔指出的种种弊端，但它也剥去了君主、教会和等级制度曾拥有的神圣光环；文学化的时政评论有缺陷，却也是形势使然。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政府的种种罪恶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当反对派的政党首领阙如，反对派的文人就提笔走到台前。
托克维尔著作的真正精义所在，是抨击全能国家，珍视传统与信仰的价值，重视民间团体和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合，热爱与推崇自由。
他说，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机构，全能国家直接面对个人，而这些个人之间又早已失去互动与联合。全能政府的代价是，它将为一切绩效负责——如果大国崛起，那么光荣属于它；一旦出现经济、政治或社会危机，人们也会将一切责任，就连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它，从而导致后者陷入合法性危机，乃至被颠覆。在危机时刻，中央政府因孤立而恐惧，想恢复被它摧毁了的那些有影响力的个人或政治团体，却发现无人响应，因为这些人或团体早已被政府一手扼杀。当社会再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那么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
暴政使人与人彼此相似，对别人的命运无动于衷，只有政治自由才能在公民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多处正面论述了结社自由，将它视为仅次于个人活动自由的最重要的自由，“结社权是基本人权，破坏结社权就会损害社会本身；结社自由是反对专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结社可能会带来暂时的政治不稳定，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稳定”。
包括个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在内的政治自由必须被引入政治制度，不论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否则只能通向专制。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在欧洲所有国家中集权程度最高，政治自由最少，凝固在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传统机构里。统治者之所以被颠覆，主要是因为其坏的统治本身。只有结束中央集权和行政专制才能有稳定的政治制度和个人自由。不过，光有选举、政党、议会等一套自由的机器是不够的，人们还应当对独立具有浓厚兴趣，对政权具有反抗精神。为了捍卫民主社会里的自由，人们应当有自由感，并爱好自由。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关于自由的段落是最美妙的部分。一谈到自由，托克维尔就像童话中的公主，如果不掉落宝石她就不会开口，譬如这段：“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近来国内掀起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风潮，一些人认为，这书饱含对旧制度的情感，对革命的厌倦，可以化解人们的革命冲动。这未免郢书燕说。托克维尔说过，“一个时代永远不会与另一个时代相吻合。强行将旧画嵌入新框，效果总是很糟糕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评论的主要是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而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30年内已经完成大革命，如今乃是处于大革命之后而非大革命之前。
托克维尔叹息大革命在摧毁旧制度的同时，也摧毁了与之相应的一整套的信仰、思想、感情、习俗、道德、地方共同体，等于强行从社会的躯体上摘除器官，必然导致可怕的动乱。然而，中国社会旧有的信仰、思想、感情、习俗、道德、地方共同体，在1949年之后的30年内几乎全部被革命摧毁了。与之同时消失的，还有类似于法国贵族阶级的中国士绅阶层。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政权，与人们传统的信仰、思想、感情、习俗、道德、地方共同体并无太大关系，既不是这些东西的根，也不是这些东西的产物，那么政权变革的时候，是否可能只进行相对温和的政治革命，而无须伴随着充满痛苦与风暴的全面社会革命？
1848年1月27日，托克维尔在议会发表演说：“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空气中有一种革命的风暴？人们不知道这阵风暴产生于何方，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它将卷走何物。在这样的时刻，面对着公共道德堕落，你们却保持沉默。”在演说末尾，他说：“我们正坐在火山口。”听众不以为然，抱以大笑，就连他本人，也怀疑自己的预言是否会成为现实。但不到一个月，预言被验证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